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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诗歌的本质是韵律，在自由诗中诗歌因为失去格律而面临合法性危机，自由诗中内在韵律的发现是这一危机的唯一出路。
正文
诗歌在步入现代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地陷入了一种危机，甚至有评论家大声宣布“诗歌死亡”汉语诗的危机比其他大语种的诗歌危机尤其严重，因为在拉丁语系诸大语种中早在自由诗因为惠特曼而流行之前就有人写过自由诗，比如海涅、歌德、雨果、波德莱尔、布莱克、阿诺德都曾经写过自由诗，所以西方自由诗的发展是文体内部的要求，而汉语新诗是在译诗的影响下产生的，在产生之初即被作为一种思想解放潮流的组成，造成了一种同传统格律诗断裂的现象。
从整个诗歌史来考查，韵律是诗歌唯一的形式因素，在新诗中却没有韵律，这就是危机的根源所在。许多人对自由诗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可以像散文一样随意地写，那么在新诗中究竟有没有格律？
一、危机的含义
无论哪个语种的诗歌在历史上唯一共同的形式标志就是格律，因为在口头文学时代格律体现一种语言的魔力，这也是口头这种传播方式的要求。在中国古代诗乐舞是不分的，乐记云：“歌言其志也，乐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也。”十四行体是西方诗歌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格律体式，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在他的诗学笔记：“一定要写十四行诗。你从写作十四行诗和格律诗中能学到令人吃惊的东西。”19世纪末自由诗的流行是是诗歌的一次革命性的聚变，这种变化是空前绝后的，因为诗歌赖以存在的唯一的明确的形式因素格律消失了，这造成了诗歌的合法性危机，在外部看来这一重大的危机颠覆了几乎以往全部诗的观念。具体表现在：
（一）批判诗歌文本优劣的标准的缺失。过去诗歌判断的外在的因素首先是是否符合格律，诗歌成熟的标志似乎是“珠圆玉润”谢灵运是中国诗歌从古体过渡到近体的衔接者，他的诗追求的就是把诗作得“如弹丸般圆转”当然其次还有其他的标准，但是假如不用格律写诗，再怎么新奇的文本也只能在诗歌外了。
（二）诗作者、批评家、读者之间严重的隔阂。现在诗人、评论家与读者之间存在严重的隔阂。诗歌批判标准的缺失是造成这种隔阂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诗歌本身对于创造性的追求，这表现在诗人们在逼近诗心时对于独特的手法的追求。
（三）诗歌这种文体的地位的模糊。现在通常认为诗歌是同小说、剧本、散文相并立的，但是许多作家都把诗歌看作一种原发性的文体，宣称他们是由诗歌走上写作之路的，批评家的观念许多受制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读者的观念则非常混乱。其实这种位置的模糊是由于不同的人抱有不同时代的诗歌观念造成的，因为诗歌从产生到现代的位置是不断变化的。
二、危机的来源
（一）诗概念的沿革和实质
在历史上诗概念是不同的，当今不同的人仍然抱着不同时期观念，这就造成诸多的混乱。从诗歌的载体和形式出发，诗歌从逻辑上分为三个时期：口头时代、文人时代、自由诗时代，在每个时期诗的范围、功能、地位是不同的。从中可以发现在史诗阶段诗的内涵就是知识，文人阶段诗的内涵就是文学，在自由诗时代诗的内涵才是诗本身。
各个民族最初的文学都是口头时代产生的史诗，这在当时几乎就是唯一的文学，其特征是强烈的格律色彩，为全民族民众所普遍接受。其功能是综合性的，融合了文学、语言、宗教等诸多功能，诗人们仿佛是在代替神在说话，就像柏拉图所说：“神对于诗人们象对于占卜家和预言家一样，夺去他们的平常理智，用他们作代言人，正因为要使听众知道，诗人并非借自己的力量在无知无觉中说出那些珍贵的词句，而是由神凭附着向人说话。”目前看来中国（汉民族）是没有典型的史诗的，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史诗可能被儒家删削去了，不过诗经本身就是那种口头文学的遗留。诗经在战国末年楚辞兴起之前可以说是唯一的文学，孔子曰：诗可以兴、观、群、怨，可见诗在当时具有文艺之外更加广泛的功能，当时具有统摄作用的崇高地位。
口头时代之后是文人诗时代，文体随着知识的积累开始分化，尤其是出现大量的应用文体，在这一过程中诗被进一步分化。不过此时的诗仍然被认为是文学中的正宗，这时的诗大概包括各种各样的韵文，其中除了典型的诗外还包括叙事诗和戏剧诗。在中国过去一直是将文学分为两类的韵文和散文。其实韵文就是广义的诗，包括诗、词、曲、乐府诗及赋乃至元明清的诗剧。虽然有从四言体、骚体、五七言古诗、五七言律绝到词、曲的更迭，但是都有自己的韵律。拉丁语系语言的情况类似，期间同样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格律体制。
