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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路可走性首先是疾病的产物，疾病则是来自心灵危机或通过这些危机灾难性地得到了促进的。这场疾病成了独立发挥作用的、制造损失、甚至毁灭一切的祸害，弗兰茨最终为它的淫威所慑。—一弗兰茨以英雄气概、多半甚至以开朗的镇定情绪承受痛苦。只有一次，在以后的年头中，我听到他抱怨病痛。我去看他时他刚发过高烧。他躺在床上，一说话脸便扭歪了：“在身体完全蜷缩成一团之前，时间是这么久，通过这最后的、狭窄的洞往里面塞满了东西。”说话时他拔起拳头，仿佛在手里揉捏着一块手帕似的。
除了短暂的离开，弗兰茨在屈劳一直待到1918年夏天。然后他回到布拉格，又作为官员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他把下午时间贡献给了特洛亚（布拉格近郊一地）的果树学研究所内的园艺劳动。我常到那里去接他作长时间的散步。我们有两个主要讨论题目：战争、希伯莱语。学习，那时在文学事业中我也听取他的意见。卡夫卡的一些品质是不可超越的：他的正义感，他对真理的爱，他朴素的从不曾有过丝毫装腔作势的真诚。“必须把自己限制在绝对掌握的领域内”是我保存下来的他那时的言论中的一句。这种观点有时候当然会将他引导到一种境地，使他内向地痛苦地完全蜷缩起来。他想要脱离一切，最终也包括放弃与我的交往。
1918年7月1日我记下了他的观点：“农村对抗城市。但他还是感到在布拉格好过一些，因为在屈劳他荒度终日。在这里他将希伯莱语和园艺视为生活的积极面。若将这些净化保持，它们便显示为‘农村的’。而其他一切他想要脱离。”——“7月3日。因卡夫卡而彻夜难寐。感到我被遗弃了，但我尊重他的决定。从未有过任何阴影。他在一切人身上（包括对手）看到积极面，看到在什么方面他们有道理，在什么方面他们不得不然（比如汉斯布吕厄尔），这种观察方法经常给我安慰，给我根据。他相信一种纯的意图、一种事物工作决不会毫无意义，相信没有任何好的东西会失败——这种信赖成了我的支柱。”
这段“悼词”很快就得到了纠正：“不几天后他到我这儿来了。然后常因他去索菲亚岛，游泳场。也去特洛亚。”
关于他当时生活和评判一切的严厉性，在下面一段信文中有所涉及。我向他转达了一个女演员的请求，这位法兰克福的女演员想要朗诵他的书的一些部分。他回答我（从屈劳）：“我什么也不会寄到法兰克福去，我不觉得这是与我相关的事。倘若我寄去，便是出于虚荣，倘若不寄去，也是虚荣，但不仅仅是虚荣，要稍好一些。我可以寄去的篇章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毫无价值的，我尊重的只是我写下它们的瞬间。而现在有一个女演员，她满可以找到影响力强得多的于她有利的素材，却想要在一个晚上的一个瞬间突然从她正式或快或慢地陷入的毫无价值之物中升腾起来？这是毫无意义的努力。”
但他并非对自己的所有文学作品，也并非老是评价得如此低下。他开始整理汇编小说集乡村医生。这一次他甚至积极争取出版。这是下面几行文字告诉我们的（同样摘自由屈劳写给我的信）：“谢谢在沃尔夫那儿的周旋。自从我决心将这本书题献给我父亲之后，我很希望它马上问世。并不寄希望于通过此举能与父亲调和，这种敌意的根在此处是拔不出去的，但我确实愿意干点什么，即使并不是迁居巴勒斯坦，至少也是以手指在地图上行驶一番。”
从这几行文字中可以看出，卡夫卡渴望着在家庭中获得正确的地位，渴望同父亲和解；这种渴望与融合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巴勒斯坦）人民道义上正确的生活方式之间强烈地显现着一种联系。这几个主题就是卡夫卡的基本问题（整个人类怎样才有可能过上一种真正充实的生活？）的具体化；事实上，这些主题在他最后几年中越来越强有力地贯穿着。
我所强调的和我认为我对卡夫卡的阐述有别于其他阐述（比如绍普斯、维塔、斯图姆普夫的阐述）的是这一事实：我认为积极的、热爱生活的、充满爱的、就真正充实的生活而含宗教性的因素是关键性的，而不是自我迷失、厌倦生活、绝望、“悲剧性地位”
我放在传记前面的卡夫卡日记中的三段语录清楚地表明了问题。请你们在读下去之前把它们再读一遍。没有这几个引导句子，依我看是永远理解不了卡夫卡的宗教立场的。在这些句子和卡夫卡类似的话中存在着的充满希望的思想是不能偷换抹杀的。只有超越这些积极的论点，才能认识到，应该将卡夫卡归入“危机神学”的行列，这个神学的倾向性是：在上帝和人之间，在人与通过人的力量产生的善举之间，横亘着一条永远不可能弥合的鸿沟。值得注意的是，在弗兰茨给我的一封信中指出的恰恰是基克加德那些论点中的一条，即不是关于晕眩，而是阐述善的道义力量和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的段落。卡夫卡摘录了基克加德的话（并冠以引言“下面这段话不是摘自犹太教典”与我的信联系起来看意味着：它符合犹太教的观察方式，尽管它不是源于教典，而是基克加德的话），他摘录了后面这些伟大的句子：“一旦一个人到来，他带有一些原始的素质，所以他不会说：应该原原本本接受这个世界而他说的是：不管世界的原样如何，我保持自己的一种固有的本性，而并不出于对世界的好感而想改变它：现在这句话被人听到的一刹那，在整个存在中发生了变化。就像在童话中——一句话出口；施了魔法达数百年之久的宫殿便开启了，一切生命又恢复了；存在同样关注着一切。天使们有事可干了，他们好奇地看着，那会变成什么，因为这将使他们忙碌。另一方面：阴森可怕的魔鬼已闲坐了很久，吮吸着自己的手指，他们会跳起来，伸展四肢，因为（他们说）这里有他们的名堂了等等。”我对卡夫卡著作中充满希望、乐于行动的一面特别重视，也就是说，特别强调这一基本观点：人有他自己理智、意志和道德认识的火花，并不完全是超自然力量手中的玩物。