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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专业创作的第三年
“在限制中才显露出来能手，
只有法则能够给我们自由。”
——歌德
年前，陕西的朋友来银川，邀我到西安这座历史名城观光，同时向西北文坛的老前辈们学习，与同行们交流创作经验。我非常高兴。但我又请朋友们答应我这样一个要求：是不是能允许我过了一九八四年元月四号再动身？一位女同志以她特有的敏感诧异地问，为什么偏偏要过了元月四号呢？我笑着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不过因为元月四号是我儿子三周岁的生日。
看来这很荒唐。为了一个“未解忆长安”的小儿女的生日，就推迟了向老前辈和同志们学习的机会，没有表现出欣欣然的、迫不及待的心情。然而，在我，这个日子却是有纪念意义的。我不敢如鲁迅所说：“怜于未必不丈夫”自以为尚有大丈夫气概，只不过是因为我搞专业文学创作，几乎是与我儿子出世同时开始的。
三年前的元月四号，在银川是个雨雪霏霏的日子。如雨的雪粒飘洒到地上很快就融化了。街上和医院里的甬道都湿漉漉的；天气和景色，既像是初春，又像是深秋。使人既满怀着欣然的希望，又夹缠着无端的哀愁。我在市医院那间玻璃破碎、四面透风的产科候诊室里席地而坐。地上到处是一滩滩呕吐物和垃圾。墙上也污秽不堪，涂着一缕缕令人可怖的血迹；卫生宣传画多半是残缺破损的，仅剩下一张完整的人体解剖图也似乎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气氛。走廊上不时传来临产妇的呻吟和陪伴者的抚慰。这种絮叨的抚慰却更使人慌乱。候诊室里坐着的多数是男人和老太太，虽然都默默无语，脸上却表现出一种茫然的、不知所措的神情。他们每人（当然也包括我）身边都放着大大小小的提包和装满食品的网袋。那模样，不像在迎接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倒像准备去做一次艰难的长途旅行。
蓦然，我心头一动，感到这一切所形成的气氛，对于我，对于我们共和国的新时期，都仿佛有种寓言的意味。一个人的新的生命，一个国家的新的时期，一个小生命的诞生，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的。这样的开始，预示了他们都必须顽强的奋斗才能胜利或生存。
我候了三十多个小时，有点熬不住了，去医院的门房烤火。待烤暖后回来，深夜十一点，小家伙终于哇哇地出世了。抱着他从产房出来的护士，据她自己说看过我的吉普赛人和邢老汉与狗的故事，私下里给了我一点特权，允许我在他进隔离室之前看他一眼。那面貌不怎么好看，像个肉红色的小虫虫；脸上沾着血污，蹙着眉，闭着眼，如同也像我一样费力地挣扎了半生。这时，我眼睛里渗出了泪水。这泪水不是来自做了父亲的欢愉之情，而是一种对人生的感动和意识到承担了责任的沉重感。孩子的出世，我当专业作家，是我坎坷的半生（也许是大半生）中全然没有想过的。在以前的二十多年中，极左路线给我规定的身分，不允许我为社会、为国家承担任何责任，倒也使我轻松自在，优哉游哉，拣到一个烟屁股就是这一天最大的享受。我可以用玩世不恭来掩盖对国家、对社会的命运的忧虑；“冷眼向洋看世界”这种“冷”是热透了的“冷”里面蕴含着想有所为而不能为的辛酸与悲哀。可是，今天，我突然有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了。这样的变化，怎能不使我潸然泪下呢？
后来，孩子渐渐地大了，一岁、两岁、三岁；我写的作品也渐渐地多了，短篇、中篇、长篇。有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一部、两部、三部。其中一部还是我自己动手改编的，并从头到尾参与了摄制过程，似乎又涉足到电影界。孩子从咿呀学语，到现在已经会说一些完整的句子，甚至能相当准确地使用“因为”、“所以”、“然后”这样的虚词了；他很小就喜欢用铅笔涂抹，如今也会画一些类似抽象画派的汽车和房子。我常常暗暗地用他来和自己对比。我想，我在文学创作上的进步；大概也不过处在我儿子目前在说话和涂鸦上的程度吧。因为我面对文学，和他面对世界与人生，是同步开始运行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重视他三周岁生日的缘故。这个日子，也是我搞专业文学创作的三周年。他当然还不会总结自己三年来的收获，只会吃巧克力。我却想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沉下心来思考一下这三年来我在文学创作上最主要的体会是什么。
我想撇开一切关于艺术技巧的、关于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的、关于什么杂七杂八的“当代文艺思潮”的种种问题不谈，我认为我这三年来在文学创作上最主要的体会，就是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必须进入”由状态！
我首先要说明的是，我指的“自由”是哲学的概念，不是通常所说的政治概念。实际上，政治上的绝对自由是没有的。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不过是要求充分地、全面地表现在当时来说具有极大的革命意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权。所以，说到底，政治上的自由与不自由，不过是主体方面的感受。为了比较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我想摘引一段黑格尔在美学中的话：
