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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府七司衙门，是乾隆五年，由和亲王弘昼奏请，新设的衙门。这衙门建立的初衷，还是为了解决旗务上的问题。
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
而满清入关以后，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八旗兵从而成了职业兵。定都北京以后，绝大部分八旗兵丁屯驻在北京附近，戍卫京师的八旗则按其方位驻守，称驻京八旗，俗称京旗，实即禁军。另抽出一部分旗兵派驻全国各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称驻防八旗。
清制，旗饷有饷银、甲米之分，各分为五等。
凡饷银，亲军、前锋、护军、领催、弓匠长、铁匠长月支银四两，马甲、弓匠、二等铁匠、炮手月支银三两，外郎、步军领催、铜匠、三等铁匠、学习炮手、鄂尔布月支银二两，步甲、养育兵月支银一两五钱，四等铁匠月支银一两，其由觉罗挑补之亲军、前锋、护军月支银五两（不列等），各按月支领。
凡甲米，亲军、前锋、护军、领催、马甲、弓匠岁支米二十二石二斗，铜匠、铁匠长、二三等铁匠岁支米二十一石二斗，炮手岁支米二十六石四斗，学习炮手岁支米十七石六斗，步军领催、步甲、四等铁匠岁支米十石六斗，养育兵岁支米一石六斗，各按季支领。
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按规定他们不准随便离开本旗，在京的也不准随便离京。凭祖宗的福荫，他们世代有个官衔，领月钱过活。一般的旗人要做事就得去当兵，领一份钱粮，骑马射箭，保卫大清皇朝。
但是家族繁衍，人越来越多，而旗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粮钱，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理论上来说，旗人也可以务农经商或者学门手艺，可这样又难免受人歧视。
——现代有些洗地党说什么有清一代，清政府禁止旗人从事农、工、商各业，当兵成为旗人唯一正当的职业，其实都是扯淡。
首先是务农。清军入关，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为了安置八旗官兵和闲散人口的生活，从顺治元年底至康熙四年清政府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兵三次共分得旗地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七晌零九亩。八旗兵丁的份地为五晌（一晌约六亩），终清没有大的变化。
兵丁份地大多数靠本人带同家属从事耕种，但是根本没有持续几年，就被喝酒赌钱的旗下大爷们典押出去。后来乾隆年间也曾经改革旗务，发过数次地产，结果都是到手后更快的典出去。清初倒是有规定旗民不交产，直到光绪三十一年才取消禁令，可是早在康熙年间就名存实亡。
至于不准经商的说法，唯一的出处就是《顺治实录》顺治元年七月壬寅条——谕诸王及官民人等曰：凡我黎民，无论新旧，同属朝廷赤子。近闻有将归顺人民给与满字背帖径充役使，或给发资本令其贸易同于家人，或擅发告示占据市行与民争利亏损国税。乱政坏法莫此为甚。除已往姑不追究外，自今传谕以后宜亟改正，若仍怙势不悛定置重典，决不轻宥。其新附军民力能自赡者宜各安本业，不许投充势要甘为奴仆。如有奸棍土豪，自知积恶，畏惧有司，因而委曲钻营，结交权贵，希图掩饰前非仍欲肆志害民者，定行加等重治。如果鳏寡孤独，无计自存，许亲赴顺天府呈告，转咨户部启闻……
翻译过来，就是旗人不能把资产交给那些投在他们名下的汉民，让自己的奴才欺行霸市。“或给发资本令其贸易同于家人，或擅发告示占据市行与民争利亏损国税”，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要么像对待自家包衣一样发给本金让他去做买卖，要么他自己随便发个假的官方指令去强占交易场所。”说到底是役使投充的问题，而不是说旗人不能做生意。更重要的是，“令其贸易同于家人”一句，更说明包衣是可以代替主人前去贸易的，就更不要提主人本人了。
《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里有正黄旗满洲人武隆阿（瓜尔佳氏）在道光元年所上的《筹议八旗生计疏》。里面写道：“旗人旧例，并无农工商贾之禁。然旗人之不务农工商贾者，固由于无田地资本，更由于聚族而官，非服官即当兵，食俸食饷，享于尊贵，始则鄙之不屑为，年复一年，性成习惯。”
可见，对于旗人经商务农，朝廷本身没有成文的禁令。但是在清代前期，由于身份和八旗制度的约束，使得旗人广泛“不务农工商贾”，并且“鄙夷商贾”。
总而言之，所谓旗人不能务农经商不过是洗地党洗出来的东西，但是这个年代的旗人不去经商务农确实是常态。
因而，八旗兵丁生计日渐拮据。八旗生计问题自康熙、雍正时业已出现，乾隆初更趋严重。康熙、雍正时曾先后赏赐银两数次，但不久即罄尽无余，于是增加兵额，扩大食饷面。雍正二年始设教养兵，后改称养育兵，给予钱米。后来乾隆年间则是屡次扩大养育兵的兵额，并试图划给田地，令旗人自食其力……最终当然都是然并卵。
然并卵归然并卵，旗人的旗饷还得照旧发。
自乾隆五年民乱四起，国库里的银子吃紧，甚至有发不出饷钱的时候——总不能停了圆明园和避暑山庄的工程吧！在军机处某些人的暗示下，户部开始大规模拖欠旗饷，后来尹继善等人甚至商议少量裁撤旗营，特别是养育兵——这等动摇根本的事情自然是不可能通过的——却也免不了削减旗饷。
这一来，下面的旗人自然不满，差点闹出群体性事件。
因为这件事，之前曾经奉命整顿禁军八旗旗务的和亲王弘昼便上了一道折子，“为旗务请开内务府七司衙门折”打算整顿旗务，减轻国家财务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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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府七司衙门，是乾隆五年，由和亲王弘昼奏请，新设的衙门。这衙门建立的初衷，还是为了解决旗务上的问题。
