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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说:“还厉害些。”我说:“怎么得了!”她说:“也不痛,不理它就好了。”我说:“下次可不敢了!”
她轻轻抚着我的手背,半天说:“要你敢。”我说:“懒虫,还去学校,都快九点了。”她说:“真的?我还以为刚天亮。”又一看表,”真的,你出去,我要起来了。”我说:“我坐在这里看你穿衣服。”就坐到床那一头去。她在毯子里伸出两只脚蹬我:“你出去,你出去。”又俯睡着,两只脚伸到毯子外面蹬我。我搔一搔她的脚心,她闪避着两只脚在我身上一挖一挖的。我说:“两把锄头挖什么挖呢!”她支起身子穿衬衣说:“衣服穿了。”我说:“腿上的衣服还没穿,我坐在这里保证不动。”她说:“你不出去我就不起来。”我说:“那你好好坐着,我开始看书了。”拿了本书在手里翻着。她说:“让我起来。”我走过去抓了毯子一角说:“这毯子要洗了。”说着轻轻一拉。她双手抓住了说:“我要叫了,这里有流氓,大家来抓!”我说:“已经背了这个名,我来真的,坏名声背也背了,还不如名副其实。”说着又把毯子一扯。她抱了毯子缩成一团,说:“好人,出去一下吧,我真急着要到学校去了。”我又吓她一吓,走了出去。
张小禾吃了东西急着要去学校,背了书包走到楼梯口。我看见她脖子上红红的一小点,是我昨晚上的吻的,就忍不住笑了。
她说:“神经兮兮笑什么笑!”我只是笑。她跑到水房照了镜子,惊叫着冲出来伸手要打我。我缩到厨房里把门顶着。她在外面狠命的撞门,嚷着:“叫我怎么出去,怎么见人!”僵持了一会我在里面说:“我找片膏药剪一小块给你贴上好不?”好说:“你快点,上课迟到了!”贴上了我说:“来一个吻别。”就在她脸上轻轻咬一口,说:“没有印子。”抬头看见房东念初中的儿子正往楼上看。我伸一伸舌子说:“看见了。”她说:“管他呢,又没做坏事。”她去了,我躺在床上把和张小禾的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觉得躲不过这几天,说不定就是今天晚上,就会有那件事了。躲躲闪闪也有了这么久,谁又是圣人呢?圣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千万条道理也说不服一个最简单的愿望。那件事离我这样近,而我也克制了这样久了。但一想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我简直就绝望。我根本无法在这个社会中找到那一份自信的感觉。我也不能设想自己就这样混着过了这一辈子。社会拒绝着我无法进入,我也拒绝着社会无法投入,但我得这样长久呆下去!这可能吗?近三年的经历告诉我,不会有奇迹发生,不会有的。尽管心中极不愿意,我还是决定挣扎一下。
我跟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的总编辑都熟,我决定去向他们求助了。我写的文章长短也有二三十篇了,说不定有一线希望呢?刚进去再怎么别扭,总有一天会适应的,总有一天会有点出头之日的。为了张小禾,我得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得让自己难堪,得对自己残忍一点。想到这里我不让自己再多想,怕自己又犹豫了,跳下床抓起电话拨通了星岛日报总编辑室。对方一说“哈罗”我就知道是纪先生了。我说:“纪先生吗,我是孟浪。前几天寄给您一份稿子收到了没有?”他说:“明天就发出来。稿子长了点,删掉一点没关系吧?”我说:“按你的意思删就是。”他说:“又写了什么没有?先拿过来看看,眼睛不要盯着世界日报,还是我们的读者多。”又问我上个月的稿费收到没有。我说:“收到了。你们读者多,稿费怎么比世界还低些?”他说:“那要问老板。”我说:“中午请你去饮茶,给不给面子?”他说:“今天中午倒还有空,有什么事没有?”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回答,他说:“到哪里,我请客了。”我说:“上次是你,这次轮到我了。”约好十二点半到翠园酒楼。
