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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贫下中农。但是贫下中农里面也有贫农和下中农之分，即便同样都是贫农，也还有苦大仇深的贫农和一般的贫农之分。陈大富就是苦大仇深的贫农，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因为他经常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做报告。
那时候经常召开忆苦思甜大会，刚开始是选择几个能说会道的贫下中农给小学生讲旧社会他们是多么多么苦，新社会他们是多么多么的甜，讲着讲着就呼起了革命口号，其中重点是高呼“打倒刘少奇！”和“毛主席万岁！”仿佛旧社会贫下中农所受的那些苦全部都是刘少奇造成的。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基层的积极分子也不知道往下该怎么开展了，因为原先来领导他们开展运动的工作组一夜之间也都变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爪牙，甚至比地主富农都黑。于是基层积极分子觉得还是搞忆苦思甜最保险，不管上面口号怎么变，搞忆苦思甜，说新社会好，说旧社会苦不好总是没有错的。于是，忆苦思甜活动不仅在小学生中间进行，也在广大社员中进行，不仅在农村进行，也在城市里面开展。这样一来，一时间能说会道的贫下中农就成了紧俏资源，因为大多数真正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是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平常叫他们在村里面对小学生忽悠忽悠还行，真的上了大场面，常常只能喊几句口号，实质性的东西一句也说不出来了。而且更有甚者，有些农民一到那个场合居然连口号都喊不出来。
本来刘梅花并没有看上陈大富，而是看上了陈三元，因为陈三元比陈大富更要苦大仇深，那时候生产队做忆苦思甜报告的总是陈三元。陈三元不仅在生产队做忆苦思甜报告，而且报告还做到的公社，但是做到公社的那一天出事了。大约当时到会的人太多的缘故，陈三元哪里经历过这种场面，一看到台上台下黑压压的人，慌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于是一急，就带头喊起了了口号。喊口号容易，反反复复就那两句话：“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陈三元喊一句，台下的贫下中农就跟一句，倒也热烈。但是，总不能老是这样喊下去。于是，陈三元同志就一边带领贫下中农喊口号，一边想着下面该说什么。谁知道就这么喊着想着，想着喊着，突然搞反过来了，把本来被打倒的喊成了万岁，把本来被万岁的喊成了打倒。这还得了？！陈三元自己马上就成了被打倒的对象，而且是真的被人打倒了，并且是当场就被打倒在地，连陈大富同志都亲自上前踢了两脚。
陈大富不敢不踢，因为他们都姓陈，这两脚表示他已经与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三元划清了界限。
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三元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忆苦思甜还要继续。这时候，陈大富同志脱颖而出。陈大富家里虽然算不上真正的苦大仇深，但是陈大富会说。会说就行。
陈大富说：他家在旧社会最苦，他自己五岁就给地主老财放牛，有一次牛跑了，他就跟后面追，实在追不上，自己掉到河里，差一点就淹死。是共产党救了他。被共产党救上来之后，送回去，地主老财等共产党走了之后，又把他一顿毒打，骨头都被打出来了。说到这里，陈大富忍不住哭了。
想一想一个五岁的小孩的这种遭遇，听众也被感染了，于是会场哭声一片。这时候，有人带头高呼革命口号，在一片“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中，会场的气氛顿时达到高潮。
通过陈三元的教训，人也学精了，只喊“打倒”不喊“万岁”这样就不容易发生错误。果然也就没有再发生错误。由于没有发生错误，陈大富就成了名人。到处做报告，不仅做到公社，而且还做到县里，直接给工人老大哥做报告，风光极了。
刘梅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主动上赶子嫁给陈大富的。这里说刘梅花是“主动上赶子”并没有抬举陈大富或贬低刘梅花的意思，事实上也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当时要嫁给陈大富的人多着呢，只不过刘梅花确实比较贫下中农子女长得俏，而且近水楼台先得月罢了。
