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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们也是同样如此。对这些护士而言，当他们和她们开始医治伤者时，不可能从医学意义上了解核爆炸给人们的肉体带来的危害是怎么一回事。人们摸索着不断获得医疗上的实际效果，从这种努力中，创建并推进了包括针对白血病的治疗方法在内的医学，比如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那样的放射能造成的伤害进行医治的方法。
那些放射能受害者又是怎样地从医学、经济以及人权等领域的痛苦中恢复过来的啊！甚至在遭原子弹轰炸而被伤害多年以后，他们还不断有人因为放射能障碍而被迫苦度与疾病作斗争的日子。尽管如此，他们却从不曾忘记作为广岛幸存者（长崎的幸存者们也是如此）对社会责任所具有的自觉。为此，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感动。我认为，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放射能受害者所发起的废除核武器的社会活动，是日本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所显现的最为重要的行为。
通过直接接触广岛的放射能受害者们的思想和行动，我得以深入个人的内闭状态（能够坦率地描绘处于这种状态之中的自己，对我的文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恢复了面向社会，进而面向世界开放自我的勇气。
不得不深入个人内部的倾向，以及试图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态度，经常同时存在于我的身上，并创造出了我的文学。作为一个专修法国文学的学生，我从萨特那里学到了参与社会。从那时起，我就反复将个人的内部这个课题与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课题重合在一起，不断重复着回到原点后再行出发的循环行为。
一九六八年，我写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也是与一篇作为社会性报告而创作的长篇评论冲绳日记同时进行的。在日本带有国家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进程中，从社会状况直至文化的细部，冲绳人民蒙受了怎样的压制啊！那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压制曾进行了怎样的抵抗啊！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时刻，最为沉重地背负着日本现代化中的矛盾的冲绳民众，又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啊！战后，作为美军在亚洲世界战略的军事基地，冲绳的人们更是一直在承担着怎样的重荷啊！
在这种长期存在的困难中，冲绳又是如何维持其独特的思想和文化并予以创新的呢？我对此作了调查，而且曾打算进行研究。我对冲绳展开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年七月所发表的一系列随笔作品。我的这个经历——在冲绳从事这种时事性和文化性的调查和报告的经历，构成了创作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思想基础。先前已经说起过了，我出生于日本列岛的四国。正因为那里远离文化中心地东京，至少直至我的孩童时代，我们那个村子还保留着独特的大众性历史和传统。我就在那种地方文化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受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解放感所鼓舞，我前往东京，学习以法国为中心的外国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尽管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但在我的内心底里，却总是存在着根本性的窘迫。
四国的山村是边缘，而东京则是日本现代化最直接的目标，同时也是现代化最核心的据点。那里还是中央集权的场所，吸收着地方的多样性指向并使其均一化，使得日本的现代文化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性格。东京的中心文化形成了神话的中核，作为王朝文化而昌盛，并支撑着那个超国家主义的体制，尽管被战后的宪法从政治权利中驱赶出去，却依然具有极为强大的影响力，与天皇这种文化的中心相互重合。三岛由纪夫和我之间之所以相互对立，是因为彼此间存在着文学观的差异，更是因为他怀有图谋复活作为他的文化中心的天皇这种意识形态。三岛这个人在出生、成长以及美学上都体现出东京文化。
而我，则在边缘地区传承了不断深化的自立思想和文化的血脉。对于来自封建权利以及后来的明治政府中央权利的压制，地方民众举行了暴动，也就是民众起义。从孩童时代起，我就被民众的这种暴动或曰起义所深深吸引。我注意到，在冲绳，人们在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下，从以往维持琉球独特的政治性自立和文化的时代，直到被现代国家日本所吸收以后，仍然没有丧失抵抗的思想和文化。我曾写了边缘的地方民众的共同体追求独立，抵抗中央权利的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部小说的原型，就是我出生于斯的边缘地方所出现的抵抗。明治维新前后曾两度爆发了起义（第二次起义针对的是由中央权利安排在地方官厅的权利者并取得了胜利），但在正式的历史记载中却没有任何记录，只能通过民众间的口头传承来传续这一切。此外，小说中描述的在现代社会里进行尝试的年轻人所发起的第三次暴动却没能取得成功。不过，与那个中心进行对抗的边缘这个主题，却如同喷涌而出的地下水一般，不断出现在此后我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之中。