——这些力量追求的法则与他所追求的不同，他不懂这些力量，永远不会懂，在它们面前他是失败者，只能听任慈悲或不慈悲的发落（古老的约伯问题），——在我强调这个基本观点之时，在我强调卡夫卡那里的人类自由见解时，我当然不会忘记，卡夫卡的这种见解只是像火花般闪现，而且在绝大多数句子中人的力量被规定得十分渺小，这一点在读者眼里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关于自由和希望的论点也存在着！而且在一个宗教思想者那里只要找到这么一个论点，奇怪的是，他的整个形象便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我想说的仅此而已！对这些乐观主义的世界观的迹象切不可忽视，否则就无法正确地去读卡夫卡。我认为，正是这些从可怕沉重的一生中无数的恶劣情绪和失败里面挣脱出来的柔弱的征象，这些进行一场“不顾一切的一切而为善所作的斗争”的征象构成了卡夫卡思想立场的核心、最佳之点和最本质的东西。正由于信仰的这些征象是从一种极端的怀疑中挣脱出来的，经最后的检验澄清，就其真实性而言非常有价值，非常强烈。“人不能没有一种对自身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的信念而生活，”卡夫卡说。他还补充：“自然无论是不可摧毁的东西还是信念都可能会长时期地潜藏不露。”这句修改了通常的有神论的补充句子非常重要：“这种潜藏的一种表达可能性是对一个人格化的神的信仰。”——可以说，怀疑和信仰不可能比这个警句结合得更紧密了。
相似的还有；“假如在天堂中被毁坏了的东西是可毁坏的，那么这没有什么决定意义；但它如果是不可毁坏的，那么我们便是生活在一种错误的信仰之中。”——卡夫卡在此清楚地拒绝了原罪的教义。卡夫卡对上帝的探索如同约伯曾做过的探索一样。他探索原罪和被逐出天堂一事。他搜寻着，但没有找到可借以断定的话。他寻找一种信仰像找一个断头台，这么重，又这么轻。但有一点他无论如何是确信的：（完全不取决于我们怎么评价上帝对我们的位置）人的立足点和任务是清楚的，是为善服务的活动，这是指在我们目之所及的范围内。“死亡就在我们面前，就像挂在教室墙上的一幅亚历山大战役的画。这就要看，是否能通过我们一生中的行动遮暗这幅画而干脆取消掉。”
可以将1911年11月11日的日记引为对照——对我的感情而言这是最震撼心灵的日记之一：“一旦我发现本该由我来消灭的弊病（比如那特别安宁的、依我看来是无可慰藉的我那结了婚的妹妹的生活）安然保持原状，我便在此一瞬间失去了胳膊肌肉的感觉。”
相似的话还有（1914年5月），但已是更加强调一切人间事物的捉摸不透和复杂性，这些性质将为美好进行的斗争弄得极其模糊——（也许可以说：每个伟大的文学家总将生活中某种在他之前无人看得这么清楚的东西清楚地表现出来。通过卡夫卡搞清楚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不清楚性！）：“假如我没有十分搞错，我确是更接近真实了。就好像是一片林中空地某处的精神斗争。我钻进森林，什么也没有找到，出于软弱马上又跑出去；我离开这片森林时，经常听到或以为听到那个斗争中武器的碰撞声。也许战斗者们的目光在寻找着我，但我对他们知之甚少或只知道某些虚假表象。”
人的盲目性是很大的。但是，但是——人们只有在不是认真对待事物时，才让上帝和正确的生活之“本”从面前驶过而不登上去，才会失去它。“但你要坚定”（我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是关键性的思索的语言）“这样你就能够看见稳定不变的昏暗的远行，从那里除了有一次驶出一辆车外什么都未出现，这辆车向这里驰来，越来越大，在它到达你的身边时，它填满了世界空间——而你陷在它里面，像个孩子陷在一辆旅游车的软座里，车在暴风雨和黑夜中穿行。”
卡夫卡的基本观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这么个公式：几乎一切都是不稳定的，但从某个特定的认识程度开始，人们便不会再迷失方向。——这是以最纯的形式表达的柏拉图的学说。因为柏拉图在费德罗中也断定，那些驰过上面的小径的人，是不会落到下面的小径上去的。
在对人类行为的不完善性和不透明性的一切感伤中，卡夫卡坚信存在着不可动摇的真理。他不是通过语言道出这个观点，而是通过他毕生的态度。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尽管在他周围笼罩着抑郁的空气，人们在他身边却会感到极其舒服。这“不可摧毁之物”表明，卡夫卡的毫不咄咄逼人的、温柔然而坚定的举止就像是爱情、理智和善的永恒法则的凭据。当然，他几乎是无穷无尽地怀疑和嘲讽着的，但在他心中（比如）就没有对歌德的本质和核心的怀疑。那么究竟是不是“无穷无尽地怀疑着”呢？不，这儿有一条界线，一条非常遥远的界线——但终究是一条界线。
对一个绝对世界的信仰——但我们迷失方向，我们太弱了，我们不理解这个世界。与对绝对的信仰共存在卡夫卡心中的是对人类的无能的意识。这种衰弱感由雪普斯根据今日不遵循传统的宗教法则的犹太人独特的现状来解释，天主教方面也有这么个解释：不接受基督的犹太人。可是不能忘记作为衰弱感主题的时代形势、战争，卡夫卡个人的、偶然性的缺点和苦恼。这些个人因素是从青年时期的印象，从“失误的教育”中开始的，这一切使他作品中产生了那种急于说明远离上帝之现象的感觉。以此可以比通过神学幻想更好地理解真正的生活和真理。“接近上帝”和“正确生活”在卡夫卡那里是一回事。一个没有国土的民族的一员，是不能正确生活的。卡夫卡将复国主义视为一种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的生活方式，关于这个仿佛是犹太的现实主义的阐释我后面还将展开来谈。
但首先应该阐明一般宗教性的问题。
