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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可这两口子真能干。早几年，就住在那三角形不是三角形，月牙形不是月牙形的土房房里脱土坯卖钱。这三年允许私人营业以后，两口子摆了个小吃摊，专卖陕北小吃。有涝糟，有羊肉水饺——他们叫扁食，要吃便下锅，调着辣子醋水，有羊肉馅饼、枣儿馅饼，还有油炫烙；有荞面碗砣，看去黑巴巴的，说要一碗，她便削成片，调上羊肝汤和蒜泥递过来。我看他们的生意比维吾尔人的烤肉摊还好，眼下已经存了好几千块钱了。当然，我没少吃他们的。我不要，可他们知道我收了车就往我这儿送。现在，咱们两家经常来往。我爱人每次来乌鲁木齐，都要吃她的荞面碗砣。我劝你也去尝一尝，真不错！他们的摊就摆在兵团开的“百花村”旁边。
好，别扯远了，咱再接着前面说吧。
我师父从“口里”开会回来，知道了这事，特地叫师娘炒了几个菜，把我叫去。他说：“我眼睛没有看错，在路上捡着了你这样一个徒弟。你做得对，做人就应该这样！”
我喝了两杯酒，眼睛红了。不知怎么，我心里总觉得委屈。我师父又说：“你别难过。她本来就是属于别人的，不是属于你的，你不过是还给了别人罢了。你要认为她本来是你的，是你让出去的，那就错了。”
我说：“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总觉得我好心没个好报。”
师父说：“这你就更错了。存着好心想图好报，那好心也不是真的。做人哪能跟做买卖一样！”
我师父说得对。他当初收我这个走投无路的“盲流”当徒弟的时候，何尝想着我会报答他呢？开车的不像工厂的工人，我们出了师就各奔东西。他的徒弟不少，全新疆都有，有的到乌鲁木齐还来看看他，有的人出了师就奓起翅膀飞了，连面也不照。他从不在乎这个，谁来谁不来，随他们的便。想想师父，我的心也平静了，也不觉得委屈了。
可是，记者同志，我跟你说，有过家和从来没有家可大不一样。过去，不管她怎么样，我收了车总有口热饭热水，衣裳老是干干净净的，人也显得精神麻利她一走，我成天没着没落，心里空荡荡的，不知干什么好，好像变得萎靡不振了。唉，记者同志，你知道咱们开长途车的过的生活么？一年四季老在外面跑，住旅店的时候比在家的时候多。今天跟这伙人一屋睡，明天跟另一伙人睡一屋；旅店的被子又黑又粘，盖哪一头都有一股脚臭味。有家的司机都有个盼头在外面遭点罪不算啥，收了车就回家啦！而我呢，回到家也是冷锅冷灶，还要去下小馆才能吃上热饭。在路上，我经常看到有的司机停下车来，向路边的农民买大蒜、辣椒、买鸡蛋，心里又羡慕、又嫉妒。瞧！这是个有家的人。我就是在路上买上好东西、买上新鲜疏菜也没地方送。
我懊悔么？也说不上懊悔。有时收车回来，看到他们两口子就在锅炉房前面的空场上脱土坯。两个人满头是汗，又满脸是笑，朝着我的车子招手。我就感到又暖和，又辛酸，说不上啥滋味，不过不是懊悔。
以后，日子长了，也就慢慢淡忘了，生活也渐渐习惯了。记者同志，咱们开车的有个好处：可以多见世面，同时，新疆又是个好地方。春天到了，驾着车沿着赛里木湖跑，看着碧蓝碧蓝的湖水，看着刚飞来的大白天鹅，看着长满吉尔吉斯针茅草和马蔺山坡，还有山沟里挺拔的塔松，心里什么忧伤的事也没有了。到了夏天，第一次能打开窗子跑车的时候，让天山上的风一吹，人马上又充满了希望，又有了劲头了
哦，咱们上到山顶，该下山了。上山容易下山难不过你别怕，这一条路线我跑得熟熟的
