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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作秀成分的大阅兵之后，效果不是一般的好，不但观看过的普通老百姓气血沸腾，就连天朝门上的一干忠臣元老也是心潮澎湃，还附带威压技能，不但把三名外国公使看的目瞪口呆，连其他军阀派来的代表也看的鸦雀无声。
接下来，就是所谓宴请各地军阀代表的国宴，李永吉照例只是在开头露了下脸，说了点场面话，然后就迅速走人，把招待的工作全都交给国务院的首相沈世明。
尽管李永吉只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不过在场众人都很理解，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皇帝就是要高高在上，就是要保持神秘，跟西方的君主不是一回事儿，皇帝离开之后，大家反而更自在。
虽然中国也有在饭桌上谈生意谈事情的习俗，不过这种国家大事方面，就没这么随意，所以国宴就是正常的国宴，首相沈世明也没提什么别的要求，就只是不停的夸耀自己跟夸奖别人，反正就是互相吹捧，再大家互相认识认识。
大家吃好喝好，到了第二天，才是所谓的重头戏，即所谓和平统一政治协商会议。
这个和平统一政治协商会议，是在旧天王府的皇宫里举行，大家都围着一个大长条桌，然后主持会议的沈世明先把中华帝国的条件一一列出来，再让大家分组讨论。
条件一，各级督抚巡抚等各省首脑必须要改旗易帜，并入中华帝国版图，承认皇帝陛下李永吉的权威，成为皇帝陛下的臣民，接受中华帝国的统一领导，中央对各级地方拥有最高管辖权。
条件二，各级地方首脑可以继续当本省的高级官员，也可以选择进入中央当高官，但要么从政，要么从军，只能选择其一，不能两者兼任。
就是说，如果从政，就必须放弃军权，比如当一个省长，就不能管军；要从军，就必须放弃政权，像当一个地方军分区司令，就不能管地方政务，不能当省长，而不管是当什么，都要接受中央的领导，进入中华帝国的官僚体系。
条件三，考虑到各地民情不同，不强制要求地方上跟中央的各级政策保持一致，可以实行一定程度的行政自治跟司法自治，但外交权、驻军权必须收归中央。
也就是说，除了不能管理当地驻军之外，各地行政长官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自己制定税收政策，自己任免官员，自己制定跟宪法不冲突的本地法，但对外交往方面必须是听中央的，而且当地驻军也必须接受中央的垂直领导。还有就是，不得阻挠内务府以及国务院派出的特派专员，必须全力支持中央派出的各级空降官员。
条件四，各级地方驻军问题，隶属于国防军序列的部队，募兵与调兵权都在中央国务院，但军费却得地方与中央各掏一半。
隶属于禁卫军序列的部队，军费全部由皇室支付，但可以在任意地点选择驻军地点，当地政府不得有任何阻挠行为。
唯有民兵组织跟警察部队，可以不受中央与皇室管辖，可以由地方说了算，军费自然也是地方自己负责，但数目必须严格受到限制，而且不得私自制造武器，武器装备只能跟中央买。
尽管到时候中央会在各羁縻地方上派驻一定的国防军甚至禁卫军，不过除非地方政府特别要求，经过中央批准，否则平时不会干涉到地方政务军务，只是一种中央主权的象征罢了。换言之，就算地方出现叛乱，那除非你们要求中央的驻军出动，否则这些军队也不会管的，由你地方上自行处理。
条件五，不得限制当地民众的人身自由，必须严格执行二号令，也就是解放奴婢宣言政策，解放一切奴婢为自由民。同时，各地不得私设关卡收税，如果要设置关卡收税，必须跟中央请示，中央批准才行，且皇室企业在本地的任何经营活动，都必须无条件免税。
条件六，允许各地区根据自己的民情风俗，进行有特色的地方教育建设，但对于中央下派的教育工作小组，也必须无条件支持。即是说你地方要搞学校搞教育，那没问题，但下派的中央教育工作小组在当地自费建设的学校，聘请的老师，使用的教科书，招聘的学生等，都不得有任何阻挠，一旦发现有当地政府认为阻挠，必将严惩不贷。
条件七，允许各地区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制定独立的税收政策，但收税额度不得高于最高限定，不能乱收税。而且不得阻挠中央下派地方的国税局进行税收执法，且国税缴纳优先与地方税收缴纳。
