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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的第一天，高密东北乡十八处村镇的老百姓牵驴抱鸡、扶老携幼，闹嚷嚷地、心神不宁地聚集在蛟龙河北岸的盐碱荒滩上。地上覆盖着一层白茫茫的碱硝，像经年不化的冰霜。耐碱的菅草、茅草、芦荻全都枯黄着叶片、挑着绒绒的穗子，在寒风中摇摆、颤抖。喜欢热闹的乌鸦在人们头上低飞，观察，并像诗人一样发出震耳欲聋的“啊！哇！”之声。被降职为副县长的鲁立人站在前清举人单挺高大坟墓前的石供桌上，声嘶力竭地发表了动员撤退的演讲。他的演讲的主题词是：在已经开始的严寒冬天里，高密东北乡将成为一个大战场，不撤退，等于死！乌鸦落满了黑松树，还落在了坟墓前的石人石马上。它们“啊”它们“哇”渲染着鲁立人的演讲气氛，助长了老百姓的恐怖心理，极大地坚定了老百姓跟随县、区政府逃亡的决心。
一声枪响，撤退开始了。黑压压的人群吵吵嚷嚷散开。一时间驴嘶牛鸣，鸡飞狗跳，老婆哭孩子叫。一位精干的青年干部骑在一匹小白马上，举着一面垂头丧气的红旗，在那条崎岖不平的向东北方向无穷延伸的碱土路上来回奔波，并不时挥舞旗帜，指示着人们前进的方向。首先上路的是驮着县府文件的骡队，几十匹骡子，在几个小兵的驱赶下，无精打采地往前走。骡队的末尾是一匹司马库时代遗留下来的骆驼，它披着一身肮脏的土黄色长毛，驮着两个铁皮盒子。它在高密东北乡待久了，正在由骆驼向牛变化。紧跟着骆驼的，是抬着县府印刷机器和县大队修械所车床的民夫队，几十个民夫，都是些黑色的汉子，都穿着单衣，肩膀上套着荷叶状的垫布。从他们摇摇摆摆的步伐和咧嘴皱眉的神态上，可以知道那些机器是何等的沉重。民夫队后边，便是老百姓的杂乱队伍了。
鲁立人、上官盼弟等县、区干部骑着骡子或马，在路边的盐碱地里来来回回地跑着，竭力想造成一个有秩序撤退的局面。但狭窄的道路拥挤不堪，路外狭窄的碱地又相当好走，老百姓便离开了道路，散成宽漫的队形，踩着吱吱做响的地皮，往东北方向涌去。撤退从一开始便成了乱七八糟的逃亡。
我们一家，被裹挟在汹涌的人流里，时而是在路上走，时而是在路下行，后来也就分不清究竟是在路上还是路下。母亲脖子上挂着麻襻，推着一辆木轮车，两只车把距离太宽，她的双臂不得不尽量伸展。车子两边绑着两个长方形的大篓子，左边篓子里盛着鲁胜利和我们家的棉被、衣物；右边篓子里盛着大哑和二哑。
我与沙枣花分在车子两边，各自手把着一个篓子，跟车行走。盲目的八姐扯着母亲的衣襟，跌跌撞撞地尾在后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上官来弟在车子前边，肩上搭着一根绳子，弓着腰，往前探着头，像头任劳任怨的牛，拉着我们家的车。车轮发出“吱吱悠悠”的刺耳声响。车上的三个孩子脑袋转动，看着四面八方的热闹风景。我脚踩盐碱地皮，听着脚底下碎裂的声音，嗅着一股股蹿上来的碱味，起初很觉有趣，但走出几里路，便觉腿酸头重，浑身无力，汗水从腋窝流出。我的那只健壮如小毛驴的白色奶山羊恭恭敬敬地跟随在我的身后，它精通人性，不需要缰绳羁绊。
那天刮着遒劲、短促的小北风，风头锐利，割着我们的耳朵。莽莽荒原中腾起一团团的白色烟尘。这些烟尘是碱、盐、硝的混合物，刮进眼里眼流泪，沾到皮上皮痛楚，吃进嘴里不是好滋味。人们顶着风前进，都眯缝着眼。抬机器的民夫们汗透衣服，沾着碱土，一律成了白人。母亲也成了白人，眉毛是白的，头发也是白的。进入低洼的湿地后，我们的车轮转动艰难，大姐在车前苦苦挣扎，绳子深深地煞进她的肩膀。她的喘息声就像垂死的哮喘病人一样令人心惊和不忍。母亲呢？母亲与其说在推车，还不如说是在受着耶稣一样的酷刑。她的忧郁的眼睛里流着连绵不断的泪，泪水在她脸上，与汗水一起，冲出了一条条紫色的小沟渠。八姐挂在母亲身后，像一个翻滚的沉重包袱，在我们身后，留下一条深深的车辙印。但这道车辙印很快便被后边的车子、牲畜蹄子和人脚糟蹋得模糊不清。
我们的前后左右，都是逃难的人。许多熟悉的脸和不熟悉的脸都变得乌七八糟。
大家都很艰难，人艰难，马艰难，驴艰难，比较舒服的，是老太太怀里的母鸡，还有我的奶羊。它蹄轻脚快，在行进中还有暇啃吃一些芦苇的枯叶。
太阳把碱地照得泛出苦涩的白光，刺得人不敢睁眼。白光在大地上游走，仿佛一摊摊烂银。荒原茫茫好像前边就是传说中的北海。
