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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到家里，我就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我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半天没说话。老婆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我愣了一下，回过神，说孔老板要在江苏开展业务，让我先回来筹备。她说：那你不回深圳了？我说再说吧，反正工资照付。说着，我把那个信封交给老婆，她接过去，认真地数起来，数得很认真。而我则想，这几乎是我的一条命呀！
我照例回情报室"上班"，尽管我现在属于借出人员，市政府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已经为我办好了借用手续，我上班也没工资，但不去情报所我去哪里？好在有我一大堆来信，正好可以看看。我发现国人对印刷品是很信赖的，当初我为了混稿费胡乱写了一些东西，如今真被人当作某某专家了，收到了很多求教信，这些求教信中居然还有一封来自国防科技大学，并且是两位教授一起写来的，向我请教有关舰艇用轻质绝热材料方面的问题，我真想给他们回封信，问他们可不可以收我做博士，如果可以，我就可以天天当面指导他们了。
看着这些来信，我似乎又很怀念在情报所工作的日日夜夜。所里面人见我从深圳回来都很热情，那样子不亚于见到归国侨胞，我的虚荣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某种满足。同事们还嚷着要我请客，仿佛认定我已经发了大财了。被他们这样一捧一抬，我的双脚就离开了地面，而且离得很远，想下都下不来。我豁然发现：我已经没法再回设计院了，没法再回情报所了，这里已经不属于我，开弓没有回头箭呀！
回情报所"上班"是有好处的。情报所可以看到各种报纸，其中中国青年报上一则招聘启事吸引了我。登启事的是海南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说招聘从副总裁到企划人员各个岗位的人才。我给他们去了封信，照例是附上各种证书和奖状的复印件，并对近几个月的经历作了夸张性描述。主要是把时间做了适当的延长，没有说只干了几个月，而是说干了两年。其实这种"适当的夸张"也不算过分，的确，通过这几个月跟着香港老板台湾老板后面当职业经理人，我所经历的事情和增长的见识远比在内地干几年都要多。
我记得好像就投过这一份个人资料，没想到一下就投中了。他们很快就给我回了信，拟聘我做公司发展部经理，并问我有什么待遇要求。我等不及写信了，马上回了电话过去，说我很乐意去海南服务，并说没什么待遇要求，按公司制度办就行了。我能这样说，就说明我这几个月在深圳没有白过，我在恒基公司搞过招聘，知道提待遇要求没任何好处，除非是老板求你，你自己去应聘还能提什么要求？难道公司还能为你改变他们的工资制度？再说，我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回设计院上班肯定不适应了，就是能适应也丢不起这个人。我发现，像我们这样的人，只要你"下海"了，就别想再回头，也回不了头，各种各样的因素让你没法回头，没脸回头。
对方说你可以来面试，我问面试怎么说，对方说面试时要带来各种证件的原件，一般这么远通知你面试大都能通过的，万一通不过，公司承担回去的路费。我说可以。
我相信自己的实力，包括应付面试的能力。毕竟，我面试过别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这样经历的人还是少数中的少数。
我对老婆说我要去海南，她说你不跟孔老板干了？我编了个理由，说台湾人好色，老是要找小姐，我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所以要去海南。老婆听了很顺耳，就没说什么，我真担心她问：要是海南的老板也好色怎么办？但她没问，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老婆和儿子一起送我到南京，我将从南京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坐汽车去海南。我心情不好，在南京无缘无辜地跟的士司机吵了一架，直到今天都觉得对不起那个的士司机。在南京车站广场，正好有儿童电动三轮车玩，一次两块钱，老婆觉得太贵了，舍不得，我坚决主张给儿子玩。我们再也不是"二百五"了，无论到哪里我都不可能是"二百五"了，我失去那么多，换来的就只有这一个，如果连儿子玩一下电动车都舍不得，我"下海"干什么？
我排队买票，老婆带儿子排队等电动车。他们等到了，老婆将电动车抓在手里，叫儿子赶快跑过来取票，我看见儿子惶惶张张跑过来，我一惊：儿子大了！会跑了！我第一次去深圳时他连走都困难，现在居然能跑了！
火车开动时，老婆孩子倒没事，我哭了。不知道是为老婆儿子还是为我自己。等到再想和儿子说再见的时候，火车已经驶离很远，我忽然感觉自己不是在火车上，而是在船上，并且船正驶向大海，离岸越来越远，即使这时候我想回头，也可能找不到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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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顺达股份有限公司在报纸上登出招聘启事后，总共收到800多份应聘信，经多轮筛选，最后确定13人面试。只要当面交流的事实与应聘材料上反应的情况一致，录用的希望就很大。但是，无论材料是否真实或表现多么好，最后只能从13个面试者中间录取8个，另外7个由公司支付回程路费回家。可见，竞争还是相当残酷的。
