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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小男孩显然是在上海长大的，说一口上海话，细皮白肉，长得跟他妈一模一样。玩了一会儿，我问他：“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孩子一字一板地说：“我、姆、妈、叫、我、长、大、了、当、叔、叔、格、样、的、司、机！”
我的鼻子里像一下子滴进了醋，眼睛倏地被泪水蒙住了。为了不使眼泪流下来，我别过头去，假装哈哈大笑了几声。这孩子的话比任何奖状、表扬都使我感动。这时，好像有一只细嫩柔软的小手在揉我的心，把我心里所有的话都挤了出来，一股脑儿涌在我的喉咙上，反叫我说不出口。
孩子用小手指头勾着我的手指头，问这问那。我胡乱地应承着，心里却产生了一种对这孩子不可推卸的责任感，好像他就是我的儿子。是的，他就是我儿子！他将来会遇着什么事呢？他从黄浦江边的大城市一下子跑到这滴水贵如油的戈壁滩能习惯吗？上海“知青”的生活我清楚。头一批来新疆的上海“知青”就是我们车队拉的，全是十七、八的姑娘小伙子。他们在车上举着红旗，唱呀笑呀，见了硝碱地说夏天也下雪，见了毛驴也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年，他们有回家探亲的，坐在我的车上就哭开了。后来，搞了七、八年“知青”都不年轻了，像她这样的，在人眼里已经成了“羊杠子”但是住的还是地窝子，吃的还是老咸菜，喝的还是涝坝里的积水唉，这些情况我不说你当记者的也比我了解。那时候，我也没到有个“四人帮”更想不到会打倒“四人帮”以为他们的日子只会这么捱下去，那么，这孩子在这里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你们不是去肖尔布拉克么？”我说“明天我送你们去！”
她的脸红了，低着头说“顺路么？哪能再麻烦你”我说：“顺路不顺路你就别管了。明天你收拾好东西等我。”
实际上，是这小家伙用他那小手指头把我的心勾住了。我想随着他去见见他爸爸，跟他爸爸交个朋友，以后他们有什么困难我能照应一下。
第二天，我跟一个同志换了货，让他拉着博湖出的苇席回乌鲁木齐，我拉一车化肥向南，向尉犁。
我去医院接她。他们已经收抬好了。她圆圆的脸裹在拉毛围巾里笑着，眼睛挺亮挺亮。孩子伸出手来要我抱，在我怀里，又回过头去跟护士说“阿姨再见”啊，这一天的太阳多么好！我从来也没有过这么高兴的一天，好像是我把刚生了孩子的老婆和刚生下来的儿子从医院接回家似的。
上了路，孩子更活泼了。果然和别的孩子一样，一会儿摸摸变速杆，一会儿摸摸仪表盘；他从来没有坐过大卡车，看见什么都新鲜，嘴里不停地问些天真的话。我第一次觉得这小小的驾驶室里这样有生气，也和孩子一样，第一次发觉我天天摸的这些东西竟这样有意思。这天，马达也转得特别欢畅，简直像在唱歌硬绷绷的座垫的弹性也特别好起来，稍微一弹就会把我的头弹到车棚上去。
十点多钟，到了群克。卸完化肥，我买了几个面包，关上车门，说
“走吧，咱们上肖尔布拉克！”
这一条路线不知你走过没有。这是逐渐地深入到塔里木盆地，也就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去的。很多地段经常被沙子埋住，只有从车辙上才看出一点路的痕迹。这一带的地名有的叫“艾肯布克拉”有的叫“必尔阿塔尔布拉克”有的叫“克孜勒布拉克”这“布拉克”是汉话“泉水“的意思。你可别以为这儿的水多，相反，正是因为水珍责才取这样的名字，就像甘肃干旱山区的地名多叫“喜集水”、“营盘水”、“一滴泉”一样，你就可想像，这条路是越走越荒凉。开始，还能看到沥沥拉拉的胡杨和红柳，不一会儿，刮起了风，窗外一片黄沙，车就像在雾里行驶，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了。
汽车越走越慢，孩子失去了兴致，躺在她怀里睡着了。她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我说
“来，咱们把他安顿得舒服一点。”
我把车停下，在车座背后给孩子垫了个窝，让他睡在里面跟睡在摇篮里一样。孩子在我背后打小鼾，小鼻子小嘴呼出的小气气喷在我的脖子上，叫我痒痒的，别提有多舒服了。
