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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荃坐在写字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等候着。桌上的电话铃叮铃叮响了起来。没有人接。一个戴着黄色玻璃框眼镜满脸面疱的青年从旁边一张桌上站了起来，走过来代接。
“解放日报馆。”他说：“戈同志不在这儿，一会儿再打来吧。”他把耳机搁回原处。
外面天还没有黑，这庞大的房间里已经需要点灯了。桌上一盏碧绿玻璃罩的台灯，照在一张粉红吸墨水纸上。那吸墨水纸非常鲜艳而干净，上面没有一点墨水渍。
“资料组的工作想必比较清闲，”刘荃想。
也许别的部门也是一样。
“听说现在报馆里的人根本没有什么事可做，”他想：“一切新闻都由新华社供给，用不着出去采访。编辑拿到了新华社的稿子就照样发下去，一个字也不能改，连标题都是现成的。”
然而这广厅里依旧空气很紧张，无数的写字台上时时有电话铃响着，工作人员轻捷地跑来跑去。抑低了声音谈话，充份表现出“党报”的森严气象。
刘荃是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派他来的，要求报馆里供给他们朝鲜战场上美军的暴行的图片，作为宣传材料。这里的资料组长到资料室去找去了，叫他在这儿等着。
电话铃又响了。隔壁桌上那小伙子又跑了过来。
“戈珊同志走开了，一会儿就来。嗳，一会儿再打来吧。”
刘荃已经等了很久很久，觉得很疲倦。向那边望过去，一盏盏绿莹莹的台灯，在那广大的半黑暗中像荷花灯似的飘浮着。
然后他看见那资料组长戈珊远远地走了过来。刘荃略有一点诧异地看着她。刚才没注意，这女人原来长得很漂亮，像一个演电影或是演话剧的。是在舞台与银幕上常看见的那种明艳的圆脸，杏仁形的眼睛。鼻子很直，而鼻尖似乎锉掉了一小块，更有一种甜厚的感觉。但是她年纪似乎不轻了，颔与腮的线条已经嫌太松柔，眉梢眼角也带着一些秋意了。她的头发是烫过的，养得很长，素朴地向耳后拢着，身材适中，藏青呢的列宁装里露出大红绒衫线的领口。
刘荃站起身来。她向他的椅子略伸了伸手，表示让坐，一方面也就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翻阅着她带来的几张照片。
她递了给他。照片拍得很清晰，而且一望而知是实地拍摄的。第一张就使人看了触目惊心，是一个半裸的女人被捆绑在一棵树上，一个淡黄头发的青年兵士叉着腰站在旁边看着，另一个兵士俯身拾取树枝堆在那女人脚边，显然是要放火烧死她。
“没有美国兵的照片，”戈珊说：“只有德国兵的。”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刘荃问。
戈珊略点了点头。
“是在什么地方？”他注意到那被缚在树上的女人也和那兵士一样是黄头发，脸型也显然是高加索人种。
“在欧洲，”她简短地回答着，随即探身过来指点着“女人的头发需要涂黑，兵士的制服也得稍微修改一下。──这儿这一张是美国兵在那儿上操，制服的式样照得很清楚，可以做参考。”
“可是──”刘荃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那一个部门里没有会修照片的，”他终于说。
“这也并不需要什么专门技术，”戈珊笑着说：“而且事实是，照相馆里修照片的也就管替女人画眼睫毛，叫他改军装，也不一定在行。”
这女人似乎过过长期的都市生活，刘荃心里想。
她又用铅笔指指了照片上那女人的胸部。“这儿可以涂黑，表示乳房被割掉了。”
刘荃怔了一怔。“完全涂黑么？”他不能想象。那变成像乳罩一样。
“不是。斑斑点点的黑迹子，看上去像血淋淋的伤口。”
她看他仿佛很为难的样子，就又耐心地解释着：“很简单的。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现阶段的印刷技术还需要改进，这照片在画报上注销来，不定多么胡涂。能不能看出是个女人来，还是个问题。主要还是靠下面的图片说明，要做得醒目。”