也就是说，你想自己制定跟中央不同的税收政策，这没问题，允许你这么做，但收取的任何苛捐杂税，都不能超出最高限额，而且不能自己贪污吃回扣，必须用在当地建设上，一旦发现你是贪污地方税收，可以直接抓起来。当然，适当拿出部分地方税收，改善全体地方官的福利是可以的，但必须跟中央通报一声，得到批准才可以，不通报视为贪污**，照样要抓。
另外就是，进贡中央的国税，不再是当地政府收缴后再交给中央，而是由中央下派垂直领导的地方国税局直接收取。
像奢侈税之类的，都是全部走国税交给中央，地方落不到一点好处，这样做当然是为了移风易俗，免得地方为了捞钱鼓励抽大烟之类的事情；而像印花税跟土地税这些有意的税收，则是给中央三分之一，地方留三分之二，其他的工商税、农税之类的可以全留给地方，好方便地方鼓励地方建设。
条件八，允许地方设立众议院，众议院的选举与任免，都不由地方政府管辖，跟地方政府是评级机构，但众议院只有监督地方施政的权力，没有干涉地方政府施政的权力，跟地方政府出现纠纷，最多可以向上报告，让上面来处理。
应该说，中华帝国对各级地方军阀势力给出的这八个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除了驻军权、外交权以及宪法权收归中央外，其他方面都给了很大的便利。不但税收方面可以很大程度自己说了算，甚至可以让继续当地方大官，自由任免当地官员，还不断绝你进入中央，再更上一层楼的机会，条件简直不要太好。
如果是一个弱势的中华帝国提出这些条件，那自然是因为心虚，因为没实力武力统一才不得不对地方做出让步，但看过了大阅兵之后，谁也不怀疑中华帝**有实力强行武力统一全国，在这个时候还这样慷慨，那就是大气的表现了。
对此，与会人员基本都比较满意，但还是要回去再商量商量，考虑考虑，但却很少有人清楚的看到，这些条文之后，还有一行小字，那就是最终解释权归中华帝国中央国务院。
或者说有人看到了这个，但却以为这不过是一个类似于督促或惯例之类的东西，少有人把这个当回事儿的，却不知道这句话才是真正的大杀器，那意思就是中华帝国随时可以更改前面的内容，怎么解释都是中华帝国国务院说了算。
当然，一开始中华帝国肯定说话算话，不过以后可就难说了。
李永吉之所以能这么宽大，是想尽快统一全国，好让李永吉可以安心的去美国干涉人家的南北战争，如果要武力统一，那可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李永吉这样做，摆明了就是想搞一国两制甚至一国多制的政策，让各种政治体制并存，以此来验证哪一种制度更适合中国。
虽然李永吉觉得自己制定的体制更适合中国的发展，不过没有对比就没有发言权，保留一些不实行中央省份的地方制度，也可以起到一个缓冲作用，让自己的改革有一个对比与参照物，就好像多了几个小弟一样，反而可以让自己的改革进行的更好。
而且，这里面真正隐藏的杀手也不是政治上的，也不是军事上的，而是经济上的。这里面有一个开放市场，不得阻碍地方老百姓自由流动的条件，这个条件对于实行李永吉新政的省份来说，才是杀伤力最强的策略。
原因很简单，实行新政的中央省份，本身就是经济最好的地方，又因为李永吉的缘故，实行低税政策，再加上皇室企业以及其他相关商人的崛起，他们必然对其他落后省份具有更强的经济优势。
一旦其他省份地方的民间市场也全部对实行新政的中央省份开放，且无法用自由设卡收税的办法来调节贸易差，那就等于把资源跟市场全部开放了，假以时日，中央省份就可以用经济渗透跟贸易侵略的方法，把这些省份的商品流通与金融领域全部控制。
举个简单例子，实行新政的省份都种了高产水稻，其他作物跟畜牧业等方面也有各种补贴，那么他们的农产品必然产量大增，价格也会大大降低，而其他省份没有这些优势，农产品价格肯定还会居高不下。
如果他们还是独立的地方，能够以收税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农业，完全可以用提高进口农产品的税收来调节，从而达到保护自家农民的目的，可现在都是一国了，市场全部放开，那么低价农产品必然冲击本地农产品市场，导致本地农民的农产品卖不出去，最后自然是破产成为流民。
这个时候呢，政策又说明了，不得阻碍百姓的自由流动，那么成为流民的人为了吃饭，肯定要向更有前途的地方流动，那不是别的地方，正是实行了新政的省份... -->>