中午时，人们像被传染了一样，在没接到任何号令的情况下，一窝随着一窝地坐下来。没有水，喉咙里冒着烟，舌头像被卤过，咸涩板结，运转不灵活。鼻孔里喷出的气灼热，但脊梁和肚子却冰凉，汗湿的衣服被北风吹透，变成僵硬的铁皮。母亲坐在一只车把上，从篓子里拿出几个被风吹裂的馍，掰成几半，分给他们。大姐只咬了一口，干裂的嘴唇便崩开一条血口，几颗血珠子进出来，沾在馍上。车上那三个小东西灰脸瓦爪，七分像庙里的小鬼，三分像人。他们低垂着脑袋，拒绝进食。八姐用细密的白牙，一圈一圈地啃着灰色的干馍。母亲叹道：“这都是你们的好爹好娘想出的好主意。”沙枣花哼唧着：“姥姥，我们回家吧”母亲举目望望满坡的人，只叹息，不回答。母亲看着我，说：“金童，从今天起，换个吃法吧。”她从包袱里拿出一个印着红色五角星的搪瓷缸子，走到羊腚后，蹲下，用手捋去羊奶子上的尘土。羊不驯服，母亲让我抱住羊头。我抱着它的冰凉的头，看着母亲挤它的奶头。稀薄的乳汁淅淅沥沥地滴到缸子里。羊一定不舒服，它已习惯了让我躺在它的胯下直接吮吸它的奶头。它的头在我怀里晃动着，弓起的脊背像蛇一样扭动。母亲重复着那句可怕的话“金童，你何时才能吃东西呢？”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尝试过进食，但无论吃下多么精美的食物，都让我的胃奇痛难忍，疼痛过后便是呕吐，一直呕出黄色的胃液才罢休——我惭愧地望着母亲，进行着严厉的自我批评，因为这个怪癖，我给母亲，同时也给我自己，增添了数不尽的麻烦。司马粮曾许愿为我想法治好这怪癖，可是自从那天他逃跑后，便再也没露面。他狡猾又可爱的小脸在我面前晃动着。司马风和司马凰额头正中那钢蓝色的枪眼里射出疹人的光芒。我想起她们俩并排躺在一口柳木小棺材里的情景。母亲用红纸片贴住了那两个枪眼，使枪眼变成了两颗夺目的美人痣。——母亲挤了半缸子奶汁，站起来，找出当年唐女兵为沙枣花喂乳的奶瓶，拧开盖子，把奶汁倒进去。母亲把奶瓶递过来，用充满歉疚的眼睛殷切地望着我。我犹豫着接过奶瓶，为了不辜负母亲的期望，为了我自己的自由和幸福，果断地把那个蛋黄色的乳胶奶头塞进嘴里。没有生命的乳胶奶头当然无法跟母亲的奶头——那是爱、那是诗、那是无限高远的天空和翻滚着金黄色麦浪的丰厚大地——相比，也无法跟奶山羊的硕大的、臃肿的、布满了雀斑的奶头——那是骚动的生命、是澎湃的激情——相比。它是个死东西，虽说也是光滑的，但却不是润泽的，它的可怕在于它没有任何味道。我的口腔粘膜上产生了又冷又腻的感觉。为了母亲也为了我自己，我强忍住厌恶咬了一下它，它积极地发出一声低语，一股带着碱土腥昧的奶液不顺畅地流出来，涂在我的舌床和口腔壁上。我又吸了一口，并默念着：这是为母亲的，再吸一口，这是为上官金童的。继续吮吸，连连吞咽，为了上官来弟、为了上官招弟，为了上官念弟，为了上官领弟、为了上官想弟，为上官家的所有爱过我、疼过我、帮助过我的亲人们，也为了与我们上官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机灵小鬼司马粮，我屏住呼吸，用一种工具，把维持生命的液体吸进了体内。我把奶瓶还给母亲时母亲已是满脸泪水，上官来弟高兴地笑了。沙枣花说：“小舅舅长大了。”我克制着喉咙的痉挛和胃部的隐痛，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往前走了几步，像个男子汉，顺着风撒尿，并振奋精神，把金黄的液体，撒到尽量高尽量远的地方。我看到蛟龙河大堤就在不远处躺着，村中教堂的尖顶和范小四家那棵钻天的白杨树依稀可辨，我们艰难跋涉了整整一个上午，原来只走出这么一点可怜的距离。
被降职成区妇救会主任的上官盼弟骑着一匹瞎了左眼、右臀上打着阿拉伯数码烙印的老马从西边赶过来。她的马古怪地歪着脖子，笨拙地移动着破旧的蹄子，发出“噗哧噗哧”的响声，跑到了我们身边。她的马是黑色的，原本是雄性，后来被切除了睾丸，变成了嗓音尖细、性情乖戾的马太监。它的四条腿和肚皮上，沾着一层白色碱土。被汗浸透的皮革鞍具，放出酸溜溜的气味。这匹马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是温驯的，温驯到能够容忍淘气的孩子拔它尾巴上的长毛。但是这个家伙一旦发邪便干出不同一般的事。去年夏天——那还是司马库的时代——它一口咬破了马贩子冯贵的女儿冯兰枝的头，那小姑娘好不容易活过来，额头上和后脑勺上留下了几个可怕的疤痕。这样的马是应该杀掉的，但据说它有过战功而被赦免。它站在我家的车子前，用独眼斜视着我的羊，我的羊机警地避开它，退到一片盐碱最厚的地方，舔食着地上的白色粉末。