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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产阶级”拥有一辆宝蓝色的“斯波思曼”山地车的，后来一激动丢在了演唱会的大门口，我们两个傻瓜竟然哼着“花心”回家睡大觉去了。现在的这两辆“大28”牛一样地笨笨傻傻，因为行得很慢，常有“山地”扬眉吐气地超过去，王林气不过，就在车屁股后面挂一招牌，上书：“山地车已丢”我则在一旁穿一雪白t恤，慢悠悠地蹬牛车，背后背着四个醒目的大字；“超车罚款”
阿咪和健伟跟在我们后面，几乎笑了个人仰马翻。他俩一人一辆“斯普瑞克”情侣车，连车停着的时候都是那么车把和车把交错着，好像一双鸳鸯交预而卧。武装到牙齿的健伟和阿咪，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不“情侣”的。头戴小歪“情侣帽”柠檬黄色的高领t恤更是成对成双，外罩短牛仔小夹克。再看我跟王林，各穿各的毫不相干，连“妹妹”也不像，倒像是临时结伴上山一对男女土匪。
我觉得结婚和“住在一起”的最大不同不在于责任和道义，而在于一夫一妻小两口同在一个屋檐下长期打磨出来的那种松弛状态。好的婚姻不需要承诺，好的婚姻是不累的。一天一遍的“我爱你”倒不如早早起来给自行车打足了气，给晾水瓶里注满了水。你穿得漂亮，他亦不会特别地夸你；你披头散发坐在稿件堆里改稿子，他倒当你打扮得美若天仙，说这种乱乱的头发最好看。
谈恋爱则不行。恋人关系最讲究表面，男朋友要来，屋子里乱不乱？这件连衣裙该不该穿？头发要不要盘起来？他今天没有来，会不会又有了新的女友，移情别恋？当然婚姻也有种种危险，但婚姻打磨出来的那种“老夫老妻”式的柔情蜜意，同居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
我们四人终于登到山顶，那漫山遍野的红叶，好像燃烧起来一般。健伟激动地握住阿咪的手说：“红叶作证，我将爱你直到永远。”我则回过头来给我们那位飞了一个调皮的媚眼，王林走过来拍拍我肩膀问：“暧，你的车锁好了没有？”
我说都怪你早晨起来气打得太足，已经放炮了。说完我俩仰天大笑，震蒋红叶一地。秋风再起时，我们两个“土匪”已早早窜至山下，牛羊肉采购了两年斗。回家美美地升起火锅，准备慰劳那对“模范情侣”谁知她和他，竟一路吵下山来，弄了个不欢而散。
吵架以后，两辆崭新的“斯普瑞克”就总是离得八丈远。再也看不到交颈而卧的鸳鸯了。阿咪说哭都找不着调门儿了，他终于搬走了。
舞厅里灯光忽明忽暗，阿咪的烟头在黑暗中一亮一亮地闪。我们就这样聊了一晚上，没跳舞。忽然想起该去吧台给王林拨个电话的，刚才打电话找他，他竟不在家。
电话里还是长音，真让我气得眼冒金星，这小子煽动我到琴斋来住几天，他可倒好，难道去住了和尚庙不成？
我到座位上气火火地去拿长大衣，一边系着钮扣一边找谁拼命似地往外走。阿咪一溜小跑跟在后面追问怎么啦怎么啦？我却和门口的一个晃里晃当的大高个撞了个满怀。
“真的是你？”王林喜出望外“我已经在外面等了你两小时了！”
我却惊慌未定地说：“干嘛不进来？这么鬼鬼祟祟的，不打算做夫妻了么？”
“跳舞嘛，我站在旁边，好像监视你似的”我们越走越近，喃喃私语，阿咪已经听不见了。回到我的那个针线横箩放在地毯上的小家，有一句没一句地和身边的帅小伙搭着话，想起今夜孤零零的阿咪来，起身去找那盘磁带——我想有个家。
