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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叛乱，这种情况可以调集周边的驻军，甚至可以调集禁卫军进行镇压，手段自然也就没有限制，惩罚力度也是最高，通常叛乱分子是无法得到宽恕的。
毫无疑问，这一套东西跟秦朝的酷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多就是因为多了内务委员的监督，因为有无线电的上传下达，再加上热武器的威力，能避免一些冤假错案，而且镇压力度也更强，普通民众很难在没有主力军队的支持下造反成功。
就目前而言，李永吉身为皇帝，身为全国武装力量最高司令，上到禁卫军这种主力部队，下到各级民兵与警察部队，全部都是铁杆保皇派，所以地方上哪怕因为种种原因而发生官民冲突，只要有相关的行政命令，那么哪怕同情对方，也要果断的前去镇压，这也让地方官可以更加的横行无忌。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修路问题所造成的镇压行为可以说从来都不曾断绝过，只不过因为造反的规模都比较小，大都不超过动乱级别。
虽然因为镇压之后，可以起到杀鸡儆猴一样的警示作用，让其他遇到类似事情的村民不敢违抗修路大军，乖乖的听话，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江南地区，但山东苏北一带就不同了。
苏北跟山东这些地方民风彪悍，对修路跟强拆的抵触情绪很大，经常发生争不过就干脆全村去当土匪的事情，所以说强制修路的结果，就是让当地匪患又有了逐渐壮大的趋势。
匪患壮大，当地新政府往往就是提高镇压级别，用更强的力量去镇压，长此以往，当地民众对地方官府的感观也越来越差。
虽然地方上也有信访局，但当地人根本不敢去信访局反映情况，只想长途跋涉的过来告御状，而地方官呢，一般就是想方设法的阻拦告御状，这又加深了官民冲突。
沈世明认为，如果修路是必须执行的，是不可更改的国政，那么为了降低官民冲突的恶劣影响，或者说为了尽量不给皇室与朝廷摸黑，就应该给地方上更多缓冲时间，让他们可以有更多方法去调解，尽量不发生冲突。
那么，如何给地方更多缓冲时间呢？很简单，在无法更改前任政策的情况下，就只能上级部门怠政，也就是不下放权力，让地方上更束手束脚。
简单点说，地方上一旦要碰到修路造成的矛盾，如果要提高到动乱级别，要调集警察大部队去镇压，并且使用热兵器动武，通常都会先上报，请求上级部门批准，上级也会直接打到国务院，请求国务院批准动用警力镇压。
那么，如果国务院在这个时候压着地方的动武请求，不下达批准的行政命令，那么当地警察就不敢调集大部队进行镇压，而地方官没办法下，只能继续进行调解劝说。
这个情况就有两种情况发生，要么地方上调节成功，要么调节不成功，而给了大家更充足的时间了解事情的严重性之后，如果还是不行，再动武也就说得过去了。
不过考虑到地方官的尿性，所以沈世明的办法是下派国务院的中央干部前去调节，事实上他已经在这么做了。
别看他在任上不声不响很低调，但首相是有秘书的，也就是首相幕僚团，像伍廷芳就是幕僚出身。
幕僚是直接听首相命令的，所以遇到这种事情，沈世明都是直接派自己的幕僚，以特使的身份前去了解情况，调节纠纷，或者尝试绕道，或者适当给予更高的补偿，实在不行再动武。
当然，这期间修路的进度是不能减缓的，因为建筑队的修路是不管那些的，是独立运作，而通常面对这种大军一样的建筑部队，地方村民也不敢阻拦，他们通常的做法就是事后找地方官哭闹。
地方官之所以对受害村民蛮横强硬，也是因为地方上管不到建设兵团，可村民又不依不挠，所以才直接威胁恐吓。
这个时候，如果派一个类似于钦差一样的中央大员过去细心耐心的调解，先以国家民族之类的大义去说修路的重要性，再找点风水师一忽悠，就说你原来的祖坟或者屋子如何不好，重新给你找的地方如何好，完后再提高一点补偿，通常老百姓反而会欢天喜地。