放下电话我心直跳,抓话筒的手也出了汗,湿了。两三年来我找工作无数次,人也变油了,什么牛也敢吹,哪里还知道怕。可今天却莫名其妙的紧张,觉得自己欠了点资格,而求的人又是熟人。要是自己真是个人物,别人跑上门来口口声声请我屈就,好就好了。我穿着西装,打了领带,在水房对镜子照了。这是第一次穿西装打了领带去找工作,觉得别扭,这一身装束也带来了点压力。骑着车我出了门,还是甩不脱那种紧张,心似乎跳得很快。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跳什么跳,这心!这是去唐人街买菜呢,不过顺便去找纪先生说几句话,有什么呢。”到了大唐人街我才发现自己出来太早,把单车锁了放在街边,慢慢在街上溜着。龙城上的电子广告牌正报告着新闻,昨天政府宣布,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分之十。沿街看到小贩的蔬菜便宜,想买又不能买,提袋菜去见纪先生总不好。
一个人拍着头从一家店中出来,是一家理发店。我搔搔自己的头发,又提起额前一小撮把眼珠轮上去看看,太长了。今天与平时不同,花几块钱理个发是应该的。(以下略去1100字)
纪先生坐下,问我是不是还在ho─lee─chow,我说:“没有做了,公司把店卖了,新来的老板嘴一天到晚念叨叨的,抱怨生意清淡,又抱怨什么事也没做好,就不想做了。”他说:“经济不好,到处都一样。报社的广告也少了,老板也不高兴。”推车人送点心过来,(以下略去900字)
说来说去就是说不到点子上去,还越说越越远了。我怎么就张不了这个嘴?我在自己大腿上狠狠拧了一下,逼自己张嘴。结帐的时候纪先生抢着用信用卡付了帐。下了楼眼看要分手,我心里急得直痛,换了一种神态,说:“纪先生,向你请教一个问题。象我这样的人,也算个写东西的,要到哪家报社谋个事,不知也有点希望没有?”他一愣,马上说:“你可以到世界去试试,他们的报是台湾人办的,说国语的多。”我说:“世界的人我不那么熟,也没和那里的总编说过什么话。”他说:“在加拿大人熟不熟倒不是最重要的。”我急急地说:“在家里闲起来也无聊,还不如找点事有意思些,呆着日子也难过。”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星岛呢,现在广告少,版面也撒了几个,老板也不高兴。”我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整天这么呆着不是个味道。”
笑着和纪先生道了别,还挥了挥手,挥手之间手掌一飘特意显出一种轻松的样子。拐过街角,我的心一沉,几乎就站不住,扶稳了墙靠着,喘着粗气,头脑中轰轰的一片什么也不能想,口里反反复复念着:“完了,完了。”就这么近乎呆傻地一直念叨着往前走,手脚身子飘飘的没有感觉,好象浮在梦里。过了好远想起单车还在那边,又回过头去找了单车,昏沉沉骑了,回到家里。那一个星期张小禾总是问我心情为什么不好,我说:“它要不好它就不好了,我也不懂它。”我琢磨着怎么跟她去说这些。
八十六
在那两个多月里思文隔两三天必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和凌志的进展,到哪里去玩了,话是怎么说的,当时是什么表情,都跟我作详细的汇报。看着他们的事渐渐有了眉目,我心中的包袱慢慢放了下来。每次思文跟我说了这些,又反复叮嘱我不能跟任何人说。我说:“我跟谁去喷这些泡味!”她说:“反正你出去说了别人会连你一起笑。你呢,还给我牵线,我呢,还跟你汇报。别人当笑话一下子就传遍了。你知道中国人的嘴巴传话比电还快些,传回国内去也只多一封信在路上的时间。”
