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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中午，一位朋友在信步闲逛经过旅馆时嘴里冒出了一句话：“我听说电话局出事了。”由于某种原因，我当时并没怎么在意这句话。
那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我在前往拉姆拉斯的半道上，突然听到身后有几声枪响。我回头一看，原来有几个年轻人手持步枪，脖子上围着无政府主义者标志的红黑相间的丝帕，正在朝着拉姆拉斯向北的小巷悄悄地前进。他们显然是在与八角楼（我猜想那是能够控制小巷的教堂）里的什么人交火。我立即意识到：开始打仗了！但我对此并未感到十分意外，过去的几天来，人人都预感到仗随时会开打。我想，我应该马上回旅馆去，看看我的妻子是否安全。但小巷那边的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正在示意人们往后退，大声吆喝人们不要越过封锁线。又有一连串射击声。从塔楼里射出的子弹飞向大街，受惊的人们纷纷向拉姆拉斯以南逃跑，以便远离交火地点；街道上到处都能听到店主们匆匆关闭钢百叶窗的劈啪声。我看到，有两个持左轮手枪的人民军军官，正神色恐慌地紧贴着行道树撤退。在我的前方，很多人正涌向拉姆拉斯中间的地铁站躲避。我决定不随他们一起去，因为那将意味着必须在那里困上好几个小时。
就在这时，一位和我们在前线一起待过的美国医生跑到我身边，并抓住了我的胳膊。他显得非常紧张。
“快点，我们必须去猎鹰旅馆（猎鹰旅馆是马统工党掌管的一家寄宿旅馆，主要供休假民兵使用）。马统工党的老朋友会在那儿等我们。这下可有麻烦了。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医生拉住我的胳膊向前跑。他太紧张了，什么也说不清。看来，在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国民自卫队[1]开往电话局（由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控制着）并发动突然袭击时，他去过德卡特鲁纳广场。后来，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赶往电话局，结果双方发生了冲突。我推测，当天早些时候发生的“麻烦”一定是政府方面要求移交电话局造成的，当然，要求遭到了拒绝。
我们沿街而行，迎面而来的一辆卡车从我们身边急驶而过。车上满载荷枪实弹的无政府主义者。前方，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正卧伏在一堆床垫上，床垫前面有一挺机关枪。我们到达猎鹰旅馆（在拉姆拉斯南面）时，旅馆门前乱哄哄地围了一群人。由于场面混乱，根本没有人知道我们该干什么，旅馆里除了负责保卫大楼的几个突袭队员外，没有人带枪。我朝几乎就在街对面的马统工党的comitelocal*走过去。在楼上经常给民兵发工资的房间里，也挤了乱哄哄的一群人。有个穿便装、三十岁左右、个子高高、相貌英俊的男子，正在设法维持秩序，并从墙角的一堆物品中找出皮带和弹匣，目前似乎还没有枪支。美国医生不见了——我想，已经有人受伤，需要大夫——可又来了个英国人。这时，那高个子男子和另一些人从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里取出成捆的枪，开始挨个分发。作为外国人，我和那个美国人最初并没得到他们的信任，他们不肯把枪发给我们。后来，一个我在前线认识的民兵走进来，并认出了我，这样我们才得以勉强地领到枪和几匣子弹。
———————
*西班牙语，本地的委员会。——译者
[1]在奥威尔死后发现的勘误表中写道：“所有章节中提到‘国民自卫队’的部分都应改为‘突袭部队’。我弄错的原因是加泰罗尼亚的突袭部队穿的制服与此后从巴伦西亚派出的部队不同，而西班牙人将所有这些编队形式统称为‘laguardia’。不可否认的是，国民自卫队在可能的情况下常站到佛朗哥一边的事实对突袭部队并无影响。突袭部队是自第二共和国时期起建立的一种编队形式，通常在巴塞罗那，提到‘laguardia’时总是带有普遍的敌意，这一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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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枪声大作，街道上空无一人。人人都说到拉姆拉斯以北去是不可能的了。国民自卫队已经占领了各个建筑的制高点，并对过往的每个行人进行猛烈射击。我本想冒险回旅馆，但又有点犹豫，拿不定主意，考虑到comitelocal可能随时遭到攻击，我觉得还是留下来为妙。在整幢大楼里，都能看到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楼梯和外面的走道上，激动地交谈着。没有人真正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我能推测的，就是国民自卫队已经攻下电话局，而且战略了各处战略要害，从这些要害能够俯视工人掌握的其他建筑。有个大致的共识：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把国民自卫队摆在全国劳工联盟和工人阶级“之后”可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责怪政府。在巴塞罗那，比较贫穷的阶层都把国民自卫队视为走狗之类的东西，因此他们主动发起进攻也在情理之中。我曾听到过更为多种多样的说法，但我认为事情也就如此而已吧。问题已经足够清楚了。冲突的一方是全国劳工联盟，另一方是警察。我对那些在资产阶级共产党心目中已经理想化了的“工人”形象并没有特别的爱。但是，当我看到一个真实的血肉之躯的工人和他的天敌警察进行战斗时，我不能不扪心自问我自己究竟属于哪一边。