我可能是最远的应聘者，这么远跑来当然不是为了挣这半趟路费。我很重视，事先从电话里旁敲侧击了解到公司的一些基本情况，知道他们老板叫杨东升，吉林长春人；公司总裁是四川人，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副总裁是重庆重型机械厂厂长，祖籍安徽等等。我决定打安徽牌，因为我是安徽人，而中国科技大学就在安徽，这样，与公司总裁和副总裁都能产生联系。
顺达公司总部在海口市滨海大道南洋大厦六楼。当时滨海大道上好像只有这一个三十多层的高楼，很好找。南洋大厦俯面为正方形，外表是玻璃幕墙，四周配上挺拔的椰子树，气派非凡。我心里想，只要能进入这间大厦，工资肯定少不了，少了也落个心情好。
面试在下午两点钟进行，我排在中间，不前不后。看着以前只有在新加坡电视剧人在旅途才见过的真正意义上的写字楼，望着前前后后一个个比我更加自负的博士硕士，想着13个人当中最后只能录用8个，我不敢肯定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想起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面的一句台词："任何意外的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不敢掉以轻心。
好不容易轮到我，尽管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还是被那阵势吓得心跳。不大的会议室里摆着一个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会议桌的里面坐了满满一排人，大约有十二三个，事实上，里面的一排根本坐不下那么多人，于是考官们已经坐到了两边，他们几乎围成一个大半圆弧，而我正好就在他们围成的抛物线的焦点上。
为了掩饰紧张，我准备变被动为主动，先发制人。
我朝这一圈人点头坐下后，主持人要我将自己的情况先作一个简单介绍，我立即滔滔不绝。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安徽人，"我说，"如果有，那应该认识我或至少听说过我。1988年，安徽省为表彰本省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特殊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特别颁发了三枚奖章，其中金质奖章授予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方励之，银质奖章授予了温元凯，铜质奖章就授予了我。"
说着，我郑重递上了当年颁发给我的那枚铜质奖章。铜质奖章是真的，方励之获金奖温元凯获银奖也是真的，但当时获得这些奖章的不只是我们三个人，而是三百多人，我将那三百多人全部省略了，只剩下两个叫得天响的大名人和我自己，意义就大不一样了。我其实并没有撒谎，只是运用了说话技巧，这些技巧是事先演练好的。
"其实，"我接着说，"这个奖项并不是针对获奖者的某一项具体的科学贡献，而是对他长期以来在学术上的一贯成就的综合肯定。事实上，在获得此项奖励之前，我已经获得过国家、省、部、委、市和院内的多次奖项。"
我又递上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大堆获奖证书。这一次我不是递给主持人，而是东给一个西给一个，一下子就造成了全体考官都在看我的证书的壮观场景。
接着，我又如同变戏法般从挎包里取出书、论文等等，摊了一桌子，任他们翻阅。本来每个面试者只有二十分钟时间，轮到我的时候他们竟然忘了这个规定，大家都好像在看稀奇长见识。
录取是必然的。总裁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既然我与他们的校长和老师齐名，他如果不录用我就有嫉能妒贤之嫌；副总裁暗暗得意，心里想，看，我们安徽的"人才"才是真正的人才。遗憾的是，老板杨东升本人不在，总裁只给我安排了个中层位置，使我怀疑他确实有点嫉能妒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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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升是长春人，老三届知青，生产队长。虽然算不上官，但作为下乡知青能在生产队当上队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至少得身体好，干活舍得出力气，而且还要能说会道，办事比较公道，服众才行。
杨东升后来什么时候回城以及回城以后做什么我不知道，严格地说，顺达公司的员工都不知道，公司员工如果知道我就会知道。但他是怎样起家的我们都知道，而且一直为公司员工所称道。事实上，当我了解这些情况时，我就萌发了要把这一切写出来的强烈愿望，只是当时有别的事情要做，当时我还不具备埋头写作的心理条件，所以才未能如愿。
改革开放初期，杨东升的母亲蓝老太太就在长春一个叫二道河子的地方开起了裁缝店。蓝老太太与一般人做法不一样，她一下子招了很多徒弟，徒弟不拿工资，管吃管住，包教包会。蓝老太太的主要任务一是带徒弟，二是接活，几年下来，不声不响地赚了钱，到1988年杨东升闯海南时，有人说他带了13万，也有人说他带了8万，不管多少，据说这些钱大部分都是蓝老太太开裁缝店赚来的。