她从马背上还算利索地跳下来，尽管她的肚子又凸起来了。我盯着她的肚子看，试图看到她腹中婴儿的模样，但我的眼力不够，能看到的仅是她灰布军装上一些暗红色的污迹。“娘，不要在这里停顿，我们已在前边的村子里烧好了热水，午饭应该到那里去吃。”上官盼弟说。母亲说：“盼弟，跟你说一声，我们不想跟着你们撤退了。”上官盼弟着急地说：“娘，绝对不行，敌人这一次反扑回来可不同以往，渤海区一天内就杀了三千人，杀红眼的还乡团，连自己的娘都杀。”母亲说：“我就不信还有杀亲娘的人。”上官盼弟道：“娘，无论说什么我也不会让你们回去，往回走是自投罗网，死路一条。您不为自己想，也得为这些孩子想想。”她从挎包里摸出一个小瓶子，拧开瓶盖，倒出几个白色的小药片。她将药片交给母亲，说：“这是维他命片，一片能顶一棵大白菜两个鸡蛋，娘，实在走乏了累极了，您就吃一片，也分给孩子们吃一片。走出盐碱地，前边就是好路，北海的老乡会热情地接待我们的。娘，赶快走，不能在这儿坐。”她揪着马鬃，踩着马蹬，爬到马背上，匆匆向前跑去，边跑边喊着：“乡亲们，起来往前走啊，前边就是王家丘，又有热水又有油，萝卜咸菜大蒜头，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在她的鼓动下，人们站起来，继续前行。
母亲把五姐送她的药片用手巾包起，装在贴身的口袋里，然后搭上车襻，扶起车子，说：“走吧，孩子们。”
撤退的队伍拉得越来越长，前望不见头，后望不见尾。我们到了王家丘。但王家丘既没热水也没油，更没有萝卜咸菜大蒜头。县政府的骡队在我们进村前已经走了，场院上凌乱的干草和马粪是他们留下的痕迹。百姓们在场院里点起几堆火，烘烤着干粮。有几个男孩用尖树枝挖掘着野地上的胡蒜。我们离开王家丘时，看到哑巴率着十几个区小队的队员迎面而来，重新进入王家丘。他没有下马，只是从怀里摸出了两个烧得半熟的红薯和—个红皮萝卜，扔进了我们的车篓。那个红皮大萝卜险些砸破他儿子二哑的头。我特别注意到他对着大姐龇牙一笑，很像豺狼虎豹。按说大姐是与他订过婚的，那天在杀人的池塘边他与大姐表演的惊人戏剧让在场的人没齿难忘。区小队员都背着大枪，哑巴腰里插着短枪，脖子上挂着两颗黑色的地雷。
太阳落山时，我们拖着长长的影子，挪到了一个小小的村庄。村子里一片喧闹，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都冒着浓稠的白烟。街道上躺满疲乏的百姓，宛若凌乱交错的圆木。一些相当活跃的灰衣干部，在百姓们之间蹦来蹦去。村头上的水井边，取水的人挤成一团。不但人往里挤，连牲畜也往里挤，新鲜的井水味道令人振奋，我的羊。向亮地嗤着鼻子。上官来弟拿着一个大碗——那个据说是秘色青瓷的稀世珍宝，往井台上挤。有好几次她几乎挤进去了，但又被人挤出来。一个给县政府烧饭的老伙夫认出了我们，他提来一桶水。沙枣花与上官来弟最先扑上去，她们俩跪在桶前，都急着往桶里伸嘴，结果碰了个响头。母亲不满地斥责大姐：“让孩子先喝！”大姐一楞，沙枣花的嘴已经扎到水里。她像牛犊一样滋滋地吸水，两只肮脏的小手把着桶边，这是她与牛犊的区别。“行了，孩子，少喝点，喝多了肚子痛。”母亲劝说着，扯着她的肩头，使她脱离了水桶。她余渴末消地舔着嘴唇，井水在她的胃里咣咣当当地响着。大姐尽力喝了一饱，直腰站起时，她的肚子鼓起了许多。母亲用碗舀水，喂了大哑二哑和沙枣花。然后八姐抽着鼻子，循着水的味道找到了水桶，跪下，她把头扎到桶里。母亲问我：“金童，你喝点不？”我摇头拒绝。母亲舀了一碗水。我松开了羊，它早就想冲上去，但被抱住了脖子。我的羊从桶里喝水是最自然最得劲的。这家伙白天吃了一肚子碱土，口渴得紧急，汲水时不抬头，桶里的水迅速下降，它的肚子渐渐膨胀。老伙夫感慨万端，但只叹气不说话。母亲对他的恩德表示感谢。老伙夫叹气更甚。
“娘，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到！”上官盼弟不满地批评母亲，母亲没做任何辩解。
我们跟随着她，推着车子领着羊，拐弯抹角，在人的细小缝隙里绕来绕去，听了无数的咒骂和抱怨，终于进了一个土墙柴门的小院落。盼弟帮母亲把车上的孩子拎下来。她要我们把车子和羊放在院外。院子外的树木上，拴着十几匹骡马，没有草料筐箩也没有草料，骡马啃吃着树皮。我们把车子放在胡同里，羊却跟随着我进了院子。盼弟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她自然知道羊就是我的命。