很长时间过去了，我们城市的这一头几乎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没有想到要给旅馆打电话，问一下我的妻子是否安全。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电话局已经停止运作，其实，电话局的运作只停顿了几个小时。两幢楼里挤了差不多三百人。他们大多是从穷街陋巷那边逃来的最穷苦阶层的人，其中有大批妇女，有的抱着婴儿，此外还有一群衣衫破烂的孩子。我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为了逃到马统工党大楼里来避难的。此外，楼内还有许多民兵和为数不多的外国人。据我估计，我们这许多人中大概只有60支枪。楼上的办公室始终被索要枪支却被告知没有枪支的人群包围着。年轻的民兵小伙子几乎把索要事情当儿戏，他们到处转悠，千方百计地说好话去骗或者干脆去偷其他人的枪。没过多久，有个小伙子只巧妙地一闪就把我的枪给偷了，并迅速溜走。这样一来，我就只剩下手枪和一匣子弹，几乎被缴械了。
天黑了，我也饿了。猎鹰旅馆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我和一个朋友一起溜往他下榻的旅馆（离这儿不远），打算弄到一点吃的。街道一片漆黑，死寂，连一个活动的人影都没有，所有窗户上的钢质百叶窗都已拉下，但街垒还没有筑起来。朋友住的那个旅馆，大门上了锁，而且还用许多东西拦了起来。他们反复盘问，才让我们进去了。我们回来以后才得知电话局已经运转，我立即跑到楼上办公室里给妻子打电话。很明显，楼内没有电话号码簿，而我又不知道大陆旅馆的电话号码。我在各个封建找了近半个小时以后，偶然发现一本记有大陆旅馆号码的旅行指南。我没能与妻子联系上，但我还是设法找到了英国独立工党驻巴塞罗那的代表麦克奈尔。他告诉我那里一切正常，没有人遭到枪击，并问我在comitelocal是否安全。我说要是有些香烟就更好了。我这只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然而，半个小时后，麦克奈尔竟当真带上两包红好彩牌香烟过拉力了。他走在漆黑的街道上，在无政府主义者巡逻队的巡逻间隔中穿插而行，巡逻队员先后两次用枪口对着他，命令他站住并检查证件。对他的这一小小的英雄壮举，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真的很高兴有香烟抽了。
人们在大多数窗口布上了武装守卫。在楼下的街道上，突袭队员正拦住几个行人进行盘查。一辆满载武器的无政府主义者巡逻车开了过来。车上除了驾驶员，还有一个年仅十八岁的黑头发的漂亮女孩，她的双膝上放了一支冲锋枪。我在大楼周围转悠了好长时间，发现这儿是个挺不错的休闲场所，兴许还能从这儿学到点地理学知识。到处都是垃圾、破基价局和碎纸——这好象是革命不可避免的产物。所到之处，人们都已进入梦乡。摆在走廊上的破沙发上，两个从码头那边逃来的贫穷妇女均匀地打着呼噜。在马统工党接管以前，这儿是卡巴莱剧场的歌舞表演场所。有些房间有起高的舞台，其中有个舞台上还孤零零地放着一台大钢琴。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军械库。我不知道这么做结果会怎样，反正我就是急需拿到武器。我经常听说，加联社党、马统工党、全国劳工联盟——f。a。i。等相互对立的党派，一直在巴塞罗那的很多地方囤积武器，因此我根本不相信在马统工党的这两幢主要建筑物里只贮藏了我所见到的五六十支枪。用做军械库的房间没有任何保安设施，只有一扇破旧的门，我和另一个英国人没用多大力气就把门给撬开了。进去以后，我们发现他们讲的是真话——武器的确不是很多。我们只找到20来支老式小口径来复枪和几支猎枪，但没找到一颗子弹。我到楼上办公室去问是否还有手枪子弹，他们的回答是没有。不过，这里倒是有几箱手榴弹，那是无政府主义者巡逻车给我们送来的。我拿了两枚放进自己的弹药袋。这是一些粗制滥造的手榴弹，一拉掉保险销就有可能立即自动爆炸。
到处都是四肢摊开、沉沉入睡的人们。在一个房间里，有个小宝宝在哭，不停地哭。虽然已是五月了，但夜晚却仍然很冷。有个舞台上还挂着幕布，于是我用刀割下一块裹在身上，希望好好睡上几个小时。我被惊醒了，我记得自己在睡梦中突然想到了那些可怕的、如果用力翻身压上去就会把我炸上天的手榴弹。凌晨三点，那个像是负责人的高大英俊的男子把我叫醒，给了我一支来复枪，让我在一个窗下站岗。他告诉我，萨拉斯——对攻打电话局负有责任的警察局长，已经被逮捕。（我们后来才得知，其实他仅仅是被解除职务。然而，新闻报道却仍然在说，那是国民自卫队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自行其是的行动。）天刚破晓，人们就动手在楼下修建了两个街垒，一个建在comitelocal外面，另一个建在猎鹰旅馆外面。巴塞罗那的街道是用方形卵石铺的，用这些石头很容易垒起一堵墙，而且卵石下还有一种适合装沙袋的小圆石。筑起的街垒令人感到既古怪又奇妙，我要是能把它拍下来该有多好啊。当西班牙人决定干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无限激情。成群结队的男人、女人，还有许多很小的孩子，他们撬起和搬运鹅卵石，用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手推车从远处搬运沙子，手推车在装满沙子的麻袋的重压下摇摇晃晃。在comitelocal的门口，一个穿着民兵长裤、裤膝纽扣都拖到脚踝的德国犹太小女孩，正面带笑容地张望。几个小时后，街垒已经砌了一人高，射击口旁站上了士兵，在另一个街垒后面，火堆在燃烧，人们在煎鸡蛋。
他们又把我的来复枪拿走了，而且我似乎也只能无可奈何。我和另一个英国人决定回到大陆绿去。远处虽然战火不断，但拉姆拉斯北侧看起来一个人也没有。在回旅馆的途中，我们顺便到食品市场上看了看。只有少许几家货摊在营业，那些货摊被一群从拉姆拉斯南部工人居住区来的人围得紧紧的。就在我们到达市场时，外面传来了沉重的来复枪射击声，屋顶上方的玻璃都被震得颤动起来，市场内的人群向出口处飞逃而去。然而，仍有几家货摊还在营业，我们要了一杯咖啡，并买了几支棒形山羊奶酪塞在弹药袋的手榴弹旁。几天之后，我非常庆幸居然还能够吃上奶酪。
在我前一天看到的无政府主义者开火的街角，现在已经竖起一座街垒。街垒后面的男子（我在街道的另一边）大声叫喊，要我小心。教堂钟楼里的国民自卫队在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所有过路人开枪。我稍停了一会，然后猛地冲过街道，完全可以肯定，一颗子弹贴身而过，近得让我毛骨悚然。在我走到马统工党行政大楼对面街道一侧的时候，站在行政大楼门口的突袭队员发出大声警告——我没听清他们在喊些什么。在我和大楼之间隔着几棵树和一个报亭（西班牙这种类型的街道都有宽阔的人行横道），我看不清他们的手势。我进了大陆旅馆，四处一看，一切都还好，洗了把脸，然后回到马统工党行政大楼（离大街约100码）请命。这时，外面响起一片的来复枪和机关枪声已经几乎可以和一场战役相比了。我刚找到柯普，就问他我们该怎么办，这时楼下接连传来令人心惊的爆炸声。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我认定有人在用野战炮向我们开火。其实只不过是手榴弹，当手榴弹在石材建筑物之间爆炸时，爆炸声要比在空旷地带大得多。