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国老百姓其实很好糊弄，除非逼不得已，也一般不会造反。所以你只要先给个大义的帽子压下去，再弄点风水师糊弄一番，最后多给点钱补偿，说不定坏事就变好事，而多给的那点补偿呢，跟动兵需要的资金比起来，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好吧，就算这个事情算你做的对。”李永吉道，“那么学校呢？王韬可是跟我说了好多次，说教育经费是有规定的，是地税扶持教育，但你卡着经费不放，很多学校都没法动工。”
“关于这个，陛下您有所不知，我这样也是出于无奈。”沈世明回答道。
按照沈世明的说法，把土地税补贴教育其实也是个善举，但王韬的做法却有些过于简单粗暴，花钱没用对地方。
王韬的办法，是多建学校，要全民推行强制性的小学义务教育，这也是当初李永吉跟他一起制定的教育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嘛，就不多说了，小孩子洗脑容易啥的，太敏感了。
这个政策其实以前推行的很不错，也算相当成功，如今江南地区之所以成为最拥护帝国的一个地区，跟这个教育政策不无相关。
为啥呢，因为免费入学可以减轻民众相当大的一部分负担，而小孩子在学校学到东西后，回家也会把学到的东西说出去，比如忠君爱国啊，比如国家大事啊，比如先进思想啊等等。小孩子说的这些，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的父母。
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上海的很多地区，周六周日小孩放假回家的时候，往往就是开家庭辩论会跟学习会的时候，通常父母都会接受孩子的一番爱国主义教育，并回忆往昔，对照现在，然后更加旗帜鲜明的加入到忠君爱国的大军里面，并有事儿没事儿的把忠君爱国挂在嘴边，似乎不如此可就不能显得自己思想更先进，更高人一等。
这种近乎盲目性的忠君风，几乎都是从免费小学教育刮起的，可见小学教育的重要性。
但是，沈世明却认为，以前能够推行成功，那是因为特殊情况特殊环境，却不适合现在的中华帝国，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因为在李永吉实行这个制度的时候，手底下只有江南地区，也就是江苏全部以及浙江北部几个精华地区。
在这些地方里，读书人很多，识字率是全中国最高的地方，用个俗话说，那就是秀才遍地走，童生不如狗，就说苏州城吧，随便出去溜达一圈，街头摆摊的，十个有八个是认字的，而至少有一半是上过三年学的。
目前小学教育的课本，都是李永吉提供的经过修改的现代课本，这本身没问题，毕竟小学么，主要就是学下汉语拼音，然后对照拼音学繁体字，另外就是基本的算术了。
可是，能学会这些的老师就不多了，虽然小学老师门槛低，只要学会汉语拼音，才会基本的加减乘除就可以，但要在短期内做到这点，或者说要想通过小学教师的资格考试，成为一名光荣的，吃皇粮的小学老师，怎么也要上过三年以上的学才行。
这个条件对江南地区不是问题，但如果范围扩大，比如山东苏北，还有安徽地区的话，那情况就又不同了。
安徽地区，也就是南京以西，安庆以东这些地方，本来也算读书人扎堆的地方，但太平天国这么一搞，读书人数目大减，大多跑到湖南湖北还是有江苏浙江去了，重新占领这些地方之后，再想找更多读书人当小学老师，那真是谈何容易。
山东苏北就更不用说，那更是穷的叮当响，很多地方整村都是文盲，一个读书人都没有，孩子都是早早的干农活，强制上小学就更不用提了。
苏州上海倒是有不少小学老师的短期培训班，并且也储备了不少小学老师，但他们培训合格之后，连江南地区都不够用，就更不用说派去安徽苏北跟山东这些穷地方了，他们也不乐意去。
更何况，李永吉还打算推行简体字，或者说吉体字，名义上就说是皇帝为了推广文字，亲自找人创造的训民简字。
虽然简体字计划只是个预案，并没有真正全面实施，但看李永吉的意思，简体字也是早晚，那这样又会增加小学老师学习与培训时间。
