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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家里弄来双毛竹筷子,一长一短一粗一细,不配套。我不安地将筷子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使用一边说:“不错。用着很好。象牙筷子太重,还是竹筷子好。”

    饭后,毛泽东开始办公。我替他沏好一杯龙井茶,又将两支烟掰作四截,插入烟嘴。

    毛泽东剧坐下,忽然想起什么,右手抬起来,由里向外轻轻一样:“你去吧,上课去。”

    我心里一阵热。毛泽东这几天正忙,仍然没忘记我们上课的事!

    那是1954年,毛泽东把叶子龙和李银桥叫去,提议办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他说: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建设不好社会主义。我身边的人文化程度都太低,不学习不行。教育不普及,文化不提高,国家就富强不起来。他让李银桥从他工资中拿钱,由张管理员买来书包。笔墨、字典。作业本和课本,给负责他的警卫工作的一中队和我们一组的卫士每人一套,并且以他的名义请来老师为我们上课。从1954年到1957年,我们都达到了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

    现在是我值正班,怎么好离开主席?我说:“现在我值班。不去了。回头可以找人补。”毛泽东说:“你去吧,把暖瓶放这里就行。你们年轻,不要把年轻的时间荒废掉。”

    还能说什么呢?毛泽东极着重学习,他要求我们的事情他自己总是首先做到。那么大年纪,为接见外宾需要,仍坚持学英语。他湖南口音重,普通话都讲不好,学英语更困难。英文版的(北京周报)他每期必读,一定要读出声,请老师帮助纠正口音。反复练习。我劝他:“休息吧?他总说:“学一点总比不学好。

    上课回来,我径直赶到毛泽东卧室。主席办公有时在书房。有时就在卧室。

    第一件事就是给主席倒烟灰缸、换茶水。

    毛泽东抬起头,随即伸出左手:“拿来我看看吧?”

    毛泽东经常检查我的作业本。我早有准备,忙将本子递过去。毛主席先看了分数,喜形于色:“嗯,好。又进步了。”

    我也高兴,面有得意之色。作业本上,老师用红笔给我打了一个大大的“5”

    可是,毛泽东还在看我的作业,看得很仔细。笑容渐渐消失“嘿”了一声说:“你们那个老师也是马大哈呀。”

    我紧张了,把脸凑过去看。那是我默写的白居易的诗卖炭翁。毛泽东用手指甲在其中一行的下边划道:“这句怎么念严

    “心忧炭贱愿天寒。

    “你写的是忧吗?哪里伸出来一只手?你写的是扰,扰乱的扰。怪不得炭贱卖不出价钱,有你扰乱么。”

    我脸红了,抓挠头皮窘笑。

    “这句怎么念?

    “晓驾炭车碾冰辙。”

    “这是辙吗?到处插手,炭还没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这是撤退的撤。”毛泽东抓起笔给我改作业“虚有5分,名不副实。”

    于是,我的5名变成了3分。

    机关业余学校有五位老师,其实我还有第六位老师,就是毛泽东。那五位老师每人只教我一门功课,毛泽东哪门功课都教过我。从查字典、四则运算,到地理。历史。时事,他老人家都为我花了很大心血。即使平日里写家信,也常帮我改正锗别字。那个“的。地。得”的用法,毛泽东就给我讲过不止三遍。

    这次来杭州,毛泽东住在刘庄宾馆。据说这里又叫水竹居,原为晚清刘学询别墅。背山濒水,环境幽静。1954年以来经过著名建筑师精心设计改建之后,梦香阁。望山楼、湖山春晓诸楼台水树,尤具东方园林特色,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

    平日,老人家常询问我爸爸妈妈怎样?问我给家里写信没有?这次来杭州,毛泽东便说:“小封啊,你回家看看吧。”他专门委托罗秘书买了东西陪我去探望父母。

    从父母那里回来,我立刻赶去主席休息的房间。因为又轮我值班了。何况,今天是1958年6月30日,明天是党的生日。毛泽东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今晚应该劝他睡一觉。

    毛泽东坐一张藤椅,正在看报。我轻步走近,那是当天的人民日报。

    “主席,我回来了。”

    “晤。爸爸妈妈都好吧?”