柯普向窗外瞥了一眼，把手杖竖在身后墙壁上，说道：“我们调查调查吧。”然后，他和平时一样，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慢步走下楼梯，我紧跟在他身后。在大门口，一些突袭队员就像玩九柱戏似的，把手榴弹顺着台阶滚下人行道。手榴弹在二十码以外的地方炸开，和来复枪的砰砰声交织在一起，发出可怕而又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街道中间的报亭后面，有一颗脑袋——我认识的一个美国民兵的脑袋，探了出来，有如集市上人人都喜爱的椰子。稍后，我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紧挨马统工党大楼有一家楼上设有旅馆的咖啡馆，叫做摩卡咖啡馆。前一天，二三十个全副武装的国民自卫队员突然闯入咖啡馆，在发生冲突后，强行占领整个大楼并赖着不走。他们可能是受命占领咖啡馆，以便为稍后攻打马统工党大楼做准备。次日清晨，在他们想走出摩卡咖啡馆大门时，与突袭队民兵发生冲突，双方互相开枪射击，结果，一个突袭队员受重伤，一名国民自卫队员身亡。国民自卫队被迫逃回咖啡馆。当那个美国人沿街走过来时，国民自卫队却向他猛烈开火，尽管那个美国人手无寸铁。美国人连忙躲到报亭后藏身，而突袭队员向国民自卫队投掷手榴弹好把他们赶回屋内。
柯普大致看了一下现场，拨开人群走过来，把一个正用牙齿咬拔手榴弹保险销的红发德国突袭队员拽了回来。他大声命令人们撤回大楼，并用好几种语言告诉大家，我们必须避免流血。然后，他走出大门，站在国民自卫队完全能够看得清的人行道上，夸张地解下手枪并缓慢地放在地上。随行的两个西班牙民兵军官也同样如此，他们三个人缓慢地朝着正在门口挤成一团的国民自卫队走过去。这是一件给我20英镑我也不会干的事。他们两手空空地朝那些手里有枪但却被吓坏了的国民自卫队士兵走去。一个只穿衬衫、吓得脸色铁青的国民自卫队官员从门内走出来和柯普谈判。他不停地用颤抖着的手指着人行道上的两枚未爆的手榴弹。柯普回来以后对我们说，最好引爆那两颗手榴弹，继续留在那儿，对行人很危险。一个突袭队员向其中一枚手榴弹开了一枪，手榴弹爆炸了，但没有击中另一枚。我向他要过步枪，蹲下来朝第二枚手榴弹开枪。真是难为情，我也没打中。这是我在骚乱期间唯一的一次开枪射击。人行道上落满了从摩卡咖啡馆招牌上掉下的碎玻璃片，停在外面的两辆军车，其中有一辆是柯普的，被子弹打出了许多窟窿，挡风玻璃完全破碎了。
柯普再次带我上楼，并给我简要地说明了一下的当前情况。如果马统工党大楼遭到攻击，我们必须保卫大楼，但马统工党的头头们却发话来要我们按兵不动，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火。大楼的正对面有一个叫做波利罗马的电影院，电影院的楼上设有一个博物馆，在这座高出一般建筑的顶部有个双穹的嘹望塔。利用它可以控制街道，只要有几个持枪的士兵守住那儿，就可以压制任何针对马统工党大楼的进攻。电影院管理员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应该会允许我们进出。至于摩卡咖啡馆的国民自卫队员，也不会跟着我们太过不去，他们不想打仗，只会很乐意自己活着也让别人活着。柯普重申命令，除非有人向我们开火或者我们的大楼受到攻击，否则不得开枪。我猜想，马统工党的头头们也一定对被牵进这一事件而大发雷霆，但他们还是认为不得不和全国劳工联盟保持一致，虽然柯普没有这么说。
我们已经在嘹望塔布置了守卫。在此后的三天三夜里，除了悄悄去旅馆吃饭时的短暂休息，我一直守卫在波利罗马电影院的屋顶上，我尚未遇到过什么危险。只要不挨饿、不烦闷，我什么都能忍耐，然而，这却是我整个一生中最难耐的一段时间。我认为，很少有能比经历巷战那些不幸的日子更令人厌恶、更令人绝望，或者，结果更令人伤透脑筋的了。
我待在屋顶上，常常对这种愚蠢的行为感到惊讶。透过嘹望塔小小的窗户，你可以看到数英里方圆——一排排细瘦高耸的楼房，玻璃穹顶，还有那些耀眼的绿瓦和红铜瓦、奇妙而又弯曲的屋顶；向东看是波光粼粼的淡蓝色大海——我自来到西班牙后第一次看到大海。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沉浸在毫无生气、一片狼藉的噩梦之中。阳光下的街道上空空荡荡。除了从街垒和用沙袋堵起的窗后射出的一连串子弹，没有什么事发生。所有街道上都没有汽车行驶。在拉姆拉斯一带，电车一动不动地停着，驾驶员早在开战时就逃之夭夭了。可恶的噪声一直在成千上万的石头建筑物之间回荡，回荡，就像一场热带的暴风雨。劈劈啪啪声、哒哒哒哒声、轰隆轰隆声——有时消失为只有零零落落的射击声，有时又变为震耳欲聋的连续猛烈射击声，白天的射击从未停止过，第二天黎明会准时开始。
究竟正在发生些什么事，谁在打谁，谁正在获胜，一开始很难弄清楚。巴塞罗那人是那么习惯巷战，那么熟悉当地的地形环境，以至于他们凭直觉就能知道哪个政党会控制哪条街道和哪些大楼。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自叹不如。从嘹望塔望去，我能清楚地看到拉姆拉斯，它是这座城市的一条主要街道，一条分界线。在拉姆拉斯以西，工人阶级的地区有团结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东面，一场糊里糊涂的战斗正在弯弯曲曲的小巷中进行着，再那里，加联社党和国民自卫队或多或少占有主动权。而在拉姆拉斯北面，加泰罗尼亚广场周围的阵地却十分复杂，以至于每幢大楼上要是没挂上一面党旗，那就很难弄清那里究竟属于哪个派别了。这里的主要建筑物就是科隆旅馆——加联社党的总部，控制着加泰罗尼亚广场。从科隆旅馆这个庞然大物唯一靠近广场的一扇窗户里，伸出了能够以致命效果扫射广场的机关枪。在拉姆拉斯南面，我们东面100码的地方，j。s。u。——加联社党的青年联盟（相当于英国的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正据守一家大百货商店，他们用沙袋堵起了对着我们嘹望塔的窗户。他们已经取下他们的红色旗子，升起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在电话局的上面，所有麻烦的起点就是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子并排飘扬。在那儿，某些暂时性的妥协已经达成，交接正在不停地进行着，大楼里并没有发生交火。
