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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穿越和文学的根
——兼评余秀华诗歌的多元性
又是春天，又是四月。先是樱花的开放，然后是桃花，李花，再之后是油菜花，成片片面的，让原野变成灿烂的海洋。很多年以来，我都已经找不到一个有关于春天的明晰的线索。每天都在城市的街巷中行走，每天都在看不见的围栏中生活。过于宽大而精致的城市，让我将土地的消息一再遗忘。前段时间某个夜晚，只是偶然，我路过一口荒废已久的池塘，我和一阵蛙鸣不期而遇。这些失去原野的土著居民，最终还是在春天苏醒，唱响了一支古老的歌谣。直到那一刻，我才确信：我的脚步再次迈进了春天的门槛。
事实上，春天能时只是某种意境的呈现。比如在南方，四月已是春之将暮；而在遥远的北方，黑色的泥土还不曾完全解冻，树木湿漉漉的枝条刚刚击退了冰雪的缠绕，惺惺然，于四月的微风中轻轻摇摆。原野依然是荒凉，还看不到花草的影子，直到五月，最北方的春天才刚刚开始。我们此时说的，也只是北半球的春天，至于南半球，正值暮秋时节罢。多有意思，我们总是生活在生活的表象之下。
我又想起了鄂中一个叫钟祥的小城。这座小城的某一个角落，座落着一个平凡的近似于古怪的村庄——横店村，据说余秀华就住在那里，一个诗文近妖的女子。想必她那里，此时也还是春天吧。
在王小波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形容自己就像是一条洋拉子一般的蠕虫。情绪灰暗，什么都做不了是他表述的本意，这种形容有些特别。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洋拉子并非善类。它喜安静，潜伏在绿色的树叶间，行动似乎也不迟钝，总是能给靠近它的妄人狠狠地一刺。小时顽劣，好攀爬的我，没少吃它的苦头。王小波为什么要形容自己是蠕虫？我想这并不是他身体虚弱的表证，或是精神苦闷的错觉。时至今日，有越来越多的人，分明能感受到他那种身体背叛，灵魂空置的痛楚。
我们还是回到文学本身。很多年前马原说小说死了。王蒙曾笑言：不是小说死了，是马原的小说死了。我个人觉得王蒙的笑多少有些牵强。虽然后来马原最终又提起了笔。说小说死了，马原不是第一人，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小说死了之后的散文死了，诗歌死了，最终的命题是：文学死了。事实上死了好，为什么不能死？戏剧早死了，我们现在有了电影；电影现在还没死，我们又有了网络。生活的多元性比照着人类精神的空虚，我们生活在一个造梦的时代，文学产业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快速成为这个时代的精英。被放牧的人群聚积在灰色的山顶，四周是死亡的围栏，幸福或狂欢几乎是你唯一的选项。你必须找到快感，如果没有，你可以幻想。生活终极的命题是：生活还要继续。有生活也就会有灾难，痛苦和抵抗。至于文学，它从来都是伴随着灾难，痛苦和抵抗而生的。
文学失去了它原来的样貌和色彩，被现代生活撕裂和异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学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不可能脱离人类生活的土壤。文学的想像和虚构，也只是站在广阔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背景之下来完成的。文学创作个性化的体验，和人类创作意义框架内的共识并不违背。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文学的空中楼阁——后工业化时代文学的产业化，只是一种文明的臆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过度的物质文明，粗暴地占据了现代人并不丰盈的内心。如果说现代文学的没落不是我们所想要见的，那么现代文学的根在哪里，现代文学该向何处去？就是我们不应该，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和王小波不同的是，张爱玲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都是在漂泊，流浪和逃避。张爱玲和她憎恶的虱子，最终消逝在加州某个阴暗的小旅馆里。现代文学的撕裂，异化，同现代现代物质文明的生活，是一个过于宽泛的话题。可能现代物质文明更准确，更具体的表述是现代城市文明。城市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综合体：它既包含了光明，美善，兴盛；也隐藏着阴暗，罪恶和堕落。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尴尬的时代。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与其说我们是在谈论现代文学的撕裂和异化，还不如说我们是在谈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撕裂和异化。
