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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出那个“世风日下”的市民社会对传统礼教的公然蔑视与无情“解构”
金瓶梅是以写西门庆一家的食色生涯为主的，但金瓶梅确实又并不是一部“唯性”的小说，尤其不能因为其中有色情文字，便定性为“色情小说”、“淫书”、“黄书”因为它有大量的篇幅，展现着西门庆家门外广泛而杂驳的社会生活。这部托言宋朝故事其实是表现明代社会生活的小说，把大运河的南北交汇点一带的商贸盛况，市廛车辐，滚滚红尘，描绘得光怪陆离、栩栩如生，特别是书中几次酣畅淋漓地描写了清河县中的灯节盛况，那种世俗生活的“共享繁华”显示出一种超越个人悲欢恩怨的人间乐趣。不管作者本人是否有那样的寓意，善思的读者或者从中可以悟出，不管人世间有多么多的苦难、阴谋、残暴、荒淫、堕落、沉沦，毕竟冥冥中还存在着某种推进人世发展的“规律之手”因而人世中的“阶段性文明”即便不可避免地含有不公正乃至污垢阴秽，个体生命仍应保持对生命的珍视，这珍视里包括着对俗世生活琐屑乐趣的主动享有。
金瓶梅的描写空间，越过了一县一府，直接写到京都，写到豪门，写到宫廷，一直写到皇帝本人。有研究者考证出，此书是刻意影射明嘉靖朝的政治黑暗。因为此书写作时，已在嘉靖死后，那时嘉靖宠臣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已被斥逐诛杀，所以著者可得以放手影射他们的弄权行为，表现他们如何卖官鬻爵，收贿纳凶，豢养鹰犬，鱼肉黎民，败坏世风，制造人祸。据考，书中的蔡京、蔡攸父子，便是用来影射严嵩、严世蕃的。其实，书中所写的那种官场黑暗、税吏腐败、官商勾结、淫靡成风，并非只是“前朝”的“绘影”也是“如今”的白描，从这一点上来说，金瓶梅也是一部“胆大妄为”的“政治小说”有的论家从这一点上格外肯定金瓶梅的价值。不过，我以为通观全书，这一因素终究还只能算是金瓶梅这棵大树上的一个枝丫，就“全树”而言，市井生活与食色之事，毕竟还是主要的枝叶，并且参差披拂，葱郁蓊翳。
回过头来，我还是要强调金瓶梅那令人惊异的文本，为什么在那个理想暗淡、政治腐败、特务横行、法制虚设、拜金如狂、人欲横流、道德沦丧、人际疏离、炎凉成俗、背叛成风、雅萎俗涨、寡廉鲜耻、万物标价、无不可售的人文环境里，此书的作者不是采取拍案而起、义愤填膺、“替天行道”、“复归正宗”等叙述调式，更不是以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升华哲思、魔幻寓言的叙述方略，而是用一种几乎是彻底冷静的“无是无非”的纯粹作“壁上观”的松弛而随意的笔触，来娓娓地展现一幕幕的人间黑暗和世态奇观此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学术界众说纷纭而尚难归一。或许此书的成书过程中确有多人多手参与，从其“拟话本”的风格上看，可能也是当时茶肆酒楼说书人的一个时髦的“保留节目”众多的参与创作者可能都在其故事里加进了一些“训诫”但那些牵强附会的生硬“训诫”完全不能融合于故事与人物，只是一些“套话”乃至于显得“累赘”多余。为什么经过“兰陵笑笑生”归总刻印，仍不见“起色”这究竟是因为所有参与创作者都缺乏“思想高度”还是因为，就小说创作的内在规律而言，像红楼梦那样充满叙述焦虑，洋溢着理想光芒与浪漫情怀固然是一种很好的叙述方式，而金瓶梅式的“冷叙述”并且是达到七穿八达、玲珑剔透、生猛鲜活、浓滋厚味的“纯客观叙述”也是一种在美学上可能具有相当价值的叙述方略呢
我们可能更乐于公开地表达对红楼梦的激赏，而吝于表达阅读金瓶梅时所获得的审美愉悦，这可能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大人文环境有关。其实，抛开其他方面不论，金瓶梅在驾驭人物对话的语言功力上，往往是居红楼梦之上的。我们所津津乐道的“红语”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不当家花花的”“打旋磨儿”、“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等等，都在金瓶梅里娴熟而精当地运用过的。红楼梦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内地，已经获得了可以说是几无异议的至高评价，但是金瓶梅却直到20世纪末，才终于能被一般成年读者正常阅读，学界也才有可能更加开放地进行研究。我这里便对学界，当然也兼及一般的读者，提出这样一个课题，就是请回答，当一个时代里的一个作家，他实在无法升华出理想与哲思时，他便使用金瓶梅式的文本，精微而生动地描摹出他所熟悉的人间景象和生命现象，在语言造诣上更达到出神入化的鲜活程度，我们是应当容忍他呢，还是一定要严厉地禁止他，乃至恨不能将他的著作“扼杀在摇篮中”
当然，红楼梦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瑰宝。那么，比红楼梦早二百年左右出世的金瓶梅呢我以为也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也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巨著。而且，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有可能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有可能悟出其文本构成的深层机制，以及时代与文学、环境与作家间互制互动的某种复杂而可寻的规律，从而由衷地发出理解与谅解的喟叹！
