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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年表：
一九五年出生。
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文化革命”住在矿院，是一名中学生，目睹了贺先生跳楼自杀和李先生guī头血肿。
一九六八年，和许由在地下室造炸药玩，出了事故，大倒其霉。先被专政，后被捕，挨了很多揍。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被释放。到云南插队。认识陈清杨。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七年、在京郊插队。与小转铃交好。与刘先生结识，刘老先生死。后来上调回城，在街道厂当工人。
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一年，上大学。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年，毕业，三十而立。与二妞子结婚。
一九八五至一九九年，与旧情人线条重逢，很惊讶地发现她己嫁了李先生。出国读学位。丧父。离婚。回国。
一九九年，四十岁。
一
岁月如流，如今已到了不惑之年。我现在离了婚，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小转铃有时来看我，有时怄了气，十几天都不露面。如今我基本上算是一个单身汉。
我住的是我父亲的房子，而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我终于调进矿院来，在我父亲生前任教的学校教书。住在我家对面的是我的顶头上司李先生。李先生的夫人，是我的老同学，当年叫线条。线条在“文化革命”里很疯，很早就跑出来，和男孩子玩。现在提这些事不大应该，但是我想，线条不会见我的怪。因为她就是和我玩的。也可以说，我们俩是老情人。
至于李先生，更不会见怪，因为他不在乎这些事。除此之外，他和我的交情非常好。他从海外回大陆，第一个能叫上名字的人就是我。他还是个不善交际的人，直到现在，除了夫人之外，也就是和我能聊聊。我不知他在国外的情况，反正在中国，能说说心事的，也就是一个线条，一个王二。这实在不算多。用李先生的话说，别人和他没有缘。我也把李先生当个朋友。我向来不怕得罪朋友，因为既是朋友。就不怕得罪，不能得罪的就不是朋友，这是我的一贯作风。由这一点你也可猜出，我的朋友为什么这么少。
我现在没有几个朋友了。许由找了个出国劳务的话，到中东去修公路。陈清扬见不着。小转铃说，我对线条旧情不断，还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简直是个醋葫芦。我爱上了李先生老婆。李先生不知道，还说我和他有缘。该着做朋友。
李先生说，和我有缘，这种缘分起源于二十三年前一个冬日的早上。那时我是十七岁一个中学生，个子像现在一样高，比今天瘦很多，像竹竿一样。头上戴狗皮帽，身穿蓝制服罩棉袄，脚下穿大头皮鞋，这身打扮在当时很一般。我身上的衣服不大干净，这在当时也很一般。我那顶帽子是朋友送的，而他也不是好来的，不是偷来就是抢来的，这在当时也很一般。当年的中学生，只要不是身体单薄性情懦弱，有谁没干过几件坏事，抢几顶帽子实在一般——我就这个样子走到矿院的大操场上去看大字报。在六七年大字报已没有了轰动效应，但是还有不少东西可看。某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时去嫖妓，想赖嫖资；某教授三年困难下矿山，吃招待饭时偷了馒头藏在怀里；某书记当年贪污了党的经费，给自己打了一个银烟盒等，颇为有趣。看这种东西很容易入迷。不知不觉自己也变成了坏蛋。假如再有“文化大革命”这种东西我绝不看了。在当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把全院的大字报看一追。矿院很大，大字报很多，所以不能全看完。有些我只看看标题，有些览其大略，有些有趣的我仔细看。就是这样，还得起旱贪黑。一大早我就到了大操场上，而大操场早被席棚隔成了九宫八卦之型。我在八卦之中走动，起得早了，没碰见人。转了几个圈后遇上了第一个人，他躺在地上像条死鱼。这就是李先生。
把时间推到二十三年前，李先生刚从香港回内地，过冬的衣服都是临时置办的。他身穿一件蓝色带风帽的棉大衣，北京人叫棉猴的那种东西，又小又旧，也不知是谁给他的。李先生个子小，那棉猴比他还小。可见是小孩子穿过的东西。棉猴下是粗呢裤管，这是他从海外带回来的东西。粗呢裤下是一双又肥又大的塑料底棉鞋，这是他在北京买的。李先生胡子拉碴... -->>
