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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那个中年汉子的话，关键时刻总会有贵人相助，祈祷着奇迹发生，祈祷蒋大哥不要像章一民和周正平那样不加掩饰地一口拒绝我。
谢天谢地，蒋大哥还真接了我的电话。说：我太忙了，没办法过来接你，你自己坐几路几路中巴，到什么什么地方下车，来永安商场找我。
蒋大哥的态度大大超出我的预期。我简直就是喜不自禁，马上拖上行李，按蒋大哥指定的路线挤上中巴，走了很远很远，颠簸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到了位于蛇口太子路的永安商场。
那时候深南大道正在修建，行车特慢，南油大道根本没有，中巴在南头里面七弯八拐，头都转晕了，从罗湖到蛇口足足花了两个半小时。当我找到蒋大哥时，已经五点多。蒋大哥当时正在指挥装车，听见我喊他，马上过来打招呼，并且掏出大哥大指示老婆晚上加两个菜，说有客人。那一刻我差点就流出眼泪，像老电影里失散多年的红军终于重新找到了党的感觉。
晚上虽然只能睡地铺，但感觉特温暖，起码比住旅馆温暖。我把从周正平那里要回来的礼品送给蒋大哥，并且向蒋大哥申请用一下电话，跟老婆报了个平安。
第二天，蒋大哥照例要上班，他给我找了辆自行车，说："你自己骑车转转，找工作的事急不得"。
我比蒋大哥想象的要顺利，当天上午就找到了工作。
那天我从蒋大哥家出来，骑了自行车没走多远就碰到一家工厂，对看门的说找工作，他说我找错了，是那边的恒基实业招聘工程师。我按他指的方向沿南山脚下从东向西走一百米。对骑车的我来说，也就是上车下车两个动作。
接待我的是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干部，胸前戴了个工牌，上面写着"副经理"。我亮出随身带来的一大堆红色证书，对方面露喜色，说："你等一下。"转身闪进去了。
副经理领我来见老板时，他正在埋头看我那一大堆证书。说来好笑，那一堆证书中的绝大多数是各种论文的获奖证书，诸如"优秀论文奖"之类，没想到今天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
那时候还没听说过做假证的事，这一大堆的论文、著作、学历证明、获奖证书着实让香港老板赖春泉先生大开眼界，他确信发现了真正的人才。赖老板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么有成就干吗还要到我这里来？我当然不能说是生活所迫，觉得那样说怪丢人的，于是说：在我们那里，谁干得好谁麻烦就多。赖老板好像很同意我的观点，非常认同地点点头，然后用我听不懂的话对那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副经理说了一串什么。副经理将桌子上那一大堆证书收在一起，抱在手里，把我领进一间看上去像老板办公室的房间，安排我在沙发上坐下，把那些证书还给我，说：你等一下，老板还要找你谈谈。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副经理也是会笑的。
我在傻等着，但感觉自己已经被录用了，否则还要找我谈什么，干脆打发走算了。
过了一会儿，赖老板进来了。他是一阵风似的进来的，脸上堆满了笑容，整个神态与刚才判若两人。他一边走进来一边笑嘻嘻地与我打招呼，仿佛是对老朋友。他用带有浓重方言的"普通话"喊我：灯辣阿。我知道他这是友好的表示，但我不知该怎样答话，只好欠身点头加傻笑。这时候他已经坐到他的大班台上，用更加标准一点的普通话一边招手一边对我说：来来来，上来坐。我就从沙发上彻底站起来，坐到他对面的围椅上。围椅显然是专门留给接受老板谈话的人坐的，而且只有一把，看来老板喜欢找人单独谈话。单独被领导或上司召见谈话的经历我还是有的，所以并不怯场，只是心里告诫自己：注意，言多必失！但赖老板并没有给我失言的机会，他只是告诉我：工作你不用操心，你把事情做好就行了，工作是我考虑的事。另外，不好意思，你必须与工人一起吃，所以伙食相当差，不知你能不能受得了。没等我回答，他又说：你先吃了再说，等以后你们北方人多了，公司再统一解决。