总而言之，沈世明算过一笔账，中华帝国现在要是实行强制性的义务小学教育制度，最大的问题不是校舍，这个东西有钱有人就行，但合格的老师就严重不足了。
所以说，现在最关键的不是多建小学校舍，而是多搞一些小学培训班，提高一下小学老师的待遇，让更多的读书人投入到小学老师这个光荣的大家庭中，先缓一缓，等过个一两年，合格的老师增多了，再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实行全面教育比较好。
也就是说，沈世明觉得现在还不是全国都实行小学义务教育的时候，而是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实行区别教学。
比如江南地区这个比较成熟的地方，就可以现在大城市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并加大小学教师资格的培训，但像安徽、苏北、山东这些地方，就先暂时缓一缓，不实行强制性义务教学，这样不但可以节省更多的资金，先用到别的地方，也能够让教育的推广更顺畅，不会出现拔苗助长的情况。
至于教育资金如何挪用，这个可以再议，总之只要挪用的时候加点利息，让教育资金可以不断增长，那就没问题。
再说了，就算不挪用，把建设小学校园的资金弄成成人培训班，效果可能更显著，毕竟成年人的智商毕竟比小孩子要高。
实践证明，一个十八岁到二十三岁之间的文盲成年人，跟一个八岁到十三岁之间的文盲小孩子，在一起进行扫盲学习的时候，肯定是成年人学习的更快。
当然，这个学习更快，是指最初级的学习，如果讲到延续性跟发展前途，由于二十三岁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快就会呈现智力下降的趋势，肯定不如十五岁的孩子发展前途更高。
但是呢，那个所谓发展前途更高，也不是绝对，毕竟成年人也会继续学习，而如果只是达到小学老师的程度，那么成年人学习的性价比就更高一点。
毕竟成年人学习小学内容，不需要学校提供额外的营养餐，只需要给钱就行，名义也可以给个好听一点的称号，比如说明这是吃皇粮，跟当初的秀才禀生一个待遇。
要是这样的话，小学老师的职位，对成年人的吸引力会更大，而成年人因为更懂事，学习热情往往会更高，不像小孩子，往往不知道生活的艰辛，会更加贪玩，更不容易用心学习。
可以这么说，同样是物质奖励，对成年人的作用要绝对大于小孩子，因此投入成年人，要比投入到小孩子身上更合算。
还别说，听了沈世明的这一番话，李永吉也是受教良多，原本他只从经济上跟物资上考虑，却没想到政策具体实施的时候还会有那么多的麻烦。
就像沈世明说的，他发现的还是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其他还不明显的问题就更多了，而那些不明显的问题，说白了就是隐患，隐患多了，一旦有合适的契机，一起爆发的话，那对国家造成的影响跟损害，那也是相当巨大。
“所以，归根到底这是个法治跟人治的问题。”沈世明总结道，“陛下崇尚法治，这一点微臣也赞同，毕竟如今我中华帝国外患大于内忧，法治更容易集中力量应对强敌，但法理不外乎人情，陛下的朝廷太过**，忽略了人治的力量，总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紧接着，他又开始说起了法治人治的不同。
按照他的说法，法治就是李永吉现在搞的那样，一切都有法可依，一切都遵法实行，但这些法度又多又繁琐，连普通官员都无法全部知晓，更何况是普通老百姓了。
这样一来，本来是善法，到了下面也会成了恶法，还会给很多懂法的恶棍无赖借机违法乱纪，用法律的名义欺压老百姓，但最后这些恶棍无赖赚了好处，坏名声却给了朝廷，这是智者所不取的。
所以儒家人治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人治没有一个绝对的法，而是根据人情世故以及天理伦常，或者说普世价值观去衡量一切，虽然个人主观的随性更大，但相对而言也更适合文盲居多的中国人。