我没有料到思文对凌志会这样着迷。开始我还劝她小心一点,她说:“还用你说,你知道我的疑心是最重的。你以为我十八岁吧!”听她这样说,我也就放了心。她告诉我说:“我已经给家里写信去了,跟他们讲了,如果凌志大概是我看到的那么回事呢,我就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人。”我说:“这个人我一点都不了解,全靠你自己。”她说:“你别怕负责,真有什么事也不会怪你。”又告诉我怕凌志打电话来自己不在家,新装了answermachine。
有一次思文讲起凌志有点懒,我开玩笑说:“反正你不懒,两个人就调和了。”谁知她认真地说:“那也是的,他赚钱多一些,对家里贡献大些,少做点事也是应该的。”我说:“同志,你小心点,不要开始惯坏了他。把自己做老了,人家又变心了。”她说:“反正加拿大的事也做不老人,又不是中国。”我见她都有点痴了,这么精明的人!只好说:“什么人都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我不算个坏人,也不能想得太好了。”她说:“高力伟你当我是谁,反过来还要你来提醒?”过了几天又来电话告诉我,准备和凌志开车去渥太华玩几天。我说:“好是好,你小心点。”她没再说什么,也不知她什么时候回来了。
忽然有一天她打了电话来,我说:“你回来了?”她说:“早回来了。”又说:“凌志有点奇怪。”我问怎么回事,她说:“刚才他打电话来,说约了几个人明天到水上公园去玩。最后又说了一句,门票是八块钱。这不是提醒我带钱去吗?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不妙,也不好怎么说,只好说:“看一看吧,明天看一看吧,说不定最近又去了渥太华,钱花得他心疼了。”
事情果然就不行了。第二天下午思文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外面回来,你能不能就来一趟?”我问什么事,她说:“来了再说。”我把电话挂了。
在电话挂断之前,我似乎听见她叹了一声。我马上骑车去了。一进门,思文说:“你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她告诉我,今天有六个人去水上公园玩,玩了一上午,又到凌志那里做饭吃,一直都是他一个人出钱。她以为凌志请客了,还奇怪他今天这么大方。走的时候有人提出要算一算帐,每人该出十七块钱。有一个人是北影的摄影师,凌志说他在餐馆洗碗收入少,又给大家剪了发,没收他的钱。讲完了她说:“他收入少,总还有点,我可真的是一分钱收入也没有。凌志他是什么意思呢?”我说:“什么意思,这还不清楚?”思文着急说:“你讲话讲清楚,不要讲一半留一半。”我觉得思文真有点糊涂了,怎么女人一染上了感情就失去了判断。我说:“你们的事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懂,毕竟很多东西我不知道。”她脸红了说:“都告诉你了。”我说:“也许我也讲不到点子上。”她说:“你说就说,怎么绕得这么厉害,我要发脾气了。”我说:“意思还不清楚,他把你只看作一个一般朋友。”思文点头说:“你讲对了,你是讲对了。游泳的时候我看见他眼睛盯着另外一个女的,那种眼神我很熟悉,就是男人看女人的眼神。”
我心中非常明白,事情这么一转弯,就弯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弯回来的可能性很小。见思文那不死心的样子,也不好就把话说到绝处。我不敢一脚就踏灭了她的希望。要转弯呢,也得让她有个过程慢慢的转。我不理解她这么精明的人,也不是没有过经历,怎么这就犯了糊涂。我说:“如果事情最后没个结果,那是我又害了你。那天我不打电话给你,就没有这件事了。”她说:“也不知最后会怎么样。就算没结果呢,我再怎么样也不会怪你,你还是一片好心,我心里明白。你就把我看得那么不讲道理?再说世界上的事,哪里就会那样顺利?我的事从来就没顺利过。到加拿大,来之前就受了那么多苦,你是知道的。跟你又是这样,不去说了。毕业论文呢,又害得我九死一生。下学期奖学金又没希望了。现在又碰到这件事。我到底什么时候得罪了苍天呢。真的有一个天,天它也瞎了眼,也是个势利鬼!也只差神经没断成两截了。真是想不通也得想通,强迫自己想通,总得活下去是不?”说着眼泪涌出来,她一只手捂了眼睛,侧过脸去。手边上有几道眼纹,知道她在拼命忍住泪。我在心中叹息,似乎也想哭。她手一抹眼睛,转过脸来,扑哧一笑,说:“看我怎么回事,有病吧!忽然就讲这些干什么,也没有用。”