我们的这个地方是出奇地安静。摩卡咖啡馆的国民自卫队已经拉下钢质百叶窗，并把咖啡馆的家具摞起来设置了一道路障。稍后，又有五六个人来到我们对面的屋顶，用床垫建起了又一个掩体，而且挂上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但很明显，他们并没有开火的意思。柯普已与他们订下了明确的协议：如果他们不向我们开枪，我们也决不向他们开枪。通过这次交涉，他已与国民自卫队相处得不错，而且好几次去摩卡咖啡馆拜访他们。国民自卫队当然已经攫取了咖啡馆里的所有饮料，他们以15瓶啤酒作为礼物送给他。作为回报，柯普竟然把我们的一支来复枪送给他们，以此补偿他们在前一天不知如何丢失的一支枪。然而，待在屋顶上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有时，我对所有的事情只是厌烦，对可恶的噪音却并不在意。我通常会花上几个钟头去看一系列企鹅出版社的书，这些是我几天前很幸运地买到的。有时，我确实能觉察到50码外的士兵正盯着我。这有点像回到战壕的感觉。由于习惯所致，有几次我都把国民自卫队说成“法西斯”又突然住口。我们通常有六个人守在那儿。我们在嘹望塔内安排一个守卫，而其余的人则坐在下面的铅皮屋顶上，那儿除了一道石栏杆外，没有其他可作掩护的东西。我清楚地知道国民自卫队随时可能接到开火的电话命令。他们虽已同意在这么干之前对我们发出警告，但是也不能断定他们会一定信守协议。然而，只有一次，看起来像要发生麻烦。对面的一个自卫队员蹲下来并开枪射击。当时我正好在嘹望塔站岗。我立即把枪口对准了他，大声吼道：
“喂，你干嘛朝我们开枪！”
“什么？”
“不要朝我们开枪，否则，我们就要还击啦！”
“没有，没有！我不是对你们开枪。看——朝下面那儿看！”
他用枪口指着通往我们大楼的侧街。那里有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年轻人，手持来复枪在街角躲来藏去。很明显，这个人刚才向屋顶上的自卫队员开过枪。
“我刚才是朝他开枪。是他先开枪打我的。”（我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不会向你们开枪的。我们跟你们一样，都是工人。”
他打了一个反法西斯的敬礼，我回敬了他。我朝对面高声喊道：
“你们还有啤酒吗？”
“没了，我们的都喝光了。”
在同一天，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离街稍远的加联社党青年联盟的大楼里的一个士兵，在我探出窗外的时候，突然举枪向我射击。也许是我太过惹人注目了。我没有还击。虽然他离我只有100码左右，但子弹还是偏离目标很远，以至于连嘹望塔的屋顶都没打着。像往常一样，西班牙人的射击水平让我捡了条命。我曾多次遭到来自这幢大楼的射击。
可恶的枪声持续不断。根据我的所见所闻，对立双方往往都是出于自卫才开枪射击的。人们只在自己的建筑物中或街垒后面，向对方射击。离我们大约半英里的地方有条街道，街道上的一些全国劳工联盟的主要办公室几乎和劳工总会的办公室面对面，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声音非常可怕。战争结束之后，我曾经过那条街道，橱窗的玻璃被子弹打得像筛子。（巴塞罗那的大部分店主把他们的窗户用长纸条交叉着封贴起来，这样当子弹击中玻璃的时候，玻璃碎块就不会飞出伤人）。有时，来复枪和机关枪开火的哒哒声不时地被炸弹的爆炸声所掩盖。远处传来极其沉重的爆炸声，多达十几次，而且间隔时间比较长，我当时也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它听起来像是炸弹在空中的爆炸声，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飞机出现过。后来有人告诉我——确实可能是真的——内奸为了制造尽可能大的恐慌而点燃一堆堆炸药。然而，并没有火炮声。我正在等着听大炮的轰鸣，因为大炮一旦开始怒吼，那么就说明事态已经十分严重了（火炮是巷战的决定性因素）。后来，报纸上刊发了有关街垒遭炮击的小道消息，但没人能指出哪幢楼房遭到过炮弹的袭击。总之，如果大家听惯了炮声，那么谁也不会弄错。
食品从骚乱开始以来一直非常短缺。为了给守卫马统工党行政大楼的那15到20个民兵弄到吃的，我们只能在黑夜的掩护下（因为国民自卫队常常在拉姆拉斯一带伏击），悄悄地摸到猎鹰旅馆那儿弄点吃的来，但不够每人一份，我们当中许多人要尽可能地去大陆旅馆吃饭。大陆旅馆被自治政府“集体化”了，这与大部分诸如全国劳工联盟或劳工总会控制的旅馆不一样，这儿被视为中立地。战争刚开始，旅馆就被数量惊人的人群挤得满满的。有外国的新闻记者；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嫌疑犯；有为政府服役的美国飞行员；有来自不同国家、持不同政治观点、属于不同派别的共产党特工，其中有一个身躯肥胖、满脸横肉的俄国人，据说是ogpu*的间谍，绰号查理？琛，腰带上挂了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枚小巧的手榴弹；有看起来像法西斯同情者的西班牙富人；有两三个受伤的国际纵队士兵；有因战争受阻无法把橘子运回法国而滞留的法国卡车司机；还有许多人民军的军官。人民军作为一个整体，战争期间一直保持中立，尽管也有少数士兵开小差或自行其是。在那个星期二的上午，我在马统工党兵营里就见到过其中的两个。一开始，在食物短缺变得很严重且报纸开始借此挑起仇恨之前，就出现了把食物短缺当成笑料的趋势。人们都会说，这种事在巴塞罗那司空见惯，每年都有发生。乔治？托伊利，一个意大利新闻记者，我们一位了不起的朋友，走了近来，裤子浸透了鲜血。他只是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并在人行道上给一个受伤的人包扎，而就在此时，有人竟开玩... -->>
5月3日中午，一位朋友在信步闲逛经过旅馆时嘴里冒出了一句话：“我听说电话局出事了。”由于某种原因，我当时并没怎么在意这句话。