现在，沈世明搞怠政，其实就是俗称的无为而治，就是尽量减少上层的干预，而中央没有具体而明确的命令，下面的地方官也就没有让警察动武的授权，没有了警察的绝对保障，他们对地方政务就会更谨慎，如此一来，就可以让下面自发运行，更好的与民休息。
换言之，这是沈世明在无法更改现有体制情况下的一种妥协，也就是在法治政府的大环境里，认为的从上层减少行政干预，而中华帝国的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了上头国务院的命令，很多工作就没法顺利开展，这看起来是怠政，但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与民休息的善举。
“陛下，这老百姓啊，你不去管他们，他们自己就能管好自己，你要是多管的话，反而会出事。朝廷只需要在财政充裕，兵力充沛的情况下，轻徭薄赋就行了，这样就可以成就一个盛世，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问题是随着社会发展，随着新技术的进步，政府的职能也会越来越多。”李永吉道，“比如修路，你现在还只是简单的冲突，以后我要是全修铁路，铁路上跑火车之后，愚民要说火车是恶魔，破坏了风水，要捣毁火车怎么办？或者我以后要推广工业化，很多手工业者因此破产，要捣毁机器要如何？
总之，人治看起来很美，但不可行，一个现代国家总是要**制的，起码要有法可依。
当然，在法律框架下，根据情况适当有所变化，有所左右是可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法院从政府层面独立出来，而且法院审案子还必须要有陪审团的原因。”
李永吉说的这些，沈世明显然没明白，不过他却知道不能跟皇帝顶牛，所以只是连忙道歉：“是，陛下，微臣愚钝，看不到圣上的深谋远虑，回去一定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学习陛下赏赐的著作，仔细仔细再仔细的领会陛下的精神。”
“好了，事情就先这样吧，毕竟你说的其实也有道理，法治社会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成的，现成的法律必须有，但就目前的情况下，适当的搞一搞人治，不用什么都较真其实也不错。”李永吉道：“我们制定策略的时候必然难以全面周全，下面具体实行的时候，也肯定会出问题，不过出问题不怕，怕的是出了问题就全面否定，全面推倒，那才是开历史倒车。所以说，你的做法让我很满意，在法治的框架里，再实行一定的人治，这个点子相当好嘛。”
“谢陛下赞誉。”沈世明道，“不过陛下，正如微臣所说，为了法治之外多一些人情，减少地方跟民间的冲突，臣觉得应该加大首相的幕僚团，然后以国务院特派中央委员的身份巡视地方，去协调地方政府与民间的冲突，您觉得怎么样？”
“这件事啊，好倒是好，不过国务院幕僚就不用了，毕竟幕僚的作用不是干这个的。”李永吉道，“这样吧，各地都有下派的内务委员，可以把这个协调的工作交给内务委员去做。
至于你么，嗯，国务院的确管不到内务府的人，但我可以给你加一个内务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让你可以直接领导下面的内务委员，也算加大了你的权柄，这样总可以了吧？”
“这……谢陛下成全！”沈世明大喜。
“很好，没想到你倒是让我十分惊喜，居然搞了一个法治为皮，人治为里这一套，让我们的官府能够更加的灵活。看来让你做首相还真是个明治的决定。”李永吉笑着道，“正如我跟你说的，做人是要谦虚谨慎低调一点，但做事也不能太多顾虑，该高调也要高调，什么事情都可以尝试一下，错了再改就是了，就比如你那个变相人治，我看可以继续下去。”
“多谢陛下的体谅，微臣必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也必为陛下赴汤蹈火，将前路铺成坦途！”
“好好好，这才是个首相的气概！总之呢，王韬他们的事情我就先给你压下来，你放手施为就好，出了事我担着，我看好你，不要让我失望。”