她这一笑使我心中一冷,一线凉意掠过了全身。我只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沉默着望了她,心中充满着同情,可这同情中还是没有那种爱怜的意味。我不敢说话,只要有一句安慰的话,她就会放声痛哭,只好呆坐在那里。她又笑一笑说:“现在讲这些也没有用了。你是知道我的,心里的苦最不愿让人知道,让人知道了有什么意思,有人心里还要笑呢。出了门我就要笑给人看。家里也讲不得,我妈妈会急得睡不着的。憋在心里又太难受了,只好跟你讲。这本来是很奇怪的事,别人知道了,肚皮要笑爆掉了。”我说:“关他们个屁事!思文你也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处。大家在外面都是一张笑脸,心里的滋味别人哪里知道?”她说:“现在最不急的人就是你,钱也赚得差不多了,拿了这笔失业金,领了绿卡,往国内一跑,什么都是现成的,只拿把镰刀去收割就是。”我心想:“我心里的苦你哪里又知道,也只差神经没断成两截了。”我说:“回去这条路人人都可以走,大家都不走,谁的心也可以吞吐天地,最没有志气的是我。”她说:“别人没赚你这么多钱。”我说:“你们拿了学位,有面子,回去房子什么都优待,那还不就是钱!”
她站起来说:“在这里吃晚饭好吧,没关系,也没有谁来。”我不敢搞得那么亲近,说:“我回去吃,中午把两餐的饭都备好了,不吃也剩在那里。”她马上说:“那就算了,再说会话。凌志的事你说怎么办呢?”我说:“要说,办也好办,你只当心里没有这回事就行了。”她沉默不语。我看她还难以接受现实,说:“不要呢就走一步看一步,看他那边有什么动静。”她说:“要是动静都是不好的动静呢?”我说:“我觉得啊,也不知对不对,我这么觉得,供你参考,我觉得两个人的事,如果对方没那份心思,他再怎么样再怎么好,也毫无意义。他的好是他自己的好,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其实没有什么想不通的。这样的事假如轮到了我呢,我肯定是想得通的。”她说:“那是的,那是的,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去了。真的是这样,谢谢你解决了的思想问题。”
果然他们的事就无法逆转。这件事对思文的打击,比我想象的要沉重得多。我想她是有过经历的人,也三十出头了,却不料她会如此脆弱。在以后的两三个月,她几乎是无法自拔。她主动告诉我,每天回到家里,首先是听录音电话,希望凌志还会有电话来。以前晚上睡觉之前总把电话线拔了,怕有电话打扰,现在也不拔,怕凌志的电话扑个空。好久之后才完全放弃了那种希望。她的脸色憔悴了,说着话的时候会突然若有所思地沉默。她几乎每天打电话来,和我讨论这件事。虽然我觉得讨论这种结局已经注定的事没有意义,自己的心情也有极度痛苦之中,但还是耐了性子听她讲,听她回忆和凌志交往的全过程,分析每一个细节,想找出事情突然变化的原因。我把那种“他对你没心思一切毫无意义”的道理跟她讲了几十遍,她每次都说:“是的,正是的,你讲得对。解决了我心里的问题。”可第二天打电话来还是一样。重复太多次她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每次打电话来首先就说:“高力伟,你别嫌我罗嗦,我只讲几句就不讲了。”可是一讲总是半个多小时。思文的事也使我想到,这世上有太多的苦难,总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承受着,绵绵不绝正如人类自身。
我看说:“还厉害些。”我说:“怎么得了!”她说:“也不痛,不理它就好了。”我说:“下次可不敢了!”