一望无际的黄沙，只有我们这辆车像只小虫虫似地爬着。这样，外面就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使车里的人互相亲密起来。走着走着，她细声地叹了口气，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看，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是的，这地方可真不怎么样。我问：“他爸爸呢，他会到铁干里克来接你们吗？”
她半晌没回答，最后，忽然说道：“他没有爸爸。”
“啊！”我又有点惊奇，又有点意外的高兴。“那么是怎么回事？”
她朝我凄凉的微微一笑，随后皱着眉头说：“这件事，我们家里的人都不知道但是，我总想告诉一个人。不说出来，我心里老憋得慌”
原来，她的家庭是资本家，六四年她高中毕业，学校敲锣打鼓地把他们送上火车，她是抱着改造自己、建设边疆的决心到新疆来的，刚来的时候还当文化教员。可是，到了六七年，一批“造反派”夺了她们团场的大权，就把她下放到连队劳动了。以后，当然越来越受到歧视。有一天，当了连长的“造反派”头头突然看得起她来，叫她拿上枪跟他一块儿去荒滩上打黄羊。打黄羊是为了改善连队的伙食，每个星期都打，不过只有出身好的民兵才有扛枪的资格。她当时兴奋得不得了，以为自己在贫下中农眼里算是“再教育”好了，跟着这小头头跑出老远。结果被小头头在一片红树林里欺负了。不久，她发觉自己怀了孕，但既无处控告，又没法流产，更不好意思说出口，只好回上海生下这孩子。为了不使爸爸妈妈伤心，还扯谎说她在新疆已经结了婚。这孩子一直放在她家里，直到前不久，上海搞“批林批孔”又刮起什么“红色台风”把她爸爸妈妈扫地出门，赶到乡下去，她不忍心再拖累他们，才把孩子领回来。
她说“我要把他养大，孩子是没有罪的同学们都劝我别领回来，我一定要带。我什么苦都吃过了，在我眼里，已经没有再困难的事情。”
“那个坏家伙呢？”我这才明白那晚上她为什么那样胆小，气愤地问她。
她苦笑了一下，说：“他早不知... -->>
这小男孩显然是在上海长大的，说一口上海话，细皮白肉，长得跟他妈一模一样。玩了一会儿，我问他：“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孩子一字一板地说：“我、姆、妈、叫、我、长、大、了、当、叔、叔、格、样、的、司、机！”
我的鼻子里像一下子滴进了醋，眼睛倏地被泪水蒙住了。为了不使眼泪流下来，我别过头去，假装哈哈大笑了几声。这孩子的话比任何奖状、表扬都使我感动。这时，好像有一只细嫩柔软的小手在揉我的心，把我心里所有的话都挤了出来，一股脑儿涌在我的喉咙上，反叫我说不出口。
孩子用小手指头勾着我的手指头，问这问那。我胡乱地应承着，心里却产生了一种对这孩子不可推卸的责任感，好像他就是我的儿子。是的，他就是我儿子！他将来会遇着什么事呢？他从黄浦江边的大城市一下子跑到这滴水贵如油的戈壁滩能习惯吗？上海“知青”的生活我清楚。头一批来新疆的上海“知青”就是我们车队拉的，全是十七、八的姑娘小伙子。他们在车上举着红旗，唱呀笑呀，见了硝碱地说夏天也下雪，见了毛驴也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年，他们有回家探亲的，坐在我的车上就哭开了。后来，搞了七、八年“知青”都不年轻了，像她这样的，在人眼里已经成了“羊杠子”但是住的还是地窝子，吃的还是老咸菜，喝的还是涝坝里的积水唉，这些情况我不说你当记者的也比我了解。那时候，我也没到有个“四人帮”更想不到会打倒“四人帮”以为他们的日子只会这么捱下去，那么，这孩子在这里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你们不是去肖尔布拉克么？”我说“明天我送你们去！”
她的脸红了，低着头说“顺路么？哪能再麻烦你”我说：“顺路不顺路你就别管了。明天你收拾好东西等我。”
实际上，是这小家伙用他那小手指头把我的心勾住了。我想随着他去见见他爸爸，跟他爸爸交个朋友，以后他们有什么困难我能照应一下。
第二天，我跟一个同志换了货，让他拉着博湖出的苇席回乌鲁木齐，我拉一车化肥向南，向尉犁。