刘荃虽然唯唯诺诺，似乎有些不以为然，戈珊也觉得了。她顿了一顿，把脸一仰，用空蒙的眼睛淡淡地望着他。“你也许觉得，这跟帝国主义的欺骗造谣有什么分别。”
“那当然两样的，”刘荃红着脸说。
“有什么两样？”她微笑着追问。
“本质上的不同。”
她仍旧淡漠地微笑着望着他，带着一种嘲弄的神气。然后她把铅笔倒过来，不经意地用尾端的橡皮轻轻敲着桌子，用平淡的语气说：“是的。首先，我们确定知道美军的暴行绝对是事实，而我们宣传这件事实，单靠文字报导是不够的。群众要求把报导具体化。所以照片是必要的。”
“对。我完全同意。”刘荃很快地拍照片收了起来，立刻站起来准备告辞。
她依旧坐在那里不动，含着微笑。他发现她似乎用一种鉴定的眼光望着他，使他感到不安。
“以后我们经常地保持联络。”她突然欠起身来，隔着书桌伸出手来和他握手，脸上现出典型的共产党员的明快的笑容，露出整排的洁白的牙齿。
刘荃伏在书桌上改照片。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张励到医院里去看褪去了，他腿上烫伤的创口溃烂了，到现在还没有痊愈。
忽然有一个勤杂人真走了进来。
“刘同志，周同志找你。”
“在楼上？”刘荃问。
“嗳。叫你上去一趟。”
周同志是办公厅副主任周玉宝，也就是办公厅主任赵楚的爱人，刘荃可以说是他们的直接下属。他们夫妇俩就住在楼上。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的会址新近迁到这座花园洋房里，地方既幽静又宽敞，于是一些领导干部都搬了进来住着，按照地位高下，每人占据一间或两三间房间。
周玉宝是管照顾的，房间与家俱的分配自然也在她经管的范围内，因此他们夫妇俩虽然只分到一间房，却是位置在二层楼，上下很方便，而且是朝南，墙上糊的粉红色花纸也有八成新。房间并不大，搁上一套深红皮沙发，已经相当拥挤了，此外还有一只桃花心木碗橱，与书桌、书架、双人大床、两用沙发、衣橱、冰箱、电炉、无线电，这都是玉宝的战利品。单是电话就有两架，一只白的，一只黑的。冰箱的门钮上牵着一根麻绳，另一端系在水汀管上，晾满了衣裙与短袜。水汀上也披着几件湿衣服。一进门，只觉得东西满坑满谷，看得人眼花撩乱。近窗还有一架大钢琴，琴上铺着镂空花边长条白桌布，上面搁着花瓶与周玉宝的深蓝色鸭舌帽。为了这只钢琴，刘荃听见说周玉宝和主持人事科的赖秀英还闹了点意见，赖秀英是秘书处处长崔平的爱人，她也要放一只钢琴在卧室里。据刘荃所知，两位太太都不会弹钢琴，不知道为什么抢夺得这样厉害。
玉宝是山东人，出身农村，一张紫棠色的鸭蛋脸，翠黑的一字长眉，生得很有几分姿色。头发是新烫的，家常穿著一套半旧的青布棉制服，腰带束得紧紧的，显出那俏丽的身段。她有两个孩子，大的一个是男的，有两三岁了，保姆抱着他凑在粉紫花洋磁痰盂上把尿。玉宝自己抱着那周岁的女孩子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一面哄着拍着她，一面侃侃地责骂着炊事员孔同志。
孔同志站在房门口讪讪地笑着，把帽子摘了下来，不住地搔着头皮。孔同志因为革命历史长，全面胜利后虽然仍旧是当着一名炊事员，已经享受着营级干部的待遇。
“你不能总是这样老一套，搞工作不是这样搞的！”玉宝扳着脸说：“现在城市是学习重点哪，路也该学着认认！”
“唉，就吃亏不认识字呵！”孔同志说：“早先在部队里，生活苦，也顾不上学文化。行起军来，背上背着三口大锅一气走七八十里路──是指导员真说的：你当炊事员的，保护大伙的饭锅就跟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得了得了，别又跟我来这一套！一脑袋的功臣思想，自尊自大，再也不肯虚心学习了，犯了错误还不肯接受批评！”玉宝的声音越提越高，孔同志不敢回言了，把鸭舌帽又戴上头去，一只手握着帽檐，另一只手却又在脑后的青头皮上抓得沙沙地一片声响，这似乎是他唯一的答辩。
刘荃在孔同志背后探了探头。“周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吗？”
“哪，刘同志，你告诉他，八仙桥小菜场在哪儿。──早上已经白跑一趟了！”
“八仙桥小菜场──”刘荃想了一想。“离大世界不远。”