    “都很好。他们”

    我没有讲下去。因为毛泽东只瞟了我一眼便又将目光转向报纸。他的神色告诉我,他正在思考,全部精力都聚集在那张报纸上,嘴唇嚅动着,像是念念有词。听不出念什么,是一串串绵长而抑扬顿挫的哼哼声,头也不时轻晃几下。工夫大了,我便有些困惑。主席虽然用两手张开报纸,目光却并未在上面流连。淡漠的目光始终对着一个位置。莫非出了什么大事?我悄悄望报。张开的两版,既没有套红,又没有大块黑体字,似乎全是一些“豆腐块”

    然而,那报纸肯定有名堂。毛泽东将报纸精心折两折,起身踱到窗前,停步深吸一口气,又踱回桌旁在椅子上坐下,抬起手中的报纸看,很快又站起来走到床边,躺下去,上身靠着靠枕。眼望天花板。接着又站起来踱步

    他显出激动,且时时宽慰地舒口长气。

    他回到床上,半躺半坐,斜靠着靠枕。他又拿起那张报纸看,头也不抬说:“你把笔和纸拿来。

    毛泽东有躺在床上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我拿了一张白纸一支铅笔交给他。他将报纸垫在白纸下边,鼻子里唱歌似地哼哼两声,便落下笔去。不曾写得四五个字,立刻涂掉。摇晃着头又哼,哼过又落笔。

    我从来不曾见主席这种办公法,大为诧异,却无论如何听不出他哼什么。

    就这样,毛泽东写了涂,涂了哼,哼过又写。涂涂写写,哼来哼去,精神头越来越大。终于,我听清这样两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莫非是做诗?我仍然不敢肯定。

    毛泽东忽然欠起身,用手拍拍身后的靠枕。长期生活在主席身边,我已善解他的意图,忙过去抱被子,将他的靠枕垫高些。扶他重新躺好。于是,我看清了那张涂抹成一回的纸。字很草,天书一样看不懂。

    “主席,你哼哼啥呀?天快亮了,明天你还要开会呢。“我借机提醒老人家。

    “睡不着呀。毛泽东撤开稿纸,指点下面的报纸:“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不容易啊!如果全国农村都消灭了血吸虫,那该多好呀。

    我低下头去看,那条消息是很小一块”豆腐块”就是这样一块“小豆腐”主席也没丢掉。看到了,激动了,睡不着觉,做诗了!

    毛泽东继续哼了写,写了涂,涂了又哼,哼过又写。折腾有两个多小时,轻轻一拍大腿,说:“小封哪.你听听怎么样?——绿水青山在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说实话,这两首七律诗放我面前读十遍,没有注解我也未必能说出多少道道儿。但是,我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美感。“日行八万里”、“遥看一千河”、“红雨随心”、“青山着意”、“天连五岭”、“地动三河”这样的句子,经主席那湖南口音抑扬顿挫地诵出,竟然使我着迷。朦胧中像在听一首美妙动人的抒情曲,而像漫游在神秘的童话世界中。我真心诚意他说:“真好。大好了!”

    毛泽东望住我:“什么地方好?”

    我张了张嘴;说:“句句都好。”

    “那你明白意思吗?

    “我反正我听着就是好。”

    “告诉你吧,是我们的人民真好。太好了。

    我说:“人民好,诗也好。

    “嗯。”毛泽东欣然下床,转转腰,晃晃头,做几个扩胸动作,然后上厕所。

    我说:“主席睡觉吧?下午还要开会呢。”

    毛泽东不语,眼睛闪闪发亮,在房间里走了走,走到窗前。哗啦!拉开了窗帘。一边朝外张望,一边自言自语:“天是亮了么?亮了!

