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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人妖颠倒是混淆”的年月，社会上正喧嚣着一种“读书无用论”特别是在农村，许多家庭里的花季少年，都丢弃了书包，扛起锄头，投入到修理地球挣工分的行列。在全村子里，惟有我们家四兄妹却依然上着学，这在当时来讲，不啻是一种奇情怪景，另类一户。
其实，我家的家事并不好，尤其缺乏劳动力，比有的家庭要困难得多。但父母亲为了送我们上学读书，天大的困难都自己扛着，从不在我们面前诉苦。沉重的家庭负荷，压得她们过早的就褪尽了青春的容颜，各种皱纹都争先恐后的抢占额头那块并不宽敞的地盘，使之成为一块龟裂的山田。特别是我父亲，本来体质就差，下不起大力，人称“灯草客”四十来岁就两鬓飞雪，佝腰偻背，看上去比六十多岁的老头还显老。生产队连年超支，只得靠借储备粮吃返销过日子，常年是“瓜菜带”饭甑里都是带着颜色，从来就没有清一色过。这时，有好心的便劝我父亲：“自古只有鼎罐煮馍馍，那有鼎罐煮文章。现在读书有什么用，还是让你老大回来，帮你一把吧！别硬撑了。”父亲一听，没好气地回答道：“鬼话，他能帮我什么。”
十七岁那年，我正上高中，父亲的身体更糟糕了，脸色发黄，四肢无力，食量也锐减。有些内行的人见了，说怕是得了肝炎吧，那症状可象是肝炎的前兆。我们听了有些着急起来，便要父亲去医院作一次检查，父亲不肯去，我们便和母亲一起强拉硬拽地把父亲拖进医院，一检查，果不其然是肝炎。我们一下子全懵了，不知如何是好，倒是父亲反过来安慰我们：“不要信医生的，全是吓人的瞎话，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没什么大病的。”医院要我父亲住院治疗，父亲心想，到哪去筹那笔住院费呢，于是，父亲坚决不住院，只好要医生给开点药。从医院里出来，医生又嘱咐说：“肝炎病人除吃药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好好地静养休息。静养休息？一家人的牙齿磕下来差不多有一升，就全指望父亲和母亲两个，他哪休息得了呀！鉴于这种情况，我作为兄妹中的老大，理所当然的要站出来为家庭分忧。我便跟我父亲说：“让我退学吧——”“胡说。没出息的东西。”话没说完，父亲便截断我的话。“我不痛不痒的，有什么鬼肝炎，医生不编瞎话蒙人，能赚得到人家的药钱吗？”
第二天，父亲照样下地干活了，还把医生给他开的药方也藏了起来，不让再给他买药了——其实，我们也知道，他是舍不得花钱。没办法，我们只得寻一些不需要花钱的土方子让他吃，干活时尽量帮着他点，不让他太累了。
一次，父亲上山搬树整牛栏，那天正赶上是星期天我也在家，便也跟着他上了山。我和父亲一起抬一根干杉树，他抬的树蔸走前面，我抬树巅走后面。走路时，正好我看到他的后背，他那不发达的脊背，被汗水浸湿后，和汗衫紧紧地裹在一起，包着的只是一副瘦骨嶙峋的骨架。那颤巍巍的步履，迎风欲倒，每行一步，都是那样的艰难和吃力，我只得把肩膀不断地往前移，让树的重量尽量往我身上来，以减轻父亲身上的重负，尽管这样，他仍然气喘嘘嘘，特别是在上坡时，每行一步，每登一级台阶，总是往下一蹲，用手按着膝盖，身体往前一拱“哎呀”一声，再站起来作一阵深深地长呼吸，又才去登第二级本来不太重的一根干树，还未完全成熟的我，抬着也感到很轻松，而在父亲肩上，却象压的一座泰山。虽然他在我面前强颜作态扮着笑，但我知道，他是苦撑的，他不是用自己的体力，而是靠精神和毅力在拼命地挣扎。我的泪潸然而下，随即一种大胆的决定也油然而生。