孔同志不认识大世界。
“靠近八仙桥青年会，”刘荃说。
刘荃对于上海的路径本来也不很熟悉，也就技穷了，不知道应当怎样解释。“我给画张地图吧？”
“掩不会看地图。”孔同志眼睛朝上一翻，满心不快的样子。玉宝对他尽管像排揎大侄儿似的，他也能够忍受，那是服从纪律；要是连这些非党员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也要骑在他头上，那却心有不甘。他把帽檐重重地往下一扯，这次把帽子戴得牢牢的，头皮也不抓了。
“他不会看地图，你让给他听吧，”玉宝说。
现在轮到刘荃抓头皮了。“算了算了，掩去找个通讯员带俺去一趟，下回不就认识了。”孔同志不等玉宝表同意，转身就走。有刘荃在场，他的态度比刚才强硬了许多。
玉宝把孩子抱在手里一颠一颠。“乍到上海来，过得惯吗，刘同志。”她每次见到刘荃，照例总是这几句门面话，却把语气放得极诚恳而亲热。“这两天忙着搬家，也没空找你来谈谈。我很愿意帮助你进步。”
“希望周同志尽量地帮助我，不客气地对我提意见，”刘荃敷衍地说。
她的意见马上来了。“刘同志，你文化程度高，孔同志现在进识字班了，他年纪比较大，记性差，你有空的时候给他温习温习──”
刘荃不觉抽了口凉气，心里想这又是一个难题。孔同志怎么肯屈尊做他的一个绿窗问字的学生。
“──你帮助他进步，我帮助你进步，好不好？”玉宝向他嫣然露出一排牙齿，呈现着典型共产党员的笑容。
“好。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请周同志多多指教。”刘荃只求脱身，匆匆走了出去，下楼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在房间的中央站住了，茫然地向写字台望过去。
这不是他的写字台。
起初他以为走错了一间屋子。新搬了个地方，容易走错房间的。但是他在窗台上看见他的笔砚与台灯，还有张励敷腿伤的一瓶药膏。刚才都是搁在书桌上的，显然是书桌被人搬走了，东西给随手挪到窗台上。原来的那张书桌很大，两人面对面坐着。现在代替它的是一张破旧的橘黄色两屉小条桌，桌面上横贯着一条深而阔的裂缝，那一道裂缝里灰尘满积，还嵌着一粒粒的芝麻，想必是烧饼上落下来的。
刘荃忽然想起他正在修改着的几张照片？刚才收在写字台抽屉里。他急忙抽开那张小桌子的抽屉，两个抽屉里都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他着急起来了。他那几张照片是非常宝贵的，也可能是“海内孤本”绝对不能被他失落了。搞工作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对解放日报也无法交代。他可以想象那位戈珊同志的那双眼睛空蒙地嘲弄地向他望着的神气。
他走出办公室去找勤杂人员打听，桌子是谁搬走的。谁也不知道。
他再到楼上去问。保姆带着周玉宝的孩子在楼梯口玩。那保姆说：
“刚才看见两个人搬了张书桌上来，送到赖同志屋里去了。”
赖秀英住在二楼靠后的一间房间。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她和她丈夫都把办公室设在卧室隔壁。办公室的门开着，刘荃探头进去看了看，只有一个女服务员在里面，爬在窗槛上悬挂那珠罗纱窗帘。迎面放着一张墨绿丝绒沙发，紧挨着那沙发就是一张大书桌。
刘荃走了进去。“这张书桌是刚才楼底下搬上来的吧？”
“你问干什么？”赖秀英突然出现在通卧室的门口。她抱着胳膊站在那里，身材矮小而肥壮，挺着个肚子，把一件呢制服撑得高高的，颇有点像斯大林。她到上海来了一年多，倒还保存着女干部的本色。一脸黄油，黑腻的短发切掉半边面颊。
“我有点东西在这抽屉里，没来得及拿出来，”刘荃陪着笑解释，一面走上前去，拉开第二只抽屉。
赖秀英仍旧虎视眈眈站在那里，显然怀疑他来意不善，大概是追踪前来索讨书桌，被她刚才那一声叱喝，吓得临时改了口。