我没说话，还是在傻笑。说实话，他虽然用了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但我还是好多地方听不懂，比如"人工"，再比如为什么说我是"北方人"，但此时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伙食到底差到什么程度，难道比我当年上山下乡在建设兵团连续吃几个月咸萝卜缨子还差？也未必不可能。这里是资本家的工厂。我想起了万恶的旧社会，想起天津三条石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的情景。我想不管怎么样，先干了再说，就当是了解生活丰富阅历也行。我说没关系，我吃得苦。赖老板笑了，笑得比刚才更灿烂。他笑着抓起了电话，拨了几个号码，又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放下电话，仍然对我笑，也像我刚才那样傻笑，笑得蛮天真，使我怀疑这就是香港的大老板？
这时候，副经理又进来了，对赖老板不知说了句什么，然后笑着对我说："丁先生，请吃饭去吧。"边说还边做着"请"的手势。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称我为"先生"，由于我的姓名一共只有两个极简单的字，所以熟人对我都直呼其名，合作单位的人一般都喊"丁工"，从来没被称为"先生"的。我看看赖老板，意思是说赖老板是不是一起去。虽然没说话，赖老板还是准确地理解了我的意思，他笑着示意让我自己去。
副经理将我领到楼下，来到主厂房旁边的一个临时性建筑食堂，变戏法般地拿出一个带活动把子的不锈钢饭盒，递给我，说："那边有水龙头，洗洗，从后面排队就行了。"我问："不用饭票？"他笑笑，说不用。
食堂不大，比我们学校的食堂小多了，甚至比我们设计院的食堂都小，差不多与上山下乡时我们连队食堂一般大，但那时候我们连队在食堂就餐人员只有30多人，而这里挤了少说也有300人，满满的，全部在排队，没人在吃饭。仔细一看，才发现食堂有一个后门，打完饭之后，工人从后门出去了。
我老老实实地排到最后，一步一步地机械地跟着队伍往前移动。周围的男男女女不时地有人看我一眼，但看的时间很短，只要我一回眼他们马上就躲开。个别长相较好的女工在眼光躲开之后又对着同伴的耳朵嘀咕了两三秒钟，然后她们一起放声大笑，其中一个还做出要打另一个的样子。我知道她们肯定是在说我，所以尽可能目不斜视，面上露出极微弱的微笑。
快到窗口时，我才看清，员工在这里排队其实只是打菜，每人一荤两素，打完菜后迅速向后门走去，那里有饭和汤，打饭和打汤实行按需分配，吃多少打多少，没想到这小小的员工食堂居然还部分实现了共产主义。轮到我时，看着琳琅满目的菜肴，一下子竟愣在那里，不知该点什么菜。以前在食堂吃饭，窗口前面都有一块黑板，标明什么什么菜，多少多少价钱，习惯了，今天猛一遇见这么多没名没姓没价钱的菜，还真有点不知所措。窗口里面的小伙子非常友善地看着我，笑着问："你是新来的丁主管吧？"尽管他将丁说成是"灯"，但我还是听清了他的意思，赶紧大幅度地点点头，同时心里纳闷：我是主管？主管是什么头衔？管什么？老板还没明确告诉是否录用我，就由食堂的厨工来宣布我的职位。
"老板说了，"小伙子说，"你随便点，要吃什么点什么。"
我怕妨碍后面的人，来不及细想，就随便点了三个菜，记得好像是半片红烧猪脚、一条油炸非洲鲫鱼和一份空心菜。这就是赖老板一再向我解释并表示歉意的"相当差"的伙食！说实话，比我在家里吃的好多了。事实上，如果我在家里有这么"相当差"的伙食，我可能就不来深圳了。在家里时，院里逢年过节发点荤，我和妻子总是像宝贝一样藏在冷冻柜里，需要改善伙食时，取出来如劈柴一般砍点下来，配点青椒炒个菜，一家四口像过年。当然，好菜也是会买的，比如买条小桂鱼，但那是专门给儿子补钙的，我和妻子是万万动不得的，如果我们要动，那也必须给保姆吃，而那条小鱼还不够保姆一个人吃。
吃着这"相当差"的菜，我只有一个想法：要是老婆孩子也能吃上就好了！这样想着，我的眼前就浮现了儿子吃榨菜的模样。眼泪滴到了碗里。