很显然，余秀华生活的横店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那种贴近自然，如梦幻般轻盈而自在的乡村，已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现代城市潮流的冲击和侵蚀。当然，城市并非是完美的战胜者，它过于驳杂的骨质结构，也越来越难以支撑起它日愈庞大，日愈臃肿身躯。“城市在想像的夜色中坍塌，燃烧。灵魂必将灰烬的方式抵达。”而乡村已无路可走，城市的光吸引着它。它已褪去昔日灵秀，恬静的衣衫，城市的呻吟和喘息却又让它惊惶无措。余秀华的文字也便是在如此的龃龉中左右摇摆：一方面是耽于梦幻的希冀；一方面是沉入放纵的渴望。“看吧，那棵孤独而又狂热的灵魂，在破裂的生活里发泄，和寻找。”
无可置辩，余秀华个人体验和感悟式的写作，不可能带有‘现代文学的根’‘现代文学的走向’诸如此类问题的思索。如果这也是盲目的话，那么这也是这个时代的盲目。创作者必须忠实于自己的生活，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当内心和生活产生巨大裂痕的时候，那么创作者就必然是迷茫，是困惑，是痛楚。平行的写作在我看来只是一种虚构，甚或是懦弱的逃避。创作者不可能飘浮于生活之外，而又能写出保持生活本来面目的作品中。寻觅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惟有坚强者才能抵达目的。如果我们一时不能理清生活的脉络，那我们还不如忠实于自己的情感，忠实于我们自己的内心，贴近生活本来的面目。时间的沉淀，往往是文学创作最好的工艺师，它能还原出好的文学作品其应有的光泽。
毫无疑问，余秀华深爱着她赖以生存的横店村，虽说这个横店村从历史或人文的角度来讲，已是不完整的，或残缺不全的。但余秀华的爱却依然是刻骨铭心的。“它闲了几十年了，把寂寞闲的不叫寂寞。我走出村看到，它伊哑一声，为我开门；我回到村时，它开门等我进来又关上。我踢了它一脚，它笑的惊起了水鸟。多少年前，我在它身上溜上溜下。不管有多少日子青黄不接，我的三哥，骑着竹马，他在石磨上，编一对草耳环，等我出嫁。”应该说拥有这样一个横店村的余秀华，依然是幸运或幸福的。那口大石磨闲了几十年了，把寂寞闲的不叫寂寞，但当余秀华的文字，拂去石磨上时间的尘埃，它便又还原出历史的鲜活。文学的根，也就是文学写作意义的根据是什么？城市的泛滥，自然的缺失，必将导致现代文学写作意义的断裂。传统的文学性和未知的城市流，就这样悬挂在裂缝的两个边沿。
信仰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有些奇怪的话题。前段时间看西川的访谈录，他甚至说到中国人几乎没什么信仰，信仰菩萨也只是在自己遇到难处的时候才想到去拜一拜。这多有意思，真主和耶稣终归在中国也没流行起来，由此我也感受到了自己的罪孽深重。事实可能并没有我们想像的悲观，我们老祖宗不是还有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么？我们老祖宗还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传说；我们老祖宗甚至还以智者的方式接近或触摸了无所不在的‘道’。我们后来者不正是如此的丰足中成长起来的么？最终，我们却对我们的信仰提出了质疑。但这种质疑的核心，又似乎并不应该是信仰，而是生活。生活不就是最大的信仰么？余秀华想必也是有着自己的信仰：“不再叩问土地，我的谦卑，让我的诗句也俯首向下，在一颗露水里安身立命，再不碰触内心的贵族气息，让它抵挡来世或前生。匍匐在狗尾草的摇晃，我的信仰穿过水声，挽留住浮云，以火焰的姿势把黑夜溺进水里。”土地的象征是自然，火焰的象征是光明，这此都可能是我们最初的信仰，我们甚至因为拥有如此的信仰而使自己内心丰盈，包含着贵族的气息。但现代生活给予我们的却是痛苦的反思，生活的断裂，必然造就了信仰的缺失，我们只能以谦卑和匍匐的姿势重新审视生活。我们甚至幻想‘以火焰的姿势把黑夜溺进水里’，但黑夜的消失，也不一定就是光明的重构，与其说这是余秀华个人的局限性，还不如说这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局限性。
历史的进程和历史的使命的凸显，是... -->>