刘荃从抽屉里取出那一包照片。“是要紧的文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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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荃坐在写字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等候着。桌上的电话铃叮铃叮响了起来。没有人接。一个戴着黄色玻璃框眼镜满脸面疱的青年从旁边一张桌上站了起来，走过来代接。
“解放日报馆。”他说：“戈同志不在这儿，一会儿再打来吧。”他把耳机搁回原处。
外面天还没有黑，这庞大的房间里已经需要点灯了。桌上一盏碧绿玻璃罩的台灯，照在一张粉红吸墨水纸上。那吸墨水纸非常鲜艳而干净，上面没有一点墨水渍。
“资料组的工作想必比较清闲，”刘荃想。
也许别的部门也是一样。
“听说现在报馆里的人根本没有什么事可做，”他想：“一切新闻都由新华社供给，用不着出去采访。编辑拿到了新华社的稿子就照样发下去，一个字也不能改，连标题都是现成的。”
然而这广厅里依旧空气很紧张，无数的写字台上时时有电话铃响着，工作人员轻捷地跑来跑去。抑低了声音谈话，充份表现出“党报”的森严气象。
刘荃是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派他来的，要求报馆里供给他们朝鲜战场上美军的暴行的图片，作为宣传材料。这里的资料组长到资料室去找去了，叫他在这儿等着。
电话铃又响了。隔壁桌上那小伙子又跑了过来。
“戈珊同志走开了，一会儿就来。嗳，一会儿再打来吧。”
刘荃已经等了很久很久，觉得很疲倦。向那边望过去，一盏盏绿莹莹的台灯，在那广大的半黑暗中像荷花灯似的飘浮着。
然后他看见那资料组长戈珊远远地走了过来。刘荃略有一点诧异地看着她。刚才没注意，这女人原来长得很漂亮，像一个演电影或是演话剧的。是在舞台与银幕上常看见的那种明艳的圆脸，杏仁形的眼睛。鼻子很直，而鼻尖似乎锉掉了一小块，更有一种甜厚的感觉。但是她年纪似乎不轻了，颔与腮的线条已经嫌太松柔，眉梢眼角也带着一些秋意了。她的头发是烫过的，养得很长，素朴地向耳后拢着，身材适中，藏青呢的列宁装里露出大红绒衫线的领口。
刘荃站起身来。她向他的椅子略伸了伸手，表示让坐，一方面也就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翻阅着她带来的几张照片。
她递了给他。照片拍得很清晰，而且一望而知是实地拍摄的。第一张就使人看了触目惊心，是一个半裸的女人被捆绑在一棵树上，一个淡黄头发的青年兵士叉着腰站在旁边看着，另一个兵士俯身拾取树枝堆在那女人脚边，显然是要放火烧死她。
“没有美国兵的照片，”戈珊说：“只有德国兵的。”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刘荃问。
戈珊略点了点头。
“是在什么地方？”他注意到那被缚在树上的女人也和那兵士一样是黄头发，脸型也显然是高加索人种。
“在欧洲，”她简短地回答着，随即探身过来指点着“女人的头发需要涂黑，兵士的制服也得稍微修改一下。──这儿这一张是美国兵在那儿上操，制服的式样照得很清楚，可以做参考。”
“可是──”刘荃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那一个部门里没有会修照片的，”他终于说。
“这也并不需要什么专门技术，”戈珊笑着说：“而且事实是，照相馆里修照片的也就管替女人画眼睫毛，叫他改军装，也不一定在行。”
这女人似乎过过长期的都市生活，刘荃心里想。
她又用铅笔指指了照片上那女人的胸部。“这儿可以涂黑，表示乳房被割掉了。”
刘荃怔了一怔。“完全涂黑么？”他不能想象。那变成像乳罩一样。
“不是。斑斑点点的黑迹子，看上去像血淋淋的伤口。”
她看他仿佛很为难的样子，就又耐心地解释着：“很简单的。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现阶段的印刷技术还需要改进，这照片在画报上注销来，不定多么胡涂。能不能看出是个女人来，还是个问题。主要还是靠下面的图片说明，要做得醒目。”