那就是叛乱，这种情况可以调集周边的驻军，甚至可以调集禁卫军进行镇压，手段自然也就没有限制，惩罚力度也是最高，通常叛乱分子是无法得到宽恕的。
毫无疑问，这一套东西跟秦朝的酷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多就是因为多了内务委员的监督，因为有无线电的上传下达，再加上热武器的威力，能避免一些冤假错案，而且镇压力度也更强，普通民众很难在没有主力军队的支持下造反成功。
就目前而言，李永吉身为皇帝，身为全国武装力量最高司令，上到禁卫军这种主力部队，下到各级民兵与警察部队，全部都是铁杆保皇派，所以地方上哪怕因为种种原因而发生官民冲突，只要有相关的行政命令，那么哪怕同情对方，也要果断的前去镇压，这也让地方官可以更加的横行无忌。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修路问题所造成的镇压行为可以说从来都不曾断绝过，只不过因为造反的规模都比较小，大都不超过动乱级别。
虽然因为镇压之后，可以起到杀鸡儆猴一样的警示作用，让其他遇到类似事情的村民不敢违抗修路大军，乖乖的听话，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江南地区，但山东苏北一带就不同了。
苏北跟山东这些地方民风彪悍，对修路跟强拆的抵触情绪很大，经常发生争不过就干脆全村去当土匪的事情，所以说强制修路的结果，就是让当地匪患又有了逐渐壮大的趋势。
匪患壮大，当地新政府往往就是提高镇压级别，用更强的力量去镇压，长此以往，当地民众对地方官府的感观也越来越差。
虽然地方上也有信访局，但当地人根本不敢去信访局反映情况，只想长途跋涉的过来告御状，而地方官呢，一般就是想方设法的阻拦告御状，这又加深了官民冲突。
沈世明认为，如果修路是必须执行的，是不可更改的国政，那么为了降低官民冲突的恶劣影响，或者说为了尽量不给皇室与朝廷摸黑，就应该给地方上更多缓冲时间，让他们可以有更多方法去调解，尽量不发生冲突。
那么，如何给地方更多缓冲时间呢？很简单，在无法更改前任政策的情况下，就只能上级部门怠政，也就是不下放权力，让地方上更束手束脚。
简单点说，地方上一旦要碰到修路造成的矛盾，如果要提高到动乱级别，要调集警察大部队去镇压，并且使用热兵器动武，通常都会先上报，请求上级部门批准，上级也会直接打到国务院，请求国务院批准动用警力镇压。
那么，如果国务院在这个时候压着地方的动武请求，不下达批准的行政命令，那么当地警察就不敢调集大部队进行镇压，而地方官没办法下，只能继续进行调解劝说。
这个情况就有两种情况发生，要么地方上调节成功，要么调节不成功，而给了大家更充足的时间了解事情的严重性之后，如果还是不行，再动武也就说得过去了。
不过考虑到地方官的尿性，所以沈世明的办法是下派国务院的中央干部前去调节，事实上他已经在这么做了。
别看他在任上不声不响很低调，但首相是有秘书的，也就是首相幕僚团，像伍廷芳就是幕僚出身。
幕僚是直接听首相命令的，所以遇到这种事情，沈世明都是直接派自己的幕僚，以特使的身份前去了解情况，调节纠纷，或者尝试绕道，或者适当给予更高的补偿，实在不行再动武。
当然，这期间修路的进度是不能减缓的，因为建筑队的修路是不管那些的，是独立运作，而通常面对这种大军一样的建筑部队，地方村民也不敢阻拦，他们通常的做法就是事后找地方官哭闹。
地方官之所以对受害村民蛮横强硬，也是因为地方上管不到建设兵团，可村民又不依不挠，所以才直接威胁恐吓。
这个时候，如果派一个类似于钦差一样的中央大员过去细心耐心的调解，先以国家民族之类的大义去说修路的重要性，再找点风水师一忽悠，就说你原来的祖坟或者屋子如何不好，重新给你找的地方如何好，完后再提高一点补偿，通常老百姓反而会欢天喜地。