她轻轻抚着我的手背,半天说:“要你敢。”我说:“懒虫,还去学校,都快九点了。”她说:“真的?我还以为刚天亮。”又一看表,”真的,你出去,我要起来了。”我说:“我坐在这里看你穿衣服。”就坐到床那一头去。她在毯子里伸出两只脚蹬我:“你出去,你出去。”又俯睡着,两只脚伸到毯子外面蹬我。我搔一搔她的脚心,她闪避着两只脚在我身上一挖一挖的。我说:“两把锄头挖什么挖呢!”她支起身子穿衬衣说:“衣服穿了。”我说:“腿上的衣服还没穿,我坐在这里保证不动。”她说:“你不出去我就不起来。”我说:“那你好好坐着,我开始看书了。”拿了本书在手里翻着。她说:“让我起来。”我走过去抓了毯子一角说:“这毯子要洗了。”说着轻轻一拉。她双手抓住了说:“我要叫了,这里有流氓,大家来抓!”我说:“已经背了这个名,我来真的,坏名声背也背了,还不如名副其实。”说着又把毯子一扯。她抱了毯子缩成一团,说:“好人,出去一下吧,我真急着要到学校去了。”我又吓她一吓,走了出去。
张小禾吃了东西急着要去学校,背了书包走到楼梯口。我看见她脖子上红红的一小点,是我昨晚上的吻的,就忍不住笑了。
她说:“神经兮兮笑什么笑!”我只是笑。她跑到水房照了镜子,惊叫着冲出来伸手要打我。我缩到厨房里把门顶着。她在外面狠命的撞门,嚷着:“叫我怎么出去,怎么见人!”僵持了一会我在里面说:“我找片膏药剪一小块给你贴上好不?”好说:“你快点,上课迟到了!”贴上了我说:“来一个吻别。”就在她脸上轻轻咬一口,说:“没有印子。”抬头看见房东念初中的儿子正往楼上看。我伸一伸舌子说:“看见了。”她说:“管他呢,又没做坏事。”她去了,我躺在床上把和张小禾的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觉得躲不过这几天,说不定就是今天晚上,就会有那件事了。躲躲闪闪也有了这么久,谁又是圣人呢?圣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千万条道理也说不服一个最简单的愿望。那件事离我这样近,而我也克制了这样久了。但一想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我简直就绝望。我根本无法在这个社会中找到那一份自信的感觉。我也不能设想自己就这样混着过了这一辈子。社会拒绝着我无法进入,我也拒绝着社会无法投入,但我得这样长久呆下去!这可能吗?近三年的经历告诉我,不会有奇迹发生,不会有的。尽管心中极不愿意,我还是决定挣扎一下。
我跟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的总编辑都熟,我决定去向他们求助了。我写的文章长短也有二三十篇了,说不定有一线希望呢?刚进去再怎么别扭,总有一天会适应的,总有一天会有点出头之日的。为了张小禾,我得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得让自己难堪,得对自己残忍一点。想到这里我不让自己再多想,怕自己又犹豫了,跳下床抓起电话拨通了星岛日报总编辑室。对方一说“哈罗”我就知道是纪先生了。我说:“纪先生吗,我是孟浪。前几天寄给您一份稿子收到了没有?”他说:“明天就发出来。稿子长了点,删掉一点没关系吧?”我说:“按你的意思删就是。”他说:“又写了什么没有?先拿过来看看,眼睛不要盯着世界日报,还是我们的读者多。”又问我上个月的稿费收到没有。我说:“收到了。你们读者多,稿费怎么比世界还低些?”他说:“那要问老板。”我说:“中午请你去饮茶,给不给面子?”他说:“今天中午倒还有空,有什么事没有?”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回答,他说:“到哪里,我请客了。”我说:“上次是你,这次轮到我了。”约好十二点半到翠园酒楼。
