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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各种言辞的蛊惑，生活难免就会变得混乱起来。真正的智慧就在于享受当下的生命，摈弃庸人的自扰。
东方哲学家和西方哲学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喜欢沉浸于名词言语的争论之中。中国近代思想家胡适在其文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中说过一段话：
二十年前，美国展望周报(the outlook)总编辑阿博特(lyman abbott)发表了一部自传，其第一篇里记他的父亲的谈话，说：“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阿博特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一句评论，他说：“我父亲的话是不错的。但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有点小错。其实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还只是名词上的争论。
胡适经历了关于“全盘西化”的文化论战，感觉当时的中国人总喜欢在名词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而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对中国现状的改变没有提出多少有建设性的意见。如果用胡适的这段话来对中国的哲学流派进行评论，也不无恰当。
中国先秦的哲学思想百花齐放，在众多哲学派系中出现了“名家”一派，喜欢在名词上争论，专门在字眼上钻牛角尖。名家的代表公孙龙、惠施等人提出了“白马非马”、“离坚白”、“卵有毛”、“蛙有尾”、“火不热”、“龟长于蛇”、“狗非犬”、“白狗黑”等奇言怪语，然后牵强附会得解释，直接在字面上把别人给绕晕。世俗百姓受到这些怪论的惊吓，往往就会在分辨事理上陷于迷惑了。所以，庄子书中对名家进行了批判：“桓团、公孙龙都是辩者一类的人，他们困惑别人的心思，改变别人的看法，能胜过别人的口，却不能折服别人的心，这是辩者的局限。惠施每天用他的智巧与人辩论，专门与天下的辩者制造一些怪论把违反人情的事说得像真的，想要博取胜过别人的名声，所以与众人无法相处。德行修养不够，物质欲望太强，他的路是走不通的。从天地之道来看惠施的才干，他就像一只蚊子、一只牛虻那样劳碌，但对于万物有什么作用呢！”庄子一书中，经常会有道家的庄子和名家的惠施进行辩论的场景，以善辩著称的惠施总是辩不过庄子，根本原因就在于庄子突破了名词的外相，探究到了究竟智慧，也就是道家所说的“道”“道”是万物的来源与归宿，万物都在“道”里形成一个整体。明“道”之人觉悟万物相通，本为一体，就不会计较名称的改变了。这种“道”绝不是丰富的言语所能形容和混淆的，正如庄子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即：天地有全然的美妙，却不发一言；四时有明显的规律，却不必商议；万物有既定的道理，却不加说明。从“道”出发，庄子立刻能找到惠施言辞中的缺陷，瞬间把他驳倒。明白了这种“道”就可看破名词的外相，体察到究竟智慧，于是便可“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即：大道不需说明，大辩不需言语。过多名词上的辩论，只会蛊惑头脑，迷乱人心。
庄子“道”的思想来源于老子，老子更加强调语言对究竟智慧可能产生的遮蔽，老子开篇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道，可以用言语表述的，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可以用名称界定的就不是恒久的名。在老子全篇81章中，对“言”的否定更是不止一处，例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等等。可见，在老子、庄子看来，过多的名词和言语争论，很难反映出万物真实的本质。
先秦哲学家喜欢名词辩论的习气，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又有所扬起。宋明理学家从儒释道三家中汲取了文化的养分，然后以儒家正统做标榜，回头对道家和佛家进行猛烈的抨击，饮水忘了掘井人，这多少有些不太地道。从宋朝到明朝，几百年间，众多学者发明出“理”、“气”、“心”、“性”、“命”、“气质之性”、“天地之性”等词语，并在这些词语概念上扯来扯去，互相较劲，玩文字游戏，乃至把他们所认为是正统的儒家思想也搞得混杂不清，分割成不成整体，甚至前后矛盾的哲学流派，给后世学者增添了不少拨乱反正、披沙拣金的工作量。明末哲学家方以智曾对宋明理学的一些概念进行评价说：“气也，理也，太极也，自然也，心宗也，一也，皆不得已而立之名字也。”不得已者，何也？可能多是为了自立门户，招纳弟子，名利双收吧。孔子如果在天有知，面对这些自称继承了儒家正统的宋明理学家们的无聊分类和争论，只能倍感无奈，会禁不住再次发出“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感叹。