刘荃虽然唯唯诺诺，似乎有些不以为然，戈珊也觉得了。她顿了一顿，把脸一仰，用空蒙的眼睛淡淡地望着他。“你也许觉得，这跟帝国主义的欺骗造谣有什么分别。”
“那当然两样的，”刘荃红着脸说。
“有什么两样？”她微笑着追问。
“本质上的不同。”
她仍旧淡漠地微笑着望着他，带着一种嘲弄的神气。然后她把铅笔倒过来，不经意地用尾端的橡皮轻轻敲着桌子，用平淡的语气说：“是的。首先，我们确定知道美军的暴行绝对是事实，而我们宣传这件事实，单靠文字报导是不够的。群众要求把报导具体化。所以照片是必要的。”
“对。我完全同意。”刘荃很快地拍照片收了起来，立刻站起来准备告辞。
她依旧坐在那里不动，含着微笑。他发现她似乎用一种鉴定的眼光望着他，使他感到不安。
“以后我们经常地保持联络。”她突然欠起身来，隔着书桌伸出手来和他握手，脸上现出典型的共产党员的明快的笑容，露出整排的洁白的牙齿。
刘荃伏在书桌上改照片。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张励到医院里去看褪去了，他腿上烫伤的创口溃烂了，到现在还没有痊愈。
忽然有一个勤杂人真走了进来。
“刘同志，周同志找你。”
“在楼上？”刘荃问。
“嗳。叫你上去一趟。”
周同志是办公厅副主任周玉宝，也就是办公厅主任赵楚的爱人，刘荃可以说是他们的直接下属。他们夫妇俩就住在楼上。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的会址新近迁到这座花园洋房里，地方既幽静又宽敞，于是一些领导干部都搬了进来住着，按照地位高下，每人占据一间或两三间房间。
周玉宝是管照顾的，房间与家俱的分配自然也在她经管的范围内，因此他们夫妇俩虽然只分到一间房，却是位置在二层楼，上下很方便，而且是朝南，墙上糊的粉红色花纸也有八成新。房间并不大，搁上一套深红皮沙发，已经相当拥挤了，此外还有一只桃花心木碗橱，与书桌、书架、双人大床、两用沙发、衣橱、冰箱、电炉、无线电，这都是玉宝的战利品。单是电话就有两架，一只白的，一只黑的。冰箱的门钮上牵着一根麻绳，另一端系在水汀管上，晾满了衣裙与短袜。水汀上也披着几件湿衣服。一进门，只觉得东西满坑满谷，看得人眼花撩乱。近窗还有一架大钢琴，琴上铺着镂空花边长条白桌布，上面搁着花瓶与周玉宝的深蓝色鸭舌帽。为了这只钢琴，刘荃听见说周玉宝和主持人事科的赖秀英还闹了点意见，赖秀英是秘书处处长崔平的爱人，她也要放一只钢琴在卧室里。据刘荃所知，两位太太都不会弹钢琴，不知道为什么抢夺得这样厉害。
玉宝是山东人，出身农村，一张紫棠色的鸭蛋脸，翠黑的一字长眉，生得很有几分姿色。头发是新烫的，家常穿著一套半旧的青布棉制服，腰带束得紧紧的，显出那俏丽的身段。她有两个孩子，大的一个是男的，有两三岁了，保姆抱着他凑在粉紫花洋磁痰盂上把尿。玉宝自己抱着那周岁的女孩子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一面哄着拍着她，一面侃侃地责骂着炊事员孔同志。
孔同志站在房门口讪讪地笑着，把帽子摘了下来，不住地搔着头皮。孔同志因为革命历史长，全面胜利后虽然仍旧是当着一名炊事员，已经享受着营级干部的待遇。
“你不能总是这样老一套，搞工作不是这样搞的！”玉宝扳着脸说：“现在城市是学习重点哪，路也该学着认认！”
“唉，就吃亏不认识字呵！”孔同志说：“早先在部队里，生活苦，也顾不上学文化。行起军来，背上背着三口大锅一气走七八十里路──是指导员真说的：你当炊事员的，保护大伙的饭锅就跟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得了得了，别又跟我来这一套！一脑袋的功臣思想，自尊自大，再也不肯虚心学习了，犯了错误还不肯接受批评！”玉宝的声音越提越高，孔同志不敢回言了，把鸭舌帽又戴上头去，一只手握着帽檐，另一只手却又在脑后的青头皮上抓得沙沙地一片声响，这似乎是他唯一的答辩。
刘荃在孔同志背后探了探头。“周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吗？”
“哪，刘同志，你告诉他，八仙桥小菜场在哪儿。──早上已经白跑一趟了！”
“八仙桥小菜场──”刘荃想了一想。“离大世界不远。”
孔同志不认识大世界。