正房里灯火通明，一个黑色的大影子在灯下晃动。县府干部正在大声争吵着什么。鲁立人沙哑的声音掺杂在里边。院子里，几个小兵抱着枪站着，没有一个站直了的，他们脚痛。天上繁星点点，夜色深沉。盼弟把我们带进厢房。墙壁上挂着一盏昏昏欲灭的灯，灯光黯淡，鬼影憧憧。一个穿着寿衣的老太婆平躺在开着盖子的棺材里。见我们进来，她睁开眼，说：“好心人，帮俺把棺材盖上吧，俺要占住俺的屋”母亲说：“老婶子，您这是昨啦？”老女人说：“今日是我的好日子，好心人，行行好，帮俺抬上盖子吧。”盼弟说：“娘，将就着住吧，总比睡在街上强。”
这一夜，我们睡得很不安宁。正房里的争吵半夜方止。他们刚停止争吵街上便响起枪声，枪声造成的骚乱平息不久，村子中央又燃起一把大火。火光宛如波波抖动的红绸，照亮了我们的脸，也照亮了舒适地躺在棺材里的老太婆。天亮的时候，老太婆依然不动，母亲唤她一声，没见睁眼，伸手一把脉，果然死了。母亲说：“这是个半仙呐！”母亲和大姐把棺材盖子盖上。
后来的几天更加艰苦。抵达大泽山边缘时，母亲和大姐的脚已经磨破了皮肉。大哑和二哑得了咳嗽症。鲁胜利发烧拉稀，母亲想起五姐所赠灵药，便往她嘴里塞了一片。只有可怜的八姐没病没灾。我们已经两天没有看到盼弟的影子了，县、区干部也一个见不到。看见过哑巴一次，他背着一个受伤的区小队员从后边跑上来。那人被炸断一条腿，鲜血沿着空荡荡的破烂裤管，淅浙沥沥地淌在地上。那人在哑巴背上哭着：“队长行行好吧，给我个痛快的吧，痛死我啦，亲娘哟”
大概是逃难出来的第五天吧，我们望见了北面的白色大山，山上有一簇簇树木，山顶上似乎有座小庙。在我家房后的蛟龙河堤上，只要是晴天，能望到这座山，但那时它是黛青色的。山近在眼前，山的形象，山的清凉气味，使我们意识到已经远离了家乡。我们走在一条宽阔的砂石大道上，迎面有一支马队驰来，马上的士兵与十七团的打扮一样。部队与我们背道而驰，说明我们的家乡真的成了战场。马队过后是步兵，步兵过后是骡子拉着的大炮。炮口里插着花束，炮兵骑在炮筒上洋洋得意。炮兵过后是担架队，担架队过后是一溜两行的小车队，小车上推着面袋子和米袋子，还有一些草料口袋。逃难出来的高密东北乡村民都胆怯地靠在路边，给大军让路。
步兵队里，跳出来几个背驳壳枪的，向路边的人询问着情况。剃头匠王超推着一辆时髦的胶轮小车逃难，一路潇洒，在这路上却碰上了让他烦心的事。粮草队里一辆木轮车断了车轴，推车的中年男人把车子歪倒，把那断轴抽出来，翻来覆去地看着，弄得双手都是黑色的车轴油。拉车的是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年，头上生着疮，嘴角溃烂，身上穿一件没有纽扣的衬衫，腰里扎着一根草绳子。他问：“爹，怎么啦？”他爹愁眉苦脸地说：“断了车轴了，孩子。”爷儿俩个合力，把那个高大沉重、箍着铁皮的车轮拖出来。“怎么办，爹？”少年问。他爹走到路边，在粗糙的杨树皮上，擦着手上的车轴油。“没法子办。”他爹说。这时，一个背着驳壳枪、穿一件旧单军装、头上戴着一顶狗皮帽子的独臂干部，从前面的小车队里斜着身跑过来。
“王金！王金！”独臂人气呼呼地吼着“为什么掉队？嗯？为什么掉队？你是不是想给咱钢铁连丢脸？！”
“指导员，”王金愁眉苦脸地说“指导员，车轴断了”
“早不断晚不断，上战场你才断？不是早就让你们检查车辆吗？广指导员越说越有气，他抬起那只格外发达的胳膊，对着王金的脸抡了一下子。
王金“哎哟”了一声，一低头，鼻孔里滴出血来。
“你凭什么打俺爹！”少年大胆地质问指导员。
指导员怔了一下，道：“是我不经意碰了他一下，算是我的不是。但耽误了粮期，我把你们爷俩一起毙了！”
少年道：“谁愿意断车轴？俺家穷，这小车还是借俺姑家的。”
王金从袄袖子里撕出一些烂棉花，堵住了流血的鼻孔，嘟哝道：“指导员，您总得讲理吧？”
“什么叫理？”指导员黑虎着脸说“把粮食运上前线就是理，运不上前线就不是理！你们少给我罗嗦，就是扛，今天也得把这二百四十斤小米子给我扛到陶官镇！”
王金道：“指导员，您平日里老说实事求是，这二百四十斤小米孩子又小求求您了”
指导员抬头看太阳，低头看怀表，放眼看四周，一眼就看到了我家的木轮车，第二眼便看到了王超的胶皮轱辘小车。
王超有剃头的手艺，手头小钱活泛，又是光棍汉，挣了钱就割猪头肉吃。他营养良好，方头大耳，皮肤滋润，一看就不是个庄稼人。他的胶轮小车上，一边装着他的剃头箱，另一边载着一条花被子，被子外边还绑着一张狗皮。那小推车用刺槐木制成，涂了一层桐油，槐木放着金黄光芒，不但好看，而且还有一... -->>
