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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开始就不舒服。我一次一次地写检举,这一辈子写了多少份检举我都记不清了,反正领导上知道我听话,了解的情况又多,总是叫我写、写、写!拿一次政治运动少说写五十份来算吧,我总写了有五百份了。每写了一份检举我的心理就感受到一份压力。老章,我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活泼得很呀,我好玩得很呀!什么二胡、手风琴、小提琴我全会拉,小号也能吹两下子,篮球场上总离不了我这个活跃分子,我还会跳交谊舞哩!可是,每写一份检举就削去我一分活力。我为了救自己,使自己能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却把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丢掉了,最后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早知道,王八蛋才写那些材料!大不了还是落到这步田地”
他的嘴角出现了一条斜向下巴的、如刀刻般的皱纹,坚决而残忍。他是在倾泻积愤,并不是要博取同情,但是我还是把手从他手下翻上来,握住他瘦削干燥的小手。“别这样想,那些都过去啦!”我说“据我所知,有的人把别人诬陷了,送进监牢,甚至送到杀场,今天他还过得有滋有味得很哩!”
“你看错了!”他将手抽出来,激动地一挥,加重了他对我的否定。“难道那叫有滋有味?我敢说,这样的人和我一样,从来没有体会过什么是无忧无虑的、问心无愧的幸福。也许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过的日子跟我一样,是耗子的生活。耗子在没有被猫逮住的时候,自我感觉也是十分良好的。”
这时“哑巴”背着一个小包,穿着老羊皮大衣,踽踽地向坡上爬来,边走边迎着风咳嗽。今年一年“哑巴”瘦多了,虽然他一直跟着我,没有让他干重活。鬼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如果他能象周瑞成今天这样一吐积郁,也许会好过一点,然而他没有受过教育,他只会死钻牛角。
周瑞成站起来,肩膀耸了耸,将大衣披好。这一动作颇有军人风度,我仿佛看到了二三十年前他的英俊潇洒。“这次上山,是我自己要求的。”他说“我甘心情愿去。说不定下山以后,山下就成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唉,‘山中方一日,世是己千年’呀!”
“你估计会成什么世界呢?”我眯着眼睛问他。
“你知道他们这次的矛头对准的是谁吗?”他反问我。
“不知道。”我想让他先说出来。
“周跟邓!”他捂着嘴说了三个字,然后放下手。小眼睛里阴森森地发光“这两位一倒,共产党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就完了。那时候,就象红楼梦里说的:‘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需寻各自门’了。”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我好奇地问。
“我没什么关系,他们暂时不会把我怎么样。”他直率地看着我。“因为我不象你:第一,没劳改过;第二,没帽子;第三,出身城市贫民,而你是资产阶级;第四,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把我的干部身分橹掉,而你是个最下等的农工。我又是学军事的,说不定将来还有用武之地哩。而你,”他恢复了降贵纤尊的姿态,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胸脯。“老弟,你还记得我们蹲监狱的时候,队长指着你鼻子骂的话吗?他说:‘章永球,你别梦想翻天,外头只要有个风吹草动,首先拿你砍头示众!’当然,他那时的意思不过是吓唬吓唬你,叫你老老实实,可是他这话里有真理,你得提防点,他们弄死你就跟拈死一个臭虫一样,不需要向任何机关、任何人负责。”
“哑巴”慢腾腾地还没有爬上坡来,风不停地把过长的大衣绊住他的脚。周瑞成收回目光,看着我接下去说:
“你不见?胡世民和李义钧两人就是很好的例子。胡世民是师部的宣传科长,四九年参加工作,没有前科,他们把他弄死了,平反的时候赔礼道歉开追悼会不说,队长还丢了官,不然这个曹学义还来不了这里。我听说,这场官司到现在还没有打完。李义钧呢,不过是你们农场的农工,跟你一样:劳改过、有帽子,把他弄死了,现在有谁替他说过一句公道话?”
这个平时谨小慎微,沉默寡言的人,竟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一切都记在心上!
“是的。”我把烟头捻成碎未。“其实李义钧比胡世民死得还冤。胡多少还可以说是自己病死的,而李才是活活让他们整死的。”
“对呀,这不都是我们在监狱里亲眼见的吗?”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人肯定工于心计,我真的要向他讨教了。
“老弟,”他的嘴虽然尖得可笑,但语气却是诚恳的。“还是毛主席说的话对:‘不要害怕打烂坛坛罐罐。’过去,我就是害怕打烂了家里的坛坛罐罐,保我过个平安日子,到头来”他两手一摊,又重复了一句“还是成了这副样子!你是聪明人嘛,应该知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人挪活,树挪死’呀”
“哑巴”走近了。他打住话头。迎着“哑巴”走去,和“哑巴”一道挥起放羊的短鞭,把羊一只只地轰起来。
我用马鞭帮他们俩把羊赶到通向山里的路上。分手的时候,我笑着对他说:“你和‘哑巴’在一起很好,在这年月,这种人最保险。”
“不见得。”他回过头,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哑巴’开口说话的日子也快到了!”