，折射出那个“世风日下”的市民社会对传统礼教的公然蔑视与无情“解构”
金瓶梅是以写西门庆一家的食色生涯为主的，但金瓶梅确实又并不是一部“唯性”的小说，尤其不能因为其中有色情文字，便定性为“色情小说”、“淫书”、“黄书”因为它有大量的篇幅，展现着西门庆家门外广泛而杂驳的社会生活。这部托言宋朝故事其实是表现明代社会生活的小说，把大运河的南北交汇点一带的商贸盛况，市廛车辐，滚滚红尘，描绘得光怪陆离、栩栩如生，特别是书中几次酣畅淋漓地描写了清河县中的灯节盛况，那种世俗生活的“共享繁华”显示出一种超越个人悲欢恩怨的人间乐趣。不管作者本人是否有那样的寓意，善思的读者或者从中可以悟出，不管人世间有多么多的苦难、阴谋、残暴、荒淫、堕落、沉沦，毕竟冥冥中还存在着某种推进人世发展的“规律之手”因而人世中的“阶段性文明”即便不可避免地含有不公正乃至污垢阴秽，个体生命仍应保持对生命的珍视，这珍视里包括着对俗世生活琐屑乐趣的主动享有。
金瓶梅的描写空间，越过了一县一府，直接写到京都，写到豪门，写到宫廷，一直写到皇帝本人。有研究者考证出，此书是刻意影射明嘉靖朝的政治黑暗。因为此书写作时，已在嘉靖死后，那时嘉靖宠臣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已被斥逐诛杀，所以著者可得以放手影射他们的弄权行为，表现他们如何卖官鬻爵，收贿纳凶，豢养鹰犬，鱼肉黎民，败坏世风，制造人祸。据考，书中的蔡京、蔡攸父子，便是用来影射严嵩、严世蕃的。其实，书中所写的那种官场黑暗、税吏腐败、官商勾结、淫靡成风，并非只是“前朝”的“绘影”也是“如今”的白描，从这一点上来说，金瓶梅也是一部“胆大妄为”的“政治小说”有的论家从这一点上格外肯定金瓶梅的价值。不过，我以为通观全书，这一因素终究还只能算是金瓶梅这棵大树上的一个枝丫，就“全树”而言，市井生活与食色之事，毕竟还是主要的枝叶，并且参差披拂，葱郁蓊翳。
回过头来，我还是要强调金瓶梅那令人惊异的文本，为什么在那个理想暗淡、政治腐败、特务横行、法制虚设、拜金如狂、人欲横流、道德沦丧、人际疏离、炎凉成俗、背叛成风、雅萎俗涨、寡廉鲜耻、万物标价、无不可售的人文环境里，此书的作者不是采取拍案而起、义愤填膺、“替天行道”、“复归正宗”等叙述调式，更不是以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升华哲思、魔幻寓言的叙述方略，而是用一种几乎是彻底冷静的“无是无非”的纯粹作“壁上观”的松弛而随意的笔触，来娓娓地展现一幕幕的人间黑暗和世态奇观此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学术界众说纷纭而尚难归一。或许此书的成书过程中确有多人多手参与，从其“拟话本”的风格上看，可能也是当时茶肆酒楼说书人的一个时髦的“保留节目”众多的参与创作者可能都在其故事里加进了一些“训诫”但那些牵强附会的生硬“训诫”完全不能融合于故事与人物，只是一些“套话”乃至于显得“累赘”多余。为什么经过“兰陵笑笑生”归总刻印，仍不见“起色”这究竟是因为所有参与创作者都缺乏“思想高度”还是因为，就小说创作的内在规律而言，像红楼梦那样充满叙述焦虑，洋溢着理想光芒与浪漫情怀固然是一种很好的叙述方式，而金瓶梅式的“冷叙述”并且是达到七穿八达、玲珑剔透、生猛鲜活、浓滋厚味的“纯客观叙述”也是一种在美学上可能具有相当价值的叙述方略呢
我们可能更乐于公开地表达对红楼梦的激赏，而吝于表达阅读金瓶梅时所获得的审美愉悦，这可能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大人文环境有关。其实，抛开其他方面不论，金瓶梅在驾驭人物对话的语言功力上，往往是居红楼梦之上的。我们所津津乐道的“红语”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不当家花花的”“打旋磨儿”、“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等等，都在金瓶梅里娴熟而精当地运用过的。红楼梦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内地，已经获得了可以说是几无异议的至高评价，但是金瓶梅却直到20世纪末，才终于能被一般成年读者正常阅读，学界也才有可能更加开放地进行研究。我这里便对学界，当然也兼及一般的读者，提出这样一个课题，就是请回答，当一个时代里的一个作家，他实在无法升华出理想与哲思时，他便使用金瓶梅式的文本，精微而生动地描摹出他所熟悉的人间景象和生命现象，在语言造诣上更达到出神入化的鲜活程度，我们是应当容忍他呢，还是一定要严厉地禁止他，乃至恨不能将他的著作“扼杀在摇篮中”
当然，红楼梦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瑰宝。那么，比红楼梦早二百年左右出世的金瓶梅呢我以为也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也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巨著。而且，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有可能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有可能悟出其文本构成的深层机制，以及时代与文学、环境与作家间互制互动的某种复杂而可寻的规律，从而由衷地发出理解与谅解的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