撤退的第一天，高密东北乡十八处村镇的老百姓牵驴抱鸡、扶老携幼，闹嚷嚷地、心神不宁地聚集在蛟龙河北岸的盐碱荒滩上。地上覆盖着一层白茫茫的碱硝，像经年不化的冰霜。耐碱的菅草、茅草、芦荻全都枯黄着叶片、挑着绒绒的穗子，在寒风中摇摆、颤抖。喜欢热闹的乌鸦在人们头上低飞，观察，并像诗人一样发出震耳欲聋的“啊！哇！”之声。被降职为副县长的鲁立人站在前清举人单挺高大坟墓前的石供桌上，声嘶力竭地发表了动员撤退的演讲。他的演讲的主题词是：在已经开始的严寒冬天里，高密东北乡将成为一个大战场，不撤退，等于死！乌鸦落满了黑松树，还落在了坟墓前的石人石马上。它们“啊”它们“哇”渲染着鲁立人的演讲气氛，助长了老百姓的恐怖心理，极大地坚定了老百姓跟随县、区政府逃亡的决心。
一声枪响，撤退开始了。黑压压的人群吵吵嚷嚷散开。一时间驴嘶牛鸣，鸡飞狗跳，老婆哭孩子叫。一位精干的青年干部骑在一匹小白马上，举着一面垂头丧气的红旗，在那条崎岖不平的向东北方向无穷延伸的碱土路上来回奔波，并不时挥舞旗帜，指示着人们前进的方向。首先上路的是驮着县府文件的骡队，几十匹骡子，在几个小兵的驱赶下，无精打采地往前走。骡队的末尾是一匹司马库时代遗留下来的骆驼，它披着一身肮脏的土黄色长毛，驮着两个铁皮盒子。它在高密东北乡待久了，正在由骆驼向牛变化。紧跟着骆驼的，是抬着县府印刷机器和县大队修械所车床的民夫队，几十个民夫，都是些黑色的汉子，都穿着单衣，肩膀上套着荷叶状的垫布。从他们摇摇摆摆的步伐和咧嘴皱眉的神态上，可以知道那些机器是何等的沉重。民夫队后边，便是老百姓的杂乱队伍了。
鲁立人、上官盼弟等县、区干部骑着骡子或马，在路边的盐碱地里来来回回地跑着，竭力想造成一个有秩序撤退的局面。但狭窄的道路拥挤不堪，路外狭窄的碱地又相当好走，老百姓便离开了道路，散成宽漫的队形，踩着吱吱做响的地皮，往东北方向涌去。撤退从一开始便成了乱七八糟的逃亡。
我们一家，被裹挟在汹涌的人流里，时而是在路上走，时而是在路下行，后来也就分不清究竟是在路上还是路下。母亲脖子上挂着麻襻，推着一辆木轮车，两只车把距离太宽，她的双臂不得不尽量伸展。车子两边绑着两个长方形的大篓子，左边篓子里盛着鲁胜利和我们家的棉被、衣物；右边篓子里盛着大哑和二哑。
我与沙枣花分在车子两边，各自手把着一个篓子，跟车行走。盲目的八姐扯着母亲的衣襟，跌跌撞撞地尾在后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上官来弟在车子前边，肩上搭着一根绳子，弓着腰，往前探着头，像头任劳任怨的牛，拉着我们家的车。车轮发出“吱吱悠悠”的刺耳声响。车上的三个孩子脑袋转动，看着四面八方的热闹风景。我脚踩盐碱地皮，听着脚底下碎裂的声音，嗅着一股股蹿上来的碱味，起初很觉有趣，但走出几里路，便觉腿酸头重，浑身无力，汗水从腋窝流出。我的那只健壮如小毛驴的白色奶山羊恭恭敬敬地跟随在我的身后，它精通人性，不需要缰绳羁绊。
那天刮着遒劲、短促的小北风，风头锐利，割着我们的耳朵。莽莽荒原中腾起一团团的白色烟尘。这些烟尘是碱、盐、硝的混合物，刮进眼里眼流泪，沾到皮上皮痛楚，吃进嘴里不是好滋味。人们顶着风前进，都眯缝着眼。抬机器的民夫们汗透衣服，沾着碱土，一律成了白人。母亲也成了白人，眉毛是白的，头发也是白的。进入低洼的湿地后，我们的车轮转动艰难，大姐在车前苦苦挣扎，绳子深深地煞进她的肩膀。她的喘息声就像垂死的哮喘病人一样令人心惊和不忍。母亲呢？母亲与其说在推车，还不如说是在受着耶稣一样的酷刑。她的忧郁的眼睛里流着连绵不断的泪，泪水在她脸上，与汗水一起，冲出了一条条紫色的小沟渠。八姐挂在母亲身后，像一个翻滚的沉重包袱，在我们身后，留下一条深深的车辙印。但这道车辙印很快便被后边的车子、牲畜蹄子和人脚糟蹋得模糊不清。
我们的前后左右，都是逃难的人。许多熟悉的脸和不熟悉的脸都变得乌七八糟。
大家都很艰难，人艰难，马艰难，驴艰难，比较舒服的，是老太太怀里的母鸡，还有我的奶羊。它蹄轻脚快，在行进中还有暇啃吃一些芦苇的枯叶。
太阳把碱地照得泛出苦涩的白光，刺得人不敢睁眼。白光在大地上游走，仿佛一摊摊烂银。荒原茫茫好像前边就是传说中的北海。