放下电话我心直跳,抓话筒的手也出了汗,湿了。两三年来我找工作无数次,人也变油了,什么牛也敢吹,哪里还知道怕。可今天却莫名其妙的紧张,觉得自己欠了点资格,而求的人又是熟人。要是自己真是个人物,别人跑上门来口口声声请我屈就,好就好了。我穿着西装,打了领带,在水房对镜子照了。这是第一次穿西装打了领带去找工作,觉得别扭,这一身装束也带来了点压力。骑着车我出了门,还是甩不脱那种紧张,心似乎跳得很快。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跳什么跳,这心!这是去唐人街买菜呢,不过顺便去找纪先生说几句话,有什么呢。”到了大唐人街我才发现自己出来太早,把单车锁了放在街边,慢慢在街上溜着。龙城上的电子广告牌正报告着新闻,昨天政府宣布,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分之十。沿街看到小贩的蔬菜便宜,想买又不能买,提袋菜去见纪先生总不好。
一个人拍着头从一家店中出来,是一家理发店。我搔搔自己的头发,又提起额前一小撮把眼珠轮上去看看,太长了。今天与平时不同,花几块钱理个发是应该的。(以下略去1100字)
纪先生坐下,问我是不是还在ho─lee─chow,我说:“没有做了,公司把店卖了,新来的老板嘴一天到晚念叨叨的,抱怨生意清淡,又抱怨什么事也没做好,就不想做了。”他说:“经济不好,到处都一样。报社的广告也少了,老板也不高兴。”推车人送点心过来,(以下略去900字)
说来说去就是说不到点子上去,还越说越越远了。我怎么就张不了这个嘴?我在自己大腿上狠狠拧了一下,逼自己张嘴。结帐的时候纪先生抢着用信用卡付了帐。下了楼眼看要分手,我心里急得直痛,换了一种神态,说:“纪先生,向你请教一个问题。象我这样的人,也算个写东西的,要到哪家报社谋个事,不知也有点希望没有?”他一愣,马上说:“你可以到世界去试试,他们的报是台湾人办的,说国语的多。”我说:“世界的人我不那么熟,也没和那里的总编说过什么话。”他说:“在加拿大人熟不熟倒不是最重要的。”我急急地说:“在家里闲起来也无聊,还不如找点事有意思些,呆着日子也难过。”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星岛呢,现在广告少,版面也撒了几个,老板也不高兴。”我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整天这么呆着不是个味道。”
笑着和纪先生道了别,还挥了挥手,挥手之间手掌一飘特意显出一种轻松的样子。拐过街角,我的心一沉,几乎就站不住,扶稳了墙靠着,喘着粗气,头脑中轰轰的一片什么也不能想,口里反反复复念着:“完了,完了。”就这么近乎呆傻地一直念叨着往前走,手脚身子飘飘的没有感觉,好象浮在梦里。过了好远想起单车还在那边,又回过头去找了单车,昏沉沉骑了,回到家里。那一个星期张小禾总是问我心情为什么不好,我说:“它要不好它就不好了,我也不懂它。”我琢磨着怎么跟她去说这些。
八十六
在那两个多月里思文隔两三天必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和凌志的进展,到哪里去玩了,话是怎么说的,当时是什么表情,都跟我作详细的汇报。看着他们的事渐渐有了眉目,我心中的包袱慢慢放了下来。每次思文跟我说了这些,又反复叮嘱我不能跟任何人说。我说:“我跟谁去喷这些泡味!”她说:“反正你出去说了别人会连你一起笑。你呢,还给我牵线,我呢,还跟你汇报。别人当笑话一下子就传遍了。你知道中国人的嘴巴传话比电还快些,传回国内去也只多一封信在路上的时间。”
我没有料到思文对凌志会这样着迷。开始我还劝她小心一点,她说:“还用你说,你知道我的疑心是最重的。你以为我十八岁吧!”听她这样说,我也就放了心。她告诉我说:“我已经给家里写信去了,跟他们讲了,如果凌志大概是我看到的那么回事呢,我就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人。”我说:“这个人我一点都不了解,全靠你自己。”她说:“你别怕负责,真有什么事也不会怪你。”又告诉我怕凌志打电话来自己不在家,新装了answermachine。