那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我在前往拉姆拉斯的半道上，突然听到身后有几声枪响。我回头一看，原来有几个年轻人手持步枪，脖子上围着无政府主义者标志的红黑相间的丝帕，正在朝着拉姆拉斯向北的小巷悄悄地前进。他们显然是在与八角楼（我猜想那是能够控制小巷的教堂）里的什么人交火。我立即意识到：开始打仗了！但我对此并未感到十分意外，过去的几天来，人人都预感到仗随时会开打。我想，我应该马上回旅馆去，看看我的妻子是否安全。但小巷那边的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正在示意人们往后退，大声吆喝人们不要越过封锁线。又有一连串射击声。从塔楼里射出的子弹飞向大街，受惊的人们纷纷向拉姆拉斯以南逃跑，以便远离交火地点；街道上到处都能听到店主们匆匆关闭钢百叶窗的劈啪声。我看到，有两个持左轮手枪的人民军军官，正神色恐慌地紧贴着行道树撤退。在我的前方，很多人正涌向拉姆拉斯中间的地铁站躲避。我决定不随他们一起去，因为那将意味着必须在那里困上好几个小时。
就在这时，一位和我们在前线一起待过的美国医生跑到我身边，并抓住了我的胳膊。他显得非常紧张。
“快点，我们必须去猎鹰旅馆（猎鹰旅馆是马统工党掌管的一家寄宿旅馆，主要供休假民兵使用）。马统工党的老朋友会在那儿等我们。这下可有麻烦了。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医生拉住我的胳膊向前跑。他太紧张了，什么也说不清。看来，在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国民自卫队[1]开往电话局（由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控制着）并发动突然袭击时，他去过德卡特鲁纳广场。后来，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赶往电话局，结果双方发生了冲突。我推测，当天早些时候发生的“麻烦”一定是政府方面要求移交电话局造成的，当然，要求遭到了拒绝。
我们沿街而行，迎面而来的一辆卡车从我们身边急驶而过。车上满载荷枪实弹的无政府主义者。前方，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正卧伏在一堆床垫上，床垫前面有一挺机关枪。我们到达猎鹰旅馆（在拉姆拉斯南面）时，旅馆门前乱哄哄地围了一群人。由于场面混乱，根本没有人知道我们该干什么，旅馆里除了负责保卫大楼的几个突袭队员外，没有人带枪。我朝几乎就在街对面的马统工党的comitelocal*走过去。在楼上经常给民兵发工资的房间里，也挤了乱哄哄的一群人。有个穿便装、三十岁左右、个子高高、相貌英俊的男子，正在设法维持秩序，并从墙角的一堆物品中找出皮带和弹匣，目前似乎还没有枪支。美国医生不见了——我想，已经有人受伤，需要大夫——可又来了个英国人。这时，那高个子男子和另一些人从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里取出成捆的枪，开始挨个分发。作为外国人，我和那个美国人最初并没得到他们的信任，他们不肯把枪发给我们。后来，一个我在前线认识的民兵走进来，并认出了我，这样我们才得以勉强地领到枪和几匣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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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本地的委员会。——译者
[1]在奥威尔死后发现的勘误表中写道：“所有章节中提到‘国民自卫队’的部分都应改为‘突袭部队’。我弄错的原因是加泰罗尼亚的突袭部队穿的制服与此后从巴伦西亚派出的部队不同，而西班牙人将所有这些编队形式统称为‘laguardia’。不可否认的是，国民自卫队在可能的情况下常站到佛朗哥一边的事实对突袭部队并无影响。突袭部队是自第二共和国时期起建立的一种编队形式，通常在巴塞罗那，提到‘laguardia’时总是带有普遍的敌意，这一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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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枪声大作，街道上空无一人。人人都说到拉姆拉斯以北去是不可能的了。国民自卫队已经占领了各个建筑的制高点，并对过往的每个行人进行猛烈射击。我本想冒险回旅馆，但又有点犹豫，拿不定主意，考虑到comitelocal可能随时遭到攻击，我觉得还是留下来为妙。在整幢大楼里，都能看到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楼梯和外面的走道上，激动地交谈着。没有人真正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我能推测的，就是国民自卫队已经攻下电话局，而且战略了各处战略要害，从这些要害能够俯视工人掌握的其他建筑。有个大致的共识：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把国民自卫队摆在全国劳工联盟和工人阶级“之后”可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责怪政府。在巴塞罗那，比较贫穷的阶层都把国民自卫队视为走狗之类的东西，因此他们主动发起进攻也在情理之中。我曾听到过更为多种多样的说法，但我认为事情也就如此而已吧。问题已经足够清楚了。冲突的一方是全国劳工联盟，另一方是警察。我对那些在资产阶级共产党心目中已经理想化了的“工人”形象并没有特别的爱。但是，当我看到一个真实的血肉之躯的工人和他的天敌警察进行战斗时，我不能不扪心自问我自己究竟属于哪一边。