从格律诗到自由诗，诗在过去最主要的特征——格律消失了，并且被作为同小说、剧本、散文相并立的一种文体，读者也更加钟情于有更多消遣成分的小说等体裁，诗作为一种文体进一步被分化了。在这一流变过程中可以发现，诗的范围越来越小，那种崇高的地位每况愈下，功能也越来越集中在抒情的功能上。
在自由诗之前，诗的韵律一直认为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在自由诗时代却突然失去了格律，于是普遍产生一个疑问：诗还存在吗？这就是危机所在。其实在这时的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它才真正同其它的文体分离，回到真正诗本身。象征主义的鼻祖波德莱尔说：“诗不可同化于科学和伦理学、道德学，它一经同化，便死亡或衰歇。诗的目的不是‘真理’，而只是它自己。”
（二）诗歌技巧的追求
波德莱尔所认为的诗本身就是语言，马拉美也说：“诗不是用观念而是用若干单词来写的。素材不再是形式的造因，而是形式的效果。”在从象征主义开始的现代诸派，逐步发现了诗歌的本质即使语言形式，集中表现为诗歌技巧的发现。诗歌的技巧属于语言修辞中的积极修辞，是正常语法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诗人自古是发现的先锋，贺拉斯说：“世界上只有某些事物犯了平庸的毛病还可以勉强容忍。唯独诗人若只能达到平庸，无论天、人或柱石都不能容忍。”所以诗人会不断在正常的语法外寻找新的表达，如今我们所用的语言技巧几乎都是诗人们首先发现的。
在诗经中“赋、比、兴”是主要的手法，在楚辞中增加了隐喻，以后的手法日益翻新。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名句都是以新奇的手法取胜的，比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奇喻“红杏枝头春意闹”中的拟人。
诗歌技巧的翻新可以始终保持诗人的独创性，但是同时这就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晦涩，让读者望而却步。意大利诗人喀斯特尔维屈罗说：“诗人这个名词的本义是‘创造者’，如果他希望担当这个称号的真正意义，他就应该创造一切，因为从普通材料中都有创造的可能。”为了表达诗人心中独特的感受，他们会不断去... -->>
内容提要诗歌的本质是韵律，在自由诗中诗歌因为失去格律而面临合法性危机，自由诗中内在韵律的发现是这一危机的唯一出路。
正文
诗歌在步入现代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地陷入了一种危机，甚至有评论家大声宣布“诗歌死亡”汉语诗的危机比其他大语种的诗歌危机尤其严重，因为在拉丁语系诸大语种中早在自由诗因为惠特曼而流行之前就有人写过自由诗，比如海涅、歌德、雨果、波德莱尔、布莱克、阿诺德都曾经写过自由诗，所以西方自由诗的发展是文体内部的要求，而汉语新诗是在译诗的影响下产生的，在产生之初即被作为一种思想解放潮流的组成，造成了一种同传统格律诗断裂的现象。
从整个诗歌史来考查，韵律是诗歌唯一的形式因素，在新诗中却没有韵律，这就是危机的根源所在。许多人对自由诗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可以像散文一样随意地写，那么在新诗中究竟有没有格律？
一、危机的含义
无论哪个语种的诗歌在历史上唯一共同的形式标志就是格律，因为在口头文学时代格律体现一种语言的魔力，这也是口头这种传播方式的要求。在中国古代诗乐舞是不分的，乐记云：“歌言其志也，乐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也。”十四行体是西方诗歌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格律体式，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在他的诗学笔记：“一定要写十四行诗。你从写作十四行诗和格律诗中能学到令人吃惊的东西。”19世纪末自由诗的流行是是诗歌的一次革命性的聚变，这种变化是空前绝后的，因为诗歌赖以存在的唯一的明确的形式因素格律消失了，这造成了诗歌的合法性危机，在外部看来这一重大的危机颠覆了几乎以往全部诗的观念。具体表现在：
（一）批判诗歌文本优劣的标准的缺失。过去诗歌判断的外在的因素首先是是否符合格律，诗歌成熟的标志似乎是“珠圆玉润”谢灵运是中国诗歌从古体过渡到近体的衔接者，他的诗追求的就是把诗作得“如弹丸般圆转”当然其次还有其他的标准，但是假如不用格律写诗，再怎么新奇的文本也只能在诗歌外了。
（二）诗作者、批评家、读者之间严重的隔阂。现在诗人、评论家与读者之间存在严重的隔阂。诗歌批判标准的缺失是造成这种隔阂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诗歌本身对于创造性的追求，这表现在诗人们在逼近诗心时对于独特的手法的追求。