带有作秀成分的大阅兵之后，效果不是一般的好，不但观看过的普通老百姓气血沸腾，就连天朝门上的一干忠臣元老也是心潮澎湃，还附带威压技能，不但把三名外国公使看的目瞪口呆，连其他军阀派来的代表也看的鸦雀无声。
接下来，就是所谓宴请各地军阀代表的国宴，李永吉照例只是在开头露了下脸，说了点场面话，然后就迅速走人，把招待的工作全都交给国务院的首相沈世明。
尽管李永吉只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不过在场众人都很理解，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皇帝就是要高高在上，就是要保持神秘，跟西方的君主不是一回事儿，皇帝离开之后，大家反而更自在。
虽然中国也有在饭桌上谈生意谈事情的习俗，不过这种国家大事方面，就没这么随意，所以国宴就是正常的国宴，首相沈世明也没提什么别的要求，就只是不停的夸耀自己跟夸奖别人，反正就是互相吹捧，再大家互相认识认识。
大家吃好喝好，到了第二天，才是所谓的重头戏，即所谓和平统一政治协商会议。
这个和平统一政治协商会议，是在旧天王府的皇宫里举行，大家都围着一个大长条桌，然后主持会议的沈世明先把中华帝国的条件一一列出来，再让大家分组讨论。
条件一，各级督抚巡抚等各省首脑必须要改旗易帜，并入中华帝国版图，承认皇帝陛下李永吉的权威，成为皇帝陛下的臣民，接受中华帝国的统一领导，中央对各级地方拥有最高管辖权。
条件二，各级地方首脑可以继续当本省的高级官员，也可以选择进入中央当高官，但要么从政，要么从军，只能选择其一，不能两者兼任。
就是说，如果从政，就必须放弃军权，比如当一个省长，就不能管军；要从军，就必须放弃政权，像当一个地方军分区司令，就不能管地方政务，不能当省长，而不管是当什么，都要接受中央的领导，进入中华帝国的官僚体系。
条件三，考虑到各地民情不同，不强制要求地方上跟中央的各级政策保持一致，可以实行一定程度的行政自治跟司法自治，但外交权、驻军权必须收归中央。
也就是说，除了不能管理当地驻军之外，各地行政长官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自己制定税收政策，自己任免官员，自己制定跟宪法不冲突的本地法，但对外交往方面必须是听中央的，而且当地驻军也必须接受中央的垂直领导。还有就是，不得阻挠内务府以及国务院派出的特派专员，必须全力支持中央派出的各级空降官员。
条件四，各级地方驻军问题，隶属于国防军序列的部队，募兵与调兵权都在中央国务院，但军费却得地方与中央各掏一半。
隶属于禁卫军序列的部队，军费全部由皇室支付，但可以在任意地点选择驻军地点，当地政府不得有任何阻挠行为。
唯有民兵组织跟警察部队，可以不受中央与皇室管辖，可以由地方说了算，军费自然也是地方自己负责，但数目必须严格受到限制，而且不得私自制造武器，武器装备只能跟中央买。
尽管到时候中央会在各羁縻地方上派驻一定的国防军甚至禁卫军，不过除非地方政府特别要求，经过中央批准，否则平时不会干涉到地方政务军务，只是一种中央主权的象征罢了。换言之，就算地方出现叛乱，那除非你们要求中央的驻军出动，否则这些军队也不会管的，由你地方上自行处理。
条件五，不得限制当地民众的人身自由，必须严格执行二号令，也就是解放奴婢宣言政策，解放一切奴婢为自由民。同时，各地不得私设关卡收税，如果要设置关卡收税，必须跟中央请示，中央批准才行，且皇室企业在本地的任何经营活动，都必须无条件免税。
条件六，允许各地区根据自己的民情风俗，进行有特色的地方教育建设，但对于中央下派的教育工作小组，也必须无条件支持。即是说你地方要搞学校搞教育，那没问题，但下派的中央教育工作小组在当地自费建设的学校，聘请的老师，使用的教科书，招聘的学生等，都不得有任何阻挠，一旦发现有当地政府认为阻挠，必将严惩不贷。
条件七，允许各地区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制定独立的税收政策，但收税额度不得高于最高限定，不能乱收税。而且不得阻挠中央下派地方的国税局进行税收执法，且国税缴纳优先与地方税收缴纳。
也就是说，你想自己制定跟中央不同的税收政策，这没问题，允许你这么做，但收取的任何苛捐杂税，都不能超出最高限额，而且不能自己贪污吃回扣，必须用在当地建设上，一旦发现你是贪污地方税收，可以直接抓起来。当然，适当拿出部分地方税收，改善全体地方官的福利是可以的，但必须跟中央通报一声，得到批准才可以，不通报视为贪污**，照样要抓。