信那个中年汉子的话，关键时刻总会有贵人相助，祈祷着奇迹发生，祈祷蒋大哥不要像章一民和周正平那样不加掩饰地一口拒绝我。
谢天谢地，蒋大哥还真接了我的电话。说：我太忙了，没办法过来接你，你自己坐几路几路中巴，到什么什么地方下车，来永安商场找我。
蒋大哥的态度大大超出我的预期。我简直就是喜不自禁，马上拖上行李，按蒋大哥指定的路线挤上中巴，走了很远很远，颠簸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到了位于蛇口太子路的永安商场。
那时候深南大道正在修建，行车特慢，南油大道根本没有，中巴在南头里面七弯八拐，头都转晕了，从罗湖到蛇口足足花了两个半小时。当我找到蒋大哥时，已经五点多。蒋大哥当时正在指挥装车，听见我喊他，马上过来打招呼，并且掏出大哥大指示老婆晚上加两个菜，说有客人。那一刻我差点就流出眼泪，像老电影里失散多年的红军终于重新找到了党的感觉。
晚上虽然只能睡地铺，但感觉特温暖，起码比住旅馆温暖。我把从周正平那里要回来的礼品送给蒋大哥，并且向蒋大哥申请用一下电话，跟老婆报了个平安。
第二天，蒋大哥照例要上班，他给我找了辆自行车，说："你自己骑车转转，找工作的事急不得"。
我比蒋大哥想象的要顺利，当天上午就找到了工作。
那天我从蒋大哥家出来，骑了自行车没走多远就碰到一家工厂，对看门的说找工作，他说我找错了，是那边的恒基实业招聘工程师。我按他指的方向沿南山脚下从东向西走一百米。对骑车的我来说，也就是上车下车两个动作。
接待我的是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干部，胸前戴了个工牌，上面写着"副经理"。我亮出随身带来的一大堆红色证书，对方面露喜色，说："你等一下。"转身闪进去了。
副经理领我来见老板时，他正在埋头看我那一大堆证书。说来好笑，那一堆证书中的绝大多数是各种论文的获奖证书，诸如"优秀论文奖"之类，没想到今天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
那时候还没听说过做假证的事，这一大堆的论文、著作、学历证明、获奖证书着实让香港老板赖春泉先生大开眼界，他确信发现了真正的人才。赖老板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么有成就干吗还要到我这里来？我当然不能说是生活所迫，觉得那样说怪丢人的，于是说：在我们那里，谁干得好谁麻烦就多。赖老板好像很同意我的观点，非常认同地点点头，然后用我听不懂的话对那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副经理说了一串什么。副经理将桌子上那一大堆证书收在一起，抱在手里，把我领进一间看上去像老板办公室的房间，安排我在沙发上坐下，把那些证书还给我，说：你等一下，老板还要找你谈谈。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副经理也是会笑的。
我在傻等着，但感觉自己已经被录用了，否则还要找我谈什么，干脆打发走算了。
过了一会儿，赖老板进来了。他是一阵风似的进来的，脸上堆满了笑容，整个神态与刚才判若两人。他一边走进来一边笑嘻嘻地与我打招呼，仿佛是对老朋友。他用带有浓重方言的"普通话"喊我：灯辣阿。我知道他这是友好的表示，但我不知该怎样答话，只好欠身点头加傻笑。这时候他已经坐到他的大班台上，用更加标准一点的普通话一边招手一边对我说：来来来，上来坐。我就从沙发上彻底站起来，坐到他对面的围椅上。围椅显然是专门留给接受老板谈话的人坐的，而且只有一把，看来老板喜欢找人单独谈话。单独被领导或上司召见谈话的经历我还是有的，所以并不怯场，只是心里告诫自己：注意，言多必失！但赖老板并没有给我失言的机会，他只是告诉我：工作你不用操心，你把事情做好就行了，工作是我考虑的事。另外，不好意思，你必须与工人一起吃，所以伙食相当差，不知你能不能受得了。没等我回答，他又说：你先吃了再说，等以后你们北方人多了，公司再统一解决。
