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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大报纸都登出了来自日内瓦的报道：“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相也都相似”
莫洛托夫指着美国人的鼻子很自豪他说：“如果你认为我们很难对付，那么你等着对付周恩来吧。那时你才会懂什么叫难对付！”
段苏权将军说：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承认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且，老挝人民有了自己的军队，有了包括桑怒和丰沙里两省的集结区，并得到了日内瓦协议法律上的承认。老挝伊沙拉阵线（即爱国战线）的威望和声誉在全国全世界得到提高和扩大，这一切辉煌的胜利，为老挝人民以后反对美国新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和老挝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4年1月，苏联在苏、美、法、英四国外长柏林会议上提议召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以缓和亚洲紧张局势。英法都倾向同意，美国被迫放弃反对态度。
2月18日，柏林会议闭幕。井发表公报：建议由苏联、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及有关国家于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主要议题是两个：关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及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3月3日，我中央人民政府答复苏联政府，同意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张闻天、王稼样、李克农为代表，加上各方面工作人员，大约近200人，是一个庞大的政府代表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能人专家都有。正如周恩来所言：“各个角色都得齐全，成龙配套。”
准备工作是非常细致全面的，甚至穿上“服装”进行“预演”和“彩排”
服装是由代表团秘书长伍修权将军提议统一研究确定的。伍修权将军说：“中国代表团成员的服装一定要庄重、严肃、统一。”于是，经研究选择了一种黑色面料，为每个代表团成员做了一套中山装。后来，当中国代表团穿着这套黑色中山装在日内瓦开展活动时，所到之处，路边经常有人原地立定，恭敬地向代表团脱帽致敬。开始代表们不知其所以然，后来才弄清，在瑞士，牧师是穿黑衣服的。庄重、严肃。很多人把中国代表团员误认为是传教来的牧师了。
说“传教”也可以，我们宣传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是毛泽东思想。
预演和彩排更精彩。比如，黄华是代表团发言人。出发前，在外交部礼堂三次举行“记者招待会”进行演习。集中懂英语的新华社记者扮演外国各通讯社记者，尽其所能提出各种问题刁难这位发言人。这些“外国记者”也毫不客气。
挑衅性的、侮辱诽谤性的。威胁恫吓的“据理”质问的。
五花八门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提出。黄华面对这些“敌对势力”从容镇定，一一给予回答、解释或是反驳。几经“较量”不但锻炼出镇定、从容。大度的气质，锻炼出机敏的应变能力，而且更加熟悉了全部形势及我们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有了这种充分准备，当同恩来率领代表团在日内瓦走下飞机时，那整齐威武的队伍立刻引起轰动，各国记者争抢着拥上去拍照。世界各大报都刊登出了来自日内瓦的报道：“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子提箱也都相似”有了这种充分准备，当黄华和另一名发言人龚澎同志每次会议之后去新闻中心发布消息时，总是能够对答如流地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各种质疑。尽管遇到许多歪曲事实的挑衅和刁难，但都非常出色地给予了驳斥，引起记者们的普遍赞叹。就连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出色的”年轻优秀的”发言人。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苏同盟，周恩来的主要盟友是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同志。中方俄文翻译李越然是这样回忆他们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我的感觉，莫洛托夫与周恩来具有同样的坚定性。
有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的精神。他们都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他们都具备了处理复杂政治问题所必须具备的魄力：直觉和适时地做出决断的能力。