很长时间过去了，我们城市的这一头几乎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没有想到要给旅馆打电话，问一下我的妻子是否安全。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电话局已经停止运作，其实，电话局的运作只停顿了几个小时。两幢楼里挤了差不多三百人。他们大多是从穷街陋巷那边逃来的最穷苦阶层的人，其中有大批妇女，有的抱着婴儿，此外还有一群衣衫破烂的孩子。我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为了逃到马统工党大楼里来避难的。此外，楼内还有许多民兵和为数不多的外国人。据我估计，我们这许多人中大概只有60支枪。楼上的办公室始终被索要枪支却被告知没有枪支的人群包围着。年轻的民兵小伙子几乎把索要事情当儿戏，他们到处转悠，千方百计地说好话去骗或者干脆去偷其他人的枪。没过多久，有个小伙子只巧妙地一闪就把我的枪给偷了，并迅速溜走。这样一来，我就只剩下手枪和一匣子弹，几乎被缴械了。
天黑了，我也饿了。猎鹰旅馆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我和一个朋友一起溜往他下榻的旅馆（离这儿不远），打算弄到一点吃的。街道一片漆黑，死寂，连一个活动的人影都没有，所有窗户上的钢质百叶窗都已拉下，但街垒还没有筑起来。朋友住的那个旅馆，大门上了锁，而且还用许多东西拦了起来。他们反复盘问，才让我们进去了。我们回来以后才得知电话局已经运转，我立即跑到楼上办公室里给妻子打电话。很明显，楼内没有电话号码簿，而我又不知道大陆旅馆的电话号码。我在各个封建找了近半个小时以后，偶然发现一本记有大陆旅馆号码的旅行指南。我没能与妻子联系上，但我还是设法找到了英国独立工党驻巴塞罗那的代表麦克奈尔。他告诉我那里一切正常，没有人遭到枪击，并问我在comitelocal是否安全。我说要是有些香烟就更好了。我这只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然而，半个小时后，麦克奈尔竟当真带上两包红好彩牌香烟过拉力了。他走在漆黑的街道上，在无政府主义者巡逻队的巡逻间隔中穿插而行，巡逻队员先后两次用枪口对着他，命令他站住并检查证件。对他的这一小小的英雄壮举，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真的很高兴有香烟抽了。
人们在大多数窗口布上了武装守卫。在楼下的街道上，突袭队员正拦住几个行人进行盘查。一辆满载武器的无政府主义者巡逻车开了过来。车上除了驾驶员，还有一个年仅十八岁的黑头发的漂亮女孩，她的双膝上放了一支冲锋枪。我在大楼周围转悠了好长时间，发现这儿是个挺不错的休闲场所，兴许还能从这儿学到点地理学知识。到处都是垃圾、破基价局和碎纸——这好象是革命不可避免的产物。所到之处，人们都已进入梦乡。摆在走廊上的破沙发上，两个从码头那边逃来的贫穷妇女均匀地打着呼噜。在马统工党接管以前，这儿是卡巴莱剧场的歌舞表演场所。有些房间有起高的舞台，其中有个舞台上还孤零零地放着一台大钢琴。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军械库。我不知道这么做结果会怎样，反正我就是急需拿到武器。我经常听说，加联社党、马统工党、全国劳工联盟——f。a。i。等相互对立的党派，一直在巴塞罗那的很多地方囤积武器，因此我根本不相信在马统工党的这两幢主要建筑物里只贮藏了我所见到的五六十支枪。用做军械库的房间没有任何保安设施，只有一扇破旧的门，我和另一个英国人没用多大力气就把门给撬开了。进去以后，我们发现他们讲的是真话——武器的确不是很多。我们只找到20来支老式小口径来复枪和几支猎枪，但没找到一颗子弹。我到楼上办公室去问是否还有手枪子弹，他们的回答是没有。不过，这里倒是有几箱手榴弹，那是无政府主义者巡逻车给我们送来的。我拿了两枚放进自己的弹药袋。这是一些粗制滥造的手榴弹，一拉掉保险销就有可能立即自动爆炸。
到处都是四肢摊开、沉沉入睡的人们。在一个房间里，有个小宝宝在哭，不停地哭。虽然已是五月了，但夜晚却仍然很冷。有个舞台上还挂着幕布，于是我用刀割下一块裹在身上，希望好好睡上几个小时。我被惊醒了，我记得自己在睡梦中突然想到了那些可怕的、如果用力翻身压上去就会把我炸上天的手榴弹。凌晨三点，那个像是负责人的高大英俊的男子把我叫醒，给了我一支来复枪，让我在一个窗下站岗。他告诉我，萨拉斯——对攻打电话局负有责任的警察局长，已经被逮捕。（我们后来才得知，其实他仅仅是被解除职务。然而，新闻报道却仍然在说，那是国民自卫队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自行其是的行动。）天刚破晓，人们就动手在楼下修建了两个街垒，一个建在comitelocal外面，另一个建在猎鹰旅馆外面。巴塞罗那的街道是用方形卵石铺的，用这些石头很容易垒起一堵墙，而且卵石下还有一种适合装沙袋的小圆石。筑起的街垒令人感到既古怪又奇妙，我要是能把它拍下来该有多好啊。当西班牙人决定干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无限激情。成群结队的男人、女人，还有许多很小的孩子，他们撬起和搬运鹅卵石，用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手推车从远处搬运沙子，手推车在装满沙子的麻袋的重压下摇摇晃晃。在comitelocal的门口，一个穿着民兵长裤、裤膝纽扣都拖到脚踝的德国犹太小女孩，正面带笑容地张望。几个小时后，街垒已经砌了一人高，射击口旁站上了士兵，在另一个街垒后面，火堆在燃烧，人们在煎鸡蛋。
他们又把我的来复枪拿走了，而且我似乎也只能无可奈何。我和另一个英国人决定回到大陆绿去。远处虽然战火不断，但拉姆拉斯北侧看起来一个人也没有。在回旅馆的途中，我们顺便到食品市场上看了看。只有少许几家货摊在营业，那些货摊被一群从拉姆拉斯南部工人居住区来的人围得紧紧的。就在我们到达市场时，外面传来了沉重的来复枪射击声，屋顶上方的玻璃都被震得颤动起来，市场内的人群向出口处飞逃而去。然而，仍有几家货摊还在营业，我们要了一杯咖啡，并买了几支棒形山羊奶酪塞在弹药袋的手榴弹旁。几天之后，我非常庆幸居然还能够吃上奶酪。
在我前一天看到的无政府主义者开火的街角，现在已经竖起一座街垒。街垒后面的男子（我在街道的另一边）大声叫喊，要我小心。教堂钟楼里的国民自卫队在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所有过路人开枪。我稍停了一会，然后猛地冲过街道，完全可以肯定，一颗子弹贴身而过，近得让我毛骨悚然。在我走到马统工党行政大楼对面街道一侧的时候，站在行政大楼门口的突袭队员发出大声警告——我没听清他们在喊些什么。在我和大楼之间隔着几棵树和一个报亭（西班牙这种类型的街道都有宽阔的人行横道），我看不清他们的手势。我进了大陆旅馆，四处一看，一切都还好，洗了把脸，然后回到马统工党行政大楼（离大街约100码）请命。这时，外面响起一片的来复枪和机关枪声已经几乎可以和一场战役相比了。我刚找到柯普，就问他我们该怎么办，这时楼下接连传来令人心惊的爆炸声。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我认定有人在用野战炮向我们开火。其实只不过是手榴弹，当手榴弹在石材建筑物之间爆炸时，爆炸声要比在空旷地带大得多。