有一次思文讲起凌志有点懒,我开玩笑说:“反正你不懒,两个人就调和了。”谁知她认真地说:“那也是的,他赚钱多一些,对家里贡献大些,少做点事也是应该的。”我说:“同志,你小心点,不要开始惯坏了他。把自己做老了,人家又变心了。”她说:“反正加拿大的事也做不老人,又不是中国。”我见她都有点痴了,这么精明的人!只好说:“什么人都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我不算个坏人,也不能想得太好了。”她说:“高力伟你当我是谁,反过来还要你来提醒?”过了几天又来电话告诉我,准备和凌志开车去渥太华玩几天。我说:“好是好,你小心点。”她没再说什么,也不知她什么时候回来了。
忽然有一天她打了电话来,我说:“你回来了?”她说:“早回来了。”又说:“凌志有点奇怪。”我问怎么回事,她说:“刚才他打电话来,说约了几个人明天到水上公园去玩。最后又说了一句,门票是八块钱。这不是提醒我带钱去吗?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不妙,也不好怎么说,只好说:“看一看吧,明天看一看吧,说不定最近又去了渥太华,钱花得他心疼了。”
事情果然就不行了。第二天下午思文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外面回来,你能不能就来一趟?”我问什么事,她说:“来了再说。”我把电话挂了。
在电话挂断之前,我似乎听见她叹了一声。我马上骑车去了。一进门,思文说:“你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她告诉我,今天有六个人去水上公园玩,玩了一上午,又到凌志那里做饭吃,一直都是他一个人出钱。她以为凌志请客了,还奇怪他今天这么大方。走的时候有人提出要算一算帐,每人该出十七块钱。有一个人是北影的摄影师,凌志说他在餐馆洗碗收入少,又给大家剪了发,没收他的钱。讲完了她说:“他收入少,总还有点,我可真的是一分钱收入也没有。凌志他是什么意思呢?”我说:“什么意思,这还不清楚?”思文着急说:“你讲话讲清楚,不要讲一半留一半。”我觉得思文真有点糊涂了,怎么女人一染上了感情就失去了判断。我说:“你们的事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懂,毕竟很多东西我不知道。”她脸红了说:“都告诉你了。”我说:“也许我也讲不到点子上。”她说:“你说就说,怎么绕得这么厉害,我要发脾气了。”我说:“意思还不清楚,他把你只看作一个一般朋友。”思文点头说:“你讲对了,你是讲对了。游泳的时候我看见他眼睛盯着另外一个女的,那种眼神我很熟悉,就是男人看女人的眼神。”
我心中非常明白,事情这么一转弯,就弯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弯回来的可能性很小。见思文那不死心的样子,也不好就把话说到绝处。我不敢一脚就踏灭了她的希望。要转弯呢,也得让她有个过程慢慢的转。我不理解她这么精明的人,也不是没有过经历,怎么这就犯了糊涂。我说:“如果事情最后没个结果,那是我又害了你。那天我不打电话给你,就没有这件事了。”她说:“也不知最后会怎么样。就算没结果呢,我再怎么样也不会怪你,你还是一片好心,我心里明白。你就把我看得那么不讲道理?再说世界上的事,哪里就会那样顺利?我的事从来就没顺利过。到加拿大,来之前就受了那么多苦,你是知道的。跟你又是这样,不去说了。毕业论文呢,又害得我九死一生。下学期奖学金又没希望了。现在又碰到这件事。我到底什么时候得罪了苍天呢。真的有一个天,天它也瞎了眼,也是个势利鬼!也只差神经没断成两截了。真是想不通也得想通,强迫自己想通,总得活下去是不?”说着眼泪涌出来,她一只手捂了眼睛,侧过脸去。手边上有几道眼纹,知道她在拼命忍住泪。我在心中叹息,似乎也想哭。她手一抹眼睛,转过脸来,扑哧一笑,说:“看我怎么回事,有病吧!忽然就讲这些干什么,也没有用。”