平行，穿越和文学的根
——兼评余秀华诗歌的多元性
又是春天，又是四月。先是樱花的开放，然后是桃花，李花，再之后是油菜花，成片片面的，让原野变成灿烂的海洋。很多年以来，我都已经找不到一个有关于春天的明晰的线索。每天都在城市的街巷中行走，每天都在看不见的围栏中生活。过于宽大而精致的城市，让我将土地的消息一再遗忘。前段时间某个夜晚，只是偶然，我路过一口荒废已久的池塘，我和一阵蛙鸣不期而遇。这些失去原野的土著居民，最终还是在春天苏醒，唱响了一支古老的歌谣。直到那一刻，我才确信：我的脚步再次迈进了春天的门槛。
事实上，春天能时只是某种意境的呈现。比如在南方，四月已是春之将暮；而在遥远的北方，黑色的泥土还不曾完全解冻，树木湿漉漉的枝条刚刚击退了冰雪的缠绕，惺惺然，于四月的微风中轻轻摇摆。原野依然是荒凉，还看不到花草的影子，直到五月，最北方的春天才刚刚开始。我们此时说的，也只是北半球的春天，至于南半球，正值暮秋时节罢。多有意思，我们总是生活在生活的表象之下。
我又想起了鄂中一个叫钟祥的小城。这座小城的某一个角落，座落着一个平凡的近似于古怪的村庄——横店村，据说余秀华就住在那里，一个诗文近妖的女子。想必她那里，此时也还是春天吧。
在王小波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形容自己就像是一条洋拉子一般的蠕虫。情绪灰暗，什么都做不了是他表述的本意，这种形容有些特别。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洋拉子并非善类。它喜安静，潜伏在绿色的树叶间，行动似乎也不迟钝，总是能给靠近它的妄人狠狠地一刺。小时顽劣，好攀爬的我，没少吃它的苦头。王小波为什么要形容自己是蠕虫？我想这并不是他身体虚弱的表证，或是精神苦闷的错觉。时至今日，有越来越多的人，分明能感受到他那种身体背叛，灵魂空置的痛楚。
我们还是回到文学本身。很多年前马原说小说死了。王蒙曾笑言：不是小说死了，是马原的小说死了。我个人觉得王蒙的笑多少有些牵强。虽然后来马原最终又提起了笔。说小说死了，马原不是第一人，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小说死了之后的散文死了，诗歌死了，最终的命题是：文学死了。事实上死了好，为什么不能死？戏剧早死了，我们现在有了电影；电影现在还没死，我们又有了网络。生活的多元性比照着人类精神的空虚，我们生活在一个造梦的时代，文学产业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快速成为这个时代的精英。被放牧的人群聚积在灰色的山顶，四周是死亡的围栏，幸福或狂欢几乎是你唯一的选项。你必须找到快感，如果没有，你可以幻想。生活终极的命题是：生活还要继续。有生活也就会有灾难，痛苦和抵抗。至于文学，它从来都是伴随着灾难，痛苦和抵抗而生的。
文学失去了它原来的样貌和色彩，被现代生活撕裂和异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学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不可能脱离人类生活的土壤。文学的想像和虚构，也只是站在广阔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背景之下来完成的。文学创作个性化的体验，和人类创作意义框架内的共识并不违背。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文学的空中楼阁——后工业化时代文学的产业化，只是一种文明的臆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过度的物质文明，粗暴地占据了现代人并不丰盈的内心。如果说现代文学的没落不是我们所想要见的，那么现代文学的根在哪里，现代文学该向何处去？就是我们不应该，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和王小波不同的是，张爱玲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都是在漂泊，流浪和逃避。张爱玲和她憎恶的虱子，最终消逝在加州某个阴暗的小旅馆里。现代文学的撕裂，异化，同现代现代物质文明的生活，是一个过于宽泛的话题。可能现代物质文明更准确，更具体的表述是现代城市文明。城市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综合体：它既包含了光明，美善，兴盛；也隐藏着阴暗，罪恶和堕落。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尴尬的时代。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与其说我们是在谈论现代文学的撕裂和异化，还不如说我们是在谈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撕裂和异化。