是“有产阶级”拥有一辆宝蓝色的“斯波思曼”山地车的，后来一激动丢在了演唱会的大门口，我们两个傻瓜竟然哼着“花心”回家睡大觉去了。现在的这两辆“大28”牛一样地笨笨傻傻，因为行得很慢，常有“山地”扬眉吐气地超过去，王林气不过，就在车屁股后面挂一招牌，上书：“山地车已丢”我则在一旁穿一雪白t恤，慢悠悠地蹬牛车，背后背着四个醒目的大字；“超车罚款”
阿咪和健伟跟在我们后面，几乎笑了个人仰马翻。他俩一人一辆“斯普瑞克”情侣车，连车停着的时候都是那么车把和车把交错着，好像一双鸳鸯交预而卧。武装到牙齿的健伟和阿咪，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不“情侣”的。头戴小歪“情侣帽”柠檬黄色的高领t恤更是成对成双，外罩短牛仔小夹克。再看我跟王林，各穿各的毫不相干，连“妹妹”也不像，倒像是临时结伴上山一对男女土匪。
我觉得结婚和“住在一起”的最大不同不在于责任和道义，而在于一夫一妻小两口同在一个屋檐下长期打磨出来的那种松弛状态。好的婚姻不需要承诺，好的婚姻是不累的。一天一遍的“我爱你”倒不如早早起来给自行车打足了气，给晾水瓶里注满了水。你穿得漂亮，他亦不会特别地夸你；你披头散发坐在稿件堆里改稿子，他倒当你打扮得美若天仙，说这种乱乱的头发最好看。
谈恋爱则不行。恋人关系最讲究表面，男朋友要来，屋子里乱不乱？这件连衣裙该不该穿？头发要不要盘起来？他今天没有来，会不会又有了新的女友，移情别恋？当然婚姻也有种种危险，但婚姻打磨出来的那种“老夫老妻”式的柔情蜜意，同居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
我们四人终于登到山顶，那漫山遍野的红叶，好像燃烧起来一般。健伟激动地握住阿咪的手说：“红叶作证，我将爱你直到永远。”我则回过头来给我们那位飞了一个调皮的媚眼，王林走过来拍拍我肩膀问：“暧，你的车锁好了没有？”
我说都怪你早晨起来气打得太足，已经放炮了。说完我俩仰天大笑，震蒋红叶一地。秋风再起时，我们两个“土匪”已早早窜至山下，牛羊肉采购了两年斗。回家美美地升起火锅，准备慰劳那对“模范情侣”谁知她和他，竟一路吵下山来，弄了个不欢而散。
吵架以后，两辆崭新的“斯普瑞克”就总是离得八丈远。再也看不到交颈而卧的鸳鸯了。阿咪说哭都找不着调门儿了，他终于搬走了。
舞厅里灯光忽明忽暗，阿咪的烟头在黑暗中一亮一亮地闪。我们就这样聊了一晚上，没跳舞。忽然想起该去吧台给王林拨个电话的，刚才打电话找他，他竟不在家。
电话里还是长音，真让我气得眼冒金星，这小子煽动我到琴斋来住几天，他可倒好，难道去住了和尚庙不成？
我到座位上气火火地去拿长大衣，一边系着钮扣一边找谁拼命似地往外走。阿咪一溜小跑跟在后面追问怎么啦怎么啦？我却和门口的一个晃里晃当的大高个撞了个满怀。
“真的是你？”王林喜出望外“我已经在外面等了你两小时了！”
我却惊慌未定地说：“干嘛不进来？这么鬼鬼祟祟的，不打算做夫妻了么？”
“跳舞嘛，我站在旁边，好像监视你似的”我们越走越近，喃喃私语，阿咪已经听不见了。回到我的那个针线横箩放在地毯上的小家，有一句没一句地和身边的帅小伙搭着话，想起今夜孤零零的阿咪来，起身去找那盘磁带——我想有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