反倒是宋明理学家所喜欢批判的佛家，对言辞和概念的作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佛门中有“不可说”之说，意思是说，对于生命和宇宙的真相，只有切身去修行，去实证，仿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悟透之后，自可体会到“不可思议”之境界，而这种境界是言语所无法完全描绘出来的。佛门中流传一个很美的故事：
据说有一次，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说法，他拿着一朵花，面对大家，一言不发，这时听众们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只有迦叶会心一笑。于是释迦牟尼便高兴地说：“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何须多言，一花一笑间，迦叶悟道了，这就是禅宗所谓“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传道方法。
话又说回来，哲学毕竟是一门探究智慧的学问，而哲学家也毕竟是一批爱智慧的人，虽然他们不免时时受到名词的约束，受到言语的蛊惑，但相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哲学家探究智慧的虔诚精神还是很值得嘉许的。在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今天，普通大众更是完全生活在名词争论的世界之中，远离究竟智慧。看看我们每天的生活方式，完成一天毫无生趣的工作之后，我们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不是电影宣扬的暴力和欲望，就是电视播放的扯皮和跟自己毫无干系的杂乱新闻，或者是娱乐主持人的打屁和闲扯。一个个彩色的画面一闪而过，一句句无聊的话语不停钻进我们的耳朵，在这种交替繁忙中，我们的头脑没有丝毫的思考空间，我们似乎已经成了言语和画面的俘虏。即使有些人意识到了生命的缺失，想拿起一本书来吸收精神的养分，却发现作者的精神世界比自己还困乏和空虚。有一个数据显示，在中国大陆每年有28万种出版品，换句话说，就是每天有七八百本书出版，而这些书籍中，绝大部分都是垃圾文字
这样看来，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我们人类来说，真不知是福还是祸。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限制各类媒体的声光化电对人类思想空间的侵犯和霸占，人类面对的必然是祸不是福。但是，媒体的力量又是如此强大，无处不在，根本无法消灭，以目前情况来说，唯一的方法就是提升媒体的质量，让内容少一些扯皮，多一些思想，少一些浮浅，多一些深度，我想，这也是近期中文大师李敖频频上媒体呼吁电视节目要“深度化”并不惜同娱乐圈名流小s扛上的主要原因吧！
希望在未来的世界中，人脑要保持一片独立的思想空间，不要被电脑所统治，否则，人类何谈能够获得究竟的智慧，甚至连追求智慧的权利、参加名词争论的资格都没有了。
哲学家各种言辞的蛊惑，生活难免就会变得混乱起来。真正的智慧就在于享受当下的生命，摈弃庸人的自扰。
东方哲学家和西方哲学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喜欢沉浸于名词言语的争论之中。中国近代思想家胡适在其文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中说过一段话：
二十年前，美国展望周报(the outlook)总编辑阿博特(lyman abbott)发表了一部自传，其第一篇里记他的父亲的谈话，说：“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阿博特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一句评论，他说：“我父亲的话是不错的。但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有点小错。其实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还只是名词上的争论。
胡适经历了关于“全盘西化”的文化论战，感觉当时的中国人总喜欢在名词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而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对中国现状的改变没有提出多少有建设性的意见。如果用胡适的这段话来对中国的哲学流派进行评论，也不无恰当。
中国先秦的哲学思想百花齐放，在众多哲学派系中出现了“名家”一派，喜欢在名词上争论，专门在字眼上钻牛角尖。名家的代表公孙龙、惠施等人提出了“白马非马”、“离坚白”、“卵有毛”、“蛙有尾”、“火不热”、“龟长于蛇”、“狗非犬”、“白狗黑”等奇言怪语，然后牵强附会得解释，直接在字面上把别人给绕晕。世俗百姓受到这些怪论的惊吓，往往就会在分辨事理上陷于迷惑了。所以，庄子书中对名家进行了批判：“桓团、公孙龙都是辩者一类的人，他们困惑别人的心思，改变别人的看法，能胜过别人的口，却不能折服别人的心，这是辩者的局限。惠施每天用他的智巧与人辩论，专门与天下的辩者制造一些怪论把违反人情的事说得像真的，想要博取胜过别人的名声，所以与众人无法相处。德行修养不够，物质欲望太强，他的路是走不通的。从天地之道来看惠施的才干，他就像一只蚊子、一只牛虻那样劳碌，但对于万物有什么作用呢！”庄子一书中，经常会有道家的庄子和名家的惠施进行辩论的场景，以善辩著称的惠施总是辩不过庄子，根本原因就在于庄子突破了名词的外相，探究到了究竟智慧，也就是道家所说的“道”“道”是万物的来源与归宿，万物都在“道”里形成一个整体。明“道”之人觉悟万物相通，本为一体，就不会计较名称的改变了。这种“道”绝不是丰富的言语所能形容和混淆的，正如庄子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即：天地有全然的美妙，却不发一言；四时有明显的规律，却不必商议；万物有既定的道理，却不加说明。从“道”出发，庄子立刻能找到惠施言辞中的缺陷，瞬间把他驳倒。明白了这种“道”就可看破名词的外相，体察到究竟智慧，于是便可“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即：大道不需说明，大辩不需言语。过多名词上的辩论，只会蛊惑头脑，迷乱人心。