柯普向窗外瞥了一眼，把手杖竖在身后墙壁上，说道：“我们调查调查吧。”然后，他和平时一样，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慢步走下楼梯，我紧跟在他身后。在大门口，一些突袭队员就像玩九柱戏似的，把手榴弹顺着台阶滚下人行道。手榴弹在二十码以外的地方炸开，和来复枪的砰砰声交织在一起，发出可怕而又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街道中间的报亭后面，有一颗脑袋——我认识的一个美国民兵的脑袋，探了出来，有如集市上人人都喜爱的椰子。稍后，我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紧挨马统工党大楼有一家楼上设有旅馆的咖啡馆，叫做摩卡咖啡馆。前一天，二三十个全副武装的国民自卫队员突然闯入咖啡馆，在发生冲突后，强行占领整个大楼并赖着不走。他们可能是受命占领咖啡馆，以便为稍后攻打马统工党大楼做准备。次日清晨，在他们想走出摩卡咖啡馆大门时，与突袭队民兵发生冲突，双方互相开枪射击，结果，一个突袭队员受重伤，一名国民自卫队员身亡。国民自卫队被迫逃回咖啡馆。当那个美国人沿街走过来时，国民自卫队却向他猛烈开火，尽管那个美国人手无寸铁。美国人连忙躲到报亭后藏身，而突袭队员向国民自卫队投掷手榴弹好把他们赶回屋内。
柯普大致看了一下现场，拨开人群走过来，把一个正用牙齿咬拔手榴弹保险销的红发德国突袭队员拽了回来。他大声命令人们撤回大楼，并用好几种语言告诉大家，我们必须避免流血。然后，他走出大门，站在国民自卫队完全能够看得清的人行道上，夸张地解下手枪并缓慢地放在地上。随行的两个西班牙民兵军官也同样如此，他们三个人缓慢地朝着正在门口挤成一团的国民自卫队走过去。这是一件给我20英镑我也不会干的事。他们两手空空地朝那些手里有枪但却被吓坏了的国民自卫队士兵走去。一个只穿衬衫、吓得脸色铁青的国民自卫队官员从门内走出来和柯普谈判。他不停地用颤抖着的手指着人行道上的两枚未爆的手榴弹。柯普回来以后对我们说，最好引爆那两颗手榴弹，继续留在那儿，对行人很危险。一个突袭队员向其中一枚手榴弹开了一枪，手榴弹爆炸了，但没有击中另一枚。我向他要过步枪，蹲下来朝第二枚手榴弹开枪。真是难为情，我也没打中。这是我在骚乱期间唯一的一次开枪射击。人行道上落满了从摩卡咖啡馆招牌上掉下的碎玻璃片，停在外面的两辆军车，其中有一辆是柯普的，被子弹打出了许多窟窿，挡风玻璃完全破碎了。
柯普再次带我上楼，并给我简要地说明了一下的当前情况。如果马统工党大楼遭到攻击，我们必须保卫大楼，但马统工党的头头们却发话来要我们按兵不动，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火。大楼的正对面有一个叫做波利罗马的电影院，电影院的楼上设有一个博物馆，在这座高出一般建筑的顶部有个双穹的嘹望塔。利用它可以控制街道，只要有几个持枪的士兵守住那儿，就可以压制任何针对马统工党大楼的进攻。电影院管理员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应该会允许我们进出。至于摩卡咖啡馆的国民自卫队员，也不会跟着我们太过不去，他们不想打仗，只会很乐意自己活着也让别人活着。柯普重申命令，除非有人向我们开火或者我们的大楼受到攻击，否则不得开枪。我猜想，马统工党的头头们也一定对被牵进这一事件而大发雷霆，但他们还是认为不得不和全国劳工联盟保持一致，虽然柯普没有这么说。
我们已经在嘹望塔布置了守卫。在此后的三天三夜里，除了悄悄去旅馆吃饭时的短暂休息，我一直守卫在波利罗马电影院的屋顶上，我尚未遇到过什么危险。只要不挨饿、不烦闷，我什么都能忍耐，然而，这却是我整个一生中最难耐的一段时间。我认为，很少有能比经历巷战那些不幸的日子更令人厌恶、更令人绝望，或者，结果更令人伤透脑筋的了。
我待在屋顶上，常常对这种愚蠢的行为感到惊讶。透过嘹望塔小小的窗户，你可以看到数英里方圆——一排排细瘦高耸的楼房，玻璃穹顶，还有那些耀眼的绿瓦和红铜瓦、奇妙而又弯曲的屋顶；向东看是波光粼粼的淡蓝色大海——我自来到西班牙后第一次看到大海。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沉浸在毫无生气、一片狼藉的噩梦之中。阳光下的街道上空空荡荡。除了从街垒和用沙袋堵起的窗后射出的一连串子弹，没有什么事发生。所有街道上都没有汽车行驶。在拉姆拉斯一带，电车一动不动地停着，驾驶员早在开战时就逃之夭夭了。可恶的噪声一直在成千上万的石头建筑物之间回荡，回荡，就像一场热带的暴风雨。劈劈啪啪声、哒哒哒哒声、轰隆轰隆声——有时消失为只有零零落落的射击声，有时又变为震耳欲聋的连续猛烈射击声，白天的射击从未停止过，第二天黎明会准时开始。
究竟正在发生些什么事，谁在打谁，谁正在获胜，一开始很难弄清楚。巴塞罗那人是那么习惯巷战，那么熟悉当地的地形环境，以至于他们凭直觉就能知道哪个政党会控制哪条街道和哪些大楼。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自叹不如。从嘹望塔望去，我能清楚地看到拉姆拉斯，它是这座城市的一条主要街道，一条分界线。在拉姆拉斯以西，工人阶级的地区有团结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东面，一场糊里糊涂的战斗正在弯弯曲曲的小巷中进行着，再那里，加联社党和国民自卫队或多或少占有主动权。而在拉姆拉斯北面，加泰罗尼亚广场周围的阵地却十分复杂，以至于每幢大楼上要是没挂上一面党旗，那就很难弄清那里究竟属于哪个派别了。这里的主要建筑物就是科隆旅馆——加联社党的总部，控制着加泰罗尼亚广场。从科隆旅馆这个庞然大物唯一靠近广场的一扇窗户里，伸出了能够以致命效果扫射广场的机关枪。在拉姆拉斯南面，我们东面100码的地方，j。s。u。——加联社党的青年联盟（相当于英国的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正据守一家大百货商店，他们用沙袋堵起了对着我们嘹望塔的窗户。他们已经取下他们的红色旗子，升起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在电话局的上面，所有麻烦的起点就是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子并排飘扬。在那儿，某些暂时性的妥协已经达成，交接正在不停地进行着，大楼里并没有发生交火。