绝对物存在着——但是不能与人类的生活相比较：这似乎便是卡夫卡的基本经历，从这经历的深处不断出现新的变音。在最苦涩的嘲讽中，在绝望中，在无与伦比的自我鄙薄中，也在一种透过一切怀疑的云雾歌唱着柔嫩的希望中，这种希望并不常见，但正因为如此而更加无可置疑地在这里或那里显现。主题依然是我们会迷失正确的道路的危险，是一种具有如此怪诞的大比重的危险，即：实际上只有某种偶然性（“gratiapraeve－niens”）可能会引导我们进入“法”亦即进入正确的完善的生活，进入“道”但可能性大得多的是，我们会误入歧途。“一旦遵循了夜铃的误响，——切便无可挽回了。”人与上帝间永远的误解诱使卡夫卡不断在两个世界的图像中描述这种不相称的关系，这两个世界永远、永远不能互相理解，所以在他如此众多的动物故事中，不会说话的动物和人之间隔着无穷尽的距离。他的作品中有这么多动物故事也不是偶然的。隔开父亲和儿子的墙也同样如此。在表达这种不可比较性的一切场合，这位文学家的目光总是含着同情的理解注视着，并将它同一切误解中最大的、灾难最深重的误解——人在上帝面前的失灵——默默地联系了起来。
这一认识的核心无疑存在于这种感觉之中：有一个绝对概念的、无罪孽的、完美的世界存在着，——也就是教徒们称为的“上帝”这种对“不可摧毁性”的感觉是卡夫卡的自我存在的直接的肯定性和中心，与此同时，他并未忽略（因为他的心灵具有最敏锐的眼睛）无数可厌的错误步子中的任何一个、任何罪孽、任何可笑性，懂得人们互相间以此败坏着生活的乐趣，使生活无法进行，并因此而离生活的源泉日益遥远。一种美好的生活是为我们规定着的，但我们在内心深处却没有能力去抓攫它。这么一来，上帝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成了一个超验的领域，就字面的本来意义而言是无处生根、幽深可怖的。上帝的意志在我们的耳朵里响着不合逻辑的声音，也就是说与我们人举的逻辑形成怪诞的对立面，它令我们觉得残酷，甚至不道德。自从圣经中有约伯以来，没有人像卡夫卡在他的诉讼或城堡中或他的在流刑营中如此强烈地抱怨上帝。在流刑营用一幅画面描绘了正义：一台狡猾而残忍地发明的、非人的、凡与魔鬼无异的机器，一个这台机器的古怪的崇拜者。在约伯一书中，上帝做的也是这样的事，在凡人的眼里显得荒唐和非正义。但只是在人的眼里如此而已，在约伯和卡夫卡那儿，最后的结果是确定这一认识：人们作为工作的衡量尺度与绝对概念的世界里的衡量尺度不是一回事。这是不可知论吗？不是，因为这里有个基本感觉不变：人毕竟通过神秘的方式与上帝超验的王国联系着。只不过这不是通常的、平淡的、可合理对待的联系。用废话、用虔诚的圆睁的眼睛、用对恶的半遮半掩、用文艺来涂圣油都无法治愈那可怕的怀疑；而卡夫卡则以他不断翻新的智力和永远创新的、离奇的幻想将这种怀疑拽入我们的道德体系。只有通过一种非凡地耸立的积极的感觉，一种敢于横眉以对一切不加遮掩的消极面的积极感觉才能做到这一点。不加掩饰地登记大自然的消极面和可怕的缺陷，同时又从内心深处始终看到“思想的世界”（柏拉图的观念），这是卡夫卡生活和创作中的特征，这也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尽管没说过任何一句有关的话）显示为一种启示、宁静、肯定性，在苦脑和模糊之暴风雨中。
也许有人比卡夫卡信得更深，也就是说更无疑义；也许有人怀着更辛辣的怀疑，这我不知道。我肯定知道的是这个奇特之处：在卡夫卡那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特性化成了最高的综合。其意义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在所有信徒中他是离幻觉最远的；而在一切不怀幻觉看世界的人中，他是最坚定不移的信仰者。
这是古老的约怕问题。但卡夫卡几乎毫无保留地站在人的一边。在小说在法的门前中便是如此。守门人骗了那个请求进去的人，或是那人头脑太简单了。结束时，倾听这个传说的k.说：“谎言被变成了世界秩序。”显然这还不是最后的话：那牧师通过语言和举止来反对、抗议。（长篇小说诉讼中的最高法庭）的正义、一种符合上帝的委托，即符合“法”的良好的生活的可能性于是未被否认——但这种可能性并非肯定性。一切在摇摆之中。夜和光互相保持着天平。——这部“无时代”的长篇小说内容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创世前一分钟。它会不会成功呢？怀疑、无把握的巨大担忧充满了心胸。
为什么人不能达到根本，达到真实，为什么他无论如何都要迷失道路，就像那个“遵循着夜铃的误响”的乡村医生那样呢？卡夫卡从其本质出发不愿对上升天堂做出任何许诺和指导。他钦佩一切能做到这一点的人——而他自己处于摇摆之中。但是倘若他不曾感受到那绝对概念是自身中一种不可言状的东西（arrheton），那么这种摇摆就会是空洞无物的。在他的无把握中人们感觉得到一种遥远的把握，通过这种把握使无把握得以出现和保持。我已经说过，这一积极特征由于他个人总是让人感到安详和开朗，他的本质的温柔、思虑、从不慌慌张张，它也许便在他的文字中表现得不那么突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感到这一特征是被压抑着的原因）。但只要仔细阅读卡夫卡的作品，就会透过昏暗的外壳看到其亮光闪闪的或说得确切些放射着柔光的核心。在作者叙述的表面上漂着内心矛盾和绝望；但是他那叙述时的从容不迫和条分缕析，他那沉湎于细节，也就是沉湎于现实生活和忠于自然的描述中的“填密主义”他那在简洁的、经常通过短路构成的句子结构中和如此众多的风格转换中表现出来的幽默（那些债务人“变得善于挥霍了，他们在一家饭店花园中举行盛宴，而其他人则在逃往美国的途中在这宴会上稍事逗留。”）——所有这一切仅仅通过形式已经指出了卡夫卡心中的“不可摧毁之物”和他所认识到的人类的普遍本质，一旦卡夫卡自己朗诵，这种幽默便显得特别清楚。比如，当他给我们朗诵诉讼的第一章时，我们这几个朋友着实开怀笑了个够。而他自己笑得那么厉害，以致有时候一时读不下去了。如果联想到这一章可怕的严肃性，会感到十分惊讶。但事实便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完全愉快舒适的笑。但里面含有愉快的笑的成分——当然这一个成分是与一百个阴森可怕的成分混合在一起的，这一点我并不想予以缩小。我只不过想同时指出人们在观察卡夫卡时易于忽略的一点：对世界和生活的乐趣这一素质。
