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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底,天气及其寒冷,漫天大雪姿态万千地飘飞,不停地坠落,好像有谁惹怒了苍天,它要把寒冷降临在人间。雪无止境地落在大地上,也落在了人的心上。如此瑞雪在江南的江城并不多见,我却没有儿时的兴致到户外去堆雪人,打雪仗,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
此刻,家,于我只是暂时的栖息地,眼前熟悉的城市已经不再能容得下自己,不再能容得下千千万万的老三届初高中生了。二十年来,父母养育着我,这个家一直温暖着我,想到很快要离去,那时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
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当时所有中学生唯一的出路,别无任何选择。高中毕业本该考大学的我,因文化大革命,终究没能实现走进大学校园的梦,却和千千万万的中学生一样,注定要成为第一批“下乡知识青年”
这个号召,让很多的家长犯愁,尤其是初中生的家长们,哪里舍得把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农村去,可是,这种再朴实不过的想法也只能是关着门在家里说说罢了,谁也没有胆量敢声张。
那年,我的父亲也是不同意我报名下乡的。他说:你不要急着报名,等等看,没准会有什么变化。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但他还是坚持要我往后拖,不让我报名,不让我下户口。为此,我与父亲闹得极不愉快。
他是因为担心一个女孩子独自一人去农村生活,实在放心不下。而我那时是个热血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不仅有满腔的热情,而且还把下乡看成是自己的使命。
再说,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号召是最高指示,没有人有权利违背最高指示,否则,就是反革命。这情形由不得谁同意或谁不同意。于是,我铁了心不听父亲的话,彼此没能达成统一,我就用话刺激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是革命青年,我一定要下乡,你没有权利阻拦我。他老人家也急了,威胁我说:你真要走了,我就不活了。听到这话,我没敢再说什么,的确很害怕。眼前的老人是我的亲生父亲,如果我走了,我就会成为全家的罪人,如果我留下,我就会成为被历史的车轮碾压的对象。
我该如何是好?我该如何承受我本不能承受的如此极端矛盾的煎熬?
我几天不思茶饭。父亲看我这样,他老人家也病倒了。
那时未经世事的我很倔强,没有打算放弃自己的决心,有好几天都没有和父亲说一句活,应该说是我伤了他的心,因为我没能读懂他,我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也没能理解和体会儿行千里母担忧的牵挂。
当时,像这类似的事情不仅仅只发生在我的家。
后来,老师到家里来动员,说服家长支持孩子下乡,父亲才看清了下乡是大势所趋,可怜天下的父母谁都无法逃避,也只好同意了。
下了户口,我立即成了没有户籍的知识青年。
想到要走了,不知何时才能回家,临行前,我还是忍不住叫了声:爹,妈,我要嗓子硬了,话哽在了咽喉,再也没能说出想说的告别话,背着行李转身离开了家。可怜的父母不舍得,紧紧地跟随,送我到船码头,一路上只听到他们叮嘱自己而我只是默默地点头,害怕一张嘴,彼此扯痛的心会从口里蹦出来,眼泪会掉下来。仅是关爱的话语,暖心的叮嘱,对我而言已是千言万语。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们对我的离去好像有切肤的痛,深藏在了心里;而我有万般的不舍,没有写在脸上。
每当想起他们对自己的爱,心里总是暖暖的;想起那时自己不懂事带给父母的痛,心里总有深深的内疚。
我们一同乘车到了江边码头,这里有没有欢送的锣鼓声,有没有彩旗飞扬,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很多送孩子下乡的亲人们三五成群的密密麻麻地挤在江边,人多极了,都看不到尽头。有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来了,脸上早已爬满了皱褶的父母,不舍得放开自己孩子的手,牵着,说着,抚摸着。
临上船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一头扑在父母的怀抱里伤心地哭了,他们搂着我,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抚摸着我的脸,母亲的泪水与我的泪叠加在我的脸上,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沉重的心情突兀地向我袭来,我无法言语。
我上了一艘很大的轮船,所有上了船的学生都挤在船舷边上,眺望着大堤上的亲人,不停地挥手。其实,船上的我们和岸上的亲人彼此已经看不清楚了,看见的是挥手的海洋。
汽笛一声长鸣,机舱里传出的隆隆机器声,起锚的串串铁链声,顿时被震天响的哭声淹没了。自己周围前后左右的男生女生全哭了,没想到这哭声像潮水般地涌来,尤其是男生,都在放声大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男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有泪弹的真实一面。这一幕令人难忘。
船,载着满是泪水的青年渐渐地离开了码头,我相信,哭声汇成的声浪像长江的波浪一样,一浪一浪传播开去,传到了亲人的耳畔。当时的情景,当时的心情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已经几十年了,挥之不去。
大家仍然沉浸在离别的伤痛中,彼此无言。我缓步走出船舱,依着船栏,看着江水发愣。丝毫没有兴趣去体验第一次坐大轮船的兴奋感,把问滚滚东去的长江水,是否会把自己在离开武汉时才有了对父母的牵挂带到自己的家。