在我创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前后十年间，以拉美地区为核心，不断出现以神话般的想象力和与此相适应的方法（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汇可以适用于这个方法）进行表现的小说。这些小说描述了与前面说到的那个中心相对抗的民众，以及他们自立的政治构想和文化。我发现，自己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所指向的目标，与它们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内，我得益于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荒诞现实主义理论，并开始意识到和强化了这种小说的方法。直至现在，我的小说世界仍然是用这个方法论构建而成的。
在刚才提及的十年后的第一年，我前往墨西哥城的大学任教职，从一位中国文学专家的同事那里，见到了一份将拉美文学翻译为中文的书目单。在那份清单中，我看到了胡安.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莫。这位墨西哥作家的杰作，构成了拉美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群的源流之一。我曾预想过，无论在想象力的质量上，还是在叙述的方法上，从这个源流中接受了影响的小说一定会出现在中国。
然而，中国的年轻作家们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对于他们业已实现并获得的巨大而丰硕的成果，我不胜羡慕并致以敬意。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说中，之所以提到郑义和莫言的名字，是因为将他们视为这种新文学的代表者。我期待着日本的年轻作家们能够向他们学习并展开积极而多彩的文学活动。同时，我还期待着他们能够与中国的那些优秀作家和韩国的年轻作家们一道，完成确实可以被称之为亚洲文学的事业，并在这个名称之下参与世界文学。
另外，我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去年发表的空翻。小说始于被称之为“师傅”的教祖与被称为“引导者”并扮演预言者角色的男子，试图在现代的东京创建新的宗教教团。其实，十年前他们曾一度建立起拥有超过二千名信徒的宗教教团，其后却又通过电视发表声明，表示他们的教义是错误的，并说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从而解散了那个宗教教团。
他们之所以被迫解散教团，是因为信徒中出现了过激的激进派小团体，而且具有强大的力量。作为呼吁日本社会进行彻底悔改的手段，这个激进的小宗派计划行使他们的实力，采取炸毁核电站之类巨大的恐怖行动。于是，教团的领袖们便与国家权利合作，出卖了这个激进的小宗派，使得他们行使实力的图谋归于流产。
如果情况仅止于此，教团的领袖们也已声明自己在宗教上的教义只是个玩笑一般的东西，也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全面的转向了。那么，为什么又产生了这个必要呢？那是因为在这个教团的内部，还有一个由信仰虔诚的女性们所组成的宗派。这个女性们的宗派认为，引入国家权利以封杀激进派的行为不仅束缚了教团的领袖们，整个教团也将遭到镇压。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她们以其信仰为基础，对领袖们的受难表示抗议，并可能为声张教团的正统性而集体自杀。因此，在激进的宗派与信仰虔诚的女性们的宗派这两者的追逼之下，教团的领袖们不得不采取了刚才所说的全面否定教团的这种转向措施。
将教团解散以后，教团的领袖“师傅”和“引导者”切断了与所有信徒之间的关系，在来自社会的批判和蔑视中孤独地度过了十年的时光。小说就从他们决心重建教会处开始。他们得到了一小部分新的理解者，开始了重建教团的活动，但“引导者”却在前面说到的过激派残存下来的一部分人执拗的追逼下而死去。以此为契机“师傅”转移到了四国森林中的一个处所。这个处所是由这十年间最为稳健却也颇有实力的信徒集团所准备的。
自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问世以来，我一直在考虑与中心相对抗的边缘“根据地”这一模式。我还以这个森林中的小村庄为舞台，选择各种各样的时代，描绘发生在那里的故事。于是“师傅”们试图创建新教团的活动，便与发生在这个边缘场所的故事汇合了。
然而，像是在等候着“师傅”公开发表将要创建新教会的声明一般，前面说到的过激的宗派和信仰虔诚的女性们的宗派也汇集到了这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师傅”并不打算清除他们。在“师傅”有关新教会的构想里，一些生长在这块边缘的土地上的年轻人也参与了进来。于是，前所未有的展望就要开始实施了。但是，就在新教会开始明确显现其性质的同时，曾将“师傅”和“引导者”逼得无路可走的激进派和信仰虔诚的女性们这两个宗派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却又一次紧紧地抓住了“师傅”
