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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怎样称呼你爸爸的？”她重复了一遍。
我想得走了神，因而没有听清她的问题。
“我的什么？”
“你提到令尊大人的时候使用什么名称？”
我答以我一直很想使用的那个名称。
“王八蛋。”
“当他的面？”詹尼问。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
“他戴着面具？”
“也可以这么说。石头面具。地地道道的石头面具。”
“你算了吧——他一定自豪得不得了呢。你是哈佛的体育明星嘛。”
我看了看詹尼，心想：她毕竟不知底细。
“当年他也是，詹尼。”
“名气比全艾维联队的边锋还大？”
詹尼这样欣赏我在运动场上的知名度，我是再高兴也没有了。遗憾的是，把我父亲的情况告诉了她，我自己就势必得相形见绌了。
“他参加过一九二八年奥运会的单人双桨赛艇比赛。”
“天哪，”詹尼说“他得了冠军没有？”
“没有，”我答道。她当时大概也看得出来：我父亲在决赛中只取得第六名，倒反而使我心情舒畅了些。
接着出现片刻冷场。这下詹尼也许该明白了：身为奥利弗-巴雷特第四，不仅仅意味着必须忍受哈佛园里那座灰色的石头建筑物，另外还意味着一种压力，迫使你非具有一副强健的体魄不可。我是说，前人在体育运动方面的建树，就像一片阴云笼罩在你——应该说我——的头上。
“可他究竟干了些什么，你要骂他王八蛋？”詹尼问。
“强我所难，”我答道。
“你说什么？”
“强我所难，”我重复了一遍。
她的眼睛睁得像碟子那么大。“你的意思是不是指乱伦什么的？”她问。
“你们有家丑就别抖给我听了，詹，我自己的就已经够我受了。”
“那你的意思是指什么，奥利弗？”詹尼问。“他究竟强迫你做什么了？”
“做‘应该做的事’，”我说。
“做‘应该做的事’又有什么不应该的？”她大概觉得这种听来似乎自相矛盾的情况怪有趣的，所以继续追问。
我告诉她，我不喜欢家里人按照巴雷特家的传统来规划我的前程——这一点她其实应当清楚，她明明看到过我不得不在姓名后面添上“第四”二字时的那副抬不起头来的样子。再说，我也不愿意每学期总得拿多少学分交账。
“就是，”詹尼的话明明白白是在挖苦我“怪不得我看你考试得a也不乐意，入选全艾维联明星队也不乐意”
“我不乐意的是他对我的要求总是那么高！”单是道出我久积心头（但以前从未说出过口）的感觉，我就已经别扭得要死，何况如今还不得不设法让詹尼了解这一切。“而每当我真的做到了，他偏又摆出一副压根儿不稀罕的架势。我的意思是说，好像他觉得我理应如此，没有什么好说的。”
“可他是个大忙人呀。他不是要经营好几家银行之类吗？”
“天哪，詹尼，你是站在我方还是站在敌方？”
“难道这是打仗？”她问。
“一点也不错，”我回答说。
“真可笑，奥利弗。”
看来她是真的不接受我的观点。我这才第一次隐约感到我们之间在教养上存在的差异。我是说，在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度过的三年半光阴，基本上已经把我们都制成了那座高等学府的传统产品——目空一切的知识分子，然而，临到要承认我父亲是石头做的这一事实的时候，她偏又坚持某种意大利地中海式的陈腐观念，认为“爸爸个个爱孩子”而且毫无争论的余地。
我想举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便把对康奈尔比赛后那次无话可谈的可笑谈话搬出来。她听了以后无疑心有所动。但是，也真见鬼，这个例子帮的却是倒忙。
“他特地赶到伊锡卡去，难道就是为了看一场无聊的冰球比赛？”
我竭力解释，我父亲做事都是形式上面面俱到，实质上却什么也没有。詹尼却还是口口声声说，他毕竟风尘仆仆远道赶去看了这样一场相对说来并不足道的球赛。
“喂，詹尼，咱们别提这件事了，好不好？”
“谢天谢地，一提起你爸爸，你就不自在了，”她答道。“这说明你并不是完人。”
“哦，这么说，你是完人喽？”
“才不呢，预科生。倘若我是完人，难道我还会跟你一起出去？”
