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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上睡了一夜，嘴里又腥又苦，裤子前面支楞着，背了半天毛主席语录才敢下床。这是我们系主任的经验之谈，他的名言是：政治导致阳萎，文学治疗阳萎。所以我还应该背两句诗：
提提裤子下床来，
有谁看见我的鞋？
那两个姑娘笑得前仰后合，说没想到臭总您还是个诗人，自从昨天我表明身份之后，她们就一直叫我“臭总”我一脸坏笑，请她们吃灯影牛肉，一递一接间顺手摸了高个子姑娘一把，她脸红了红，不过没有退缩，我心里一阵高兴，越看她越漂亮，越看她越象我盘里的菜，忍不住笑出声来。
又胡扯了半个多小时，火车就到站了。成都的天空总是阴沉沉的，北站依然喧嚣杂乱，出站口挤满了人，象洪水过后的蚂蚁，互相撕咬着、拉扯着，瘸腿断手地爬进这个危险的城市，在每一条小巷、每一栋房子里挖坑、刨土，然后跳进去将自己深深掩埋，永远不得重生。
我坚持要把两个姑娘送回家，她们说不用客气，我板起脸，向她们讲解社会的险恶：“到处都是坏人，我怎么放心你们自己回家？”然后批评她们的错误：“你们长成这样子，给社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咹？上万头色狼都盯着呢。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我怎么能看着犯罪率上升无动于衷？”她们都笑，说就你最象色狼，还说别人。
这年头的姑娘们都喜欢坏男人，只要嘴皮子灵便，再加上点不要脸的革命精神，一般的家庭妇女都能生擒。还有一个要点就是不能把自己说得太好，人都有逆反心理，你越说自己是个坏蛋，她就越关注你的优点。李良在这方面总是不开窍，他身体的检查结果没出来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想跟我学着泡妞，我带他走遍了成都市的大小酒巴，我每次都小有斩获，他却总是空手而回。我详细地分析了我们的战略战术，发现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一开口就承认自己是个色狼，他却总是跟人讲人生、讲理想，甚至讲共产主义道德。李良啊。
李良没死。他回学校去了。我刚离开成都，就接到了他的电话，那时车上正在放阿郎的故事，周润发翻滚倒地，张艾嘉和他儿子在场外失声痛哭，在跌跌撞撞的头盔下，看见他异常平静的眼神，诉说无尽忧伤“那悲歌总会在梦里清醒，诉说一点哀伤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旁边一个胡子拉茬的家伙哭得泣不成声，我心里跳了跳，对李良说：“你妈的，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李良轻轻地笑了一声，说这么多年了，最让我留恋的就是我们大学的时光。
毕业前李良在文学社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我的情感家园，有一些段落我至今都能背诵：
“图书馆总是借不到你想要的书，寝室里总是有股汗脚味，老大的墙上糊着张曼玉，胸前用钢笔画了两个圈，这是他理想中的爱人；陈重的书架上放着一把大刀，也许有一天他会杀人；王林肚皮上有块恶心的胎记，他说长这种胎记的人都当大官
我在最后的段落里热泪满眼，青春的序曲还在回响，而我却将永远离开。无论我将来成功还是失败，悲伤或者幸福，你都会看到，在我生命的深处，有一个永远不能抵达的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良永远都长不大，他总在怀念过去。有一个寓言是这样的：给你一串葡萄，你是先吃大的，还是先吃小的？我选择大的，说明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一个生活的透支者，虽然吃到的每一颗都是最大的，但葡萄本身却越来越小；王大头选择小的，说明他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希望常在，却永远不能抵达；而李良，李良不吃葡萄，他是一个葡萄收藏者。
他在学校里拍了厚厚一大摞照片，光我们宿舍楼的外景就有十四张。我一张张的翻看，每一个细小的场景都勾起我深深的回忆：我们喝醉了酒坐在楼口大声嚎叫，有时大笑，有时痛哭；我们半夜归来，搭着人梯翻墙而进，背上洒满月光；我们在楼前集体合影，唱“让我们荡起双桨，谁来作我孩他娘？”是的，还有赵悦，她那时总站在梧桐树下，拿着书包和饭盒，等我下楼吃饭、上自习，或者去小树林里紧紧拥抱
毫无疑问，青春是美的，尽管美得那么残酷。
李良说我们宿舍还象当年那么脏，墙上糊着裸女照，地下躺着臭袜子，新一代的大学生还在谈论我们当初的话题：诗歌、爱情，还有美好的未来。老大床上睡的是新一代的老大，我的床上住着一个兰州产的小胖子。见证过我爱情的小树林铲掉了，现在那里是一个网球场；教我们写诗的林老师死了，师母把他的一堆手稿全烧了；留校的张洁生了一个八斤重的儿子，赵悦的好朋友许敏当上了团委副书记，走路都梗着脖子，李良说：“你知道吗？赵悦怀孕五个月了，许敏说她一定要生下来，谁劝都不听。”
那一夜，成都下了很大的雨，从秦岭逶迤而来的黑云遮住了这城市上空所有的星星。秋风掠过枝头，树叶纷纷飘落，或随水东流，或辗转成泥，青绿的生命一去不回。府南河边，孤零零地站着一个年轻人，他抛下雨伞，仰面向天，嘴里嗬嗬有声，象是在哭又象是在笑。
在他身边，车流滚滚而过，喇叭嘀嘀鸣响，路对面的房檐下，一群躲雨的孩子对他指指点点，开怀畅笑。一个俊俏的小姑娘说：“看啊，那里有个疯子！”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大声反驳：“不是疯子，他想跳河自杀！”