你还要听我讲？我第二次是怎样结婚的？好吧，只要你不打瞌睡就行。那说来也有点意思，那是在我根本没想到要结婚的时候
两年以后，有一次，我就在这趟线上跑车。那天，风很大，沙石打得玻璃刷刷地响，五米之外不见人。车过库米什，进了榆树沟，太阳已经在山背后了。榆树沟两边是悬崖绝壁，中间一溜泉水，沿着泉水沥沥拉拉地长着许多榆树。不知它们有多少年了，很大很大，树干弯弯曲曲，上面长满疖疤，一棵棵都千奇百怪的。树冠被风吹得摇来摆去，像喝醉了酒一样。可是这里风毕竟小得多，有水有树，没有飞砂，能见度很好。
我顺着风往前慢慢地滑。远远地，看见一个蒙着灰头巾的妇女搂着孩子坐在路边上。妇女穿着棉大衣，用衣襟包着孩子，显得臃肿，看不出她多大岁数，身边还有两个提包。我以为她要搭车，把车速放慢了一点。可是，当我开到她旁边的时候，她并没有伸出手来招呼，只向我的车窗里瞥了一眼。
我开了过去。但是，她的眼光像刺眼的闪光灯在我脸上闪了一下，使我的眼蒙子上老印着她那副表情。那是一种什么眼光呢？又是怀疑、害怕，又是希望、要求。车子已经跑出去好几十米，我心里还不安宁，好像她是我车上掉下去的一包货，不把她带上就不能往前跑。
我把车停了下来。打开门，好大的风！差点把车门掀掉。我捂着帽子，顶着风跑过去，问她“你要上哪儿去呀？”
她说她要去肖尔布拉克。我说：“哪你还等啥呀？上来吧。”
她畏畏缩缩地打量着我。这时候，我才发现她是个上海“知青”她穿的不是普通的棉大衣，而是那时候挺时兴的铁灰色风雪衣，蒙着大半拉脸的围巾也是拉毛的。怀里的孩子那时只有四岁，白嫩的小脸蛋冻得青紫青紫的，埋在他妈的风雪衣里，用惊惶的大眼睛怔怔地盯着我。
这时，沟口外又来了一阵风，从沟底下穿过去，把老榆树刮得呼呼叫。我没穿大衣，冷得索索发抖，连声催她上车。她还是犹犹豫豫的，反而把孩子搂得更紧了一点，好像我要抢她似的。
p;可这两口子真能干。早几年，就住在那三角形不是三角形，月牙形不是月牙形的土房房里脱土坯卖钱。这三年允许私人营业以后，两口子摆了个小吃摊，专卖陕北小吃。有涝糟，有羊肉水饺——他们叫扁食，要吃便下锅，调着辣子醋水，有羊肉馅饼、枣儿馅饼，还有油炫烙；有荞面碗砣，看去黑巴巴的，说要一碗，她便削成片，调上羊肝汤和蒜泥递过来。我看他们的生意比维吾尔人的烤肉摊还好，眼下已经存了好几千块钱了。当然，我没少吃他们的。我不要，可他们知道我收了车就往我这儿送。现在，咱们两家经常来往。我爱人每次来乌鲁木齐，都要吃她的荞面碗砣。我劝你也去尝一尝，真不错！他们的摊就摆在兵团开的“百花村”旁边。
好，别扯远了，咱再接着前面说吧。
我师父从“口里”开会回来，知道了这事，特地叫师娘炒了几个菜，把我叫去。他说：“我眼睛没有看错，在路上捡着了你这样一个徒弟。你做得对，做人就应该这样！”
我喝了两杯酒，眼睛红了。不知怎么，我心里总觉得委屈。我师父又说：“你别难过。她本来就是属于别人的，不是属于你的，你不过是还给了别人罢了。你要认为她本来是你的，是你让出去的，那就错了。”
我说：“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总觉得我好心没个好报。”
师父说：“这你就更错了。存着好心想图好报，那好心也不是真的。做人哪能跟做买卖一样！”
我师父说得对。他当初收我这个走投无路的“盲流”当徒弟的时候，何尝想着我会报答他呢？开车的不像工厂的工人，我们出了师就各奔东西。他的徒弟不少，全新疆都有，有的到乌鲁木齐还来看看他，有的人出了师就奓起翅膀飞了，连面也不照。他从不在乎这个，谁来谁不来，随他们的便。想想师父，我的心也平静了，也不觉得委屈了。