后面我还会再度就此进行叙述。我觉得，无论在现实的历史进展中，还是小说的叙述方法里，都存在着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包含着分歧的重复”作为小说的叙述方法来说，它也是一个方法论。
宗教教团的这位领袖创建教团和重建教会，与此同时也身陷危机并面临崩溃。这两个悲剧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这两者间的差异只在于“分歧”因此，我们可以批判性地认为，就重建教会而言“师傅”只是在表演“包含着分歧的重复”其实，当“师傅”重建教会时，他并没有从辩证法的角度去超越当初的失败，同时也没有树立起新的理念。
然而“师傅”这次却没能像第一次那样，借助“包含着分歧的重复”这种同样的方法来进行第二次转向。在他以悲剧性的方式悄然消失以后，就在这片森林中的土地上，在那些经过锤炼的年轻人（像是这个边缘地区长大成人的少年般的年轻人为核心）对他的支持下，他真的得以开展他那“新人的教会”的活动了。
四、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文学
我想，即便在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教授也是广为人知的吧。森教授的阿马蒂亚这个名字，意味着“永远的生命”据说，为森教授起这个奇妙名字的，是那位在大学里曾与他父亲同过事的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我记得，早在我的孩童时代，当时日本和中国之间战火正炽，我那位并不是专门研究学术的母亲对我说：在亚洲，继泰戈尔之后适合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是鲁迅先生。不过很遗憾，他却去世了。
刚才，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及森教授的名字，并非想要谈论他在专业领域内就饥谨与贫困，以及不平等问题做出的骄人业绩。我只是在考虑将森教授在经济学领域里的两个独特的专业用语转用于文学世界。一个单词是在日语中被译为“福利”的“well－being”表示“优裕的生活”这个单词包含了个人所具有诸如健康、长寿、自豪之类的所有生活机能。在如此定义的基础上，森教授将已经实现的机能包括在内，又提出了一个引人瞩目的“capability”在日语里，这个单词被译为“潜在能力”为了确立“优裕的生活”作为今后的机能而需要实现的“capability”便很重要，而从妨碍其实现的社会性因素（例如歧视）中获得自由就很有必要了。因此，何为不平等这个课题也就成了一种新的思考方法。
我认为，在评价一个国家某个时代文学的发达程度、广度以及深度时，经济学中的专业用语“capability”与自由这种概念是为之有效的。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实现国民国家的体制为奋斗目标而进行了最具有先驱性的实践，我为他们的这种工作而深深感动。因为，我从他们在各个时间点上的实践中，发现了巨大的“capability”
鲁迅所从事的工作当然自不待言，参加了国民革命的郭沫若和郁达夫等创造社的同人们也好，茅盾也好，他们都创作了丰富的作品，并拥有从这些作品中接受了“capability”的大量青年知识分子。
国民革命前后的作家们，有老舍、丁玲，还有年轻的巴金等人，以及在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期间，在上海开始工作的张爱玲和发表了围城的钱钟书等人。赵树理也是不可或忘的作家。他们都是优秀的“capability”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作为同时代的亚洲文学，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文学。我认为，没有必要就政治性时代的进展与文学的动向进行尝试性分析。或许，在你们这些从那个时代生活过来的各位听众的脑海里，已经映现出了那一切。
我可以说的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各种势头非常旺盛的新文学，它们确实充满了强大的魅力。刚才所列举的远比我年轻的作家们的老井和红高粱，给我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啊。我一再提及这一切的本身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鸿篇巨制的长篇小说所显示出来的，首先是小说家们的才能、方法和热情。同时，作为今后应该会实现的“capability”这些作品还显示出了何等丰富、广阔和深远的前景啊。我相信，今后也将不断会有中国的新“capability”的所有者们，获得不再被妨碍其表现的自由，并取得切实而巨大的收获。
现在，或许我还要重新使用八十年前芥川与胡适的对话一般的叙述方式。我也像当年的芥川那样，对中国现在正活跃着的小说家，以及今后将会实现其“capability”的年轻小说家们，表示我的羡慕之情。可是，在这个会场上，也许会有一些可称之为今天的胡适的知识分子，会从我的这番羡慕的话语中发现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对我显现出充满讥讽却也是宽厚的表情吧。
刚才，我就自己的小说进行了解说，从中可以看出，通过将“分歧”这种有意识的方法系统化，是能够找出文学上的有效性的。我的文学论小说的方法也被译成了中文，倘若大家能够予以参照的话，我想，大家是能够理解我所说的这一切的，那就是将刚才借助实际创作来进行说明的“包含着分歧的重复”这种小说的技法，作为我的认识方法而予以重视。在八十年后的北京，我有意识地重复着从芥川与胡适的对话中发现的、确实意味深长的“分歧”是出于以下两个意图。