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国老百姓其实很好糊弄，除非逼不得已，也一般不会造反。所以你只要先给个大义的帽子压下去，再弄点风水师糊弄一番，最后多给点钱补偿，说不定坏事就变好事，而多给的那点补偿呢，跟动兵需要的资金比起来，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好吧，就算这个事情算你做的对。”李永吉道，“那么学校呢？王韬可是跟我说了好多次，说教育经费是有规定的，是地税扶持教育，但你卡着经费不放，很多学校都没法动工。”
“关于这个，陛下您有所不知，我这样也是出于无奈。”沈世明回答道。
按照沈世明的说法，把土地税补贴教育其实也是个善举，但王韬的做法却有些过于简单粗暴，花钱没用对地方。
王韬的办法，是多建学校，要全民推行强制性的小学义务教育，这也是当初李永吉跟他一起制定的教育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嘛，就不多说了，小孩子洗脑容易啥的，太敏感了。
这个政策其实以前推行的很不错，也算相当成功，如今江南地区之所以成为最拥护帝国的一个地区，跟这个教育政策不无相关。
为啥呢，因为免费入学可以减轻民众相当大的一部分负担，而小孩子在学校学到东西后，回家也会把学到的东西说出去，比如忠君爱国啊，比如国家大事啊，比如先进思想啊等等。小孩子说的这些，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的父母。
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上海的很多地区，周六周日小孩放假回家的时候，往往就是开家庭辩论会跟学习会的时候，通常父母都会接受孩子的一番爱国主义教育，并回忆往昔，对照现在，然后更加旗帜鲜明的加入到忠君爱国的大军里面，并有事儿没事儿的把忠君爱国挂在嘴边，似乎不如此可就不能显得自己思想更先进，更高人一等。
这种近乎盲目性的忠君风，几乎都是从免费小学教育刮起的，可见小学教育的重要性。
但是，沈世明却认为，以前能够推行成功，那是因为特殊情况特殊环境，却不适合现在的中华帝国，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因为在李永吉实行这个制度的时候，手底下只有江南地区，也就是江苏全部以及浙江北部几个精华地区。
在这些地方里，读书人很多，识字率是全中国最高的地方，用个俗话说，那就是秀才遍地走，童生不如狗，就说苏州城吧，随便出去溜达一圈，街头摆摊的，十个有八个是认字的，而至少有一半是上过三年学的。
目前小学教育的课本，都是李永吉提供的经过修改的现代课本，这本身没问题，毕竟小学么，主要就是学下汉语拼音，然后对照拼音学繁体字，另外就是基本的算术了。
可是，能学会这些的老师就不多了，虽然小学老师门槛低，只要学会汉语拼音，才会基本的加减乘除就可以，但要在短期内做到这点，或者说要想通过小学教师的资格考试，成为一名光荣的，吃皇粮的小学老师，怎么也要上过三年以上的学才行。
这个条件对江南地区不是问题，但如果范围扩大，比如山东苏北，还有安徽地区的话，那情况就又不同了。
安徽地区，也就是南京以西，安庆以东这些地方，本来也算读书人扎堆的地方，但太平天国这么一搞，读书人数目大减，大多跑到湖南湖北还是有江苏浙江去了，重新占领这些地方之后，再想找更多读书人当小学老师，那真是谈何容易。
山东苏北就更不用说，那更是穷的叮当响，很多地方整村都是文盲，一个读书人都没有，孩子都是早早的干农活，强制上小学就更不用提了。
苏州上海倒是有不少小学老师的短期培训班，并且也储备了不少小学老师，但他们培训合格之后，连江南地区都不够用，就更不用说派去安徽苏北跟山东这些穷地方了，他们也不乐意去。
更何况，李永吉还打算推行简体字，或者说吉体字，名义上就说是皇帝为了推广文字，亲自找人创造的训民简字。
虽然简体字计划只是个预案，并没有真正全面实施，但看李永吉的意思，简体字也是早晚，那这样又会增加小学老师学习与培训时间。
总而言之，沈世明算过一笔账，中华帝国现在要是实行强制性的义务小学教育制度，最大的问题不是校舍，这个东西有钱有人就行，但合格的老师就严重不足了。