在会议进行的前一段，经常是莫洛托夫介绍情况，谈国际斗争中的各种外交策略，周恩来认真听龋并时时提出一些问题。莫洛托夫对一些资产阶级外交家们的背景、履历、禀性。以及优点和弱点了解得多，对一些人可以说是相当熟悉。他的介绍对周恩来无疑是重要的。
然而，周恩来显然比莫洛托夫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斗争艺术性。他的这一特长，在会议的后半截，就是解决印度支那的问题斗争中，得到充分发挥和证明。
印度支那问题比朝鲜问题还要复杂。当事国不止一个越南，还有老挝和柬埔寨，不但有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的法国，还有阻挠达成任何协议的美国。
当谈判陷入僵局时，周恩来的军事参谋雷英夫曾提过意见：“不打下奠边府，一切无从谈起。”
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打得不顺利，武元甲将军有些信心不足，说：”损失太严重了”“我们的精锐部队几乎全搭进去了。”
难怪奠边府战役难打。在美国支援下，法国殖民主义者在奠边府集结了21个营和10多个连队的重兵、并且修筑起碉堡林立的集团阵地，吹嘘奠边府是一艘不可摧毁的“山林中的航空母舰”
拿下奠边府的决心下定之后，中国由彭德怀将军直接负责支援越南的组织工作，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设法将重炮和火箭炮帮助越南人民军运送上前线，投入奠边府战斗。
中国井派出韦国清将军亲临前线参与指挥作战，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正式开始的前一天，终于取得了奠边府大捷。
奠边府大捷是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终能达成协议的关键性一步。此前，越南保大政府的代表曾在会议上指着范文同的鼻子大骂：“你们的政府在哪里？你们不过是影子政府！”
拿下奠边府，他们立刻蔫了，再也骂下出口了。进会场时连头都抬不起来了，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却从此扬眉吐气起来。
段苏权率工作组进驻老挝桑怒时，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陈远飞曾在祝酒时讲过这样一段话：“韦国清将军曾经指挥奠边府战役，取得了最后结束法帝国主义统治越南的奠边府大捷。我们今天用奠边府牌酒来把待中国同志，表明我们对中国的援助是不会忘记的。中国同志今天又来到抗美第一线，帮助我们进行第二个‘奠边府’战役。为此，谨向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衷心感谢。”
奠边府大捷使日内瓦会议的谈判有了基础，但是问题复杂，谈判一个月仍然达不成协议。
西哈努克亲王在他的善于谋划的宾努首相的辅佐下，提出一项结束印支战争的方案。方案中很重要的一条内容是：不但在越南的法国武装部队和一切作战军事人员必须撤出，而且进入柬埔寨和老挝的其他国家或半岛其他地区的各种性质的战斗单位也必须全部撤出，凡不是在柬埔寨出生的柬埔寨人都应撤出柬埔寨。
周恩来立刻看出其中的合理性、有利于达成协议，结束印支战争。可是越南不愿接受这一方案。由于历史上，柬埔寨始终是越南和泰国互相争夺的对象；由于越、老、柬三国的抗法武装力量在现代一直是并肩战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越南坚持这是三个民族的团结互助，不愿将部队撤出老挝和柬埔寨。
周恩来向胡志明及其他越南同志作了大量的工作，说服他们认识到束埔寨提案中的合理部分。并以此为内容同法国新政府接触。由于法国在奠边府的惨败，拉尼埃政府倒台，新总理是孟戴斯弗朗斯。弗朗斯听了周恩来的意见后，很激动，不惜把他的政治生涯作孤注一掷，向议会赌咒发誓说：如果7月20日之前达不成协议，我就辞去总理职务。
西哈努克首先想的不是弗朗斯的发誓，他想的是柬埔寨主权。他坚持不签署任何限制其国家主权的协议。
莫洛托夫出于固有立场，对于中立国家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估计不足，未能表现出相应的灵活性；对西哈努克所提方案缺乏及时的支持，并对柬埔寨提案的目的抱有很大疑虑。
“协议必须包括禁止柬埔寨同其他国家缔结军事同盟条约的内容，柬埔寨不得允许外国在它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莫洛托夫警告说：”还应该规定，柬埔寨不能向外国要求军事援助。”
莫洛托夫担心柬埔寨变成美国的侵略基地，西哈努克却关心着国家主权。他表示：这不是限制和干涉柬埔寨的国家主权吗？柬埔寨可以单方面作出保证，它将恪守中立，它的军队不超过一定的编制。但是，柬埔寨不签署任何有损其国家主权的协议。
周恩来对双方的意见和想法都是十分了解的。他多次跟莫洛托夫交换意见，做了大量工作。终于说服莫洛托夫将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区分开，同意西哈努克亲王意见中的合理部分，为最终达成协议迈出了重要一步。
周恩来还在休会期间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处理国家关系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日内瓦协议在7月21日凌晨3时42分签订，但签字日期却按弗朗斯向议会保证的期限倒填为7月20日。