我没说话，还是在傻笑。说实话，他虽然用了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但我还是好多地方听不懂，比如"人工"，再比如为什么说我是"北方人"，但此时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伙食到底差到什么程度，难道比我当年上山下乡在建设兵团连续吃几个月咸萝卜缨子还差？也未必不可能。这里是资本家的工厂。我想起了万恶的旧社会，想起天津三条石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的情景。我想不管怎么样，先干了再说，就当是了解生活丰富阅历也行。我说没关系，我吃得苦。赖老板笑了，笑得比刚才更灿烂。他笑着抓起了电话，拨了几个号码，又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放下电话，仍然对我笑，也像我刚才那样傻笑，笑得蛮天真，使我怀疑这就是香港的大老板？
这时候，副经理又进来了，对赖老板不知说了句什么，然后笑着对我说："丁先生，请吃饭去吧。"边说还边做着"请"的手势。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称我为"先生"，由于我的姓名一共只有两个极简单的字，所以熟人对我都直呼其名，合作单位的人一般都喊"丁工"，从来没被称为"先生"的。我看看赖老板，意思是说赖老板是不是一起去。虽然没说话，赖老板还是准确地理解了我的意思，他笑着示意让我自己去。
副经理将我领到楼下，来到主厂房旁边的一个临时性建筑食堂，变戏法般地拿出一个带活动把子的不锈钢饭盒，递给我，说："那边有水龙头，洗洗，从后面排队就行了。"我问："不用饭票？"他笑笑，说不用。
食堂不大，比我们学校的食堂小多了，甚至比我们设计院的食堂都小，差不多与上山下乡时我们连队食堂一般大，但那时候我们连队在食堂就餐人员只有30多人，而这里挤了少说也有300人，满满的，全部在排队，没人在吃饭。仔细一看，才发现食堂有一个后门，打完饭之后，工人从后门出去了。
我老老实实地排到最后，一步一步地机械地跟着队伍往前移动。周围的男男女女不时地有人看我一眼，但看的时间很短，只要我一回眼他们马上就躲开。个别长相较好的女工在眼光躲开之后又对着同伴的耳朵嘀咕了两三秒钟，然后她们一起放声大笑，其中一个还做出要打另一个的样子。我知道她们肯定是在说我，所以尽可能目不斜视，面上露出极微弱的微笑。
快到窗口时，我才看清，员工在这里排队其实只是打菜，每人一荤两素，打完菜后迅速向后门走去，那里有饭和汤，打饭和打汤实行按需分配，吃多少打多少，没想到这小小的员工食堂居然还部分实现了共产主义。轮到我时，看着琳琅满目的菜肴，一下子竟愣在那里，不知该点什么菜。以前在食堂吃饭，窗口前面都有一块黑板，标明什么什么菜，多少多少价钱，习惯了，今天猛一遇见这么多没名没姓没价钱的菜，还真有点不知所措。窗口里面的小伙子非常友善地看着我，笑着问："你是新来的丁主管吧？"尽管他将丁说成是"灯"，但我还是听清了他的意思，赶紧大幅度地点点头，同时心里纳闷：我是主管？主管是什么头衔？管什么？老板还没明确告诉是否录用我，就由食堂的厨工来宣布我的职位。
"老板说了，"小伙子说，"你随便点，要吃什么点什么。"
我怕妨碍后面的人，来不及细想，就随便点了三个菜，记得好像是半片红烧猪脚、一条油炸非洲鲫鱼和一份空心菜。这就是赖老板一再向我解释并表示歉意的"相当差"的伙食！说实话，比我在家里吃的好多了。事实上，如果我在家里有这么"相当差"的伙食，我可能就不来深圳了。在家里时，院里逢年过节发点荤，我和妻子总是像宝贝一样藏在冷冻柜里，需要改善伙食时，取出来如劈柴一般砍点下来，配点青椒炒个菜，一家四口像过年。当然，好菜也是会买的，比如买条小桂鱼，但那是专门给儿子补钙的，我和妻子是万万动不得的，如果我们要动，那也必须给保姆吃，而那条小鱼还不够保姆一个人吃。
吃着这"相当差"的菜，我只有一个想法：要是老婆孩子也能吃上就好了！这样想着，我的眼前就浮现了儿子吃榨菜的模样。眼泪滴到了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