“主体方面所能掌握的最高的内容可以简称为‘自由’。自由是心灵的最高定性。按照它的纯粹形式方面来说，自由首先就在于主体对和它自己对立的东西不是外来的，不觉得它是一利。界限和局限，而是就在那对立的东西里发现它自己。就是按照着这种形式的定义，有了自由，一切欠缺和不幸就消除了，主体也就和世界和解了，一切对立和矛盾也就已解决了。但是说得更确切一点，自由一般是以理性为内容的：例如行为中的道德和思想中的真理。无知者是不自由的，因为和他对立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东西，好奇心的推动，知识的吸引，从最低级的一直到最高级的哲学见识，都只是发源于一种希求，就是要把上述不自由的情形消除掉，使世界成为人可以用观念和思考来掌握的东西。”
“总之，人的身体方面的需要以及知识和意志事实上都在这世界里得到一种满足，以自由的方式消除主体与客体的冲突，消除内在的自由与现存的外在的必然性的冲突。”
马克思曾经说过“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黑格尔这段话就属于此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种思想作了更详尽、更具体、更合理的阐述，归结出“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使命这一人人皆知的光辉命题。
那末，消除内在的自由与现存的外在的必然性的冲突，对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准备从抽象的文学创作规律出发，这里我只谈我的感受。而要谈真切的感受，就必须从现实的情况开始。如果我从我的.角度观察到的情况并不准确，那证明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可是我愿意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进入这种自由。
有一种说法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的当代文学，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思想解放运动、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期、也就是全国上下同仇敌汽，一致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祸国殃民的罪行时，不论是小说、诗歌、报告文学，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那时有许多小说诗歌都被群众争相传诵，某些文学形象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仿佛他或她就活在或死在普通群众之中。发展到后来，虽然有一段时间里还借着前两年的势头，仍出现了一些引起读者兴趣的好作品，但逐渐地，如前一段时间那样有较大影响的作品显然地减少了；读者对文学作品、尤其是对小说诗歌的热情开始消退，理所当然地表现出了这样那样的不满；文学刊物的销售量普遍下降，文坛似乎呈现出一种“不景气”的局面。如果不说原因，只谈现象，我们就应该承认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读者的社会心理变化和种种属于历史范畴的因素。现在，我们还可以经常听到批评作家们脱离生活、远离政治、胡编乱造、不努力在现实生活中作更深更广的开掘，只追求形式上的花样翻新等等。这也是个原因，诚然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仅仅是现象，不是实质。我们应该探求现象下更深的层次。
我以为，这种现象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家的主体与和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关系上。
在思想解放运动、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时期，由于许许多多作家和全国人民一道深受过极左路线之害，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对极左路线深恶痛绝，因而.他们矛头指向极左路线的文学作品就全然是他们心灵的流露；思想解放运动，批判极左路线，对他们来说不是外来的东西，不是一种界限和局限，而恰恰是他们主体的要求；主体和客体的必然性是一致的，并且主体还正是要在这种必然性中发现和表现自己。这样，他们就是自由的。现在回顾起来，那几年中发表的即使是较有影响的作品，其实在艺术上也还嫌粗糙和稚嫩，看得出作者落笔匆忙，没有精雕细琢的痕迹，在形式上也都采用的是传统手法。然而，因为作者进入了自由状态，所以作品仍然能震撼读者，发生心灵与心灵的碰撞。