首先，虽说我现在正面对各位中国听众讲述着这一切，其实，我也希望将这一切作为一个信息，传递给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国的近、现代文学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努力提示出新的国家形象和国民形象的典型，而日本的近、现代文学却不具备诸如此类的问题意识。夏目漱石是日本开始现代化进程后最大的国民作家。他提示了由于快速推进现代化而造成了扭曲和弊端的国民国家日本，并批判了没有自觉到这一切的日本人。然而，夏目漱石却从不曾创造出他独特的新日本这个国家以及日本人的积极性典型，并因此而引导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
在日本的近、现代社会里，一些知识分子最为综合性且多角度地试图认识日本是个怎样的国家，而日本人又是怎样的人。这些知识分子从战后的废墟中，面向再生而迈出了自己的步子。他们曾体验过战争，其中有些人更是直接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士兵。他们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所构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一如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所说的那样，具有“悔恨共同体”的含义。战前，尽管也存在着具有各种见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却各自孤立，没有形成抗拒战争的一股势力呢？出于悔恨这一切的力量，他们试图积极地构想崭新的国家和国民的形象。这就是他们的意图。而且，我认为文学者们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并具体地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他们是野间宏、武田泰纯、大冈升平等小说家。
然而，从那时算起，五十年过去了，这群战后知识分子的“大志”被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继承了吗？我不那么认为。我本人也是一个希望继承战后文学者们的“大志”试图站在他们这个构想之行列的最后一名，并因此而开始小说创作的人。但是，我却无法过高地评价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包括我的自我批评在内，我想在北京向现在的日本年轻作家们和年轻读者们呼吁，希望他们继承战后文学者的“大志”并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丰富、拓展和深化他们自身的“capability”
谢谢大家。
2000年9月28日
。护士们也是同样如此。对这些护士而言，当他们和她们开始医治伤者时，不可能从医学意义上了解核爆炸给人们的肉体带来的危害是怎么一回事。人们摸索着不断获得医疗上的实际效果，从这种努力中，创建并推进了包括针对白血病的治疗方法在内的医学，比如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那样的放射能造成的伤害进行医治的方法。
那些放射能受害者又是怎样地从医学、经济以及人权等领域的痛苦中恢复过来的啊！甚至在遭原子弹轰炸而被伤害多年以后，他们还不断有人因为放射能障碍而被迫苦度与疾病作斗争的日子。尽管如此，他们却从不曾忘记作为广岛幸存者（长崎的幸存者们也是如此）对社会责任所具有的自觉。为此，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感动。我认为，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放射能受害者所发起的废除核武器的社会活动，是日本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所显现的最为重要的行为。
通过直接接触广岛的放射能受害者们的思想和行动，我得以深入个人的内闭状态（能够坦率地描绘处于这种状态之中的自己，对我的文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恢复了面向社会，进而面向世界开放自我的勇气。
不得不深入个人内部的倾向，以及试图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态度，经常同时存在于我的身上，并创造出了我的文学。作为一个专修法国文学的学生，我从萨特那里学到了参与社会。从那时起，我就反复将个人的内部这个课题与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课题重合在一起，不断重复着回到原点后再行出发的循环行为。
一九六八年，我写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也是与一篇作为社会性报告而创作的长篇评论冲绳日记同时进行的。在日本带有国家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进程中，从社会状况直至文化的细部，冲绳人民蒙受了怎样的压制啊！那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压制曾进行了怎样的抵抗啊！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时刻，最为沉重地背负着日本现代化中的矛盾的冲绳民众，又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啊！战后，作为美军在亚洲世界战略的军事基地，冲绳的人们更是一直在承担着怎样的重荷啊！