杨东升好像没有打工的经历，到了海南后就抱定自己要做生意。第一单赚钱的生意是与农民合作建房。大约是他独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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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到家里，我就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我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半天没说话。老婆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我愣了一下，回过神，说孔老板要在江苏开展业务，让我先回来筹备。她说：那你不回深圳了？我说再说吧，反正工资照付。说着，我把那个信封交给老婆，她接过去，认真地数起来，数得很认真。而我则想，这几乎是我的一条命呀！
我照例回情报室"上班"，尽管我现在属于借出人员，市政府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已经为我办好了借用手续，我上班也没工资，但不去情报所我去哪里？好在有我一大堆来信，正好可以看看。我发现国人对印刷品是很信赖的，当初我为了混稿费胡乱写了一些东西，如今真被人当作某某专家了，收到了很多求教信，这些求教信中居然还有一封来自国防科技大学，并且是两位教授一起写来的，向我请教有关舰艇用轻质绝热材料方面的问题，我真想给他们回封信，问他们可不可以收我做博士，如果可以，我就可以天天当面指导他们了。
看着这些来信，我似乎又很怀念在情报所工作的日日夜夜。所里面人见我从深圳回来都很热情，那样子不亚于见到归国侨胞，我的虚荣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某种满足。同事们还嚷着要我请客，仿佛认定我已经发了大财了。被他们这样一捧一抬，我的双脚就离开了地面，而且离得很远，想下都下不来。我豁然发现：我已经没法再回设计院了，没法再回情报所了，这里已经不属于我，开弓没有回头箭呀！
回情报所"上班"是有好处的。情报所可以看到各种报纸，其中中国青年报上一则招聘启事吸引了我。登启事的是海南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说招聘从副总裁到企划人员各个岗位的人才。我给他们去了封信，照例是附上各种证书和奖状的复印件，并对近几个月的经历作了夸张性描述。主要是把时间做了适当的延长，没有说只干了几个月，而是说干了两年。其实这种"适当的夸张"也不算过分，的确，通过这几个月跟着香港老板台湾老板后面当职业经理人，我所经历的事情和增长的见识远比在内地干几年都要多。
我记得好像就投过这一份个人资料，没想到一下就投中了。他们很快就给我回了信，拟聘我做公司发展部经理，并问我有什么待遇要求。我等不及写信了，马上回了电话过去，说我很乐意去海南服务，并说没什么待遇要求，按公司制度办就行了。我能这样说，就说明我这几个月在深圳没有白过，我在恒基公司搞过招聘，知道提待遇要求没任何好处，除非是老板求你，你自己去应聘还能提什么要求？难道公司还能为你改变他们的工资制度？再说，我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回设计院上班肯定不适应了，就是能适应也丢不起这个人。我发现，像我们这样的人，只要你"下海"了，就别想再回头，也回不了头，各种各样的因素让你没法回头，没脸回头。
对方说你可以来面试，我问面试怎么说，对方说面试时要带来各种证件的原件，一般这么远通知你面试大都能通过的，万一通不过，公司承担回去的路费。我说可以。
我相信自己的实力，包括应付面试的能力。毕竟，我面试过别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这样经历的人还是少数中的少数。
我对老婆说我要去海南，她说你不跟孔老板干了？我编了个理由，说台湾人好色，老是要找小姐，我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所以要去海南。老婆听了很顺耳，就没说什么，我真担心她问：要是海南的老板也好色怎么办？但她没问，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老婆和儿子一起送我到南京，我将从南京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坐汽车去海南。我心情不好，在南京无缘无辜地跟的士司机吵了一架，直到今天都觉得对不起那个的士司机。在南京车站广场，正好有儿童电动三轮车玩，一次两块钱，老婆觉得太贵了，舍不得，我坚决主张给儿子玩。我们再也不是"二百五"了，无论到哪里我都不可能是"二百五"了，我失去那么多，换来的就只有这一个，如果连儿子玩一下电动车都舍不得，我"下海"干什么？
我排队买票，老婆带儿子排队等电动车。他们等到了，老婆将电动车抓在手里，叫儿子赶快跑过来取票，我看见儿子惶惶张张跑过来，我一惊：儿子大了！会跑了！我第一次去深圳时他连走都困难，现在居然能跑了！
火车开动时，老婆孩子倒没事，我哭了。不知道是为老婆儿子还是为我自己。等到再想和儿子说再见的时候，火车已经驶离很远，我忽然感觉自己不是在火车上，而是在船上，并且船正驶向大海，离岸越来越远，即使这时候我想回头，也可能找不到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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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顺达股份有限公司在报纸上登出招聘启事后，总共收到800多份应聘信，经多轮筛选，最后确定13人面试。只要当面交流的事实与应聘材料上反应的情况一致，录用的希望就很大。但是，无论材料是否真实或表现多么好，最后只能从13个面试者中间录取8个，另外7个由公司支付回程路费回家。可见，竞争还是相当残酷的。