“靠近八仙桥青年会，”刘荃说。
刘荃对于上海的路径本来也不很熟悉，也就技穷了，不知道应当怎样解释。“我给画张地图吧？”
“掩不会看地图。”孔同志眼睛朝上一翻，满心不快的样子。玉宝对他尽管像排揎大侄儿似的，他也能够忍受，那是服从纪律；要是连这些非党员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也要骑在他头上，那却心有不甘。他把帽檐重重地往下一扯，这次把帽子戴得牢牢的，头皮也不抓了。
“他不会看地图，你让给他听吧，”玉宝说。
现在轮到刘荃抓头皮了。“算了算了，掩去找个通讯员带俺去一趟，下回不就认识了。”孔同志不等玉宝表同意，转身就走。有刘荃在场，他的态度比刚才强硬了许多。
玉宝把孩子抱在手里一颠一颠。“乍到上海来，过得惯吗，刘同志。”她每次见到刘荃，照例总是这几句门面话，却把语气放得极诚恳而亲热。“这两天忙着搬家，也没空找你来谈谈。我很愿意帮助你进步。”
“希望周同志尽量地帮助我，不客气地对我提意见，”刘荃敷衍地说。
她的意见马上来了。“刘同志，你文化程度高，孔同志现在进识字班了，他年纪比较大，记性差，你有空的时候给他温习温习──”
刘荃不觉抽了口凉气，心里想这又是一个难题。孔同志怎么肯屈尊做他的一个绿窗问字的学生。
“──你帮助他进步，我帮助你进步，好不好？”玉宝向他嫣然露出一排牙齿，呈现着典型共产党员的笑容。
“好。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请周同志多多指教。”刘荃只求脱身，匆匆走了出去，下楼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在房间的中央站住了，茫然地向写字台望过去。
这不是他的写字台。
起初他以为走错了一间屋子。新搬了个地方，容易走错房间的。但是他在窗台上看见他的笔砚与台灯，还有张励敷腿伤的一瓶药膏。刚才都是搁在书桌上的，显然是书桌被人搬走了，东西给随手挪到窗台上。原来的那张书桌很大，两人面对面坐着。现在代替它的是一张破旧的橘黄色两屉小条桌，桌面上横贯着一条深而阔的裂缝，那一道裂缝里灰尘满积，还嵌着一粒粒的芝麻，想必是烧饼上落下来的。
刘荃忽然想起他正在修改着的几张照片？刚才收在写字台抽屉里。他急忙抽开那张小桌子的抽屉，两个抽屉里都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他着急起来了。他那几张照片是非常宝贵的，也可能是“海内孤本”绝对不能被他失落了。搞工作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对解放日报也无法交代。他可以想象那位戈珊同志的那双眼睛空蒙地嘲弄地向他望着的神气。
他走出办公室去找勤杂人员打听，桌子是谁搬走的。谁也不知道。
他再到楼上去问。保姆带着周玉宝的孩子在楼梯口玩。那保姆说：
“刚才看见两个人搬了张书桌上来，送到赖同志屋里去了。”
赖秀英住在二楼靠后的一间房间。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她和她丈夫都把办公室设在卧室隔壁。办公室的门开着，刘荃探头进去看了看，只有一个女服务员在里面，爬在窗槛上悬挂那珠罗纱窗帘。迎面放着一张墨绿丝绒沙发，紧挨着那沙发就是一张大书桌。
刘荃走了进去。“这张书桌是刚才楼底下搬上来的吧？”
“你问干什么？”赖秀英突然出现在通卧室的门口。她抱着胳膊站在那里，身材矮小而肥壮，挺着个肚子，把一件呢制服撑得高高的，颇有点像斯大林。她到上海来了一年多，倒还保存着女干部的本色。一脸黄油，黑腻的短发切掉半边面颊。
“我有点东西在这抽屉里，没来得及拿出来，”刘荃陪着笑解释，一面走上前去，拉开第二只抽屉。
赖秀英仍旧虎视眈眈站在那里，显然怀疑他来意不善，大概是追踪前来索讨书桌，被她刚才那一声叱喝，吓得临时改了口。
刘荃从抽屉里取出那一包照片。“是要紧的文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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