（三）诗歌这种文体的地位的模糊。现在通常认为诗歌是同小说、剧本、散文相并立的，但是许多作家都把诗歌看作一种原发性的文体，宣称他们是由诗歌走上写作之路的，批评家的观念许多受制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读者的观念则非常混乱。其实这种位置的模糊是由于不同的人抱有不同时代的诗歌观念造成的，因为诗歌从产生到现代的位置是不断变化的。
二、危机的来源
（一）诗概念的沿革和实质
在历史上诗概念是不同的，当今不同的人仍然抱着不同时期观念，这就造成诸多的混乱。从诗歌的载体和形式出发，诗歌从逻辑上分为三个时期：口头时代、文人时代、自由诗时代，在每个时期诗的范围、功能、地位是不同的。从中可以发现在史诗阶段诗的内涵就是知识，文人阶段诗的内涵就是文学，在自由诗时代诗的内涵才是诗本身。
各个民族最初的文学都是口头时代产生的史诗，这在当时几乎就是唯一的文学，其特征是强烈的格律色彩，为全民族民众所普遍接受。其功能是综合性的，融合了文学、语言、宗教等诸多功能，诗人们仿佛是在代替神在说话，就像柏拉图所说：“神对于诗人们象对于占卜家和预言家一样，夺去他们的平常理智，用他们作代言人，正因为要使听众知道，诗人并非借自己的力量在无知无觉中说出那些珍贵的词句，而是由神凭附着向人说话。”目前看来中国（汉民族）是没有典型的史诗的，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史诗可能被儒家删削去了，不过诗经本身就是那种口头文学的遗留。诗经在战国末年楚辞兴起之前可以说是唯一的文学，孔子曰：诗可以兴、观、群、怨，可见诗在当时具有文艺之外更加广泛的功能，当时具有统摄作用的崇高地位。
口头时代之后是文人诗时代，文体随着知识的积累开始分化，尤其是出现大量的应用文体，在这一过程中诗被进一步分化。不过此时的诗仍然被认为是文学中的正宗，这时的诗大概包括各种各样的韵文，其中除了典型的诗外还包括叙事诗和戏剧诗。在中国过去一直是将文学分为两类的韵文和散文。其实韵文就是广义的诗，包括诗、词、曲、乐府诗及赋乃至元明清的诗剧。虽然有从四言体、骚体、五七言古诗、五七言律绝到词、曲的更迭，但是都有自己的韵律。拉丁语系语言的情况类似，期间同样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格律体制。
从格律诗到自由诗，诗在过去最主要的特征——格律消失了，并且被作为同小说、剧本、散文相并立的一种文体，读者也更加钟情于有更多消遣成分的小说等体裁，诗作为一种文体进一步被分化了。在这一流变过程中可以发现，诗的范围越来越小，那种崇高的地位每况愈下，功能也越来越集中在抒情的功能上。
在自由诗之前，诗的韵律一直认为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在自由诗时代却突然失去了格律，于是普遍产生一个疑问：诗还存在吗？这就是危机所在。其实在这时的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它才真正同其它的文体分离，回到真正诗本身。象征主义的鼻祖波德莱尔说：“诗不可同化于科学和伦理学、道德学，它一经同化，便死亡或衰歇。诗的目的不是‘真理’，而只是它自己。”
（二）诗歌技巧的追求
波德莱尔所认为的诗本身就是语言，马拉美也说：“诗不是用观念而是用若干单词来写的。素材不再是形式的造因，而是形式的效果。”在从象征主义开始的现代诸派，逐步发现了诗歌的本质即使语言形式，集中表现为诗歌技巧的发现。诗歌的技巧属于语言修辞中的积极修辞，是正常语法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诗人自古是发现的先锋，贺拉斯说：“世界上只有某些事物犯了平庸的毛病还可以勉强容忍。唯独诗人若只能达到平庸，无论天、人或柱石都不能容忍。”所以诗人会不断在正常的语法外寻找新的表达，如今我们所用的语言技巧几乎都是诗人们首先发现的。
在诗经中“赋、比、兴”是主要的手法，在楚辞中增加了隐喻，以后的手法日益翻新。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名句都是以新奇的手法取胜的，比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奇喻“红杏枝头春意闹”中的拟人。
诗歌技巧的翻新可以始终保持诗人的独创性，但是同时这就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晦涩，让读者望而却步。意大利诗人喀斯特尔维屈罗说：“诗人这个名词的本义是‘创造者’，如果他希望担当这个称号的真正意义，他就应该创造一切，因为从普通材料中都有创造的可能。”为了表达诗人心中独特的感受，他们会不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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