洞房花烛夜，刘梅花问陈大富：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八。”陈大富说。
“哪一年生的？”刘梅花问。
“四九年，噢不，”陈大富略微想了一下说“五一年生的。五一年冬天。下大雪生的。”
刘梅花知道他在说谎，其实一个生产队的，谁多大还能不知道？刘梅花是五四年的，陈大富怕刘梅花嫌他年龄大了，故意把自己说小两年。
“五一年生的？”刘梅花问。
“五一年生的。”陈大富说。说的非常肯定。
“不会记错吧？”刘梅花提醒。
“不会，”陈大富说“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下着大雪呢。鹅毛大雪。”
“真记得？”
“真记得！”陈大富发誓。
刘梅花没有说话，笑了。
“你笑什么？”陈大富问。
刘梅花还是笑。
“不是我自己记得的，”陈大富自己也笑了“是听我娘讲的。”
“不管是四九年生的还是五一年生的，”刘梅花说“你五岁的时候都是解放以后的事情了。解放以后你是给哪个地主老财放牛了？你是不是把新社会的生产队说成是地主老财了？这可是现行反革命的罪呀。”
大约是想到了陈三元的下场，陈大富吓得当场给刘梅花下跪，并且从此以后在家装病，再也不到外面做忆苦思甜报告了。
皖北那边有个说法，说丈夫在结婚的第一天一定要把老婆给治服了，只要第一天把老婆给治服了，老婆就会一辈子顺从丈夫。本来这对于陈大富同志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陈大富当时是红得发紫，刘梅花又是自己上赶子投奔革命阵营来的，陈大富不用费劲刘梅花自然就会服服帖帖，但是没想到刘梅花关键时候来这么一手，差一点就把陈大富打成跟陈三元一样的现行反革命。于是，被治服的恰恰是陈大富自己。
果然，陈大富自从结婚之后果然就一直听刘梅花的。
听老婆的也不一定是坏事，如今是新社会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一点也不比男人差，比如刘梅花当时就是初中毕业，而陈大富只有小学毕业。那种女人“头发长见识短”的历史早已成为过去的过去，特别是像刘梅花陈大富这对夫妇，陈大富听刘梅花的还真没有错。再说，如今有些女人的头发比男人还短，见识当然也就长了。事实上，陈大富能有今天的事业，还真是听刘梅花的结果。
都是贫下中农。但是贫下中农里面也有贫农和下中农之分，即便同样都是贫农，也还有苦大仇深的贫农和一般的贫农之分。陈大富就是苦大仇深的贫农，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因为他经常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做报告。
那时候经常召开忆苦思甜大会，刚开始是选择几个能说会道的贫下中农给小学生讲旧社会他们是多么多么苦，新社会他们是多么多么的甜，讲着讲着就呼起了革命口号，其中重点是高呼“打倒刘少奇！”和“毛主席万岁！”仿佛旧社会贫下中农所受的那些苦全部都是刘少奇造成的。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基层的积极分子也不知道往下该怎么开展了，因为原先来领导他们开展运动的工作组一夜之间也都变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爪牙，甚至比地主富农都黑。于是基层积极分子觉得还是搞忆苦思甜最保险，不管上面口号怎么变，搞忆苦思甜，说新社会好，说旧社会苦不好总是没有错的。于是，忆苦思甜活动不仅在小学生中间进行，也在广大社员中进行，不仅在农村进行，也在城市里面开展。这样一来，一时间能说会道的贫下中农就成了紧俏资源，因为大多数真正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是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平常叫他们在村里面对小学生忽悠忽悠还行，真的上了大场面，常常只能喊几句口号，实质性的东西一句也说不出来了。而且更有甚者，有些农民一到那个场合居然连口号都喊不出来。