在这种长期存在的困难中，冲绳又是如何维持其独特的思想和文化并予以创新的呢？我对此作了调查，而且曾打算进行研究。我对冲绳展开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年七月所发表的一系列随笔作品。我的这个经历——在冲绳从事这种时事性和文化性的调查和报告的经历，构成了创作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思想基础。先前已经说起过了，我出生于日本列岛的四国。正因为那里远离文化中心地东京，至少直至我的孩童时代，我们那个村子还保留着独特的大众性历史和传统。我就在那种地方文化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受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解放感所鼓舞，我前往东京，学习以法国为中心的外国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尽管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但在我的内心底里，却总是存在着根本性的窘迫。
四国的山村是边缘，而东京则是日本现代化最直接的目标，同时也是现代化最核心的据点。那里还是中央集权的场所，吸收着地方的多样性指向并使其均一化，使得日本的现代文化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性格。东京的中心文化形成了神话的中核，作为王朝文化而昌盛，并支撑着那个超国家主义的体制，尽管被战后的宪法从政治权利中驱赶出去，却依然具有极为强大的影响力，与天皇这种文化的中心相互重合。三岛由纪夫和我之间之所以相互对立，是因为彼此间存在着文学观的差异，更是因为他怀有图谋复活作为他的文化中心的天皇这种意识形态。三岛这个人在出生、成长以及美学上都体现出东京文化。
而我，则在边缘地区传承了不断深化的自立思想和文化的血脉。对于来自封建权利以及后来的明治政府中央权利的压制，地方民众举行了暴动，也就是民众起义。从孩童时代起，我就被民众的这种暴动或曰起义所深深吸引。我注意到，在冲绳，人们在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下，从以往维持琉球独特的政治性自立和文化的时代，直到被现代国家日本所吸收以后，仍然没有丧失抵抗的思想和文化。我曾写了边缘的地方民众的共同体追求独立，抵抗中央权利的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部小说的原型，就是我出生于斯的边缘地方所出现的抵抗。明治维新前后曾两度爆发了起义（第二次起义针对的是由中央权利安排在地方官厅的权利者并取得了胜利），但在正式的历史记载中却没有任何记录，只能通过民众间的口头传承来传续这一切。此外，小说中描述的在现代社会里进行尝试的年轻人所发起的第三次暴动却没能取得成功。不过，与那个中心进行对抗的边缘这个主题，却如同喷涌而出的地下水一般，不断出现在此后我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之中。
在我创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前后十年间，以拉美地区为核心，不断出现以神话般的想象力和与此相适应的方法（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汇可以适用于这个方法）进行表现的小说。这些小说描述了与前面说到的那个中心相对抗的民众，以及他们自立的政治构想和文化。我发现，自己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所指向的目标，与它们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内，我得益于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荒诞现实主义理论，并开始意识到和强化了这种小说的方法。直至现在，我的小说世界仍然是用这个方法论构建而成的。
在刚才提及的十年后的第一年，我前往墨西哥城的大学任教职，从一位中国文学专家的同事那里，见到了一份将拉美文学翻译为中文的书目单。在那份清单中，我看到了胡安.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莫。这位墨西哥作家的杰作，构成了拉美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群的源流之一。我曾预想过，无论在想象力的质量上，还是在叙述的方法上，从这个源流中接受了影响的小说一定会出现在中国。
然而，中国的年轻作家们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对于他们业已实现并获得的巨大而丰硕的成果，我不胜羡慕并致以敬意。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说中，之所以提到郑义和莫言的名字，是因为将他们视为这种新文学的代表者。我期待着日本的年轻作家们能够向他们学习并展开积极而多彩的文学活动。同时，我还期待着他们能够与中国的那些优秀作家和韩国的年轻作家们一道，完成确实可以被称之为亚洲文学的事业，并在这个名称之下参与世界文学。
另外，我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去年发表的空翻。小说始于被称之为“师傅”的教祖与被称为“引导者”并扮演预言者角色的男子，试图在现代的东京创建新的宗教教团。其实，十年前他们曾一度建立起拥有超过二千名信徒的宗教教团，其后却又通过电视发表声明，表示他们的教义是错误的，并说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从而解散了那个宗教教团。