我茫然地眺望前方,不知道自己将走上是否并不遥远的路。
大轮船逆江而上
1968年底,天气及其寒冷,漫天大雪姿态万千地飘飞,不停地坠落,好像有谁惹怒了苍天,它要把寒冷降临在人间。雪无止境地落在大地上,也落在了人的心上。如此瑞雪在江南的江城并不多见,我却没有儿时的兴致到户外去堆雪人,打雪仗,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
此刻,家,于我只是暂时的栖息地,眼前熟悉的城市已经不再能容得下自己,不再能容得下千千万万的老三届初高中生了。二十年来,父母养育着我,这个家一直温暖着我,想到很快要离去,那时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
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当时所有中学生唯一的出路,别无任何选择。高中毕业本该考大学的我,因文化大革命,终究没能实现走进大学校园的梦,却和千千万万的中学生一样,注定要成为第一批“下乡知识青年”
这个号召,让很多的家长犯愁,尤其是初中生的家长们,哪里舍得把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农村去,可是,这种再朴实不过的想法也只能是关着门在家里说说罢了,谁也没有胆量敢声张。
那年,我的父亲也是不同意我报名下乡的。他说:你不要急着报名,等等看,没准会有什么变化。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但他还是坚持要我往后拖,不让我报名,不让我下户口。为此,我与父亲闹得极不愉快。
他是因为担心一个女孩子独自一人去农村生活,实在放心不下。而我那时是个热血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不仅有满腔的热情,而且还把下乡看成是自己的使命。
再说,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号召是最高指示,没有人有权利违背最高指示,否则,就是反革命。这情形由不得谁同意或谁不同意。于是,我铁了心不听父亲的话,彼此没能达成统一,我就用话刺激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是革命青年,我一定要下乡,你没有权利阻拦我。他老人家也急了,威胁我说:你真要走了,我就不活了。听到这话,我没敢再说什么,的确很害怕。眼前的老人是我的亲生父亲,如果我走了,我就会成为全家的罪人,如果我留下,我就会成为被历史的车轮碾压的对象。
我该如何是好?我该如何承受我本不能承受的如此极端矛盾的煎熬?
我几天不思茶饭。父亲看我这样,他老人家也病倒了。
那时未经世事的我很倔强,没有打算放弃自己的决心,有好几天都没有和父亲说一句活,应该说是我伤了他的心,因为我没能读懂他,我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也没能理解和体会儿行千里母担忧的牵挂。
当时,像这类似的事情不仅仅只发生在我的家。
后来,老师到家里来动员,说服家长支持孩子下乡,父亲才看清了下乡是大势所趋,可怜天下的父母谁都无法逃避,也只好同意了。
下了户口,我立即成了没有户籍的知识青年。
想到要走了,不知何时才能回家,临行前,我还是忍不住叫了声:爹,妈,我要嗓子硬了,话哽在了咽喉,再也没能说出想说的告别话,背着行李转身离开了家。可怜的父母不舍得,紧紧地跟随,送我到船码头,一路上只听到他们叮嘱自己而我只是默默地点头,害怕一张嘴,彼此扯痛的心会从口里蹦出来,眼泪会掉下来。仅是关爱的话语,暖心的叮嘱,对我而言已是千言万语。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们对我的离去好像有切肤的痛,深藏在了心里;而我有万般的不舍,没有写在脸上。
每当想起他们对自己的爱,心里总是暖暖的;想起那时自己不懂事带给父母的痛,心里总有深深的内疚。
我们一同乘车到了江边码头,这里有没有欢送的锣鼓声,有没有彩旗飞扬,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很多送孩子下乡的亲人们三五成群的密密麻麻地挤在江边,人多极了,都看不到尽头。有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来了,脸上早已爬满了皱褶的父母,不舍得放开自己孩子的手,牵着,说着,抚摸着。
临上船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一头扑在父母的怀抱里伤心地哭了,他们搂着我,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抚摸着我的脸,母亲的泪水与我的泪叠加在我的脸上,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沉重的心情突兀地向我袭来,我无法言语。
我上了一艘很大的轮船,所有上了船的学生都挤在船舷边上,眺望着大堤上的亲人,不停地挥手。其实,船上的我们和岸上的亲人彼此已经看不清楚了,看见的是挥手的海洋。
汽笛一声长鸣,机舱里传出的隆隆机器声,起锚的串串铁链声,顿时被震天响的哭声淹没了。自己周围前后左右的男生女生全哭了,没想到这哭声像潮水般地涌来,尤其是男生,都在放声大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男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有泪弹的真实一面。这一幕令人难忘。
船,载着满是泪水的青年渐渐地离开了码头,我相信,哭声汇成的声浪像长江的波浪一样,一浪一浪传播开去,传到了亲人的耳畔。当时的情景,当时的心情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已经几十年了,挥之不去。
大家仍然沉浸在离别的伤痛中,彼此无言。我缓步走出船舱,依着船栏,看着江水发愣。丝毫没有兴趣去体验第一次坐大轮船的兴奋感,把问滚滚东去的长江水,是否会把自己在离开武汉时才有了对父母的牵挂带到自己的家。
我茫然地眺望前方,不知道自己将走上是否并不遥远的路。
大轮船逆江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