回到学校，我偷偷地办了退学手续。当我把铺盖行李都背回家了，才告诉父母亲。我是想来个生米做成熟饭造成既成事实后，让她们看到了，想反对也迟了。果然，父亲见已成事实，没说我什么，只是暗自长叹了一声。我想：这回好了，父亲总该安心休息养病了吧！第二天，我便代替父亲出工了。晚上收工回来，父亲把我叫到他身边，从衣兜里掏出一张不知从哪弄来的医院证明，笑嘻嘻地对我说：“我说我没有什么肝炎的吧，你们不信，看，这是医院证明。以前准是那个不负责的医生搞错了。”接着，他便把话锋一转，严肃地对我说：“明天我送你去学校，接着读你的书，家里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操心。”说到后一句话时，就象给下达的一道命令，不允许我作任何申辨解释。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彻父亲就帮我清点好行装，催我上路了。到了学校。父亲找到了校长，又找了班主任，把情况给他们说了一遍，看着学校给我恢复了学籍，又把我送到教室的门口之后，他才放心地回家，临走时，他又反复地叮嘱我：“以后再不能自作主张了，安心读你的书，家里有我和你妈，天塌不下来的。”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使我突然想起朱自清先生的那篇著名散文——背影中的父亲形象，这有着多么的相似啊！再一次，我泪如泉流
父亲的肝炎经过服用土方子，病情虽然得到了一些遏制，但始终没有痊愈。就这样，父亲凭着他惊人的毅力，凭着对儿女们的一份期冀，拖着孱弱的病体，硬是顽强地坚持了八年，一直把我们兄妹四人一个个的送完小学、中学、大学毕业，他才带着那一丝欣慰和满足驾鹤仙乡。若干年过去了，那次我和父亲抬树的情景，依然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只有父亲那张不知从何处弄来的医院证明，却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那是在“人妖颠倒是混淆”的年月，社会上正喧嚣着一种“读书无用论”特别是在农村，许多家庭里的花季少年，都丢弃了书包，扛起锄头，投入到修理地球挣工分的行列。在全村子里，惟有我们家四兄妹却依然上着学，这在当时来讲，不啻是一种奇情怪景，另类一户。
其实，我家的家事并不好，尤其缺乏劳动力，比有的家庭要困难得多。但父母亲为了送我们上学读书，天大的困难都自己扛着，从不在我们面前诉苦。沉重的家庭负荷，压得她们过早的就褪尽了青春的容颜，各种皱纹都争先恐后的抢占额头那块并不宽敞的地盘，使之成为一块龟裂的山田。特别是我父亲，本来体质就差，下不起大力，人称“灯草客”四十来岁就两鬓飞雪，佝腰偻背，看上去比六十多岁的老头还显老。生产队连年超支，只得靠借储备粮吃返销过日子，常年是“瓜菜带”饭甑里都是带着颜色，从来就没有清一色过。这时，有好心的便劝我父亲：“自古只有鼎罐煮馍馍，那有鼎罐煮文章。现在读书有什么用，还是让你老大回来，帮你一把吧！别硬撑了。”父亲一听，没好气地回答道：“鬼话，他能帮我什么。”
十七岁那年，我正上高中，父亲的身体更糟糕了，脸色发黄，四肢无力，食量也锐减。有些内行的人见了，说怕是得了肝炎吧，那症状可象是肝炎的前兆。我们听了有些着急起来，便要父亲去医院作一次检查，父亲不肯去，我们便和母亲一起强拉硬拽地把父亲拖进医院，一检查，果不其然是肝炎。我们一下子全懵了，不知如何是好，倒是父亲反过来安慰我们：“不要信医生的，全是吓人的瞎话，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没什么大病的。”医院要我父亲住院治疗，父亲心想，到哪去筹那笔住院费呢，于是，父亲坚决不住院，只好要医生给开点药。从医院里出来，医生又嘱咐说：“肝炎病人除吃药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好好地静养休息。静养休息？一家人的牙齿磕下来差不多有一升，就全指望父亲和母亲两个，他哪休息得了呀！鉴于这种情况，我作为兄妹中的老大，理所当然的要站出来为家庭分忧。我便跟我父亲说：“让我退学吧——”“胡说。没出息的东西。”话没说完，父亲便截断我的话。“我不痛不痒的，有什么鬼肝炎，医生不编瞎话蒙人，能赚得到人家的药钱吗？”