最近对作家们的批评，实际上也是许多作家的苦恼。在新的形势下，面对着时代新的要求，作家们的心灵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获得新的满足和自由。也就是说，在形势和时代要求的变换中，许多作家暂时还不能适应；他们似乎一下子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世界，因而也就失去了自由感。不是说作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图景全部变换了。生活还是那样的生活。并且，在我看，当代的中青年作家多数都不乏生活；活了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岁的人，哪一个人没有积累下一些可供写作的素材和感受？同时，每二个人的生活和感受又都是特殊的，是别一个人无法取代的。进入到描写自己特殊的东西就是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多数中青年作家都具有极大的创造潜力。这里的问题只是，如何遵循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去认识各自面对的生活，和如何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去表现它。
可以说，当代中青年作家全部是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产儿。没有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就没有活跃于当代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群，就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所以，绝大多数当代中青年作家在拥护党的领导方面是无容置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的确信，也是真诚的。但是，拥护和信仰并不等于理解和掌握。而只有理解了和掌握了才能够感觉到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东西”才能够以涵盖一切的普遍的方式，把主体和社会对主体的要求以及外在的必然性之间的对立取消掉，才能够使主体获得新的满足与自由。
作家没有从主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解决问题，对文学创作的一切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好心要求与设想，都... -->>
——写在专业创作的第三年
“在限制中才显露出来能手，
只有法则能够给我们自由。”
——歌德
年前，陕西的朋友来银川，邀我到西安这座历史名城观光，同时向西北文坛的老前辈们学习，与同行们交流创作经验。我非常高兴。但我又请朋友们答应我这样一个要求：是不是能允许我过了一九八四年元月四号再动身？一位女同志以她特有的敏感诧异地问，为什么偏偏要过了元月四号呢？我笑着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不过因为元月四号是我儿子三周岁的生日。
看来这很荒唐。为了一个“未解忆长安”的小儿女的生日，就推迟了向老前辈和同志们学习的机会，没有表现出欣欣然的、迫不及待的心情。然而，在我，这个日子却是有纪念意义的。我不敢如鲁迅所说：“怜于未必不丈夫”自以为尚有大丈夫气概，只不过是因为我搞专业文学创作，几乎是与我儿子出世同时开始的。
三年前的元月四号，在银川是个雨雪霏霏的日子。如雨的雪粒飘洒到地上很快就融化了。街上和医院里的甬道都湿漉漉的；天气和景色，既像是初春，又像是深秋。使人既满怀着欣然的希望，又夹缠着无端的哀愁。我在市医院那间玻璃破碎、四面透风的产科候诊室里席地而坐。地上到处是一滩滩呕吐物和垃圾。墙上也污秽不堪，涂着一缕缕令人可怖的血迹；卫生宣传画多半是残缺破损的，仅剩下一张完整的人体解剖图也似乎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气氛。走廊上不时传来临产妇的呻吟和陪伴者的抚慰。这种絮叨的抚慰却更使人慌乱。候诊室里坐着的多数是男人和老太太，虽然都默默无语，脸上却表现出一种茫然的、不知所措的神情。他们每人（当然也包括我）身边都放着大大小小的提包和装满食品的网袋。那模样，不像在迎接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倒像准备去做一次艰难的长途旅行。
蓦然，我心头一动，感到这一切所形成的气氛，对于我，对于我们共和国的新时期，都仿佛有种寓言的意味。一个人的新的生命，一个国家的新的时期，一个小生命的诞生，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的。这样的开始，预示了他们都必须顽强的奋斗才能胜利或生存。
