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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常常搞不清,自己到底是乡下人,还是上海人。
我家住在城乡交界处的普陀区的一个新村里,我生于斯,长于斯。虽说这里算是市区,但新村路的一路之隔,一步之遥,即是城乡的分界。南边为市区,北面为宝山县的长征公社,弥望是一片青葱的绿地,也是我们春天闲逛秋天抓蟋蟀的良好处所。农民运送蔬菜的沉重的拖车,常在我们家门前缓缓行过,留下年轻农民弓腰曲背的汗津津的赤膊背影。
因了口音和穿着的缘故,在新村里和学校中,老是有人说我是乡下人。我的父母来自嘉定农村,闲暇时,大人也带我回老家住一阵。于是带回了一口浓重的乡下口音,穿着一身姑妈织的娘舅做的土布衣服,成了一个活脱脱的乡下孩子。外婆说,男孩子顽皮,洋布的衣服容易坏,于是给我做了不少土布衣裤。弟弟性格倔犟,嫌难看,不愿穿。我心里虽然也有同感,只是比较怯懦,不敢明确反对,于是日复一日地土里土气着。其实当时就是在乡下,穿土布人的也不太多。
一些新认识的同学往往会问我,你家住在乡下吗?于是我便罗里罗嗦地解释一番。住在市区的某些人,往往想表示一下市区居民的优越性,常对我讲乡下人怎么怎么,比如他们比较脏脏,比较土,比较笨等等。我听着很反感,心想,你又比他们优秀多少呢?由于我的乡村口音重,遇到和同学间口角时,对方便会唱起“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不来,秘戏秘戏炒咸菜”的儿歌以示轻藐。对着自己的满身土气,我总有些自惭形秽,因为平时听那些自以为是上海人的说起乡下人,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藐视的感觉。
我进小学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日,看到我穿着土布衣服,读中学的邻居莉莉问我,你们家在乡下是什么成分?我说是贫农。她接口道:贫农是半无产阶级。那时一直宣传无产阶级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光荣,听她说我家是半无产阶级,我口中虽然无从辩驳,心中是老大的不高兴。但事情往往出人意料,富有戏剧性。过了不久,他的爸爸因阶级成份问题被打倒了,不时开斗争会。尽管大家是邻居,我却暗自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不是说我家是半无产阶级吗?你的爸爸怎么被打倒了呢?你家是什么阶级呢?
学校放假时,我跟着外婆来到乡下,但乡下的大人小孩却并不认为我是乡下人,而认为我是地道的上海人。男孩子一般比较顽皮,时常要犯些这样那样的错误,大人们就说:哎,你这个上海小囡怎么这么皮!而读中学的大块头则偏偏对我说,你们上海最小气,请人家吃饭,用小碗盛,吃了三碗也没吃饱;你们家住在普陀区,又破(普)又大(陀)。你们上海房子小,一家五个人,只有十八个平方,身子也转不过来,还没有我们的饭厅大;我家的猪圈也有二十个平方呢!有一回不知什么原因,舅舅家的小我几岁的女儿英英和我拌起嘴来,她说,你们上海人有什么好?还不是靠我们乡下人养活?水门汀上种不出粮食来,没有我们乡下人,你们饭都没有吃听起来好象也有点理由。
哎,也真累!在上海,我要为乡下人的辩护,当别人贬低农民的时候,我会说他们吃苦耐劳不怕脏累的优点;在乡下,我却又为在为上海人辩护,当有人挖苦他的时候,我会地讲上海人聪明能干细心谨慎的优点。我何以一身肩负着双重的责任?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上海人不认为我是上海人,乡下人也不认为我是乡下人?我好象成了照镜子的猪八戒。
于是,我常常感到心情沉重,有点疲惫,也有点迷糊:自己到底算是乡下人呢?还是算上海人?
小时候,我常常搞不清,自己到底是乡下人,还是上海人。
我家住在城乡交界处的普陀区的一个新村里,我生于斯,长于斯。虽说这里算是市区,但新村路的一路之隔,一步之遥,即是城乡的分界。南边为市区,北面为宝山县的长征公社,弥望是一片青葱的绿地,也是我们春天闲逛秋天抓蟋蟀的良好处所。农民运送蔬菜的沉重的拖车,常在我们家门前缓缓行过,留下年轻农民弓腰曲背的汗津津的赤膊背影。
因了口音和穿着的缘故,在新村里和学校中,老是有人说我是乡下人。我的父母来自嘉定农村,闲暇时,大人也带我回老家住一阵。于是带回了一口浓重的乡下口音,穿着一身姑妈织的娘舅做的土布衣服,成了一个活脱脱的乡下孩子。外婆说,男孩子顽皮,洋布的衣服容易坏,于是给我做了不少土布衣裤。弟弟性格倔犟,嫌难看,不愿穿。我心里虽然也有同感,只是比较怯懦,不敢明确反对,于是日复一日地土里土气着。其实当时就是在乡下,穿土布人的也不太多。
一些新认识的同学往往会问我,你家住在乡下吗?于是我便罗里罗嗦地解释一番。住在市区的某些人,往往想表示一下市区居民的优越性,常对我讲乡下人怎么怎么,比如他们比较脏脏,比较土,比较笨等等。我听着很反感,心想,你又比他们优秀多少呢?由于我的乡村口音重,遇到和同学间口角时,对方便会唱起“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不来,秘戏秘戏炒咸菜”的儿歌以示轻藐。对着自己的满身土气,我总有些自惭形秽,因为平时听那些自以为是上海人的说起乡下人,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藐视的感觉。
我进小学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日,看到我穿着土布衣服,读中学的邻居莉莉问我,你们家在乡下是什么成分?我说是贫农。她接口道:贫农是半无产阶级。那时一直宣传无产阶级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光荣,听她说我家是半无产阶级,我口中虽然无从辩驳,心中是老大的不高兴。但事情往往出人意料,富有戏剧性。过了不久,他的爸爸因阶级成份问题被打倒了,不时开斗争会。尽管大家是邻居,我却暗自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不是说我家是半无产阶级吗?你的爸爸怎么被打倒了呢?你家是什么阶级呢?
学校放假时,我跟着外婆来到乡下,但乡下的大人小孩却并不认为我是乡下人,而认为我是地道的上海人。男孩子一般比较顽皮,时常要犯些这样那样的错误,大人们就说:哎,你这个上海小囡怎么这么皮!而读中学的大块头则偏偏对我说,你们上海最小气,请人家吃饭,用小碗盛,吃了三碗也没吃饱;你们家住在普陀区,又破(普)又大(陀)。你们上海房子小,一家五个人,只有十八个平方,身子也转不过来,还没有我们的饭厅大;我家的猪圈也有二十个平方呢!有一回不知什么原因,舅舅家的小我几岁的女儿英英和我拌起嘴来,她说,你们上海人有什么好?还不是靠我们乡下人养活?水门汀上种不出粮食来,没有我们乡下人,你们饭都没有吃听起来好象也有点理由。
哎,也真累!在上海,我要为乡下人的辩护,当别人贬低农民的时候,我会说他们吃苦耐劳不怕脏累的优点;在乡下,我却又为在为上海人辩护,当有人挖苦他的时候,我会地讲上海人聪明能干细心谨慎的优点。我何以一身肩负着双重的责任?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上海人不认为我是上海人,乡下人也不认为我是乡下人?我好象成了照镜子的猪八戒。
于是,我常常感到心情沉重,有点疲惫,也有点迷糊:自己到底算是乡下人呢?还是算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