第二天，父亲照样下地干活了，还把医生给他开的药方也藏了起来，不让再给他买药了——其实，我们也知道，他是舍不得花钱。没办法，我们只得寻一些不需要花钱的土方子让他吃，干活时尽量帮着他点，不让他太累了。
一次，父亲上山搬树整牛栏，那天正赶上是星期天我也在家，便也跟着他上了山。我和父亲一起抬一根干杉树，他抬的树蔸走前面，我抬树巅走后面。走路时，正好我看到他的后背，他那不发达的脊背，被汗水浸湿后，和汗衫紧紧地裹在一起，包着的只是一副瘦骨嶙峋的骨架。那颤巍巍的步履，迎风欲倒，每行一步，都是那样的艰难和吃力，我只得把肩膀不断地往前移，让树的重量尽量往我身上来，以减轻父亲身上的重负，尽管这样，他仍然气喘嘘嘘，特别是在上坡时，每行一步，每登一级台阶，总是往下一蹲，用手按着膝盖，身体往前一拱“哎呀”一声，再站起来作一阵深深地长呼吸，又才去登第二级本来不太重的一根干树，还未完全成熟的我，抬着也感到很轻松，而在父亲肩上，却象压的一座泰山。虽然他在我面前强颜作态扮着笑，但我知道，他是苦撑的，他不是用自己的体力，而是靠精神和毅力在拼命地挣扎。我的泪潸然而下，随即一种大胆的决定也油然而生。
回到学校，我偷偷地办了退学手续。当我把铺盖行李都背回家了，才告诉父母亲。我是想来个生米做成熟饭造成既成事实后，让她们看到了，想反对也迟了。果然，父亲见已成事实，没说我什么，只是暗自长叹了一声。我想：这回好了，父亲总该安心休息养病了吧！第二天，我便代替父亲出工了。晚上收工回来，父亲把我叫到他身边，从衣兜里掏出一张不知从哪弄来的医院证明，笑嘻嘻地对我说：“我说我没有什么肝炎的吧，你们不信，看，这是医院证明。以前准是那个不负责的医生搞错了。”接着，他便把话锋一转，严肃地对我说：“明天我送你去学校，接着读你的书，家里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操心。”说到后一句话时，就象给下达的一道命令，不允许我作任何申辨解释。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彻父亲就帮我清点好行装，催我上路了。到了学校。父亲找到了校长，又找了班主任，把情况给他们说了一遍，看着学校给我恢复了学籍，又把我送到教室的门口之后，他才放心地回家，临走时，他又反复地叮嘱我：“以后再不能自作主张了，安心读你的书，家里有我和你妈，天塌不下来的。”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使我突然想起朱自清先生的那篇著名散文——背影中的父亲形象，这有着多么的相似啊！再一次，我泪如泉流
父亲的肝炎经过服用土方子，病情虽然得到了一些遏制，但始终没有痊愈。就这样，父亲凭着他惊人的毅力，凭着对儿女们的一份期冀，拖着孱弱的病体，硬是顽强地坚持了八年，一直把我们兄妹四人一个个的送完小学、中学、大学毕业，他才带着那一丝欣慰和满足驾鹤仙乡。若干年过去了，那次我和父亲抬树的情景，依然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只有父亲那张不知从何处弄来的医院证明，却至今仍然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