他引以自责的是，他对生活的信仰动摇着，他身心中的生活不够强大。而他赞赏一切坚实地、活动着立于生活之中的人。所以他爱乡间朴素的生活，这一点在青年时期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一封（不曾发表的）信中已可看到（“你发现大地朝着吃草的奶牛隆起，那么亲切地隆起吗？你发现沉重而肥油油的田里的土在非常柔细的手指中粉碎，那么庄严地粉碎吗？”），在他屈劳期间写的日记中这种观点更明确了，其中有这么一段：“对农民的一般印象，高贵的人，他们以从事农业拯救了自己，在这里，他们如此聪明而兢兢业业地安排工作，他们天衣无缝地与整体融合，不受摇晃与晕船之扰，直至陶然逝去。真正的大地公民。”当然，他的饮仰并未局限于农村人民，在日记中（1913.10.20）他以类似的口吻描写了一个明确自己的道路的纳城市作家：“读了雅各布森的事迹。这种生活的力量、下决心的力量，满怀乐趣地立足于正确的所在的力量。他端坐在自我之中，如同一个杰出的划船手坐在他的船中或任何船中那样。”从这些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卡夫卡划分的价值标度。他爱生活的能力，但只限于那些为善、为建设性服务的。（难以满足的双重要求！）他老是责备自己“没学到过一点有用的本领”他抱怨说（日记1921.10.25）：“生活的洪流从未卷到我身上，以致我永远不得离开布拉格，永远与体育或某种手工活无缘。”他常责备自己的冷漠，对生活的无能，没有生活力，这在书信中，在诉讼最后一章都可读到。那两个穿黑衣的、神秘的刽子手已是执行一个已经执行了的判决。当他们将k.带走时，他们同他一起组成了“一个整体，一个几乎只有无生命之物才能组成的整体。”他已经死了，这就是说：对真正的生活而言已经死去。因此最终毕尔斯特纳小姐幽灵般地出现对他产生了一种有如麻木的作用。他想看到她，并不是想要寻求救助，而是“为了不忘她对他所意味着的告诫”k.没有结过婚，始终是单身汉。他在生活的现实面前感到惊恐，在它面前没有经受住考验。——这是他秘密的罪孽，在判决之前便已经将他排除出了生活的圈子“假如他抗拒，并不是什么英雄壮举，”结束处因此而有这样的话“假如他现在给那两位先生（刽子手）制造困难，假如他现在抵抗时仍试着最后享受一下生活的光。——k.死于生活上的虚弱，这本书一开始他便已经死了（从被捕的一刹那开始，卡夫卡在写这个时刻的时候一定处于某种阴魂附体般的状态，一种敏锐预见的感受中。——因为，1914年时哪有那种紧身的有带扣、口袋、钮扣和皮带的黑色制服呢？）。当然虚弱只是相对的概念，假如以这部长篇小说从中生长发育出来的自传性质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就会想起，只有用卡夫卡自己给自己提出的英雄道德观的、伟岸如纪念碑般的要求来衡量，才会把他的生活看成是虚弱的。但若这么看问题，还有什么不是虚弱的呢？这么一种感觉在极其感人的诉讼最后一段中被唤醒了。在这段文字里“对最后的错误负有责任”这一点遭到了否认，k.猛然直起身子，想要召唤远处一个不认识的、不清楚的、朝这伸出了胳膊的人。”“那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援救者？是一个人吗？还是全体？还有救吗？是什么责备的话忘了说吗？当然有的。逻辑虽然是不可动摇的，但它却不与一个有活下去愿望的人唱对台戏。那个他从未照过面的法官在哪里？那个他从来不曾到达并与之相对的高高的法庭在哪里？”
又是那古老的约伯问题。
卡夫卡的基本特征：同情那艰难地从事着正确事业的人类。同情，半微笑、半垂泪的同情。不是“危机神学”的“绝罚”这种神学对人们错过了什么知道得很清楚。
卡夫卡对自己的要求那是再严格不过了。他几乎从来不认为自己符合这些要求。相反，他不是那种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批评家”因为许多发生在周围的事情，许多他见过的相当普通的人，在他心目中与他水乳交融，息息相关，其效率和力量值得赞赏，为上帝所宽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像他这样火烧火燎般强烈地意识到“与上帝间的距离”但卡夫卡出于谦卑，在对这段距离的认识上看到的不是美德，而是无把握，亦即虚弱。由于清楚地、不经任何礼仪或神秘的纱幕来看与上帝间的距离（即与真正的生活变化之完美性间的距离）对他来说是一切生活的先决条件，他对寻常人用p基克加德所说的“低贱的人”）的赞美和欣赏经常含有一种非常柔和的、无意的、戏谑的、但却感人的讥讽在内。出于他极深厚的善意，他假设性地给日常生活的胜利者们加上一个优点：他们像我一样知道深渊的存在，但他们仍然愉快地平衡着身体朝它上面走去。——他们真的知道吗？前半句中那开玩笑般的假设赋予他自己生活的悲剧以一种轻松的气氛，这是他完全独特的幽默的根子之一。
所以，卡夫卡的立场与约伯的立场接近——但在某些问题上则完全不同。对这一区别，我不能像雪普斯和玛加雷特、苏斯曼那样将其归于犹太民族当时和今日的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区别。
约伯从一开始便以一个完美的正义者姿态出现，认为别人同自己一样；而卡夫卡（出于刚才提到过的限制）感到自己特别不完善。这便已构成了问题的不同出发点。
自然，这两个人在对上帝提出问题和抱怨方面是一致的。对不可测度性的经历是两者的共同点。上帝的正义世界与人的伦理世界间互相裂开的——基克加德的“恐惧与战栗”的空间产生了。或者如卡夫卡一次在日记中表达的：“作为肺结核病人而有孩子并不完全是亵渎神灵的。福楼拜的父亲患有结核病。选择：或者使孩子的肺吹笛子（这是非常美的音乐表达，因它之故医生把耳朵贴在病人胸脯上），或者产生福楼拜。当人们在空虚中议论时，父亲在战栗。”不妨衡量一下这句话中可怕的无希望：“在空虚... -->>