庄子“道”的思想来源于老子，老子更加强调语言对究竟智慧可能产生的遮蔽，老子开篇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道，可以用言语表述的，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可以用名称界定的就不是恒久的名。在老子全篇81章中，对“言”的否定更是不止一处，例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等等。可见，在老子、庄子看来，过多的名词和言语争论，很难反映出万物真实的本质。
先秦哲学家喜欢名词辩论的习气，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又有所扬起。宋明理学家从儒释道三家中汲取了文化的养分，然后以儒家正统做标榜，回头对道家和佛家进行猛烈的抨击，饮水忘了掘井人，这多少有些不太地道。从宋朝到明朝，几百年间，众多学者发明出“理”、“气”、“心”、“性”、“命”、“气质之性”、“天地之性”等词语，并在这些词语概念上扯来扯去，互相较劲，玩文字游戏，乃至把他们所认为是正统的儒家思想也搞得混杂不清，分割成不成整体，甚至前后矛盾的哲学流派，给后世学者增添了不少拨乱反正、披沙拣金的工作量。明末哲学家方以智曾对宋明理学的一些概念进行评价说：“气也，理也，太极也，自然也，心宗也，一也，皆不得已而立之名字也。”不得已者，何也？可能多是为了自立门户，招纳弟子，名利双收吧。孔子如果在天有知，面对这些自称继承了儒家正统的宋明理学家们的无聊分类和争论，只能倍感无奈，会禁不住再次发出“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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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有一次，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说法，他拿着一朵花，面对大家，一言不发，这时听众们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只有迦叶会心一笑。于是释迦牟尼便高兴地说：“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何须多言，一花一笑间，迦叶悟道了，这就是禅宗所谓“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传道方法。
话又说回来，哲学毕竟是一门探究智慧的学问，而哲学家也毕竟是一批爱智慧的人，虽然他们不免时时受到名词的约束，受到言语的蛊惑，但相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哲学家探究智慧的虔诚精神还是很值得嘉许的。在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今天，普通大众更是完全生活在名词争论的世界之中，远离究竟智慧。看看我们每天的生活方式，完成一天毫无生趣的工作之后，我们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不是电影宣扬的暴力和欲望，就是电视播放的扯皮和跟自己毫无干系的杂乱新闻，或者是娱乐主持人的打屁和闲扯。一个个彩色的画面一闪而过，一句句无聊的话语不停钻进我们的耳朵，在这种交替繁忙中，我们的头脑没有丝毫的思考空间，我们似乎已经成了言语和画面的俘虏。即使有些人意识到了生命的缺失，想拿起一本书来吸收精神的养分，却发现作者的精神世界比自己还困乏和空虚。有一个数据显示，在中国大陆每年有28万种出版品，换句话说，就是每天有七八百本书出版，而这些书籍中，绝大部分都是垃圾文字
这样看来，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我们人类来说，真不知是福还是祸。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限制各类媒体的声光化电对人类思想空间的侵犯和霸占，人类面对的必然是祸不是福。但是，媒体的力量又是如此强大，无处不在，根本无法消灭，以目前情况来说，唯一的方法就是提升媒体的质量，让内容少一些扯皮，多一些思想，少一些浮浅，多一些深度，我想，这也是近期中文大师李敖频频上媒体呼吁电视节目要“深度化”并不惜同娱乐圈名流小s扛上的主要原因吧！
希望在未来的世界中，人脑要保持一片独立的思想空间，不要被电脑所统治，否则，人类何谈能够获得究竟的智慧，甚至连追求智慧的权利、参加名词争论的资格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