;在火车上睡了一夜，嘴里又腥又苦，裤子前面支楞着，背了半天毛主席语录才敢下床。这是我们系主任的经验之谈，他的名言是：政治导致阳萎，文学治疗阳萎。所以我还应该背两句诗：
提提裤子下床来，
有谁看见我的鞋？
那两个姑娘笑得前仰后合，说没想到臭总您还是个诗人，自从昨天我表明身份之后，她们就一直叫我“臭总”我一脸坏笑，请她们吃灯影牛肉，一递一接间顺手摸了高个子姑娘一把，她脸红了红，不过没有退缩，我心里一阵高兴，越看她越漂亮，越看她越象我盘里的菜，忍不住笑出声来。
又胡扯了半个多小时，火车就到站了。成都的天空总是阴沉沉的，北站依然喧嚣杂乱，出站口挤满了人，象洪水过后的蚂蚁，互相撕咬着、拉扯着，瘸腿断手地爬进这个危险的城市，在每一条小巷、每一栋房子里挖坑、刨土，然后跳进去将自己深深掩埋，永远不得重生。
我坚持要把两个姑娘送回家，她们说不用客气，我板起脸，向她们讲解社会的险恶：“到处都是坏人，我怎么放心你们自己回家？”然后批评她们的错误：“你们长成这样子，给社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咹？上万头色狼都盯着呢。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我怎么能看着犯罪率上升无动于衷？”她们都笑，说就你最象色狼，还说别人。
这年头的姑娘们都喜欢坏男人，只要嘴皮子灵便，再加上点不要脸的革命精神，一般的家庭妇女都能生擒。还有一个要点就是不能把自己说得太好，人都有逆反心理，你越说自己是个坏蛋，她就越关注你的优点。李良在这方面总是不开窍，他身体的检查结果没出来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想跟我学着泡妞，我带他走遍了成都市的大小酒巴，我每次都小有斩获，他却总是空手而回。我详细地分析了我们的战略战术，发现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一开口就承认自己是个色狼，他却总是跟人讲人生、讲理想，甚至讲共产主义道德。李良啊。
李良没死。他回学校去了。我刚离开成都，就接到了他的电话，那时车上正在放阿郎的故事，周润发翻滚倒地，张艾嘉和他儿子在场外失声痛哭，在跌跌撞撞的头盔下，看见他异常平静的眼神，诉说无尽忧伤“那悲歌总会在梦里清醒，诉说一点哀伤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旁边一个胡子拉茬的家伙哭得泣不成声，我心里跳了跳，对李良说：“你妈的，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李良轻轻地笑了一声，说这么多年了，最让我留恋的就是我们大学的时光。
毕业前李良在文学社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我的情感家园，有一些段落我至今都能背诵：
“图书馆总是借不到你想要的书，寝室里总是有股汗脚味，老大的墙上糊着张曼玉，胸前用钢笔画了两个圈，这是他理想中的爱人；陈重的书架上放着一把大刀，也许有一天他会杀人；王林肚皮上有块恶心的胎记，他说长这种胎记的人都当大官
我在最后的段落里热泪满眼，青春的序曲还在回响，而我却将永远离开。无论我将来成功还是失败，悲伤或者幸福，你都会看到，在我生命的深处，有一个永远不能抵达的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良永远都长不大，他总在怀念过去。有一个寓言是这样的：给你一串葡萄，你是先吃大的，还是先吃小的？我选择大的，说明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一个生活的透支者，虽然吃到的每一颗都是最大的，但葡萄本身却越来越小；王大头选择小的，说明他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希望常在，却永远不能抵达；而李良，李良不吃葡萄，他是一个葡萄收藏者。
他在学校里拍了厚厚一大摞照片，光我们宿舍楼的外景就有十四张。我一张张的翻看，每一个细小的场景都勾起我深深的回忆：我们喝醉了酒坐在楼口大声嚎叫，有时大笑，有时痛哭；我们半夜归来，搭着人梯翻墙而进，背上洒满月光；我们在楼前集体合影，唱“让我们荡起双桨，谁来作我孩他娘？”是的，还有赵悦，她那时总站在梧桐树下，拿着书包和饭盒，等我下楼吃饭、上自习，或者去小树林里紧紧拥抱
毫无疑问，青春是美的，尽管美得那么残酷。
李良说我们宿舍还象当年那么脏，墙上糊着裸女照，地下躺着臭袜子，新一代的大学生还在谈论我们当初的话题：诗歌、爱情，还有美好的未来。老大床上睡的是新一代的老大，我的床上住着一个兰州产的小胖子。见证过我爱情的小树林铲掉了，现在那里是一个网球场；教我们写诗的林老师死了，师母把他的一堆手稿全烧了；留校的张洁生了一个八斤重的儿子，赵悦的好朋友许敏当上了团委副书记，走路都梗着脖子，李良说：“你知道吗？赵悦怀孕五个月了，许敏说她一定要生下来，谁劝都不听。”
那一夜，成都下了很大的雨，从秦岭逶迤而来的黑云遮住了这城市上空所有的星星。秋风掠过枝头，树叶纷纷飘落，或随水东流，或辗转成泥，青绿的生命一去不回。府南河边，孤零零地站着一个年轻人，他抛下雨伞，仰面向天，嘴里嗬嗬有声，象是在哭又象是在笑。
在他身边，车流滚滚而过，喇叭嘀嘀鸣响，路对面的房檐下，一群躲雨的孩子对他指指点点，开怀畅笑。一个俊俏的小姑娘说：“看啊，那里有个疯子！”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大声反驳：“不是疯子，他想跳河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