我候了三十多个小时，有点熬不住了，去医院的门房烤火。待烤暖后回来，深夜十一点，小家伙终于哇哇地出世了。抱着他从产房出来的护士，据她自己说看过我的吉普赛人和邢老汉与狗的故事，私下里给了我一点特权，允许我在他进隔离室之前看他一眼。那面貌不怎么好看，像个肉红色的小虫虫；脸上沾着血污，蹙着眉，闭着眼，如同也像我一样费力地挣扎了半生。这时，我眼睛里渗出了泪水。这泪水不是来自做了父亲的欢愉之情，而是一种对人生的感动和意识到承担了责任的沉重感。孩子的出世，我当专业作家，是我坎坷的半生（也许是大半生）中全然没有想过的。在以前的二十多年中，极左路线给我规定的身分，不允许我为社会、为国家承担任何责任，倒也使我轻松自在，优哉游哉，拣到一个烟屁股就是这一天最大的享受。我可以用玩世不恭来掩盖对国家、对社会的命运的忧虑；“冷眼向洋看世界”这种“冷”是热透了的“冷”里面蕴含着想有所为而不能为的辛酸与悲哀。可是，今天，我突然有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了。这样的变化，怎能不使我潸然泪下呢？
后来，孩子渐渐地大了，一岁、两岁、三岁；我写的作品也渐渐地多了，短篇、中篇、长篇。有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一部、两部、三部。其中一部还是我自己动手改编的，并从头到尾参与了摄制过程，似乎又涉足到电影界。孩子从咿呀学语，到现在已经会说一些完整的句子，甚至能相当准确地使用“因为”、“所以”、“然后”这样的虚词了；他很小就喜欢用铅笔涂抹，如今也会画一些类似抽象画派的汽车和房子。我常常暗暗地用他来和自己对比。我想，我在文学创作上的进步；大概也不过处在我儿子目前在说话和涂鸦上的程度吧。因为我面对文学，和他面对世界与人生，是同步开始运行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重视他三周岁生日的缘故。这个日子，也是我搞专业文学创作的三周年。他当然还不会总结自己三年来的收获，只会吃巧克力。我却想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沉下心来思考一下这三年来我在文学创作上最主要的体会是什么。
我想撇开一切关于艺术技巧的、关于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的、关于什么杂七杂八的“当代文艺思潮”的种种问题不谈，我认为我这三年来在文学创作上最主要的体会，就是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必须进入”由状态！
我首先要说明的是，我指的“自由”是哲学的概念，不是通常所说的政治概念。实际上，政治上的绝对自由是没有的。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不过是要求充分地、全面地表现在当时来说具有极大的革命意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权。所以，说到底，政治上的自由与不自由，不过是主体方面的感受。为了比较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我想摘引一段黑格尔在美学中的话：
“主体方面所能掌握的最高的内容可以简称为‘自由’。自由是心灵的最高定性。按照它的纯粹形式方面来说，自由首先就在于主体对和它自己对立的东西不是外来的，不觉得它是一利。界限和局限，而是就在那对立的东西里发现它自己。就是按照着这种形式的定义，有了自由，一切欠缺和不幸就消除了，主体也就和世界和解了，一切对立和矛盾也就已解决了。但是说得更确切一点，自由一般是以理性为内容的：例如行为中的道德和思想中的真理。无知者是不自由的，因为和他对立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东西，好奇心的推动，知识的吸引，从最低级的一直到最高级的哲学见识，都只是发源于一种希求，就是要把上述不自由的情形消除掉，使世界成为人可以用观念和思考来掌握的东西。”
“总之，人的身体方面的需要以及知识和意志事实上都在这世界里得到一种满足，以自由的方式消除主体与客体的冲突，消除内在的自由与现存的外在的必然性的冲突。”
马克思曾经说过“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黑格尔这段话就属于此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种思想作了更详尽、更具体、更合理的阐述，归结出“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使命这一人人皆知的光辉命题。
那末，消除内在的自由与现存的外在的必然性的冲突，对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准备从抽象的文学创作规律出发，这里我只谈我的感受。而要谈真切的感受，就必须从现实的情况开始。如果我从我的.角度观察到的情况并不准确，那证明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可是我愿意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进入这种自由。