我们的这个地方是出奇地安静。摩卡咖啡馆的国民自卫队已经拉下钢质百叶窗，并把咖啡馆的家具摞起来设置了一道路障。稍后，又有五六个人来到我们对面的屋顶，用床垫建起了又一个掩体，而且挂上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但很明显，他们并没有开火的意思。柯普已与他们订下了明确的协议：如果他们不向我们开枪，我们也决不向他们开枪。通过这次交涉，他已与国民自卫队相处得不错，而且好几次去摩卡咖啡馆拜访他们。国民自卫队当然已经攫取了咖啡馆里的所有饮料，他们以15瓶啤酒作为礼物送给他。作为回报，柯普竟然把我们的一支来复枪送给他们，以此补偿他们在前一天不知如何丢失的一支枪。然而，待在屋顶上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有时，我对所有的事情只是厌烦，对可恶的噪音却并不在意。我通常会花上几个钟头去看一系列企鹅出版社的书，这些是我几天前很幸运地买到的。有时，我确实能觉察到50码外的士兵正盯着我。这有点像回到战壕的感觉。由于习惯所致，有几次我都把国民自卫队说成“法西斯”又突然住口。我们通常有六个人守在那儿。我们在嘹望塔内安排一个守卫，而其余的人则坐在下面的铅皮屋顶上，那儿除了一道石栏杆外，没有其他可作掩护的东西。我清楚地知道国民自卫队随时可能接到开火的电话命令。他们虽已同意在这么干之前对我们发出警告，但是也不能断定他们会一定信守协议。然而，只有一次，看起来像要发生麻烦。对面的一个自卫队员蹲下来并开枪射击。当时我正好在嘹望塔站岗。我立即把枪口对准了他，大声吼道：
“喂，你干嘛朝我们开枪！”
“什么？”
“不要朝我们开枪，否则，我们就要还击啦！”
“没有，没有！我不是对你们开枪。看——朝下面那儿看！”
他用枪口指着通往我们大楼的侧街。那里有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年轻人，手持来复枪在街角躲来藏去。很明显，这个人刚才向屋顶上的自卫队员开过枪。
“我刚才是朝他开枪。是他先开枪打我的。”（我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不会向你们开枪的。我们跟你们一样，都是工人。”
他打了一个反法西斯的敬礼，我回敬了他。我朝对面高声喊道：
“你们还有啤酒吗？”
“没了，我们的都喝光了。”
在同一天，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离街稍远的加联社党青年联盟的大楼里的一个士兵，在我探出窗外的时候，突然举枪向我射击。也许是我太过惹人注目了。我没有还击。虽然他离我只有100码左右，但子弹还是偏离目标很远，以至于连嘹望塔的屋顶都没打着。像往常一样，西班牙人的射击水平让我捡了条命。我曾多次遭到来自这幢大楼的射击。
可恶的枪声持续不断。根据我的所见所闻，对立双方往往都是出于自卫才开枪射击的。人们只在自己的建筑物中或街垒后面，向对方射击。离我们大约半英里的地方有条街道，街道上的一些全国劳工联盟的主要办公室几乎和劳工总会的办公室面对面，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声音非常可怕。战争结束之后，我曾经过那条街道，橱窗的玻璃被子弹打得像筛子。（巴塞罗那的大部分店主把他们的窗户用长纸条交叉着封贴起来，这样当子弹击中玻璃的时候，玻璃碎块就不会飞出伤人）。有时，来复枪和机关枪开火的哒哒声不时地被炸弹的爆炸声所掩盖。远处传来极其沉重的爆炸声，多达十几次，而且间隔时间比较长，我当时也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它听起来像是炸弹在空中的爆炸声，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飞机出现过。后来有人告诉我——确实可能是真的——内奸为了制造尽可能大的恐慌而点燃一堆堆炸药。然而，并没有火炮声。我正在等着听大炮的轰鸣，因为大炮一旦开始怒吼，那么就说明事态已经十分严重了（火炮是巷战的决定性因素）。后来，报纸上刊发了有关街垒遭炮击的小道消息，但没人能指出哪幢楼房遭到过炮弹的袭击。总之，如果大家听惯了炮声，那么谁也不会弄错。
食品从骚乱开始以来一直非常短缺。为了给守卫马统工党行政大楼的那15到20个民兵弄到吃的，我们只能在黑夜的掩护下（因为国民自卫队常常在拉姆拉斯一带伏击），悄悄地摸到猎鹰旅馆那儿弄点吃的来，但不够每人一份，我们当中许多人要尽可能地去大陆旅馆吃饭。大陆旅馆被自治政府“集体化”了，这与大部分诸如全国劳工联盟或劳工总会控制的旅馆不一样，这儿被视为中立地。战争刚开始，旅馆就被数量惊人的人群挤得满满的。有外国的新闻记者；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嫌疑犯；有为政府服役的美国飞行员；有来自不同国家、持不同政治观点、属于不同派别的共产党特工，其中有一个身躯肥胖、满脸横肉的俄国人，据说是ogpu*的间谍，绰号查理？琛，腰带上挂了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枚小巧的手榴弹；有看起来像法西斯同情者的西班牙富人；有两三个受伤的国际纵队士兵；有因战争受阻无法把橘子运回法国而滞留的法国卡车司机；还有许多人民军的军官。人民军作为一个整体，战争期间一直保持中立，尽管也有少数士兵开小差或自行其是。在那个星期二的上午，我在马统工党兵营里就见到过其中的两个。一开始，在食物短缺变得很严重且报纸开始借此挑起仇恨之前，就出现了把食物短缺当成笑料的趋势。人们都会说，这种事在巴塞罗那司空见惯，每年都有发生。乔治？托伊利，一个意大利新闻记者，我们一位了不起的朋友，走了近来，裤子浸透了鲜血。他只是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并在人行道上给一个受伤的人包扎，而就在此时，有人竟开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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