    我也朝外望。东方的天际,火红的朝霞像山一般踊跃,浪一般翻腾。

    毛泽东没有睡,走到办公桌旁,抓起毛笔,蘸了墨又写那二首诗,并且再修改一番。说:“你去把秘书叫来。”

    我叫来秘书。毛泽东交代:“你把这个拿去誊誊。”

    秘书拿走诗稿。毛泽东重又拿起6月30日人民日报.重又读那条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他一上午又没睡,接着便去参加下午的会议。

    夜深了,韶山宾馆里,毛泽东的卧室仍然亮着灯。

    一般外出视察,主席往往改变上午睡觉,下午和晚上办公的习惯。这天上午他就是七八点钟起来绕村转一圈,转着转着就上了村子对面的小山头。山上有座孤零零的坟。毛泽东在坟前肃立,垂下头去。我们才明白这是老人家父母合葬的坟。

    也许是思念父母?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仍然不能入睡。他靠在被子上吩咐:“小封,你把纸和笔拿来。

    毛泽东又要做诗了。仍然是垫着报纸,用铅笔在白纸上写了涂,涂了写,不时哼哼出声。当哼声停止,凝神默想时,我发现主席眼圈有些红,湿漉漉的。老人家动感情了。我仿佛又看到他手指水塘说:“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塘子里游泳,那时候还没有见过长江。

    毛泽东轻轻合上眼。我看到他的胸脯在微微起伏,里面像有什么东面在咕哝。良久,他掀起眼皮,粗粗地呼口气,继续写,继续涂,继续哼。像上次做诗一样,反复很久。

    “小封哪.我起来吧。”毛泽东望着诗稿说。

    我扶主席下床。老人家在屋里走来走去,小声吟诵:“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戴,黑手高悬霸主鞭”

    这一次,我感觉自己全听懂了。仿佛三十二年的人民革命史,波澜壮阔地从眼前掠过随即又消失,面前只立着凝思默想的毛泽东。

    “主席,该休息了。”我小声说。

    毛泽东抓起毛笔,重新写好诗稿,交秘书拿走后,又服一次安眠药,然后才上床。

    我便替主席按摩两腿。每次睡前按摩,都是主席和我们拉家常的时候。大事小事随便聊,发牢骚骂娘也可以。毛泽东常说:我需要一些这种随便的生活,越随便越好,总把我当主席我受不了。

    “唉,人生易老啊。”毛泽东叹气“你已经不是娃娃了。银桥肚皮都起来了。”

    我扑哧一笑,在小水库游泳时,毛泽东拍打李银桥肚皮说:“你也有肚子了,快朝我看齐了。”为此,李银桥揉着肚皮直犯愁。

    我兑:“人总归是要老的么。银桥不想老,我也不高兴总当娃娃的呀。

    “你自然不高兴总当娃娃,总当娃娃便讨不了老婆了。

    我红了脸低下头。在中南海跳舞时,我认识了战友文工团一位漂亮的女演员,谈一段恋爱,刚吹了。这件事毛泽东全知道。曾多次关心询问。

    “我的卫士不发愁,要有信心么。”毛主席轻轻拍打我的头。

    我说:“不发愁么也不是什么高兴事了。

    毛泽东放低声音,像父亲开导儿子那样慢条斯理对我说:“老婆不是花瓶,不是为了摆着看。讨老婆不能光挑长相,还是找温柔贤惠的好。自己进步,又能支持丈夫进步,那多好啊!家里和和睦睦,出去干工作也有劲。你说呢?”

    我赦颜地闷声不响。

    毛泽东笑了:“当然,挺精神的小伙子么,硬塞给你个麻子当老婆。也是不行的。总要自己看着舒服才好。而且,彼此都要看着舒服。”

    我扑啼笑。毛泽东也笑,笑得很开心。

    毛泽东收住笑,换了一种严肃的口气说:“一定要先看思想,看性格,其次才是长相。思想一致,性格合得来,婚后才会幸福。妻不然的话”老人家稍稍停顿一下,眼神变得黯淡,叹了一声“唉,是要背包袱的。

    我没有做声。听卫士长讲,毛泽东说过江青是他的一个“政治包袱”

    到了合肥,在省委组织的舞会上,我又认识了一位姑娘。看来我是到了该讨老婆的年龄了。跳舞时心里总发热,浑身细胞充血膨胀。精力多得用不完似的。我从前不像这么热情活泼,现在却被一致认为是“活跃分子”很快我便同那位姑娘“谈”上了。她是安徽省话剧团的一位演员。