很显然，余秀华生活的横店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那种贴近自然，如梦幻般轻盈而自在的乡村，已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现代城市潮流的冲击和侵蚀。当然，城市并非是完美的战胜者，它过于驳杂的骨质结构，也越来越难以支撑起它日愈庞大，日愈臃肿身躯。“城市在想像的夜色中坍塌，燃烧。灵魂必将灰烬的方式抵达。”而乡村已无路可走，城市的光吸引着它。它已褪去昔日灵秀，恬静的衣衫，城市的呻吟和喘息却又让它惊惶无措。余秀华的文字也便是在如此的龃龉中左右摇摆：一方面是耽于梦幻的希冀；一方面是沉入放纵的渴望。“看吧，那棵孤独而又狂热的灵魂，在破裂的生活里发泄，和寻找。”
无可置辩，余秀华个人体验和感悟式的写作，不可能带有‘现代文学的根’‘现代文学的走向’诸如此类问题的思索。如果这也是盲目的话，那么这也是这个时代的盲目。创作者必须忠实于自己的生活，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当内心和生活产生巨大裂痕的时候，那么创作者就必然是迷茫，是困惑，是痛楚。平行的写作在我看来只是一种虚构，甚或是懦弱的逃避。创作者不可能飘浮于生活之外，而又能写出保持生活本来面目的作品中。寻觅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惟有坚强者才能抵达目的。如果我们一时不能理清生活的脉络，那我们还不如忠实于自己的情感，忠实于我们自己的内心，贴近生活本来的面目。时间的沉淀，往往是文学创作最好的工艺师，它能还原出好的文学作品其应有的光泽。
毫无疑问，余秀华深爱着她赖以生存的横店村，虽说这个横店村从历史或人文的角度来讲，已是不完整的，或残缺不全的。但余秀华的爱却依然是刻骨铭心的。“它闲了几十年了，把寂寞闲的不叫寂寞。我走出村看到，它伊哑一声，为我开门；我回到村时，它开门等我进来又关上。我踢了它一脚，它笑的惊起了水鸟。多少年前，我在它身上溜上溜下。不管有多少日子青黄不接，我的三哥，骑着竹马，他在石磨上，编一对草耳环，等我出嫁。”应该说拥有这样一个横店村的余秀华，依然是幸运或幸福的。那口大石磨闲了几十年了，把寂寞闲的不叫寂寞，但当余秀华的文字，拂去石磨上时间的尘埃，它便又还原出历史的鲜活。文学的根，也就是文学写作意义的根据是什么？城市的泛滥，自然的缺失，必将导致现代文学写作意义的断裂。传统的文学性和未知的城市流，就这样悬挂在裂缝的两个边沿。
信仰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有些奇怪的话题。前段时间看西川的访谈录，他甚至说到中国人几乎没什么信仰，信仰菩萨也只是在自己遇到难处的时候才想到去拜一拜。这多有意思，真主和耶稣终归在中国也没流行起来，由此我也感受到了自己的罪孽深重。事实可能并没有我们想像的悲观，我们老祖宗不是还有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么？我们老祖宗还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传说；我们老祖宗甚至还以智者的方式接近或触摸了无所不在的‘道’。我们后来者不正是如此的丰足中成长起来的么？最终，我们却对我们的信仰提出了质疑。但这种质疑的核心，又似乎并不应该是信仰，而是生活。生活不就是最大的信仰么？余秀华想必也是有着自己的信仰：“不再叩问土地，我的谦卑，让我的诗句也俯首向下，在一颗露水里安身立命，再不碰触内心的贵族气息，让它抵挡来世或前生。匍匐在狗尾草的摇晃，我的信仰穿过水声，挽留住浮云，以火焰的姿势把黑夜溺进水里。”土地的象征是自然，火焰的象征是光明，这此都可能是我们最初的信仰，我们甚至因为拥有如此的信仰而使自己内心丰盈，包含着贵族的气息。但现代生活给予我们的却是痛苦的反思，生活的断裂，必然造就了信仰的缺失，我们只能以谦卑和匍匐的姿势重新审视生活。我们甚至幻想‘以火焰的姿势把黑夜溺进水里’，但黑夜的消失，也不一定就是光明的重构，与其说这是余秀华个人的局限性，还不如说这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局限性。
历史的进程和历史的使命的凸显，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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