是啊，总不能因为3小时42分就让一位堂堂的法国总理丢掉政治生命。
日内瓦会议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的斗争对象是美国的杜勒斯，周恩来的谈判对手主要也是美国的杜勒斯。
杜勒斯是美国资产阶级的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
他把和平演变“寄希望于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的言论。
当时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
他不像有些年轻人想象的那么面目狰狞，他总是保持着一种政治活动家的庄重严谨。仔细看，你会发现他面色苍白疲倦，神情阴沉忧郁，戴一副夹鼻镜，两眼更显得深不可测。
会议上有人叫他“雷管”倒不仅是说这个人物危险，那里有双重含意——他威胁别人，他自己也岌岌可危。因为他患了癌症，刚做过手术，胃里放了一支“镭管”这使杜勒斯的赫赫大名又增加了一层阴森的色彩。他手术后便拖着虚弱的身体到朝鲜三八线上去视察，视察过前线又“风尘仆仆”赶到日内瓦，他力他的资产阶级信仰奋斗，同样表现出“忘我”和“献身”的精神。
在日内瓦，没有一个人见过壮勒斯笑。他笑不出来。那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子都不好过。面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洪流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在世界范围内步步退缩，特别是朝鲜战争，美国人和美国所操纵的联合国军伤亡惨重。立国以来，美国第一次屈辱地在失败的协议书上签字。而且，被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所激昂起来的士气和信心。在朝鲜被中国人打得一落干丈。单此一点。
杜勒斯与中国及其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是不共戴天的。
但是，杜勒斯绝不是那种大呼大骂歇斯底里式的狂人或捋胳膊卷袖子，像赫鲁晓夫那样用皮鞋敲联合国桌椅的粗鲁人。他沉默寡言，阴沉沉地走路，阴沉沉地坐到会议室中。
他是个“思考型”人物，不善演说，发言讲话不流利，穿一身死板的西服，紧绷着面孔读他精心推敲过的发言稿，表明观点态度便登上他那辆大型福特车，命令司机回去。总之，他是一下汽车便低着头往会议室里走，一散会便低着头往汽车里钻，不理睬记者，也不向任何观众招呼或讲演。
杜勒斯反共、敌视新中国达到疯狂地步。他亲口下令：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握... -->>
世界各大报纸都登出了来自日内瓦的报道：“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相也都相似”
莫洛托夫指着美国人的鼻子很自豪他说：“如果你认为我们很难对付，那么你等着对付周恩来吧。那时你才会懂什么叫难对付！”
段苏权将军说：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承认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且，老挝人民有了自己的军队，有了包括桑怒和丰沙里两省的集结区，并得到了日内瓦协议法律上的承认。老挝伊沙拉阵线（即爱国战线）的威望和声誉在全国全世界得到提高和扩大，这一切辉煌的胜利，为老挝人民以后反对美国新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和老挝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4年1月，苏联在苏、美、法、英四国外长柏林会议上提议召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以缓和亚洲紧张局势。英法都倾向同意，美国被迫放弃反对态度。
2月18日，柏林会议闭幕。井发表公报：建议由苏联、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及有关国家于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主要议题是两个：关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及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3月3日，我中央人民政府答复苏联政府，同意派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张闻天、王稼样、李克农为代表，加上各方面工作人员，大约近200人，是一个庞大的政府代表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能人专家都有。正如周恩来所言：“各个角色都得齐全，成龙配套。”
准备工作是非常细致全面的，甚至穿上“服装”进行“预演”和“彩排”
服装是由代表团秘书长伍修权将军提议统一研究确定的。伍修权将军说：“中国代表团成员的服装一定要庄重、严肃、统一。”于是，经研究选择了一种黑色面料，为每个代表团成员做了一套中山装。后来，当中国代表团穿着这套黑色中山装在日内瓦开展活动时，所到之处，路边经常有人原地立定，恭敬地向代表团脱帽致敬。开始代表们不知其所以然，后来才弄清，在瑞士，牧师是穿黑衣服的。庄重、严肃。很多人把中国代表团员误认为是传教来的牧师了。