无路可走性首先是疾病的产物，疾病则是来自心灵危机或通过这些危机灾难性地得到了促进的。这场疾病成了独立发挥作用的、制造损失、甚至毁灭一切的祸害，弗兰茨最终为它的淫威所慑。—一弗兰茨以英雄气概、多半甚至以开朗的镇定情绪承受痛苦。只有一次，在以后的年头中，我听到他抱怨病痛。我去看他时他刚发过高烧。他躺在床上，一说话脸便扭歪了：“在身体完全蜷缩成一团之前，时间是这么久，通过这最后的、狭窄的洞往里面塞满了东西。”说话时他拔起拳头，仿佛在手里揉捏着一块手帕似的。
除了短暂的离开，弗兰茨在屈劳一直待到1918年夏天。然后他回到布拉格，又作为官员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他把下午时间贡献给了特洛亚（布拉格近郊一地）的果树学研究所内的园艺劳动。我常到那里去接他作长时间的散步。我们有两个主要讨论题目：战争、希伯莱语。学习，那时在文学事业中我也听取他的意见。卡夫卡的一些品质是不可超越的：他的正义感，他对真理的爱，他朴素的从不曾有过丝毫装腔作势的真诚。“必须把自己限制在绝对掌握的领域内”是我保存下来的他那时的言论中的一句。这种观点有时候当然会将他引导到一种境地，使他内向地痛苦地完全蜷缩起来。他想要脱离一切，最终也包括放弃与我的交往。
1918年7月1日我记下了他的观点：“农村对抗城市。但他还是感到在布拉格好过一些，因为在屈劳他荒度终日。在这里他将希伯莱语和园艺视为生活的积极面。若将这些净化保持，它们便显示为‘农村的’。而其他一切他想要脱离。”——“7月3日。因卡夫卡而彻夜难寐。感到我被遗弃了，但我尊重他的决定。从未有过任何阴影。他在一切人身上（包括对手）看到积极面，看到在什么方面他们有道理，在什么方面他们不得不然（比如汉斯布吕厄尔），这种观察方法经常给我安慰，给我根据。他相信一种纯的意图、一种事物工作决不会毫无意义，相信没有任何好的东西会失败——这种信赖成了我的支柱。”
这段“悼词”很快就得到了纠正：“不几天后他到我这儿来了。然后常因他去索菲亚岛，游泳场。也去特洛亚。”
关于他当时生活和评判一切的严厉性，在下面一段信文中有所涉及。我向他转达了一个女演员的请求，这位法兰克福的女演员想要朗诵他的书的一些部分。他回答我（从屈劳）：“我什么也不会寄到法兰克福去，我不觉得这是与我相关的事。倘若我寄去，便是出于虚荣，倘若不寄去，也是虚荣，但不仅仅是虚荣，要稍好一些。我可以寄去的篇章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毫无价值的，我尊重的只是我写下它们的瞬间。而现在有一个女演员，她满可以找到影响力强得多的于她有利的素材，却想要在一个晚上的一个瞬间突然从她正式或快或慢地陷入的毫无价值之物中升腾起来？这是毫无意义的努力。”
但他并非对自己的所有文学作品，也并非老是评价得如此低下。他开始整理汇编小说集乡村医生。这一次他甚至积极争取出版。这是下面几行文字告诉我们的（同样摘自由屈劳写给我的信）：“谢谢在沃尔夫那儿的周旋。自从我决心将这本书题献给我父亲之后，我很希望它马上问世。并不寄希望于通过此举能与父亲调和，这种敌意的根在此处是拔不出去的，但我确实愿意干点什么，即使并不是迁居巴勒斯坦，至少也是以手指在地图上行驶一番。”
从这几行文字中可以看出，卡夫卡渴望着在家庭中获得正确的地位，渴望同父亲和解；这种渴望与融合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巴勒斯坦）人民道义上正确的生活方式之间强烈地显现着一种联系。这几个主题就是卡夫卡的基本问题（整个人类怎样才有可能过上一种真正充实的生活？）的具体化；事实上，这些主题在他最后几年中越来越强有力地贯穿着。
我所强调的和我认为我对卡夫卡的阐述有别于其他阐述（比如绍普斯、维塔、斯图姆普夫的阐述）的是这一事实：我认为积极的、热爱生活的、充满爱的、就真正充实的生活而含宗教性的因素是关键性的，而不是自我迷失、厌倦生活、绝望、“悲剧性地位”
我放在传记前面的卡夫卡日记中的三段语录清楚地表明了问题。请你们在读下去之前把它们再读一遍。没有这几个引导句子，依我看是永远理解不了卡夫卡的宗教立场的。在这些句子和卡夫卡类似的话中存在着的充满希望的思想是不能偷换抹杀的。只有超越这些积极的论点，才能认识到，应该将卡夫卡归入“危机神学”的行列，这个神学的倾向性是：在上帝和人之间，在人与通过人的力量产生的善举之间，横亘着一条永远不可能弥合的鸿沟。值得注意的是，在弗兰茨给我的一封信中指出的恰恰是基克加德那些论点中的一条，即不是关于晕眩，而是阐述善的道义力量和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的段落。卡夫卡摘录了基克加德的话（并冠以引言“下面这段话不是摘自犹太教典”与我的信联系起来看意味着：它符合犹太教的观察方式，尽管它不是源于教典，而是基克加德的话），他摘录了后面这些伟大的句子：“一旦一个人到来，他带有一些原始的素质，所以他不会说：应该原原本本接受这个世界而他说的是：不管世界的原样如何，我保持自己的一种固有的本性，而并不出于对世界的好感而想改变它：现在这句话被人听到的一刹那，在整个存在中发生了变化。就像在童话中——一句话出口；施了魔法达数百年之久的宫殿便开启了，一切生命又恢复了；存在同样关注着一切。天使们有事可干了，他们好奇地看着，那会变成什么，因为这将使他们忙碌。另一方面：阴森可怕的魔鬼已闲坐了很久，吮吸着自己的手指，他们会跳起来，伸展四肢，因为（他们说）这里有他们的名堂了等等。”我对卡夫卡著作中充满希望、乐于行动的一面特别重视，也就是说，特别强调这一基本观点：人有他自己理智、意志和道德认识的火花，并不完全是超自然力量手中的玩物。——这些力量追求的法则与他所追求的不同，他不懂这些力量，永远不会懂，在它们面前他是失败者，只能听任慈悲或不慈悲的发落（古老的约伯问题），——在我强调这个基本观点之时，在我强调卡夫卡那里的人类自由见解时，我当然不会忘记，卡夫卡的这种见解只是像火花般闪现，而且在绝大多数句子中人的力量被规定得十分渺小，这一点在读者眼里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关于自由和希望的论点也存在着！