有一种说法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的当代文学，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思想解放运动、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期、也就是全国上下同仇敌汽，一致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祸国殃民的罪行时，不论是小说、诗歌、报告文学，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那时有许多小说诗歌都被群众争相传诵，某些文学形象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仿佛他或她就活在或死在普通群众之中。发展到后来，虽然有一段时间里还借着前两年的势头，仍出现了一些引起读者兴趣的好作品，但逐渐地，如前一段时间那样有较大影响的作品显然地减少了；读者对文学作品、尤其是对小说诗歌的热情开始消退，理所当然地表现出了这样那样的不满；文学刊物的销售量普遍下降，文坛似乎呈现出一种“不景气”的局面。如果不说原因，只谈现象，我们就应该承认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读者的社会心理变化和种种属于历史范畴的因素。现在，我们还可以经常听到批评作家们脱离生活、远离政治、胡编乱造、不努力在现实生活中作更深更广的开掘，只追求形式上的花样翻新等等。这也是个原因，诚然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仅仅是现象，不是实质。我们应该探求现象下更深的层次。
我以为，这种现象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家的主体与和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关系上。
在思想解放运动、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时期，由于许许多多作家和全国人民一道深受过极左路线之害，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对极左路线深恶痛绝，因而.他们矛头指向极左路线的文学作品就全然是他们心灵的流露；思想解放运动，批判极左路线，对他们来说不是外来的东西，不是一种界限和局限，而恰恰是他们主体的要求；主体和客体的必然性是一致的，并且主体还正是要在这种必然性中发现和表现自己。这样，他们就是自由的。现在回顾起来，那几年中发表的即使是较有影响的作品，其实在艺术上也还嫌粗糙和稚嫩，看得出作者落笔匆忙，没有精雕细琢的痕迹，在形式上也都采用的是传统手法。然而，因为作者进入了自由状态，所以作品仍然能震撼读者，发生心灵与心灵的碰撞。
最近对作家们的批评，实际上也是许多作家的苦恼。在新的形势下，面对着时代新的要求，作家们的心灵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获得新的满足和自由。也就是说，在形势和时代要求的变换中，许多作家暂时还不能适应；他们似乎一下子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世界，因而也就失去了自由感。不是说作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图景全部变换了。生活还是那样的生活。并且，在我看，当代的中青年作家多数都不乏生活；活了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岁的人，哪一个人没有积累下一些可供写作的素材和感受？同时，每二个人的生活和感受又都是特殊的，是别一个人无法取代的。进入到描写自己特殊的东西就是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多数中青年作家都具有极大的创造潜力。这里的问题只是，如何遵循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去认识各自面对的生活，和如何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去表现它。
可以说，当代中青年作家全部是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产儿。没有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就没有活跃于当代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群，就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所以，绝大多数当代中青年作家在拥护党的领导方面是无容置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的确信，也是真诚的。但是，拥护和信仰并不等于理解和掌握。而只有理解了和掌握了才能够感觉到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东西”才能够以涵盖一切的普遍的方式，把主体和社会对主体的要求以及外在的必然性之间的对立取消掉，才能够使主体获得新的满足与自由。
作家没有从主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解决问题，对文学创作的一切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好心要求与设想，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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