说“传教”也可以，我们宣传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是毛泽东思想。
预演和彩排更精彩。比如，黄华是代表团发言人。出发前，在外交部礼堂三次举行“记者招待会”进行演习。集中懂英语的新华社记者扮演外国各通讯社记者，尽其所能提出各种问题刁难这位发言人。这些“外国记者”也毫不客气。
挑衅性的、侮辱诽谤性的。威胁恫吓的“据理”质问的。
五花八门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提出。黄华面对这些“敌对势力”从容镇定，一一给予回答、解释或是反驳。几经“较量”不但锻炼出镇定、从容。大度的气质，锻炼出机敏的应变能力，而且更加熟悉了全部形势及我们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有了这种充分准备，当同恩来率领代表团在日内瓦走下飞机时，那整齐威武的队伍立刻引起轰动，各国记者争抢着拥上去拍照。世界各大报都刊登出了来自日内瓦的报道：“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子提箱也都相似”有了这种充分准备，当黄华和另一名发言人龚澎同志每次会议之后去新闻中心发布消息时，总是能够对答如流地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各种质疑。尽管遇到许多歪曲事实的挑衅和刁难，但都非常出色地给予了驳斥，引起记者们的普遍赞叹。就连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出色的”年轻优秀的”发言人。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苏同盟，周恩来的主要盟友是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同志。中方俄文翻译李越然是这样回忆他们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我的感觉，莫洛托夫与周恩来具有同样的坚定性。
有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的精神。他们都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他们都具备了处理复杂政治问题所必须具备的魄力：直觉和适时地做出决断的能力。
在会议进行的前一段，经常是莫洛托夫介绍情况，谈国际斗争中的各种外交策略，周恩来认真听龋并时时提出一些问题。莫洛托夫对一些资产阶级外交家们的背景、履历、禀性。以及优点和弱点了解得多，对一些人可以说是相当熟悉。他的介绍对周恩来无疑是重要的。
然而，周恩来显然比莫洛托夫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斗争艺术性。他的这一特长，在会议的后半截，就是解决印度支那的问题斗争中，得到充分发挥和证明。
印度支那问题比朝鲜问题还要复杂。当事国不止一个越南，还有老挝和柬埔寨，不但有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的法国，还有阻挠达成任何协议的美国。
当谈判陷入僵局时，周恩来的军事参谋雷英夫曾提过意见：“不打下奠边府，一切无从谈起。”
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打得不顺利，武元甲将军有些信心不足，说：”损失太严重了”“我们的精锐部队几乎全搭进去了。”
难怪奠边府战役难打。在美国支援下，法国殖民主义者在奠边府集结了21个营和10多个连队的重兵、并且修筑起碉堡林立的集团阵地，吹嘘奠边府是一艘不可摧毁的“山林中的航空母舰”
拿下奠边府的决心下定之后，中国由彭德怀将军直接负责支援越南的组织工作，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设法将重炮和火箭炮帮助越南人民军运送上前线，投入奠边府战斗。
中国井派出韦国清将军亲临前线参与指挥作战，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正式开始的前一天，终于取得了奠边府大捷。
奠边府大捷是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终能达成协议的关键性一步。此前，越南保大政府的代表曾在会议上指着范文同的鼻子大骂：“你们的政府在哪里？你们不过是影子政府！”
拿下奠边府，他们立刻蔫了，再也骂下出口了。进会场时连头都抬不起来了，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却从此扬眉吐气起来。
段苏权率工作组进驻老挝桑怒时，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陈远飞曾在祝酒时讲过这样一段话：“韦国清将军曾经指挥奠边府战役，取得了最后结束法帝国主义统治越南的奠边府大捷。我们今天用奠边府牌酒来把待中国同志，表明我们对中国的援助是不会忘记的。中国同志今天又来到抗美第一线，帮助我们进行第二个‘奠边府’战役。为此，谨向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衷心感谢。”
奠边府大捷使日内瓦会议的谈判有了基础，但是问题复杂，谈判一个月仍然达不成协议。