而且在一个宗教思想者那里只要找到这么一个论点，奇怪的是，他的整个形象便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我想说的仅此而已！对这些乐观主义的世界观的迹象切不可忽视，否则就无法正确地去读卡夫卡。我认为，正是这些从可怕沉重的一生中无数的恶劣情绪和失败里面挣脱出来的柔弱的征象，这些进行一场“不顾一切的一切而为善所作的斗争”的征象构成了卡夫卡思想立场的核心、最佳之点和最本质的东西。正由于信仰的这些征象是从一种极端的怀疑中挣脱出来的，经最后的检验澄清，就其真实性而言非常有价值，非常强烈。“人不能没有一种对自身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的信念而生活，”卡夫卡说。他还补充：“自然无论是不可摧毁的东西还是信念都可能会长时期地潜藏不露。”这句修改了通常的有神论的补充句子非常重要：“这种潜藏的一种表达可能性是对一个人格化的神的信仰。”——可以说，怀疑和信仰不可能比这个警句结合得更紧密了。
相似的还有；“假如在天堂中被毁坏了的东西是可毁坏的，那么这没有什么决定意义；但它如果是不可毁坏的，那么我们便是生活在一种错误的信仰之中。”——卡夫卡在此清楚地拒绝了原罪的教义。卡夫卡对上帝的探索如同约伯曾做过的探索一样。他探索原罪和被逐出天堂一事。他搜寻着，但没有找到可借以断定的话。他寻找一种信仰像找一个断头台，这么重，又这么轻。但有一点他无论如何是确信的：（完全不取决于我们怎么评价上帝对我们的位置）人的立足点和任务是清楚的，是为善服务的活动，这是指在我们目之所及的范围内。“死亡就在我们面前，就像挂在教室墙上的一幅亚历山大战役的画。这就要看，是否能通过我们一生中的行动遮暗这幅画而干脆取消掉。”
可以将1911年11月11日的日记引为对照——对我的感情而言这是最震撼心灵的日记之一：“一旦我发现本该由我来消灭的弊病（比如那特别安宁的、依我看来是无可慰藉的我那结了婚的妹妹的生活）安然保持原状，我便在此一瞬间失去了胳膊肌肉的感觉。”
相似的话还有（1914年5月），但已是更加强调一切人间事物的捉摸不透和复杂性，这些性质将为美好进行的斗争弄得极其模糊——（也许可以说：每个伟大的文学家总将生活中某种在他之前无人看得这么清楚的东西清楚地表现出来。通过卡夫卡搞清楚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不清楚性！）：“假如我没有十分搞错，我确是更接近真实了。就好像是一片林中空地某处的精神斗争。我钻进森林，什么也没有找到，出于软弱马上又跑出去；我离开这片森林时，经常听到或以为听到那个斗争中武器的碰撞声。也许战斗者们的目光在寻找着我，但我对他们知之甚少或只知道某些虚假表象。”
人的盲目性是很大的。但是，但是——人们只有在不是认真对待事物时，才让上帝和正确的生活之“本”从面前驶过而不登上去，才会失去它。“但你要坚定”（我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是关键性的思索的语言）“这样你就能够看见稳定不变的昏暗的远行，从那里除了有一次驶出一辆车外什么都未出现，这辆车向这里驰来，越来越大，在它到达你的身边时，它填满了世界空间——而你陷在它里面，像个孩子陷在一辆旅游车的软座里，车在暴风雨和黑夜中穿行。”
卡夫卡的基本观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这么个公式：几乎一切都是不稳定的，但从某个特定的认识程度开始，人们便不会再迷失方向。——这是以最纯的形式表达的柏拉图的学说。因为柏拉图在费德罗中也断定，那些驰过上面的小径的人，是不会落到下面的小径上去的。
在对人类行为的不完善性和不透明性的一切感伤中，卡夫卡坚信存在着不可动摇的真理。他不是通过语言道出这个观点，而是通过他毕生的态度。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尽管在他周围笼罩着抑郁的空气，人们在他身边却会感到极其舒服。这“不可摧毁之物”表明，卡夫卡的毫不咄咄逼人的、温柔然而坚定的举止就像是爱情、理智和善的永恒法则的凭据。当然，他几乎是无穷无尽地怀疑和嘲讽着的，但在他心中（比如）就没有对歌德的本质和核心的怀疑。那么究竟是不是“无穷无尽地怀疑着”呢？不，这儿有一条界线，一条非常遥远的界线——但终究是一条界线。
对一个绝对世界的信仰——但我们迷失方向，我们太弱了，我们不理解这个世界。与对绝对的信仰共存在卡夫卡心中的是对人类的无能的意识。这种衰弱感由雪普斯根据今日不遵循传统的宗教法则的犹太人独特的现状来解释，天主教方面也有这么个解释：不接受基督的犹太人。可是不能忘记作为衰弱感主题的时代形势、战争，卡夫卡个人的、偶然性的缺点和苦恼。这些个人因素是从青年时期的印象，从“失误的教育”中开始的，这一切使他作品中产生了那种急于说明远离上帝之现象的感觉。以此可以比通过神学幻想更好地理解真正的生活和真理。“接近上帝”和“正确生活”在卡夫卡那里是一回事。一个没有国土的民族的一员，是不能正确生活的。卡夫卡将复国主义视为一种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的生活方式，关于这个仿佛是犹太的现实主义的阐释我后面还将展开来谈。
但首先应该阐明一般宗教性的问题。