本来刘梅花并没有看上陈大富，而是看上了陈三元，因为陈三元比陈大富更要苦大仇深，那时候生产队做忆苦思甜报告的总是陈三元。陈三元不仅在生产队做忆苦思甜报告，而且报告还做到的公社，但是做到公社的那一天出事了。大约当时到会的人太多的缘故，陈三元哪里经历过这种场面，一看到台上台下黑压压的人，慌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于是一急，就带头喊起了了口号。喊口号容易，反反复复就那两句话：“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陈三元喊一句，台下的贫下中农就跟一句，倒也热烈。但是，总不能老是这样喊下去。于是，陈三元同志就一边带领贫下中农喊口号，一边想着下面该说什么。谁知道就这么喊着想着，想着喊着，突然搞反过来了，把本来被打倒的喊成了万岁，把本来被万岁的喊成了打倒。这还得了？！陈三元自己马上就成了被打倒的对象，而且是真的被人打倒了，并且是当场就被打倒在地，连陈大富同志都亲自上前踢了两脚。
陈大富不敢不踢，因为他们都姓陈，这两脚表示他已经与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三元划清了界限。
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三元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忆苦思甜还要继续。这时候，陈大富同志脱颖而出。陈大富家里虽然算不上真正的苦大仇深，但是陈大富会说。会说就行。
陈大富说：他家在旧社会最苦，他自己五岁就给地主老财放牛，有一次牛跑了，他就跟后面追，实在追不上，自己掉到河里，差一点就淹死。是共产党救了他。被共产党救上来之后，送回去，地主老财等共产党走了之后，又把他一顿毒打，骨头都被打出来了。说到这里，陈大富忍不住哭了。
想一想一个五岁的小孩的这种遭遇，听众也被感染了，于是会场哭声一片。这时候，有人带头高呼革命口号，在一片“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中，会场的气氛顿时达到高潮。
通过陈三元的教训，人也学精了，只喊“打倒”不喊“万岁”这样就不容易发生错误。果然也就没有再发生错误。由于没有发生错误，陈大富就成了名人。到处做报告，不仅做到公社，而且还做到县里，直接给工人老大哥做报告，风光极了。
刘梅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主动上赶子嫁给陈大富的。这里说刘梅花是“主动上赶子”并没有抬举陈大富或贬低刘梅花的意思，事实上也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当时要嫁给陈大富的人多着呢，只不过刘梅花确实比较贫下中农子女长得俏，而且近水楼台先得月罢了。
洞房花烛夜，刘梅花问陈大富：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八。”陈大富说。
“哪一年生的？”刘梅花问。
“四九年，噢不，”陈大富略微想了一下说“五一年生的。五一年冬天。下大雪生的。”
刘梅花知道他在说谎，其实一个生产队的，谁多大还能不知道？刘梅花是五四年的，陈大富怕刘梅花嫌他年龄大了，故意把自己说小两年。
“五一年生的？”刘梅花问。
“五一年生的。”陈大富说。说的非常肯定。
“不会记错吧？”刘梅花提醒。
“不会，”陈大富说“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下着大雪呢。鹅毛大雪。”
“真记得？”
“真记得！”陈大富发誓。
刘梅花没有说话，笑了。
“你笑什么？”陈大富问。
刘梅花还是笑。
“不是我自己记得的，”陈大富自己也笑了“是听我娘讲的。”
“不管是四九年生的还是五一年生的，”刘梅花说“你五岁的时候都是解放以后的事情了。解放以后你是给哪个地主老财放牛了？你是不是把新社会的生产队说成是地主老财了？这可是现行反革命的罪呀。”
大约是想到了陈三元的下场，陈大富吓得当场给刘梅花下跪，并且从此以后在家装病，再也不到外面做忆苦思甜报告了。
皖北那边有个说法，说丈夫在结婚的第一天一定要把老婆给治服了，只要第一天把老婆给治服了，老婆就会一辈子顺从丈夫。本来这对于陈大富同志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陈大富当时是红得发紫，刘梅花又是自己上赶子投奔革命阵营来的，陈大富不用费劲刘梅花自然就会服服帖帖，但是没想到刘梅花关键时候来这么一手，差一点就把陈大富打成跟陈三元一样的现行反革命。于是，被治服的恰恰是陈大富自己。
果然，陈大富自从结婚之后果然就一直听刘梅花的。
听老婆的也不一定是坏事，如今是新社会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一点也不比男人差，比如刘梅花当时就是初中毕业，而陈大富只有小学毕业。那种女人“头发长见识短”的历史早已成为过去的过去，特别是像刘梅花陈大富这对夫妇，陈大富听刘梅花的还真没有错。再说，如今有些女人的头发比男人还短，见识当然也就长了。事实上，陈大富能有今天的事业，还真是听刘梅花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