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
而满清入关以后，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八旗兵从而成了职业兵。定都北京以后，绝大部分八旗兵丁屯驻在北京附近，戍卫京师的八旗则按其方位驻守，称驻京八旗，俗称京旗，实即禁军。另抽出一部分旗兵派驻全国各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称驻防八旗。
清制，旗饷有饷银、甲米之分，各分为五等。
凡饷银，亲军、前锋、护军、领催、弓匠长、铁匠长月支银四两，马甲、弓匠、二等铁匠、炮手月支银三两，外郎、步军领催、铜匠、三等铁匠、学习炮手、鄂尔布月支银二两，步甲、养育兵月支银一两五钱，四等铁匠月支银一两，其由觉罗挑补之亲军、前锋、护军月支银五两（不列等），各按月支领。
凡甲米，亲军、前锋、护军、领催、马甲、弓匠岁支米二十二石二斗，铜匠、铁匠长、二三等铁匠岁支米二十一石二斗，炮手岁支米二十六石四斗，学习炮手岁支米十七石六斗，步军领催、步甲、四等铁匠岁支米十石六斗，养育兵岁支米一石六斗，各按季支领。
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按规定他们不准随便离开本旗，在京的也不准随便离京。凭祖宗的福荫，他们世代有个官衔，领月钱过活。一般的旗人要做事就得去当兵，领一份钱粮，骑马射箭，保卫大清皇朝。
但是家族繁衍，人越来越多，而旗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粮钱，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理论上来说，旗人也可以务农经商或者学门手艺，可这样又难免受人歧视。
——现代有些洗地党说什么有清一代，清政府禁止旗人从事农、工、商各业，当兵成为旗人唯一正当的职业，其实都是扯淡。
首先是务农。清军入关，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为了安置八旗官兵和闲散人口的生活，从顺治元年底至康熙四年清政府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兵三次共分得旗地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七晌零九亩。八旗兵丁的份地为五晌（一晌约六亩），终清没有大的变化。
兵丁份地大多数靠本人带同家属从事耕种，但是根本没有持续几年，就被喝酒赌钱的旗下大爷们典押出去。后来乾隆年间也曾经改革旗务，发过数次地产，结果都是到手后更快的典出去。清初倒是有规定旗民不交产，直到光绪三十一年才取消禁令，可是早在康熙年间就名存实亡。
至于不准经商的说法，唯一的出处就是《顺治实录》顺治元年七月壬寅条——谕诸王及官民人等曰：凡我黎民，无论新旧，同属朝廷赤子。近闻有将归顺人民给与满字背帖径充役使，或给发资本令其贸易同于家人，或擅发告示占据市行与民争利亏损国税。乱政坏法莫此为甚。除已往姑不追究外，自今传谕以后宜亟改正，若仍怙势不悛定置重典，决不轻宥。其新附军民力能自赡者宜各安本业，不许投充势要甘为奴仆。如有奸棍土豪，自知积恶，畏惧有司，因而委曲钻营，结交权贵，希图掩饰前非仍欲肆志害民者，定行加等重治。如果鳏寡孤独，无计自存，许亲赴顺天府呈告，转咨户部启闻……
翻译过来，就是旗人不能把资产交给那些投在他们名下的汉民，让自己的奴才欺行霸市。“或给发资本令其贸易同于家人，或擅发告示占据市行与民争利亏损国税”，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要么像对待自家包衣一样发给本金让他去做买卖，要么他自己随便发个假的官方指令去强占交易场所。”说到底是役使投充的问题，而不是说旗人不能做生意。更重要的是，“令其贸易同于家人”一句，更说明包衣是可以代替主人前去贸易的，就更不要提主人本人了。
《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里有正黄旗满洲人武隆阿（瓜尔佳氏）在道光元年所上的《筹议八旗生计疏》。里面写道：“旗人旧例，并无农工商贾之禁。然旗人之不务农工商贾者，固由于无田地资本，更由于聚族而官，非服官即当兵，食俸食饷，享于尊贵，始则鄙之不屑为，年复一年，性成习惯。”
可见，对于旗人经商务农，朝廷本身没有成文的禁令。但是在清代前期，由于身份和八旗制度的约束，使得旗人广泛“不务农工商贾”，并且“鄙夷商贾”。
总而言之，所谓旗人不能务农经商不过是洗地党洗出来的东西，但是这个年代的旗人不去经商务农确实是常态。
因而，八旗兵丁生计日渐拮据。八旗生计问题自康熙、雍正时业已出现，乾隆初更趋严重。康熙、雍正时曾先后赏赐银两数次，但不久即罄尽无余，于是增加兵额，扩大食饷面。雍正二年始设教养兵，后改称养育兵，给予钱米。后来乾隆年间则是屡次扩大养育兵的兵额，并试图划给田地，令旗人自食其力……最终当然都是然并卵。
然并卵归然并卵，旗人的旗饷还得照旧发。
自乾隆五年民乱四起，国库里的银子吃紧，甚至有发不出饷钱的时候——总不能停了圆明园和避暑山庄的工程吧！在军机处某些人的暗示下，户部开始大规模拖欠旗饷，后来尹继善等人甚至商议少量裁撤旗营，特别是养育兵——这等动摇根本的事情自然是不可能通过的——却也免不了削减旗饷。
这一来，下面的旗人自然不满，差点闹出群体性事件。
因为这件事，之前曾经奉命整顿禁军八旗旗务的和亲王弘昼便上了一道折子，“为旗务请开内务府七司衙门折”打算整顿旗务，减轻国家财务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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