另外就是，进贡中央的国税，不再是当地政府收缴后再交给中央，而是由中央下派垂直领导的地方国税局直接收取。
像奢侈税之类的，都是全部走国税交给中央，地方落不到一点好处，这样做当然是为了移风易俗，免得地方为了捞钱鼓励抽大烟之类的事情；而像印花税跟土地税这些有意的税收，则是给中央三分之一，地方留三分之二，其他的工商税、农税之类的可以全留给地方，好方便地方鼓励地方建设。
条件八，允许地方设立众议院，众议院的选举与任免，都不由地方政府管辖，跟地方政府是评级机构，但众议院只有监督地方施政的权力，没有干涉地方政府施政的权力，跟地方政府出现纠纷，最多可以向上报告，让上面来处理。
应该说，中华帝国对各级地方军阀势力给出的这八个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除了驻军权、外交权以及宪法权收归中央外，其他方面都给了很大的便利。不但税收方面可以很大程度自己说了算，甚至可以让继续当地方大官，自由任免当地官员，还不断绝你进入中央，再更上一层楼的机会，条件简直不要太好。
如果是一个弱势的中华帝国提出这些条件，那自然是因为心虚，因为没实力武力统一才不得不对地方做出让步，但看过了大阅兵之后，谁也不怀疑中华帝**有实力强行武力统一全国，在这个时候还这样慷慨，那就是大气的表现了。
对此，与会人员基本都比较满意，但还是要回去再商量商量，考虑考虑，但却很少有人清楚的看到，这些条文之后，还有一行小字，那就是最终解释权归中华帝国中央国务院。
或者说有人看到了这个，但却以为这不过是一个类似于督促或惯例之类的东西，少有人把这个当回事儿的，却不知道这句话才是真正的大杀器，那意思就是中华帝国随时可以更改前面的内容，怎么解释都是中华帝国国务院说了算。
当然，一开始中华帝国肯定说话算话，不过以后可就难说了。
李永吉之所以能这么宽大，是想尽快统一全国，好让李永吉可以安心的去美国干涉人家的南北战争，如果要武力统一，那可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李永吉这样做，摆明了就是想搞一国两制甚至一国多制的政策，让各种政治体制并存，以此来验证哪一种制度更适合中国。
虽然李永吉觉得自己制定的体制更适合中国的发展，不过没有对比就没有发言权，保留一些不实行中央省份的地方制度，也可以起到一个缓冲作用，让自己的改革有一个对比与参照物，就好像多了几个小弟一样，反而可以让自己的改革进行的更好。
而且，这里面真正隐藏的杀手也不是政治上的，也不是军事上的，而是经济上的。这里面有一个开放市场，不得阻碍地方老百姓自由流动的条件，这个条件对于实行李永吉新政的省份来说，才是杀伤力最强的策略。
原因很简单，实行新政的中央省份，本身就是经济最好的地方，又因为李永吉的缘故，实行低税政策，再加上皇室企业以及其他相关商人的崛起，他们必然对其他落后省份具有更强的经济优势。
一旦其他省份地方的民间市场也全部对实行新政的中央省份开放，且无法用自由设卡收税的办法来调节贸易差，那就等于把资源跟市场全部开放了，假以时日，中央省份就可以用经济渗透跟贸易侵略的方法，把这些省份的商品流通与金融领域全部控制。
举个简单例子，实行新政的省份都种了高产水稻，其他作物跟畜牧业等方面也有各种补贴，那么他们的农产品必然产量大增，价格也会大大降低，而其他省份没有这些优势，农产品价格肯定还会居高不下。
如果他们还是独立的地方，能够以收税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农业，完全可以用提高进口农产品的税收来调节，从而达到保护自家农民的目的，可现在都是一国了，市场全部放开，那么低价农产品必然冲击本地农产品市场，导致本地农民的农产品卖不出去，最后自然是破产成为流民。
这个时候呢，政策又说明了，不得阻碍百姓的自由流动，那么成为流民的人为了吃饭，肯定要向更有前途的地方流动，那不是别的地方，正是实行了新政的省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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