    我们几名卫士间是无密可保的。小张。小田还有卫士长都很快知道了这件事。

    事情是我自己闹到了主席面前。

    那天,我们和毛泽东一道吹牛聊天。这种时候是无话不说,没大没小的。既可以贫嘴,也可以动手动脚。

    我首先发难:“主席,今天我要打瞌睡你可别怪,要怪怪小田。昨夜里他翻饼子,床板响一夜,吵得我没合眼。”

    毛泽东感情丰富,有时候很容易相信人。见我一本正经,便认真起来问:“是不是娘老子又病了?

    这下子小田可通红了脸。上次在北戴河,他接到家里电报:“母病重速归”当时主席身边人手少,不够用。可是听到这个消息,仍然命秘书从他稿费里支一笔钱,帮助小田回家探母。小田回到家里一看,母亲红光满面干活干得正欢腾。一同,原来是想儿子拍了假电报。主席听到实情后,不但不批评,反而感慨万千:“儿行千里母担忧啊。这回你们该懂了吧?所以说,不孝敬父亲,天理难容。

    田云玉急得两手乱划:“主席,他造谣,造谣”

    我一边笑一边说:“娘老子没病;是西子姑娘病了。那边相思。这边也睡不着。”

    毛泽东随我们一道笑,冲小田说:“好事么,不爱不相思。

    田云王手指头快捅住我鼻子了,叫嚷着说:“我们谈两年了,热了凉,凉了热,至于吗?他才是发高烧呢。主席你还不知道?他来合肥又跳上了一个。”

    “真的吗?”毛泽东望住了我。

    “没错。田云玉抢着说“这么接着人家转,转晕了就甜言蜜语说悄悄话”

    我狼狈透了,周围是一片笑声。

    张仙鹏说:“主席,我作证。小封跳舞跳上个对象,满不错的。”

    我拔腿就逃,却被主席下令,让小田把我抓住拖回来。毛泽东问:“怎么个情况吁?别搞封锁。她叫什么?”

    我有些忸怩。张仙鹏便说出那姑娘姓名,并介绍说:“跟咱们跳舞的那个话剧团演员。

    毛泽东根据张仙鹏的描述回忆一番,望住我说:“小封,你是不是速胜论呀?”

    我摇晃着身子不做声,那姑娘的舞姿总是在眼前晃。

    “这个人好不好呀?她的情况你全了解吗?”毛泽东把身体仰靠到沙发上,接着说:“不要一时头脑发热,要多了解了解。”

    隔天,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夫妇来看望主席。谈过几句话。毛泽东突然指指我说:“我们小封跳舞,认识你们这里活剧团一个演员小x,这个人怎么样啊?”

    曾希圣夫妇互相问询,摇摇头:“不了解。”

    毛泽东说:“你看我们小封,又年轻又机灵,小伙子不错吧?”

    宵希圣夫妇笑着连连点头:“主席身边的人,那还用说吗?”

    毛泽东说:“,怎么样,帮个忙吧?你们本乡本上的,帮助了解了解。

    曾希圣夫妇说:“行。这事就交我们好了。”

    当天晚上,他们就把情况了解来了。对主席说:“哎呀,不大适合。女方比小封岁数大,快大三岁了。”

    “这不算大问题吧?”毛泽东望住我“女大三,抱金砖。何况人家长得年轻。

    我虽然不语,却遗憾地低下头。

    曾希圣夫妇又说:“还没讲完呢。她已经生过小孩,是离过婚的”

    毛泽东又望住我问:“怎么样?小封。给你个拖个油瓶行不行啊?要说心里话。”

    我真难为情,可还是摇了摇头。

    毛泽东笑了,安慰一句:“关系还没确定,还是自愿为原则。”他对曾希圣夫妇说:“我身边几个小伙子都不错的,总想选择个漂亮点的,方方面面满意些的姑娘。这样一来呢,就有点对不住你们那位演员了。

    曾希圣夫妇刚走,毛泽东便捅了我一指头:“懂了吧?失败主义不行,速胜论也不行,看来还得搞点持久战。

    然而,有毛泽东帮忙,我便不曾打持久战。

    上庐山后,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妇来看望主席。谈天中。毛泽东对杨尚奎的爱人说:“水静啊,我身边几个小伙子你都见过了。你那边老表很多么,帮忙找一个吧?”