中午时，人们像被传染了一样，在没接到任何号令的情况下，一窝随着一窝地坐下来。没有水，喉咙里冒着烟，舌头像被卤过，咸涩板结，运转不灵活。鼻孔里喷出的气灼热，但脊梁和肚子却冰凉，汗湿的衣服被北风吹透，变成僵硬的铁皮。母亲坐在一只车把上，从篓子里拿出几个被风吹裂的馍，掰成几半，分给他们。大姐只咬了一口，干裂的嘴唇便崩开一条血口，几颗血珠子进出来，沾在馍上。车上那三个小东西灰脸瓦爪，七分像庙里的小鬼，三分像人。他们低垂着脑袋，拒绝进食。八姐用细密的白牙，一圈一圈地啃着灰色的干馍。母亲叹道：“这都是你们的好爹好娘想出的好主意。”沙枣花哼唧着：“姥姥，我们回家吧”母亲举目望望满坡的人，只叹息，不回答。母亲看着我，说：“金童，从今天起，换个吃法吧。”她从包袱里拿出一个印着红色五角星的搪瓷缸子，走到羊腚后，蹲下，用手捋去羊奶子上的尘土。羊不驯服，母亲让我抱住羊头。我抱着它的冰凉的头，看着母亲挤它的奶头。稀薄的乳汁淅淅沥沥地滴到缸子里。羊一定不舒服，它已习惯了让我躺在它的胯下直接吮吸它的奶头。它的头在我怀里晃动着，弓起的脊背像蛇一样扭动。母亲重复着那句可怕的话“金童，你何时才能吃东西呢？”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尝试过进食，但无论吃下多么精美的食物，都让我的胃奇痛难忍，疼痛过后便是呕吐，一直呕出黄色的胃液才罢休——我惭愧地望着母亲，进行着严厉的自我批评，因为这个怪癖，我给母亲，同时也给我自己，增添了数不尽的麻烦。司马粮曾许愿为我想法治好这怪癖，可是自从那天他逃跑后，便再也没露面。他狡猾又可爱的小脸在我面前晃动着。司马风和司马凰额头正中那钢蓝色的枪眼里射出疹人的光芒。我想起她们俩并排躺在一口柳木小棺材里的情景。母亲用红纸片贴住了那两个枪眼，使枪眼变成了两颗夺目的美人痣。——母亲挤了半缸子奶汁，站起来，找出当年唐女兵为沙枣花喂乳的奶瓶，拧开盖子，把奶汁倒进去。母亲把奶瓶递过来，用充满歉疚的眼睛殷切地望着我。我犹豫着接过奶瓶，为了不辜负母亲的期望，为了我自己的自由和幸福，果断地把那个蛋黄色的乳胶奶头塞进嘴里。没有生命的乳胶奶头当然无法跟母亲的奶头——那是爱、那是诗、那是无限高远的天空和翻滚着金黄色麦浪的丰厚大地——相比，也无法跟奶山羊的硕大的、臃肿的、布满了雀斑的奶头——那是骚动的生命、是澎湃的激情——相比。它是个死东西，虽说也是光滑的，但却不是润泽的，它的可怕在于它没有任何味道。我的口腔粘膜上产生了又冷又腻的感觉。为了母亲也为了我自己，我强忍住厌恶咬了一下它，它积极地发出一声低语，一股带着碱土腥昧的奶液不顺畅地流出来，涂在我的舌床和口腔壁上。我又吸了一口，并默念着：这是为母亲的，再吸一口，这是为上官金童的。继续吮吸，连连吞咽，为了上官来弟、为了上官招弟，为了上官念弟，为了上官领弟、为了上官想弟，为上官家的所有爱过我、疼过我、帮助过我的亲人们，也为了与我们上官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机灵小鬼司马粮，我屏住呼吸，用一种工具，把维持生命的液体吸进了体内。我把奶瓶还给母亲时母亲已是满脸泪水，上官来弟高兴地笑了。沙枣花说：“小舅舅长大了。”我克制着喉咙的痉挛和胃部的隐痛，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往前走了几步，像个男子汉，顺着风撒尿，并振奋精神，把金黄的液体，撒到尽量高尽量远的地方。我看到蛟龙河大堤就在不远处躺着，村中教堂的尖顶和范小四家那棵钻天的白杨树依稀可辨，我们艰难跋涉了整整一个上午，原来只走出这么一点可怜的距离。
被降职成区妇救会主任的上官盼弟骑着一匹瞎了左眼、右臀上打着阿拉伯数码烙印的老马从西边赶过来。她的马古怪地歪着脖子，笨拙地移动着破旧的蹄子，发出“噗哧噗哧”的响声，跑到了我们身边。她的马是黑色的，原本是雄性，后来被切除了睾丸，变成了嗓音尖细、性情乖戾的马太监。它的四条腿和肚皮上，沾着一层白色碱土。被汗浸透的皮革鞍具，放出酸溜溜的气味。这匹马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是温驯的，温驯到能够容忍淘气的孩子拔它尾巴上的长毛。但是这个家伙一旦发邪便干出不同一般的事。去年夏天——那还是司马库的时代——它一口咬破了马贩子冯贵的女儿冯兰枝的头，那小姑娘好不容易活过来，额头上和后脑勺上留下了几个可怕的疤痕。这样的马是应该杀掉的，但据说它有过战功而被赦免。它站在我家的车子前，用独眼斜视着我的羊，我的羊机警地避开它，退到一片盐碱最厚的地方，舔食着地上的白色粉末。她从马背上还算利索地跳下来，尽管她的肚子又凸起来了。我盯着她的肚子看，试图看到她腹中婴儿的模样，但我的眼力不够，能看到的仅是她灰布军装上一些暗红色的污迹。