她这一笑使我心中一冷,一线凉意掠过了全身。我只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沉默着望了她,心中充满着同情,可这同情中还是没有那种爱怜的意味。我不敢说话,只要有一句安慰的话,她就会放声痛哭,只好呆坐在那里。她又笑一笑说:“现在讲这些也没有用了。你是知道我的,心里的苦最不愿让人知道,让人知道了有什么意思,有人心里还要笑呢。出了门我就要笑给人看。家里也讲不得,我妈妈会急得睡不着的。憋在心里又太难受了,只好跟你讲。这本来是很奇怪的事,别人知道了,肚皮要笑爆掉了。”我说:“关他们个屁事!思文你也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处。大家在外面都是一张笑脸,心里的滋味别人哪里知道?”她说:“现在最不急的人就是你,钱也赚得差不多了,拿了这笔失业金,领了绿卡,往国内一跑,什么都是现成的,只拿把镰刀去收割就是。”我心想:“我心里的苦你哪里又知道,也只差神经没断成两截了。”我说:“回去这条路人人都可以走,大家都不走,谁的心也可以吞吐天地,最没有志气的是我。”她说:“别人没赚你这么多钱。”我说:“你们拿了学位,有面子,回去房子什么都优待,那还不就是钱!”
她站起来说:“在这里吃晚饭好吧,没关系,也没有谁来。”我不敢搞得那么亲近,说:“我回去吃,中午把两餐的饭都备好了,不吃也剩在那里。”她马上说:“那就算了,再说会话。凌志的事你说怎么办呢?”我说:“要说,办也好办,你只当心里没有这回事就行了。”她沉默不语。我看她还难以接受现实,说:“不要呢就走一步看一步,看他那边有什么动静。”她说:“要是动静都是不好的动静呢?”我说:“我觉得啊,也不知对不对,我这么觉得,供你参考,我觉得两个人的事,如果对方没那份心思,他再怎么样再怎么好,也毫无意义。他的好是他自己的好,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其实没有什么想不通的。这样的事假如轮到了我呢,我肯定是想得通的。”她说:“那是的,那是的,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去了。真的是这样,谢谢你解决了的思想问题。”
果然他们的事就无法逆转。这件事对思文的打击,比我想象的要沉重得多。我想她是有过经历的人,也三十出头了,却不料她会如此脆弱。在以后的两三个月,她几乎是无法自拔。她主动告诉我,每天回到家里,首先是听录音电话,希望凌志还会有电话来。以前晚上睡觉之前总把电话线拔了,怕有电话打扰,现在也不拔,怕凌志的电话扑个空。好久之后才完全放弃了那种希望。她的脸色憔悴了,说着话的时候会突然若有所思地沉默。她几乎每天打电话来,和我讨论这件事。虽然我觉得讨论这种结局已经注定的事没有意义,自己的心情也有极度痛苦之中,但还是耐了性子听她讲,听她回忆和凌志交往的全过程,分析每一个细节,想找出事情突然变化的原因。我把那种“他对你没心思一切毫无意义”的道理跟她讲了几十遍,她每次都说:“是的,正是的,你讲得对。解决了我心里的问题。”可第二天打电话来还是一样。重复太多次她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每次打电话来首先就说:“高力伟,你别嫌我罗嗦,我只讲几句就不讲了。”可是一讲总是半个多小时。思文的事也使我想到,这世上有太多的苦难,总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承受着,绵绵不绝正如人类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