    水静笑着说:“行啊。就怕你的小伙子看不上,一个个都长得那么精神。”

    “小封,找个老表好不好啊?”毛泽东问。

    不容我张嘴,叶子龙和李银桥已经哄喊起来:“好啊,江西老表好啊。拉一个出色的来谈谈看吧。”

    水静眼珠朝上转着略一思索,说:“你们一八七号楼的小郑好不好?叫郑义修,是省医院的护士。能上庐山服务的,都是选了又选,方方面面都优秀才行。”

    李银桥跟着说:“能在主席身边服务,也是选了又选,方方面面都优秀才行。”

    毛泽东像办完一件大事似的,朝沙发上一靠,把腿伸出去放松,便露出了补丁线袜。满意地说:“小封,就这样吧,接触接触看。”

    于是,我和郑义修同志谈上了。庐山会议开得紧张激烈,我们俩悄悄密密谈得轻松愉快。下山时,彼此已经有些恋恋不舍。

    以后,每逢我陪主席散步聊天,主席总要问问:“小郑给你来信了没有呀?

    “来了。”我把信递给主席,请他看。回信也要请他看,请他修改。毛泽东每次都要认真帮我改错别字,一边改一边说:“要加强学习。写了错别字人家是要看不起的。改过的错字你要记住,下次不能再写错。”

    终于。有那么一封信毛泽东看过以后,笑了。说:“小郑发信号了。你该朝前迈一步了,升升温。这种事还是男的主动些好,姑娘总是要比小伙子顾些面子么。”

    于是,以后写信我便加上了“亲爱的”毛泽东再问我小郑来信没有时,我的脸红了,不自然地掏出信。毛泽东哈哈一笑,手在胸前划一个弧:“不看了,不看了,大局已定,我等着吃你们的喜糖了。

    1961年,北戴河会议期间,我和郑义修同志结婚了。第二天傍晚,我们去看毛泽东。他满面笑容,让我们坐他对面。毛主席望住我爱人问:“小郑,今年多大了?”

    “二十二岁。

    “比小封小三岁。爸爸妈妈干什么?

    “退休了。我们兄弟姐妹都能照料他们。

    “那好么”要孝敬父母。连父母都不断孝敬的人还肯为别人服务吗?当然不会。”

    我悄悄捅小郑,她便起身走近毛泽东,剥一块水果糖:“毛主席,请您吃我们一块喜糖吧?

    “好啊,甜甜蜜蜜。毛泽东把糖含入嘴里,说:“你们结婚后要互相多关心多爱护,和和睦睦,白头到老。

    随后,他和我们合了一张影。

    上午十点多,风停了。阳光很好,但是天气依然冷。我理正衣冠走进毛泽东卧室。

    老人家又是一夜没睡。

    桌子上放着各地来电,特别是安徽。山东,各专区报来了死亡人数。饥饿的“盲流”一股一股在中国大地上游窜。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只有一种求生的本能。寻找一切可以咽进去的东西,咀嚼,吞咽。他们的胃口惊人,仿佛就是一块铜铁也能消化掉,变成热力,来维持一个民族的生存,以求“有朝一日”

    毛泽东躺在他那张过于简朴,但又很适合国情的木板床上。身上搭了三条补丁连缀的毛巾被,倚着靠枕看文件。

    走到床边,我发现他眼神忧郁,目光黯淡,一动不动。他在沉思默想。

    他老了。眼角发散出的皱纹刺得我心疼。头发一根一根悄然变白。半年多来,我帮他按摩时,他脚背和小腿的肌肤失去了弹性,按下去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老人家已经六七个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黄不接的季节,他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粮。常常是一盘子马齿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便能支撑着工作一天。周总理一次次来劝:“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宋庆龄特意从上海赶来,亲自送上门来一同兜螃蟹。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所以收下了螃蟹。然而,宋庆龄一走,毛泽东便将螃蟹转送了警卫战士。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将文件放在身边摆满的书籍上,小声说:“小封啊,我起来吧。”

    我递过去衣服,照顾老人家起床。他穿衣过程中,始终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起来便走到沙发旁,坐下。由于营养不良,他体质下降。思考问题不再走来走去,喜欢坐着。

    我理好床铺,回头望着毛泽东。他面对着我,却并没看我,好像面前是一片荒野。独个儿神情郁郁,忧思重重。

    “主席,我给你煮缸麦片粥吧?