绝对物存在着——但是不能与人类的生活相比较：这似乎便是卡夫卡的基本经历，从这经历的深处不断出现新的变音。在最苦涩的嘲讽中，在绝望中，在无与伦比的自我鄙薄中，也在一种透过一切怀疑的云雾歌唱着柔嫩的希望中，这种希望并不常见，但正因为如此而更加无可置疑地在这里或那里显现。主题依然是我们会迷失正确的道路的危险，是一种具有如此怪诞的大比重的危险，即：实际上只有某种偶然性（“gratiapraeve－niens”）可能会引导我们进入“法”亦即进入正确的完善的生活，进入“道”但可能性大得多的是，我们会误入歧途。“一旦遵循了夜铃的误响，——切便无可挽回了。”人与上帝间永远的误解诱使卡夫卡不断在两个世界的图像中描述这种不相称的关系，这两个世界永远、永远不能互相理解，所以在他如此众多的动物故事中，不会说话的动物和人之间隔着无穷尽的距离。他的作品中有这么多动物故事也不是偶然的。隔开父亲和儿子的墙也同样如此。在表达这种不可比较性的一切场合，这位文学家的目光总是含着同情的理解注视着，并将它同一切误解中最大的、灾难最深重的误解——人在上帝面前的失灵——默默地联系了起来。
这一认识的核心无疑存在于这种感觉之中：有一个绝对概念的、无罪孽的、完美的世界存在着，——也就是教徒们称为的“上帝”这种对“不可摧毁性”的感觉是卡夫卡的自我存在的直接的肯定性和中心，与此同时，他并未忽略（因为他的心灵具有最敏锐的眼睛）无数可厌的错误步子中的任何一个、任何罪孽、任何可笑性，懂得人们互相间以此败坏着生活的乐趣，使生活无法进行，并因此而离生活的源泉日益遥远。一种美好的生活是为我们规定着的，但我们在内心深处却没有能力去抓攫它。这么一来，上帝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成了一个超验的领域，就字面的本来意义而言是无处生根、幽深可怖的。上帝的意志在我们的耳朵里响着不合逻辑的声音，也就是说与我们人举的逻辑形成怪诞的对立面，它令我们觉得残酷，甚至不道德。自从圣经中有约伯以来，没有人像卡夫卡在他的诉讼或城堡中或他的在流刑营中如此强烈地抱怨上帝。在流刑营用一幅画面描绘了正义：一台狡猾而残忍地发明的、非人的、凡与魔鬼无异的机器，一个这台机器的古怪的崇拜者。在约伯一书中，上帝做的也是这样的事，在凡人的眼里显得荒唐和非正义。但只是在人的眼里如此而已，在约伯和卡夫卡那儿，最后的结果是确定这一认识：人们作为工作的衡量尺度与绝对概念的世界里的衡量尺度不是一回事。这是不可知论吗？不是，因为这里有个基本感觉不变：人毕竟通过神秘的方式与上帝超验的王国联系着。只不过这不是通常的、平淡的、可合理对待的联系。用废话、用虔诚的圆睁的眼睛、用对恶的半遮半掩、用文艺来涂圣油都无法治愈那可怕的怀疑；而卡夫卡则以他不断翻新的智力和永远创新的、离奇的幻想将这种怀疑拽入我们的道德体系。只有通过一种非凡地耸立的积极的感觉，一种敢于横眉以对一切不加遮掩的消极面的积极感觉才能做到这一点。不加掩饰地登记大自然的消极面和可怕的缺陷，同时又从内心深处始终看到“思想的世界”（柏拉图的观念），这是卡夫卡生活和创作中的特征，这也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尽管没说过任何一句有关的话）显示为一种启示、宁静、肯定性，在苦脑和模糊之暴风雨中。
也许有人比卡夫卡信得更深，也就是说更无疑义；也许有人怀着更辛辣的怀疑，这我不知道。我肯定知道的是这个奇特之处：在卡夫卡那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特性化成了最高的综合。其意义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在所有信徒中他是离幻觉最远的；而在一切不怀幻觉看世界的人中，他是最坚定不移的信仰者。
这是古老的约怕问题。但卡夫卡几乎毫无保留地站在人的一边。在小说在法的门前中便是如此。守门人骗了那个请求进去的人，或是那人头脑太简单了。结束时，倾听这个传说的k.说：“谎言被变成了世界秩序。”显然这还不是最后的话：那牧师通过语言和举止来反对、抗议。（长篇小说诉讼中的最高法庭）的正义、一种符合上帝的委托，即符合“法”的良好的生活的可能性于是未被否认——但这种可能性并非肯定性。一切在摇摆之中。夜和光互相保持着天平。——这部“无时代”的长篇小说内容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创世前一分钟。它会不会成功呢？怀疑、无把握的巨大担忧充满了心胸。
为什么人不能达到根本，达到真实，为什么他无论如何都要迷失道路，就像那个“遵循着夜铃的误响”的乡村医生那样呢？卡夫卡从其本质出发不愿对上升天堂做出任何许诺和指导。他钦佩一切能做到这一点的人——而他自己处于摇摆之中。但是倘若他不曾感受到那绝对概念是自身中一种不可言状的东西（arrheton），那么这种摇摆就会是空洞无物的。在他的无把握中人们感觉得到一种遥远的把握，通过这种把握使无把握得以出现和保持。我已经说过，这一积极特征由于他个人总是让人感到安详和开朗，他的本质的温柔、思虑、从不慌慌张张，它也许便在他的文字中表现得不那么突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感到这一特征是被压抑着的原因）。但只要仔细阅读卡夫卡的作品，就会透过昏暗的外壳看到其亮光闪闪的或说得确切些放射着柔光的核心。在作者叙述的表面上漂着内心矛盾和绝望；但是他那叙述时的从容不迫和条分缕析，他那沉湎于细节，也就是沉湎于现实生活和忠于自然的描述中的“填密主义”他那在简洁的、经常通过短路构成的句子结构中和如此众多的风格转换中表现出来的幽默（那些债务人“变得善于挥霍了，他们在一家饭店花园中举行盛宴，而其他人则在逃往美国的途中在这宴会上稍事逗留。”）——所有这一切仅仅通过形式已经指出了卡夫卡心中的“不可摧毁之物”和他所认识到的人类的普遍本质，一旦卡夫卡自己朗诵，这种幽默便显得特别清楚。比如，当他给我们朗诵诉讼的第一章时，我们这几个朋友着实开怀笑了个够。而他自己笑得那么厉害，以致有时候一时读不下去了。如果联想到这一章可怕的严肃性，会感到十分惊讶。但事实便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完全愉快舒适的笑。但里面含有愉快的笑的成分——当然这一个成分是与一百个阴森可怕的成分混合在一起的，这一点我并不想予以缩小。我只不过想同时指出人们在观察卡夫卡时易于忽略的一点：对世界和生活的乐趣这一素质。