王二年表：
一九五年出生。
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文化革命”住在矿院，是一名中学生，目睹了贺先生跳楼自杀和李先生guī头血肿。
一九六八年，和许由在地下室造炸药玩，出了事故，大倒其霉。先被专政，后被捕，挨了很多揍。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被释放。到云南插队。认识陈清杨。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七年、在京郊插队。与小转铃交好。与刘先生结识，刘老先生死。后来上调回城，在街道厂当工人。
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一年，上大学。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年，毕业，三十而立。与二妞子结婚。
一九八五至一九九年，与旧情人线条重逢，很惊讶地发现她己嫁了李先生。出国读学位。丧父。离婚。回国。
一九九年，四十岁。
一
岁月如流，如今已到了不惑之年。我现在离了婚，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小转铃有时来看我，有时怄了气，十几天都不露面。如今我基本上算是一个单身汉。
我住的是我父亲的房子，而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我终于调进矿院来，在我父亲生前任教的学校教书。住在我家对面的是我的顶头上司李先生。李先生的夫人，是我的老同学，当年叫线条。线条在“文化革命”里很疯，很早就跑出来，和男孩子玩。现在提这些事不大应该，但是我想，线条不会见我的怪。因为她就是和我玩的。也可以说，我们俩是老情人。
至于李先生，更不会见怪，因为他不在乎这些事。除此之外，他和我的交情非常好。他从海外回大陆，第一个能叫上名字的人就是我。他还是个不善交际的人，直到现在，除了夫人之外，也就是和我能聊聊。我不知他在国外的情况，反正在中国，能说说心事的，也就是一个线条，一个王二。这实在不算多。用李先生的话说，别人和他没有缘。我也把李先生当个朋友。我向来不怕得罪朋友，因为既是朋友。就不怕得罪，不能得罪的就不是朋友，这是我的一贯作风。由这一点你也可猜出，我的朋友为什么这么少。
我现在没有几个朋友了。许由找了个出国劳务的话，到中东去修公路。陈清扬见不着。小转铃说，我对线条旧情不断，还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简直是个醋葫芦。我爱上了李先生老婆。李先生不知道，还说我和他有缘。该着做朋友。
李先生说，和我有缘，这种缘分起源于二十三年前一个冬日的早上。那时我是十七岁一个中学生，个子像现在一样高，比今天瘦很多，像竹竿一样。头上戴狗皮帽，身穿蓝制服罩棉袄，脚下穿大头皮鞋，这身打扮在当时很一般。我身上的衣服不大干净，这在当时也很一般。我那顶帽子是朋友送的，而他也不是好来的，不是偷来就是抢来的，这在当时也很一般。当年的中学生，只要不是身体单薄性情懦弱，有谁没干过几件坏事，抢几顶帽子实在一般——我就这个样子走到矿院的大操场上去看大字报。在六七年大字报已没有了轰动效应，但是还有不少东西可看。某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时去嫖妓，想赖嫖资；某教授三年困难下矿山，吃招待饭时偷了馒头藏在怀里；某书记当年贪污了党的经费，给自己打了一个银烟盒等，颇为有趣。看这种东西很容易入迷。不知不觉自己也变成了坏蛋。假如再有“文化大革命”这种东西我绝不看了。在当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把全院的大字报看一追。矿院很大，大字报很多，所以不能全看完。有些我只看看标题，有些览其大略，有些有趣的我仔细看。就是这样，还得起旱贪黑。一大早我就到了大操场上，而大操场早被席棚隔成了九宫八卦之型。我在八卦之中走动，起得早了，没碰见人。转了几个圈后遇上了第一个人，他躺在地上像条死鱼。这就是李先生。
把时间推到二十三年前，李先生刚从香港回内地，过冬的衣服都是临时置办的。他身穿一件蓝色带风帽的棉大衣，北京人叫棉猴的那种东西，又小又旧，也不知是谁给他的。李先生个子小，那棉猴比他还小。可见是小孩子穿过的东西。棉猴下是粗呢裤管，这是他从海外带回来的东西。粗呢裤下是一双又肥又大的塑料底棉鞋，这是他在北京买的。李先生胡子拉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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