他们之所以被迫解散教团，是因为信徒中出现了过激的激进派小团体，而且具有强大的力量。作为呼吁日本社会进行彻底悔改的手段，这个激进的小宗派计划行使他们的实力，采取炸毁核电站之类巨大的恐怖行动。于是，教团的领袖们便与国家权利合作，出卖了这个激进的小宗派，使得他们行使实力的图谋归于流产。
如果情况仅止于此，教团的领袖们也已声明自己在宗教上的教义只是个玩笑一般的东西，也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全面的转向了。那么，为什么又产生了这个必要呢？那是因为在这个教团的内部，还有一个由信仰虔诚的女性们所组成的宗派。这个女性们的宗派认为，引入国家权利以封杀激进派的行为不仅束缚了教团的领袖们，整个教团也将遭到镇压。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她们以其信仰为基础，对领袖们的受难表示抗议，并可能为声张教团的正统性而集体自杀。因此，在激进的宗派与信仰虔诚的女性们的宗派这两者的追逼之下，教团的领袖们不得不采取了刚才所说的全面否定教团的这种转向措施。
将教团解散以后，教团的领袖“师傅”和“引导者”切断了与所有信徒之间的关系，在来自社会的批判和蔑视中孤独地度过了十年的时光。小说就从他们决心重建教会处开始。他们得到了一小部分新的理解者，开始了重建教团的活动，但“引导者”却在前面说到的过激派残存下来的一部分人执拗的追逼下而死去。以此为契机“师傅”转移到了四国森林中的一个处所。这个处所是由这十年间最为稳健却也颇有实力的信徒集团所准备的。
自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问世以来，我一直在考虑与中心相对抗的边缘“根据地”这一模式。我还以这个森林中的小村庄为舞台，选择各种各样的时代，描绘发生在那里的故事。于是“师傅”们试图创建新教团的活动，便与发生在这个边缘场所的故事汇合了。
然而，像是在等候着“师傅”公开发表将要创建新教会的声明一般，前面说到的过激的宗派和信仰虔诚的女性们的宗派也汇集到了这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师傅”并不打算清除他们。在“师傅”有关新教会的构想里，一些生长在这块边缘的土地上的年轻人也参与了进来。于是，前所未有的展望就要开始实施了。但是，就在新教会开始明确显现其性质的同时，曾将“师傅”和“引导者”逼得无路可走的激进派和信仰虔诚的女性们这两个宗派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却又一次紧紧地抓住了“师傅”
后面我还会再度就此进行叙述。我觉得，无论在现实的历史进展中，还是小说的叙述方法里，都存在着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包含着分歧的重复”作为小说的叙述方法来说，它也是一个方法论。
宗教教团的这位领袖创建教团和重建教会，与此同时也身陷危机并面临崩溃。这两个悲剧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这两者间的差异只在于“分歧”因此，我们可以批判性地认为，就重建教会而言“师傅”只是在表演“包含着分歧的重复”其实，当“师傅”重建教会时，他并没有从辩证法的角度去超越当初的失败，同时也没有树立起新的理念。
然而“师傅”这次却没能像第一次那样，借助“包含着分歧的重复”这种同样的方法来进行第二次转向。在他以悲剧性的方式悄然消失以后，就在这片森林中的土地上，在那些经过锤炼的年轻人（像是这个边缘地区长大成人的少年般的年轻人为核心）对他的支持下，他真的得以开展他那“新人的教会”的活动了。
四、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文学
我想，即便在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教授也是广为人知的吧。森教授的阿马蒂亚这个名字，意味着“永远的生命”据说，为森教授起这个奇妙名字的，是那位在大学里曾与他父亲同过事的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我记得，早在我的孩童时代，当时日本和中国之间战火正炽，我那位并不是专门研究学术的母亲对我说：在亚洲，继泰戈尔之后适合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是鲁迅先生。不过很遗憾，他却去世了。
刚才，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及森教授的名字，并非想要谈论他在专业领域内就饥谨与贫困，以及不平等问题做出的骄人业绩。我只是在考虑将森教授在经济学领域里的两个独特的专业用语转用于文学世界。一个单词是在日语中被译为“福利”的“well－being”表示“优裕的生活”这个单词包含了个人所具有诸如健康、长寿、自豪之类的所有生活机能。在如此定义的基础上，森教授将已经实现的机能包括在内，又提出了一个引人瞩目的“capability”在日语里，这个单词被译为“潜在能力”为了确立“优裕的生活”作为今后的机能而需要实现的“capability”便很重要，而从妨碍其实现的社会性因素（例如歧视）中获得自由就很有必要了。因此，何为不平等这个课题也就成了一种新的思考方法。
我认为，在评价一个国家某个时代文学的发达程度、广度以及深度时，经济学中的专业用语“capability”与自由这种概念是为之有效的。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实现国民国家的体制为奋斗目标而进行了最具有先驱性的实践，我为他们的这种工作而深深感动。因为，我从他们在各个时间点上的实践中，发现了巨大的“capability”