    毛泽东摇头,手朝办公桌上的烟盒指指。我帮他取烟。没有折断,整支递给他。他下意识地在手中揉捏,依然在思考、思考他吸气时没有声响,呼气又粗又重,清晰可闻。我感觉他呼出的气湿漉漉的,他的心在流泪。昨天他拿着报告饿死人的电报,便是这样呼气,手臂轻轻抖。

    嚓,我划燃火柴,毛泽东吸燃烟,深深吸一口。那烟闪耀着往后燃去,一口气几乎燃掉三分之一长。毛泽东身体向后一仰。靠住沙发,憋了很久才吐出。于是,他被一团弥漫的青烟笼罩。

    烟雾中,传出毛泽东的声音:“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下午。我们七个人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没有酒。没有肉,只是油和盐多一些。毛泽东的竹筷子伸向菜盘,不曾夹住菜便又放下了,环顾我们七个人。于是,我们也停住了筷子。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

    我们纷纷点头。

    毛泽东手指叶子龙和李银桥:“你们下去,到山东去,广泛调查研究。”

    叶子龙和李银桥小声答应:“是。主席。

    毛泽东又看看我:“小封啊,你去不去?

    我说:“去。”

    毛泽东点头:“那好,那好。”

    这时,他又环顾我们六人,目光变得严肃犀利:“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老人家显出格外激动痛苦。我想起前年、去年随毛泽东视察各地时的情景。不少头脑发热的负责干部说假话,搞欺骗。毛泽东当时就批过一些人:“你们是放卫星还是放大炮?你们那个十万斤,我当时就讲了不可能。你们还是在报纸上捅出去”

    这一顿饭,毛泽东没吃几口便放下了筷子。他吃不下去。我们也吃不下去,纷纷放了筷子。

    夜里、我用电炉子替毛泽东煮了一大缸麦片粥,劝他喝下。又劝他睡觉。

    “睡不着啊!毛泽东摇头。“全国人民遭灾了,我哪里睡得着啊!”他靠在床上,我帮他按摩失去弹性的腿脚,一边听他讲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大灾荒,听他讲当年红军吃树皮咽草根的斗争生活,听他讲革命的道理和最高理想。

    毛泽东伸出一只手,抚着我后背说:“小封,我不放心哪。他们许多事瞒着我,我出去哪里,他们都能作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我含着泪点头:“主席,我一定说实活。

    毛泽东下床,到办公桌那里坐下,写了一封信。是用铅笔写在宣纸上的。这封信的内容,我大致记忆是这样: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各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1月2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六牛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我们一行六人去了河南信阳。走前,毛泽东同我们集体合影。半年后我们回来汇报了真实情况:大办食堂并不好。之后,我们又去江西劳动半年。到江西时。中央已下指示。取消大食堂。

    一年后再见毛泽东,老人家又同我们集体合影,还与每个人单独合影一张。出发前的合影与回来后的合影对比,毛泽东显得苍老了许多。皱纹多了,深了,头发白了不少。

    1962年底,我离开了毛泽东,调回杭州市公安局警卫处工作。我拉住毛泽东的手哭了。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娃娃,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国家公安干部,每前进一步,都有毛泽东的心血。我在老人家身边长高几寸,长胖几十斤,学得了文化,明白了道理,增长了才智,还娶妻生子,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但是,毛泽东说:“我也舍不得你走。可是,我也要为你的前途考虑啊下去以后要夹着尾巴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十五年过去了。毛泽东的笑貌音容无时无刻不活跃在我心中。我始终觉得我是毛泽东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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