大青马向东,羊群向西,向乌云层层笼罩着的大山走去,沿途撒下许多羊粪。凛冽而干燥的空气中飘散的一股羊膻气,终于也逐渐地淡薄了。从此,他们和羊群,永远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了。
刻开始就不舒服。我一次一次地写检举,这一辈子写了多少份检举我都记不清了,反正领导上知道我听话,了解的情况又多,总是叫我写、写、写!拿一次政治运动少说写五十份来算吧,我总写了有五百份了。每写了一份检举我的心理就感受到一份压力。老章,我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活泼得很呀,我好玩得很呀!什么二胡、手风琴、小提琴我全会拉,小号也能吹两下子,篮球场上总离不了我这个活跃分子,我还会跳交谊舞哩!可是,每写一份检举就削去我一分活力。我为了救自己,使自己能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却把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丢掉了,最后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早知道,王八蛋才写那些材料!大不了还是落到这步田地”
他的嘴角出现了一条斜向下巴的、如刀刻般的皱纹,坚决而残忍。他是在倾泻积愤,并不是要博取同情,但是我还是把手从他手下翻上来,握住他瘦削干燥的小手。“别这样想,那些都过去啦!”我说“据我所知,有的人把别人诬陷了,送进监牢,甚至送到杀场,今天他还过得有滋有味得很哩!”
“你看错了!”他将手抽出来,激动地一挥,加重了他对我的否定。“难道那叫有滋有味?我敢说,这样的人和我一样,从来没有体会过什么是无忧无虑的、问心无愧的幸福。也许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过的日子跟我一样,是耗子的生活。耗子在没有被猫逮住的时候,自我感觉也是十分良好的。”
这时“哑巴”背着一个小包,穿着老羊皮大衣,踽踽地向坡上爬来,边走边迎着风咳嗽。今年一年“哑巴”瘦多了,虽然他一直跟着我,没有让他干重活。鬼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如果他能象周瑞成今天这样一吐积郁,也许会好过一点,然而他没有受过教育,他只会死钻牛角。
周瑞成站起来,肩膀耸了耸,将大衣披好。这一动作颇有军人风度,我仿佛看到了二三十年前他的英俊潇洒。“这次上山,是我自己要求的。”他说“我甘心情愿去。说不定下山以后,山下就成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唉,‘山中方一日,世是己千年’呀!”
“你估计会成什么世界呢?”我眯着眼睛问他。
“你知道他们这次的矛头对准的是谁吗?”他反问我。
“不知道。”我想让他先说出来。
“周跟邓!”他捂着嘴说了三个字,然后放下手。小眼睛里阴森森地发光“这两位一倒,共产党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就完了。那时候,就象红楼梦里说的:‘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需寻各自门’了。”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我好奇地问。
“我没什么关系,他们暂时不会把我怎么样。”他直率地看着我。“因为我不象你:第一,没劳改过;第二,没帽子;第三,出身城市贫民,而你是资产阶级;第四,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把我的干部身分橹掉,而你是个最下等的农工。我又是学军事的,说不定将来还有用武之地哩。而你,”他恢复了降贵纤尊的姿态,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胸脯。“老弟,你还记得我们蹲监狱的时候,队长指着你鼻子骂的话吗?他说:‘章永球,你别梦想翻天,外头只要有个风吹草动,首先拿你砍头示众!’当然,他那时的意思不过是吓唬吓唬你,叫你老老实实,可是他这话里有真理,你得提防点,他们弄死你就跟拈死一个臭虫一样,不需要向任何机关、任何人负责。”
“哑巴”慢腾腾地还没有爬上坡来,风不停地把过长的大衣绊住他的脚。周瑞成收回目光,看着我接下去说:
“你不见?胡世民和李义钧两人就是很好的例子。胡世民是师部的宣传科长,四九年参加工作,没有前科,他们把他弄死了,平反的时候赔礼道歉开追悼会不说,队长还丢了官,不然这个曹学义还来不了这里。我听说,这场官司到现在还没有打完。李义钧呢,不过是你们农场的农工,跟你一样:劳改过、有帽子,把他弄死了,现在有谁替他说过一句公道话?”
这个平时谨小慎微,沉默寡言的人,竟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一切都记在心上!
“是的。”我把烟头捻成碎未。“其实李义钧比胡世民死得还冤。胡多少还可以说是自己病死的,而李才是活活让他们整死的。”
“对呀,这不都是我们在监狱里亲眼见的吗?”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人肯定工于心计,我真的要向他讨教了。
“老弟,”他的嘴虽然尖得可笑,但语气却是诚恳的。“还是毛主席说的话对:‘不要害怕打烂坛坛罐罐。’过去,我就是害怕打烂了家里的坛坛罐罐,保我过个平安日子,到头来”他两手一摊,又重复了一句“还是成了这副样子!你是聪明人嘛,应该知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人挪活,树挪死’呀”
“哑巴”走近了。他打住话头。迎着“哑巴”走去,和“哑巴”一道挥起放羊的短鞭,把羊一只只地轰起来。
我用马鞭帮他们俩把羊赶到通向山里的路上。分手的时候,我笑着对他说:“你和‘哑巴’在一起很好,在这年月,这种人最保险。”
“不见得。”他回过头,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哑巴’开口说话的日子也快到了!”
大青马向东,羊群向西,向乌云层层笼罩着的大山走去,沿途撒下许多羊粪。凛冽而干燥的空气中飘散的一股羊膻气,终于也逐渐地淡薄了。从此,他们和羊群,永远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