“娘，不要在这里停顿，我们已在前边的村子里烧好了热水，午饭应该到那里去吃。”上官盼弟说。母亲说：“盼弟，跟你说一声，我们不想跟着你们撤退了。”上官盼弟着急地说：“娘，绝对不行，敌人这一次反扑回来可不同以往，渤海区一天内就杀了三千人，杀红眼的还乡团，连自己的娘都杀。”母亲说：“我就不信还有杀亲娘的人。”上官盼弟道：“娘，无论说什么我也不会让你们回去，往回走是自投罗网，死路一条。您不为自己想，也得为这些孩子想想。”她从挎包里摸出一个小瓶子，拧开瓶盖，倒出几个白色的小药片。她将药片交给母亲，说：“这是维他命片，一片能顶一棵大白菜两个鸡蛋，娘，实在走乏了累极了，您就吃一片，也分给孩子们吃一片。走出盐碱地，前边就是好路，北海的老乡会热情地接待我们的。娘，赶快走，不能在这儿坐。”她揪着马鬃，踩着马蹬，爬到马背上，匆匆向前跑去，边跑边喊着：“乡亲们，起来往前走啊，前边就是王家丘，又有热水又有油，萝卜咸菜大蒜头，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在她的鼓动下，人们站起来，继续前行。
母亲把五姐送她的药片用手巾包起，装在贴身的口袋里，然后搭上车襻，扶起车子，说：“走吧，孩子们。”
撤退的队伍拉得越来越长，前望不见头，后望不见尾。我们到了王家丘。但王家丘既没热水也没油，更没有萝卜咸菜大蒜头。县政府的骡队在我们进村前已经走了，场院上凌乱的干草和马粪是他们留下的痕迹。百姓们在场院里点起几堆火，烘烤着干粮。有几个男孩用尖树枝挖掘着野地上的胡蒜。我们离开王家丘时，看到哑巴率着十几个区小队的队员迎面而来，重新进入王家丘。他没有下马，只是从怀里摸出了两个烧得半熟的红薯和—个红皮萝卜，扔进了我们的车篓。那个红皮大萝卜险些砸破他儿子二哑的头。我特别注意到他对着大姐龇牙一笑，很像豺狼虎豹。按说大姐是与他订过婚的，那天在杀人的池塘边他与大姐表演的惊人戏剧让在场的人没齿难忘。区小队员都背着大枪，哑巴腰里插着短枪，脖子上挂着两颗黑色的地雷。
太阳落山时，我们拖着长长的影子，挪到了一个小小的村庄。村子里一片喧闹，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都冒着浓稠的白烟。街道上躺满疲乏的百姓，宛若凌乱交错的圆木。一些相当活跃的灰衣干部，在百姓们之间蹦来蹦去。村头上的水井边，取水的人挤成一团。不但人往里挤，连牲畜也往里挤，新鲜的井水味道令人振奋，我的羊。向亮地嗤着鼻子。上官来弟拿着一个大碗——那个据说是秘色青瓷的稀世珍宝，往井台上挤。有好几次她几乎挤进去了，但又被人挤出来。一个给县政府烧饭的老伙夫认出了我们，他提来一桶水。沙枣花与上官来弟最先扑上去，她们俩跪在桶前，都急着往桶里伸嘴，结果碰了个响头。母亲不满地斥责大姐：“让孩子先喝！”大姐一楞，沙枣花的嘴已经扎到水里。她像牛犊一样滋滋地吸水，两只肮脏的小手把着桶边，这是她与牛犊的区别。“行了，孩子，少喝点，喝多了肚子痛。”母亲劝说着，扯着她的肩头，使她脱离了水桶。她余渴末消地舔着嘴唇，井水在她的胃里咣咣当当地响着。大姐尽力喝了一饱，直腰站起时，她的肚子鼓起了许多。母亲用碗舀水，喂了大哑二哑和沙枣花。然后八姐抽着鼻子，循着水的味道找到了水桶，跪下，她把头扎到桶里。母亲问我：“金童，你喝点不？”我摇头拒绝。母亲舀了一碗水。我松开了羊，它早就想冲上去，但被抱住了脖子。我的羊从桶里喝水是最自然最得劲的。这家伙白天吃了一肚子碱土，口渴得紧急，汲水时不抬头，桶里的水迅速下降，它的肚子渐渐膨胀。老伙夫感慨万端，但只叹气不说话。母亲对他的恩德表示感谢。老伙夫叹气更甚。
“娘，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到！”上官盼弟不满地批评母亲，母亲没做任何辩解。
我们跟随着她，推着车子领着羊，拐弯抹角，在人的细小缝隙里绕来绕去，听了无数的咒骂和抱怨，终于进了一个土墙柴门的小院落。盼弟帮母亲把车上的孩子拎下来。她要我们把车子和羊放在院外。院子外的树木上，拴着十几匹骡马，没有草料筐箩也没有草料，骡马啃吃着树皮。我们把车子放在胡同里，羊却跟随着我进了院子。盼弟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她自然知道羊就是我的命。