于是我们又言归正传，一切如常了。
你是怎样称呼你爸爸的？”她重复了一遍。
我想得走了神，因而没有听清她的问题。
“我的什么？”
“你提到令尊大人的时候使用什么名称？”
我答以我一直很想使用的那个名称。
“王八蛋。”
“当他的面？”詹尼问。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
“他戴着面具？”
“也可以这么说。石头面具。地地道道的石头面具。”
“你算了吧——他一定自豪得不得了呢。你是哈佛的体育明星嘛。”
我看了看詹尼，心想：她毕竟不知底细。
“当年他也是，詹尼。”
“名气比全艾维联队的边锋还大？”
詹尼这样欣赏我在运动场上的知名度，我是再高兴也没有了。遗憾的是，把我父亲的情况告诉了她，我自己就势必得相形见绌了。
“他参加过一九二八年奥运会的单人双桨赛艇比赛。”
“天哪，”詹尼说“他得了冠军没有？”
“没有，”我答道。她当时大概也看得出来：我父亲在决赛中只取得第六名，倒反而使我心情舒畅了些。
接着出现片刻冷场。这下詹尼也许该明白了：身为奥利弗-巴雷特第四，不仅仅意味着必须忍受哈佛园里那座灰色的石头建筑物，另外还意味着一种压力，迫使你非具有一副强健的体魄不可。我是说，前人在体育运动方面的建树，就像一片阴云笼罩在你——应该说我——的头上。
“可他究竟干了些什么，你要骂他王八蛋？”詹尼问。
“强我所难，”我答道。
“你说什么？”
“强我所难，”我重复了一遍。
她的眼睛睁得像碟子那么大。“你的意思是不是指乱伦什么的？”她问。
“你们有家丑就别抖给我听了，詹，我自己的就已经够我受了。”
“那你的意思是指什么，奥利弗？”詹尼问。“他究竟强迫你做什么了？”
“做‘应该做的事’，”我说。
“做‘应该做的事’又有什么不应该的？”她大概觉得这种听来似乎自相矛盾的情况怪有趣的，所以继续追问。
我告诉她，我不喜欢家里人按照巴雷特家的传统来规划我的前程——这一点她其实应当清楚，她明明看到过我不得不在姓名后面添上“第四”二字时的那副抬不起头来的样子。再说，我也不愿意每学期总得拿多少学分交账。
“就是，”詹尼的话明明白白是在挖苦我“怪不得我看你考试得a也不乐意，入选全艾维联明星队也不乐意”
“我不乐意的是他对我的要求总是那么高！”单是道出我久积心头（但以前从未说出过口）的感觉，我就已经别扭得要死，何况如今还不得不设法让詹尼了解这一切。“而每当我真的做到了，他偏又摆出一副压根儿不稀罕的架势。我的意思是说，好像他觉得我理应如此，没有什么好说的。”
“可他是个大忙人呀。他不是要经营好几家银行之类吗？”
“天哪，詹尼，你是站在我方还是站在敌方？”
“难道这是打仗？”她问。
“一点也不错，”我回答说。
“真可笑，奥利弗。”
看来她是真的不接受我的观点。我这才第一次隐约感到我们之间在教养上存在的差异。我是说，在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度过的三年半光阴，基本上已经把我们都制成了那座高等学府的传统产品——目空一切的知识分子，然而，临到要承认我父亲是石头做的这一事实的时候，她偏又坚持某种意大利地中海式的陈腐观念，认为“爸爸个个爱孩子”而且毫无争论的余地。
我想举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便把对康奈尔比赛后那次无话可谈的可笑谈话搬出来。她听了以后无疑心有所动。但是，也真见鬼，这个例子帮的却是倒忙。
“他特地赶到伊锡卡去，难道就是为了看一场无聊的冰球比赛？”
我竭力解释，我父亲做事都是形式上面面俱到，实质上却什么也没有。詹尼却还是口口声声说，他毕竟风尘仆仆远道赶去看了这样一场相对说来并不足道的球赛。
“喂，詹尼，咱们别提这件事了，好不好？”
“谢天谢地，一提起你爸爸，你就不自在了，”她答道。“这说明你并不是完人。”
“哦，这么说，你是完人喽？”
“才不呢，预科生。倘若我是完人，难道我还会跟你一起出去？”
于是我们又言归正传，一切如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