所以说，现在最关键的不是多建小学校舍，而是多搞一些小学培训班，提高一下小学老师的待遇，让更多的读书人投入到小学老师这个光荣的大家庭中，先缓一缓，等过个一两年，合格的老师增多了，再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实行全面教育比较好。
也就是说，沈世明觉得现在还不是全国都实行小学义务教育的时候，而是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实行区别教学。
比如江南地区这个比较成熟的地方，就可以现在大城市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并加大小学教师资格的培训，但像安徽、苏北、山东这些地方，就先暂时缓一缓，不实行强制性义务教学，这样不但可以节省更多的资金，先用到别的地方，也能够让教育的推广更顺畅，不会出现拔苗助长的情况。
至于教育资金如何挪用，这个可以再议，总之只要挪用的时候加点利息，让教育资金可以不断增长，那就没问题。
再说了，就算不挪用，把建设小学校园的资金弄成成人培训班，效果可能更显著，毕竟成年人的智商毕竟比小孩子要高。
实践证明，一个十八岁到二十三岁之间的文盲成年人，跟一个八岁到十三岁之间的文盲小孩子，在一起进行扫盲学习的时候，肯定是成年人学习的更快。
当然，这个学习更快，是指最初级的学习，如果讲到延续性跟发展前途，由于二十三岁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快就会呈现智力下降的趋势，肯定不如十五岁的孩子发展前途更高。
但是呢，那个所谓发展前途更高，也不是绝对，毕竟成年人也会继续学习，而如果只是达到小学老师的程度，那么成年人学习的性价比就更高一点。
毕竟成年人学习小学内容，不需要学校提供额外的营养餐，只需要给钱就行，名义也可以给个好听一点的称号，比如说明这是吃皇粮，跟当初的秀才禀生一个待遇。
要是这样的话，小学老师的职位，对成年人的吸引力会更大，而成年人因为更懂事，学习热情往往会更高，不像小孩子，往往不知道生活的艰辛，会更加贪玩，更不容易用心学习。
可以这么说，同样是物质奖励，对成年人的作用要绝对大于小孩子，因此投入成年人，要比投入到小孩子身上更合算。
还别说，听了沈世明的这一番话，李永吉也是受教良多，原本他只从经济上跟物资上考虑，却没想到政策具体实施的时候还会有那么多的麻烦。
就像沈世明说的，他发现的还是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其他还不明显的问题就更多了，而那些不明显的问题，说白了就是隐患，隐患多了，一旦有合适的契机，一起爆发的话，那对国家造成的影响跟损害，那也是相当巨大。
“所以，归根到底这是个法治跟人治的问题。”沈世明总结道，“陛下崇尚法治，这一点微臣也赞同，毕竟如今我中华帝国外患大于内忧，法治更容易集中力量应对强敌，但法理不外乎人情，陛下的朝廷太过**，忽略了人治的力量，总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紧接着，他又开始说起了法治人治的不同。
按照他的说法，法治就是李永吉现在搞的那样，一切都有法可依，一切都遵法实行，但这些法度又多又繁琐，连普通官员都无法全部知晓，更何况是普通老百姓了。
这样一来，本来是善法，到了下面也会成了恶法，还会给很多懂法的恶棍无赖借机违法乱纪，用法律的名义欺压老百姓，但最后这些恶棍无赖赚了好处，坏名声却给了朝廷，这是智者所不取的。
所以儒家人治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人治没有一个绝对的法，而是根据人情世故以及天理伦常，或者说普世价值观去衡量一切，虽然个人主观的随性更大，但相对而言也更适合文盲居多的中国人。
现在，沈世明搞怠政，其实就是俗称的无为而治，就是尽量减少上层的干预，而中央没有具体而明确的命令，下面的地方官也就没有让警察动武的授权，没有了警察的绝对保障，他们对地方政务就会更谨慎，如此一来，就可以让下面自发运行，更好的与民休息。