我可能是最远的应聘者，这么远跑来当然不是为了挣这半趟路费。我很重视，事先从电话里旁敲侧击了解到公司的一些基本情况，知道他们老板叫杨东升，吉林长春人；公司总裁是四川人，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副总裁是重庆重型机械厂厂长，祖籍安徽等等。我决定打安徽牌，因为我是安徽人，而中国科技大学就在安徽，这样，与公司总裁和副总裁都能产生联系。
顺达公司总部在海口市滨海大道南洋大厦六楼。当时滨海大道上好像只有这一个三十多层的高楼，很好找。南洋大厦俯面为正方形，外表是玻璃幕墙，四周配上挺拔的椰子树，气派非凡。我心里想，只要能进入这间大厦，工资肯定少不了，少了也落个心情好。
面试在下午两点钟进行，我排在中间，不前不后。看着以前只有在新加坡电视剧人在旅途才见过的真正意义上的写字楼，望着前前后后一个个比我更加自负的博士硕士，想着13个人当中最后只能录用8个，我不敢肯定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想起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面的一句台词："任何意外的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不敢掉以轻心。
好不容易轮到我，尽管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还是被那阵势吓得心跳。不大的会议室里摆着一个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会议桌的里面坐了满满一排人，大约有十二三个，事实上，里面的一排根本坐不下那么多人，于是考官们已经坐到了两边，他们几乎围成一个大半圆弧，而我正好就在他们围成的抛物线的焦点上。
为了掩饰紧张，我准备变被动为主动，先发制人。
我朝这一圈人点头坐下后，主持人要我将自己的情况先作一个简单介绍，我立即滔滔不绝。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安徽人，"我说，"如果有，那应该认识我或至少听说过我。1988年，安徽省为表彰本省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特殊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特别颁发了三枚奖章，其中金质奖章授予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方励之，银质奖章授予了温元凯，铜质奖章就授予了我。"
说着，我郑重递上了当年颁发给我的那枚铜质奖章。铜质奖章是真的，方励之获金奖温元凯获银奖也是真的，但当时获得这些奖章的不只是我们三个人，而是三百多人，我将那三百多人全部省略了，只剩下两个叫得天响的大名人和我自己，意义就大不一样了。我其实并没有撒谎，只是运用了说话技巧，这些技巧是事先演练好的。
"其实，"我接着说，"这个奖项并不是针对获奖者的某一项具体的科学贡献，而是对他长期以来在学术上的一贯成就的综合肯定。事实上，在获得此项奖励之前，我已经获得过国家、省、部、委、市和院内的多次奖项。"
我又递上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大堆获奖证书。这一次我不是递给主持人，而是东给一个西给一个，一下子就造成了全体考官都在看我的证书的壮观场景。
接着，我又如同变戏法般从挎包里取出书、论文等等，摊了一桌子，任他们翻阅。本来每个面试者只有二十分钟时间，轮到我的时候他们竟然忘了这个规定，大家都好像在看稀奇长见识。
录取是必然的。总裁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既然我与他们的校长和老师齐名，他如果不录用我就有嫉能妒贤之嫌；副总裁暗暗得意，心里想，看，我们安徽的"人才"才是真正的人才。遗憾的是，老板杨东升本人不在，总裁只给我安排了个中层位置，使我怀疑他确实有点嫉能妒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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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升是长春人，老三届知青，生产队长。虽然算不上官，但作为下乡知青能在生产队当上队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至少得身体好，干活舍得出力气，而且还要能说会道，办事比较公道，服众才行。
杨东升后来什么时候回城以及回城以后做什么我不知道，严格地说，顺达公司的员工都不知道，公司员工如果知道我就会知道。但他是怎样起家的我们都知道，而且一直为公司员工所称道。事实上，当我了解这些情况时，我就萌发了要把这一切写出来的强烈愿望，只是当时有别的事情要做，当时我还不具备埋头写作的心理条件，所以才未能如愿。
改革开放初期，杨东升的母亲蓝老太太就在长春一个叫二道河子的地方开起了裁缝店。蓝老太太与一般人做法不一样，她一下子招了很多徒弟，徒弟不拿工资，管吃管住，包教包会。蓝老太太的主要任务一是带徒弟，二是接活，几年下来，不声不响地赚了钱，到1988年杨东升闯海南时，有人说他带了13万，也有人说他带了8万，不管多少，据说这些钱大部分都是蓝老太太开裁缝店赚来的。
杨东升好像没有打工的经历，到了海南后就抱定自己要做生意。第一单赚钱的生意是与农民合作建房。大约是他独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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