他引以自责的是，他对生活的信仰动摇着，他身心中的生活不够强大。而他赞赏一切坚实地、活动着立于生活之中的人。所以他爱乡间朴素的生活，这一点在青年时期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一封（不曾发表的）信中已可看到（“你发现大地朝着吃草的奶牛隆起，那么亲切地隆起吗？你发现沉重而肥油油的田里的土在非常柔细的手指中粉碎，那么庄严地粉碎吗？”），在他屈劳期间写的日记中这种观点更明确了，其中有这么一段：“对农民的一般印象，高贵的人，他们以从事农业拯救了自己，在这里，他们如此聪明而兢兢业业地安排工作，他们天衣无缝地与整体融合，不受摇晃与晕船之扰，直至陶然逝去。真正的大地公民。”当然，他的饮仰并未局限于农村人民，在日记中（1913.10.20）他以类似的口吻描写了一个明确自己的道路的纳城市作家：“读了雅各布森的事迹。这种生活的力量、下决心的力量，满怀乐趣地立足于正确的所在的力量。他端坐在自我之中，如同一个杰出的划船手坐在他的船中或任何船中那样。”从这些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卡夫卡划分的价值标度。他爱生活的能力，但只限于那些为善、为建设性服务的。（难以满足的双重要求！）他老是责备自己“没学到过一点有用的本领”他抱怨说（日记1921.10.25）：“生活的洪流从未卷到我身上，以致我永远不得离开布拉格，永远与体育或某种手工活无缘。”他常责备自己的冷漠，对生活的无能，没有生活力，这在书信中，在诉讼最后一章都可读到。那两个穿黑衣的、神秘的刽子手已是执行一个已经执行了的判决。当他们将k.带走时，他们同他一起组成了“一个整体，一个几乎只有无生命之物才能组成的整体。”他已经死了，这就是说：对真正的生活而言已经死去。因此最终毕尔斯特纳小姐幽灵般地出现对他产生了一种有如麻木的作用。他想看到她，并不是想要寻求救助，而是“为了不忘她对他所意味着的告诫”k.没有结过婚，始终是单身汉。他在生活的现实面前感到惊恐，在它面前没有经受住考验。——这是他秘密的罪孽，在判决之前便已经将他排除出了生活的圈子“假如他抗拒，并不是什么英雄壮举，”结束处因此而有这样的话“假如他现在给那两位先生（刽子手）制造困难，假如他现在抵抗时仍试着最后享受一下生活的光。——k.死于生活上的虚弱，这本书一开始他便已经死了（从被捕的一刹那开始，卡夫卡在写这个时刻的时候一定处于某种阴魂附体般的状态，一种敏锐预见的感受中。——因为，1914年时哪有那种紧身的有带扣、口袋、钮扣和皮带的黑色制服呢？）。当然虚弱只是相对的概念，假如以这部长篇小说从中生长发育出来的自传性质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就会想起，只有用卡夫卡自己给自己提出的英雄道德观的、伟岸如纪念碑般的要求来衡量，才会把他的生活看成是虚弱的。但若这么看问题，还有什么不是虚弱的呢？这么一种感觉在极其感人的诉讼最后一段中被唤醒了。在这段文字里“对最后的错误负有责任”这一点遭到了否认，k.猛然直起身子，想要召唤远处一个不认识的、不清楚的、朝这伸出了胳膊的人。”“那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援救者？是一个人吗？还是全体？还有救吗？是什么责备的话忘了说吗？当然有的。逻辑虽然是不可动摇的，但它却不与一个有活下去愿望的人唱对台戏。那个他从未照过面的法官在哪里？那个他从来不曾到达并与之相对的高高的法庭在哪里？”
又是那古老的约伯问题。
卡夫卡的基本特征：同情那艰难地从事着正确事业的人类。同情，半微笑、半垂泪的同情。不是“危机神学”的“绝罚”这种神学对人们错过了什么知道得很清楚。
卡夫卡对自己的要求那是再严格不过了。他几乎从来不认为自己符合这些要求。相反，他不是那种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批评家”因为许多发生在周围的事情，许多他见过的相当普通的人，在他心目中与他水乳交融，息息相关，其效率和力量值得赞赏，为上帝所宽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像他这样火烧火燎般强烈地意识到“与上帝间的距离”但卡夫卡出于谦卑，在对这段距离的认识上看到的不是美德，而是无把握，亦即虚弱。由于清楚地、不经任何礼仪或神秘的纱幕来看与上帝间的距离（即与真正的生活变化之完美性间的距离）对他来说是一切生活的先决条件，他对寻常人用p基克加德所说的“低贱的人”）的赞美和欣赏经常含有一种非常柔和的、无意的、戏谑的、但却感人的讥讽在内。出于他极深厚的善意，他假设性地给日常生活的胜利者们加上一个优点：他们像我一样知道深渊的存在，但他们仍然愉快地平衡着身体朝它上面走去。——他们真的知道吗？前半句中那开玩笑般的假设赋予他自己生活的悲剧以一种轻松的气氛，这是他完全独特的幽默的根子之一。
所以，卡夫卡的立场与约伯的立场接近——但在某些问题上则完全不同。对这一区别，我不能像雪普斯和玛加雷特、苏斯曼那样将其归于犹太民族当时和今日的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区别。
约伯从一开始便以一个完美的正义者姿态出现，认为别人同自己一样；而卡夫卡（出于刚才提到过的限制）感到自己特别不完善。这便已构成了问题的不同出发点。
自然，这两个人在对上帝提出问题和抱怨方面是一致的。对不可测度性的经历是两者的共同点。上帝的正义世界与人的伦理世界间互相裂开的——基克加德的“恐惧与战栗”的空间产生了。或者如卡夫卡一次在日记中表达的：“作为肺结核病人而有孩子并不完全是亵渎神灵的。福楼拜的父亲患有结核病。选择：或者使孩子的肺吹笛子（这是非常美的音乐表达，因它之故医生把耳朵贴在病人胸脯上），或者产生福楼拜。当人们在空虚中议论时，父亲在战栗。”不妨衡量一下这句话中可怕的无希望：“在空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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