换言之，这是沈世明在无法更改现有体制情况下的一种妥协，也就是在法治政府的大环境里，认为的从上层减少行政干预，而中华帝国的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了上头国务院的命令，很多工作就没法顺利开展，这看起来是怠政，但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与民休息的善举。
“陛下，这老百姓啊，你不去管他们，他们自己就能管好自己，你要是多管的话，反而会出事。朝廷只需要在财政充裕，兵力充沛的情况下，轻徭薄赋就行了，这样就可以成就一个盛世，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问题是随着社会发展，随着新技术的进步，政府的职能也会越来越多。”李永吉道，“比如修路，你现在还只是简单的冲突，以后我要是全修铁路，铁路上跑火车之后，愚民要说火车是恶魔，破坏了风水，要捣毁火车怎么办？或者我以后要推广工业化，很多手工业者因此破产，要捣毁机器要如何？
总之，人治看起来很美，但不可行，一个现代国家总是要**制的，起码要有法可依。
当然，在法律框架下，根据情况适当有所变化，有所左右是可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法院从政府层面独立出来，而且法院审案子还必须要有陪审团的原因。”
李永吉说的这些，沈世明显然没明白，不过他却知道不能跟皇帝顶牛，所以只是连忙道歉：“是，陛下，微臣愚钝，看不到圣上的深谋远虑，回去一定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学习陛下赏赐的著作，仔细仔细再仔细的领会陛下的精神。”
“好了，事情就先这样吧，毕竟你说的其实也有道理，法治社会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成的，现成的法律必须有，但就目前的情况下，适当的搞一搞人治，不用什么都较真其实也不错。”李永吉道：“我们制定策略的时候必然难以全面周全，下面具体实行的时候，也肯定会出问题，不过出问题不怕，怕的是出了问题就全面否定，全面推倒，那才是开历史倒车。所以说，你的做法让我很满意，在法治的框架里，再实行一定的人治，这个点子相当好嘛。”
“谢陛下赞誉。”沈世明道，“不过陛下，正如微臣所说，为了法治之外多一些人情，减少地方跟民间的冲突，臣觉得应该加大首相的幕僚团，然后以国务院特派中央委员的身份巡视地方，去协调地方政府与民间的冲突，您觉得怎么样？”
“这件事啊，好倒是好，不过国务院幕僚就不用了，毕竟幕僚的作用不是干这个的。”李永吉道，“这样吧，各地都有下派的内务委员，可以把这个协调的工作交给内务委员去做。
至于你么，嗯，国务院的确管不到内务府的人，但我可以给你加一个内务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让你可以直接领导下面的内务委员，也算加大了你的权柄，这样总可以了吧？”
“这……谢陛下成全！”沈世明大喜。
“很好，没想到你倒是让我十分惊喜，居然搞了一个法治为皮，人治为里这一套，让我们的官府能够更加的灵活。看来让你做首相还真是个明治的决定。”李永吉笑着道，“正如我跟你说的，做人是要谦虚谨慎低调一点，但做事也不能太多顾虑，该高调也要高调，什么事情都可以尝试一下，错了再改就是了，就比如你那个变相人治，我看可以继续下去。”
“多谢陛下的体谅，微臣必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也必为陛下赴汤蹈火，将前路铺成坦途！”
“好好好，这才是个首相的气概！总之呢，王韬他们的事情我就先给你压下来，你放手施为就好，出了事我担着，我看好你，不要让我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