鲁迅所从事的工作当然自不待言，参加了国民革命的郭沫若和郁达夫等创造社的同人们也好，茅盾也好，他们都创作了丰富的作品，并拥有从这些作品中接受了“capability”的大量青年知识分子。
国民革命前后的作家们，有老舍、丁玲，还有年轻的巴金等人，以及在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期间，在上海开始工作的张爱玲和发表了围城的钱钟书等人。赵树理也是不可或忘的作家。他们都是优秀的“capability”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作为同时代的亚洲文学，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文学。我认为，没有必要就政治性时代的进展与文学的动向进行尝试性分析。或许，在你们这些从那个时代生活过来的各位听众的脑海里，已经映现出了那一切。
我可以说的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各种势头非常旺盛的新文学，它们确实充满了强大的魅力。刚才所列举的远比我年轻的作家们的老井和红高粱，给我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啊。我一再提及这一切的本身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鸿篇巨制的长篇小说所显示出来的，首先是小说家们的才能、方法和热情。同时，作为今后应该会实现的“capability”这些作品还显示出了何等丰富、广阔和深远的前景啊。我相信，今后也将不断会有中国的新“capability”的所有者们，获得不再被妨碍其表现的自由，并取得切实而巨大的收获。
现在，或许我还要重新使用八十年前芥川与胡适的对话一般的叙述方式。我也像当年的芥川那样，对中国现在正活跃着的小说家，以及今后将会实现其“capability”的年轻小说家们，表示我的羡慕之情。可是，在这个会场上，也许会有一些可称之为今天的胡适的知识分子，会从我的这番羡慕的话语中发现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对我显现出充满讥讽却也是宽厚的表情吧。
刚才，我就自己的小说进行了解说，从中可以看出，通过将“分歧”这种有意识的方法系统化，是能够找出文学上的有效性的。我的文学论小说的方法也被译成了中文，倘若大家能够予以参照的话，我想，大家是能够理解我所说的这一切的，那就是将刚才借助实际创作来进行说明的“包含着分歧的重复”这种小说的技法，作为我的认识方法而予以重视。在八十年后的北京，我有意识地重复着从芥川与胡适的对话中发现的、确实意味深长的“分歧”是出于以下两个意图。
首先，虽说我现在正面对各位中国听众讲述着这一切，其实，我也希望将这一切作为一个信息，传递给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国的近、现代文学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努力提示出新的国家形象和国民形象的典型，而日本的近、现代文学却不具备诸如此类的问题意识。夏目漱石是日本开始现代化进程后最大的国民作家。他提示了由于快速推进现代化而造成了扭曲和弊端的国民国家日本，并批判了没有自觉到这一切的日本人。然而，夏目漱石却从不曾创造出他独特的新日本这个国家以及日本人的积极性典型，并因此而引导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
在日本的近、现代社会里，一些知识分子最为综合性且多角度地试图认识日本是个怎样的国家，而日本人又是怎样的人。这些知识分子从战后的废墟中，面向再生而迈出了自己的步子。他们曾体验过战争，其中有些人更是直接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士兵。他们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所构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一如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所说的那样，具有“悔恨共同体”的含义。战前，尽管也存在着具有各种见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却各自孤立，没有形成抗拒战争的一股势力呢？出于悔恨这一切的力量，他们试图积极地构想崭新的国家和国民的形象。这就是他们的意图。而且，我认为文学者们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并具体地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他们是野间宏、武田泰纯、大冈升平等小说家。
然而，从那时算起，五十年过去了，这群战后知识分子的“大志”被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继承了吗？我不那么认为。我本人也是一个希望继承战后文学者们的“大志”试图站在他们这个构想之行列的最后一名，并因此而开始小说创作的人。但是，我却无法过高地评价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包括我的自我批评在内，我想在北京向现在的日本年轻作家们和年轻读者们呼吁，希望他们继承战后文学者的“大志”并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丰富、拓展和深化他们自身的“capability”
谢谢大家。
2000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