西哈努克亲王在他的善于谋划的宾努首相的辅佐下，提出一项结束印支战争的方案。方案中很重要的一条内容是：不但在越南的法国武装部队和一切作战军事人员必须撤出，而且进入柬埔寨和老挝的其他国家或半岛其他地区的各种性质的战斗单位也必须全部撤出，凡不是在柬埔寨出生的柬埔寨人都应撤出柬埔寨。
周恩来立刻看出其中的合理性、有利于达成协议，结束印支战争。可是越南不愿接受这一方案。由于历史上，柬埔寨始终是越南和泰国互相争夺的对象；由于越、老、柬三国的抗法武装力量在现代一直是并肩战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越南坚持这是三个民族的团结互助，不愿将部队撤出老挝和柬埔寨。
周恩来向胡志明及其他越南同志作了大量的工作，说服他们认识到束埔寨提案中的合理部分。并以此为内容同法国新政府接触。由于法国在奠边府的惨败，拉尼埃政府倒台，新总理是孟戴斯弗朗斯。弗朗斯听了周恩来的意见后，很激动，不惜把他的政治生涯作孤注一掷，向议会赌咒发誓说：如果7月20日之前达不成协议，我就辞去总理职务。
西哈努克首先想的不是弗朗斯的发誓，他想的是柬埔寨主权。他坚持不签署任何限制其国家主权的协议。
莫洛托夫出于固有立场，对于中立国家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估计不足，未能表现出相应的灵活性；对西哈努克所提方案缺乏及时的支持，并对柬埔寨提案的目的抱有很大疑虑。
“协议必须包括禁止柬埔寨同其他国家缔结军事同盟条约的内容，柬埔寨不得允许外国在它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莫洛托夫警告说：”还应该规定，柬埔寨不能向外国要求军事援助。”
莫洛托夫担心柬埔寨变成美国的侵略基地，西哈努克却关心着国家主权。他表示：这不是限制和干涉柬埔寨的国家主权吗？柬埔寨可以单方面作出保证，它将恪守中立，它的军队不超过一定的编制。但是，柬埔寨不签署任何有损其国家主权的协议。
周恩来对双方的意见和想法都是十分了解的。他多次跟莫洛托夫交换意见，做了大量工作。终于说服莫洛托夫将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区分开，同意西哈努克亲王意见中的合理部分，为最终达成协议迈出了重要一步。
周恩来还在休会期间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处理国家关系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日内瓦协议在7月21日凌晨3时42分签订，但签字日期却按弗朗斯向议会保证的期限倒填为7月20日。
是啊，总不能因为3小时42分就让一位堂堂的法国总理丢掉政治生命。
日内瓦会议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的斗争对象是美国的杜勒斯，周恩来的谈判对手主要也是美国的杜勒斯。
杜勒斯是美国资产阶级的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
他把和平演变“寄希望于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的言论。
当时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
他不像有些年轻人想象的那么面目狰狞，他总是保持着一种政治活动家的庄重严谨。仔细看，你会发现他面色苍白疲倦，神情阴沉忧郁，戴一副夹鼻镜，两眼更显得深不可测。
会议上有人叫他“雷管”倒不仅是说这个人物危险，那里有双重含意——他威胁别人，他自己也岌岌可危。因为他患了癌症，刚做过手术，胃里放了一支“镭管”这使杜勒斯的赫赫大名又增加了一层阴森的色彩。他手术后便拖着虚弱的身体到朝鲜三八线上去视察，视察过前线又“风尘仆仆”赶到日内瓦，他力他的资产阶级信仰奋斗，同样表现出“忘我”和“献身”的精神。
在日内瓦，没有一个人见过壮勒斯笑。他笑不出来。那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子都不好过。面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洪流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在世界范围内步步退缩，特别是朝鲜战争，美国人和美国所操纵的联合国军伤亡惨重。立国以来，美国第一次屈辱地在失败的协议书上签字。而且，被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所激昂起来的士气和信心。在朝鲜被中国人打得一落干丈。单此一点。
杜勒斯与中国及其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是不共戴天的。
但是，杜勒斯绝不是那种大呼大骂歇斯底里式的狂人或捋胳膊卷袖子，像赫鲁晓夫那样用皮鞋敲联合国桌椅的粗鲁人。他沉默寡言，阴沉沉地走路，阴沉沉地坐到会议室中。
他是个“思考型”人物，不善演说，发言讲话不流利，穿一身死板的西服，紧绷着面孔读他精心推敲过的发言稿，表明观点态度便登上他那辆大型福特车，命令司机回去。总之，他是一下汽车便低着头往会议室里走，一散会便低着头往汽车里钻，不理睬记者，也不向任何观众招呼或讲演。
杜勒斯反共、敌视新中国达到疯狂地步。他亲口下令：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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