正房里灯火通明，一个黑色的大影子在灯下晃动。县府干部正在大声争吵着什么。鲁立人沙哑的声音掺杂在里边。院子里，几个小兵抱着枪站着，没有一个站直了的，他们脚痛。天上繁星点点，夜色深沉。盼弟把我们带进厢房。墙壁上挂着一盏昏昏欲灭的灯，灯光黯淡，鬼影憧憧。一个穿着寿衣的老太婆平躺在开着盖子的棺材里。见我们进来，她睁开眼，说：“好心人，帮俺把棺材盖上吧，俺要占住俺的屋”母亲说：“老婶子，您这是昨啦？”老女人说：“今日是我的好日子，好心人，行行好，帮俺抬上盖子吧。”盼弟说：“娘，将就着住吧，总比睡在街上强。”
这一夜，我们睡得很不安宁。正房里的争吵半夜方止。他们刚停止争吵街上便响起枪声，枪声造成的骚乱平息不久，村子中央又燃起一把大火。火光宛如波波抖动的红绸，照亮了我们的脸，也照亮了舒适地躺在棺材里的老太婆。天亮的时候，老太婆依然不动，母亲唤她一声，没见睁眼，伸手一把脉，果然死了。母亲说：“这是个半仙呐！”母亲和大姐把棺材盖子盖上。
后来的几天更加艰苦。抵达大泽山边缘时，母亲和大姐的脚已经磨破了皮肉。大哑和二哑得了咳嗽症。鲁胜利发烧拉稀，母亲想起五姐所赠灵药，便往她嘴里塞了一片。只有可怜的八姐没病没灾。我们已经两天没有看到盼弟的影子了，县、区干部也一个见不到。看见过哑巴一次，他背着一个受伤的区小队员从后边跑上来。那人被炸断一条腿，鲜血沿着空荡荡的破烂裤管，淅浙沥沥地淌在地上。那人在哑巴背上哭着：“队长行行好吧，给我个痛快的吧，痛死我啦，亲娘哟”
大概是逃难出来的第五天吧，我们望见了北面的白色大山，山上有一簇簇树木，山顶上似乎有座小庙。在我家房后的蛟龙河堤上，只要是晴天，能望到这座山，但那时它是黛青色的。山近在眼前，山的形象，山的清凉气味，使我们意识到已经远离了家乡。我们走在一条宽阔的砂石大道上，迎面有一支马队驰来，马上的士兵与十七团的打扮一样。部队与我们背道而驰，说明我们的家乡真的成了战场。马队过后是步兵，步兵过后是骡子拉着的大炮。炮口里插着花束，炮兵骑在炮筒上洋洋得意。炮兵过后是担架队，担架队过后是一溜两行的小车队，小车上推着面袋子和米袋子，还有一些草料口袋。逃难出来的高密东北乡村民都胆怯地靠在路边，给大军让路。
步兵队里，跳出来几个背驳壳枪的，向路边的人询问着情况。剃头匠王超推着一辆时髦的胶轮小车逃难，一路潇洒，在这路上却碰上了让他烦心的事。粮草队里一辆木轮车断了车轴，推车的中年男人把车子歪倒，把那断轴抽出来，翻来覆去地看着，弄得双手都是黑色的车轴油。拉车的是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年，头上生着疮，嘴角溃烂，身上穿一件没有纽扣的衬衫，腰里扎着一根草绳子。他问：“爹，怎么啦？”他爹愁眉苦脸地说：“断了车轴了，孩子。”爷儿俩个合力，把那个高大沉重、箍着铁皮的车轮拖出来。“怎么办，爹？”少年问。他爹走到路边，在粗糙的杨树皮上，擦着手上的车轴油。“没法子办。”他爹说。这时，一个背着驳壳枪、穿一件旧单军装、头上戴着一顶狗皮帽子的独臂干部，从前面的小车队里斜着身跑过来。
“王金！王金！”独臂人气呼呼地吼着“为什么掉队？嗯？为什么掉队？你是不是想给咱钢铁连丢脸？！”
“指导员，”王金愁眉苦脸地说“指导员，车轴断了”
“早不断晚不断，上战场你才断？不是早就让你们检查车辆吗？广指导员越说越有气，他抬起那只格外发达的胳膊，对着王金的脸抡了一下子。
王金“哎哟”了一声，一低头，鼻孔里滴出血来。
“你凭什么打俺爹！”少年大胆地质问指导员。
指导员怔了一下，道：“是我不经意碰了他一下，算是我的不是。但耽误了粮期，我把你们爷俩一起毙了！”
少年道：“谁愿意断车轴？俺家穷，这小车还是借俺姑家的。”
王金从袄袖子里撕出一些烂棉花，堵住了流血的鼻孔，嘟哝道：“指导员，您总得讲理吧？”
“什么叫理？”指导员黑虎着脸说“把粮食运上前线就是理，运不上前线就不是理！你们少给我罗嗦，就是扛，今天也得把这二百四十斤小米子给我扛到陶官镇！”
王金道：“指导员，您平日里老说实事求是，这二百四十斤小米孩子又小求求您了”
指导员抬头看太阳，低头看怀表，放眼看四周，一眼就看到了我家的木轮车，第二眼便看到了王超的胶皮轱辘小车。
王超有剃头的手艺，手头小钱活泛，又是光棍汉，挣了钱就割猪头肉吃。他营养良好，方头大耳，皮肤滋润，一看就不是个庄稼人。他的胶轮小车上，一边装着他的剃头箱，另一边载着一条花被子，被子外边还绑着一张狗皮。那小推车用刺槐木制成，涂了一层桐油，槐木放着金黄光芒，不但好看，而且还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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