可是，记者同志，我跟你说，有过家和从来没有家可大不一样。过去，不管她怎么样，我收了车总有口热饭热水，衣裳老是干干净净的，人也显得精神麻利她一走，我成天没着没落，心里空荡荡的，不知干什么好，好像变得萎靡不振了。唉，记者同志，你知道咱们开长途车的过的生活么？一年四季老在外面跑，住旅店的时候比在家的时候多。今天跟这伙人一屋睡，明天跟另一伙人睡一屋；旅店的被子又黑又粘，盖哪一头都有一股脚臭味。有家的司机都有个盼头在外面遭点罪不算啥，收了车就回家啦！而我呢，回到家也是冷锅冷灶，还要去下小馆才能吃上热饭。在路上，我经常看到有的司机停下车来，向路边的农民买大蒜、辣椒、买鸡蛋，心里又羡慕、又嫉妒。瞧！这是个有家的人。我就是在路上买上好东西、买上新鲜疏菜也没地方送。
我懊悔么？也说不上懊悔。有时收车回来，看到他们两口子就在锅炉房前面的空场上脱土坯。两个人满头是汗，又满脸是笑，朝着我的车子招手。我就感到又暖和，又辛酸，说不上啥滋味，不过不是懊悔。
以后，日子长了，也就慢慢淡忘了，生活也渐渐习惯了。记者同志，咱们开车的有个好处：可以多见世面，同时，新疆又是个好地方。春天到了，驾着车沿着赛里木湖跑，看着碧蓝碧蓝的湖水，看着刚飞来的大白天鹅，看着长满吉尔吉斯针茅草和马蔺山坡，还有山沟里挺拔的塔松，心里什么忧伤的事也没有了。到了夏天，第一次能打开窗子跑车的时候，让天山上的风一吹，人马上又充满了希望，又有了劲头了
哦，咱们上到山顶，该下山了。上山容易下山难不过你别怕，这一条路线我跑得熟熟的
你还要听我讲？我第二次是怎样结婚的？好吧，只要你不打瞌睡就行。那说来也有点意思，那是在我根本没想到要结婚的时候
两年以后，有一次，我就在这趟线上跑车。那天，风很大，沙石打得玻璃刷刷地响，五米之外不见人。车过库米什，进了榆树沟，太阳已经在山背后了。榆树沟两边是悬崖绝壁，中间一溜泉水，沿着泉水沥沥拉拉地长着许多榆树。不知它们有多少年了，很大很大，树干弯弯曲曲，上面长满疖疤，一棵棵都千奇百怪的。树冠被风吹得摇来摆去，像喝醉了酒一样。可是这里风毕竟小得多，有水有树，没有飞砂，能见度很好。
我顺着风往前慢慢地滑。远远地，看见一个蒙着灰头巾的妇女搂着孩子坐在路边上。妇女穿着棉大衣，用衣襟包着孩子，显得臃肿，看不出她多大岁数，身边还有两个提包。我以为她要搭车，把车速放慢了一点。可是，当我开到她旁边的时候，她并没有伸出手来招呼，只向我的车窗里瞥了一眼。
我开了过去。但是，她的眼光像刺眼的闪光灯在我脸上闪了一下，使我的眼蒙子上老印着她那副表情。那是一种什么眼光呢？又是怀疑、害怕，又是希望、要求。车子已经跑出去好几十米，我心里还不安宁，好像她是我车上掉下去的一包货，不把她带上就不能往前跑。
我把车停了下来。打开门，好大的风！差点把车门掀掉。我捂着帽子，顶着风跑过去，问她“你要上哪儿去呀？”
她说她要去肖尔布拉克。我说：“哪你还等啥呀？上来吧。”
她畏畏缩缩地打量着我。这时候，我才发现她是个上海“知青”她穿的不是普通的棉大衣，而是那时候挺时兴的铁灰色风雪衣，蒙着大半拉脸的围巾也是拉毛的。怀里的孩子那时只有四岁，白嫩的小脸蛋冻得青紫青紫的，埋在他妈的风雪衣里，用惊惶的大眼睛怔怔地盯着我。
这时，沟口外又来了一阵风，从沟底下穿过去，把老榆树刮得呼呼叫。我没穿大衣，冷得索索发抖，连声催她上车。她还是犹犹豫豫的，反而把孩子搂得更紧了一点，好像我要抢她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