我去医院接她。他们已经收抬好了。她圆圆的脸裹在拉毛围巾里笑着，眼睛挺亮挺亮。孩子伸出手来要我抱，在我怀里，又回过头去跟护士说“阿姨再见”啊，这一天的太阳多么好！我从来也没有过这么高兴的一天，好像是我把刚生了孩子的老婆和刚生下来的儿子从医院接回家似的。
上了路，孩子更活泼了。果然和别的孩子一样，一会儿摸摸变速杆，一会儿摸摸仪表盘；他从来没有坐过大卡车，看见什么都新鲜，嘴里不停地问些天真的话。我第一次觉得这小小的驾驶室里这样有生气，也和孩子一样，第一次发觉我天天摸的这些东西竟这样有意思。这天，马达也转得特别欢畅，简直像在唱歌硬绷绷的座垫的弹性也特别好起来，稍微一弹就会把我的头弹到车棚上去。
十点多钟，到了群克。卸完化肥，我买了几个面包，关上车门，说
“走吧，咱们上肖尔布拉克！”
这一条路线不知你走过没有。这是逐渐地深入到塔里木盆地，也就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去的。很多地段经常被沙子埋住，只有从车辙上才看出一点路的痕迹。这一带的地名有的叫“艾肯布克拉”有的叫“必尔阿塔尔布拉克”有的叫“克孜勒布拉克”这“布拉克”是汉话“泉水“的意思。你可别以为这儿的水多，相反，正是因为水珍责才取这样的名字，就像甘肃干旱山区的地名多叫“喜集水”、“营盘水”、“一滴泉”一样，你就可想像，这条路是越走越荒凉。开始，还能看到沥沥拉拉的胡杨和红柳，不一会儿，刮起了风，窗外一片黄沙，车就像在雾里行驶，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了。
汽车越走越慢，孩子失去了兴致，躺在她怀里睡着了。她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我说
“来，咱们把他安顿得舒服一点。”
我把车停下，在车座背后给孩子垫了个窝，让他睡在里面跟睡在摇篮里一样。孩子在我背后打小鼾，小鼻子小嘴呼出的小气气喷在我的脖子上，叫我痒痒的，别提有多舒服了。
一望无际的黄沙，只有我们这辆车像只小虫虫似地爬着。这样，外面就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使车里的人互相亲密起来。走着走着，她细声地叹了口气，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看，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是的，这地方可真不怎么样。我问：“他爸爸呢，他会到铁干里克来接你们吗？”
她半晌没回答，最后，忽然说道：“他没有爸爸。”
“啊！”我又有点惊奇，又有点意外的高兴。“那么是怎么回事？”
她朝我凄凉的微微一笑，随后皱着眉头说：“这件事，我们家里的人都不知道但是，我总想告诉一个人。不说出来，我心里老憋得慌”
原来，她的家庭是资本家，六四年她高中毕业，学校敲锣打鼓地把他们送上火车，她是抱着改造自己、建设边疆的决心到新疆来的，刚来的时候还当文化教员。可是，到了六七年，一批“造反派”夺了她们团场的大权，就把她下放到连队劳动了。以后，当然越来越受到歧视。有一天，当了连长的“造反派”头头突然看得起她来，叫她拿上枪跟他一块儿去荒滩上打黄羊。打黄羊是为了改善连队的伙食，每个星期都打，不过只有出身好的民兵才有扛枪的资格。她当时兴奋得不得了，以为自己在贫下中农眼里算是“再教育”好了，跟着这小头头跑出老远。结果被小头头在一片红树林里欺负了。不久，她发觉自己怀了孕，但既无处控告，又没法流产，更不好意思说出口，只好回上海生下这孩子。为了不使爸爸妈妈伤心，还扯谎说她在新疆已经结了婚。这孩子一直放在她家里，直到前不久，上海搞“批林批孔”又刮起什么“红色台风”把她爸爸妈妈扫地出门，赶到乡下去，她不忍心再拖累他们，才把孩子领回来。
她说“我要把他养大，孩子是没有罪的同学们都劝我别领回来，我一定要带。我什么苦都吃过了，在我眼里，已经没有再困难的事情。”
“那个坏家伙呢？”我这才明白那晚上她为什么那样胆小，气愤地问她。
她苦笑了一下，说：“他早不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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