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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从曼哈顿的东六十三街到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汽车至少要开三小时二十分钟。真的，这条路上的最高速限我都试过，我相信，任何汽车，不论是国产的还是外国的，即使由格雷厄姆-希尔1一类人物驾驶，也不可能开得再快了。当时在马萨诸塞的高速公路上，我的mg牌跑车时速达到了一百零五英里。
1格雷厄姆-希尔（1929-），英国赛车运动员，1962年的世界冠军。
我带着电动剃须刀，所以你尽可以放心，在走进州府大街那神圣的办公大楼之前，我已经细心地剃过了胡子，并且在汽车里换了衬衫。时间才上午八点，那里就已经有几位气度不凡的波士顿名流等着要见奥利弗-巴雷特第三了。他的女秘书认识我，她连眼睛也没多眨一下便向对讲电话里通报了我的名字。
我父亲并没有说“领他进来”
倒是他的办公室门开了，他亲自走出来，招呼说：“奥利弗。”
察言观色已成习惯的我，注意到他脸色似乎有点苍白，这三年来他的头发都变花白了（也许还稀疏了些）。
“进来，孩子，”他说。我一时也摸不透他的语气，只管朝他的办公室走去。
我在“客椅”上坐下。
我们相对看了一眼，接着就都把视线移开了，移到哪儿都行。我的目光落在他办公桌上的那一堆摆设里：装在皮套里的剪子、皮柄的拆信刀、母亲好几年前照的一张相片。还有我的一张（在埃克塞特中学毕业时照的）。
“你这一阵子过得怎么样啊，孩子？”他问。
“很好，爸爸，”我回答说。
“詹尼弗好吗？”他问。
为了不对他撒谎，我避开了这个问题（虽然那正是问题的中心所在），就开门见山说出了我突然又来找他的原因。
“爸爸，我要借五千块钱。有正当理由。”
他看看我。好像还点了点头。
“哦？”他说。
“可以吗？”我问。
“能不能让我知道理由？”他问。
“我不能告诉你，爸爸。请你借给我这笔钱就行了。”
我感到——如果一个人真能从奥利弗-巴雷特第三身上获得什么感觉的话——他是打算给我这笔钱的。我还意识到，他也并不想熊我一顿。但是他很想谈谈。
“你在乔纳斯与马什事务所不是有薪水吗？”他问道。
“是的，爸爸。”
我真想告诉他数字，目的只是想让他知道那是全班最高纪录，但是再一想：既然他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工作，大概也知道我拿多少薪水。
“她不是也在教书吗？”他问。
哦，可见他也不是什么都清楚的。
“不要‘她’呀‘她’的，她有名字，”我说。
“詹尼弗不是在教书吗？”他改口客客气气地问。
“请不要把她跟这件事扯在一起，爸爸。这是一件私事。一件非常重要的私事。”
“你是不是在外边撒下了风流种子？”他问道，但语气中没有任何非难的意思。
“嗯，”我说“是的，爸爸。是这样。这笔钱请你一定要给我。”
我看他根本没有相信我说的理由，我看他也并不真想知道。他向我提问，就像我刚才说的，无非是为了我们可以谈谈。
他伸手到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本皮面子的支票簿，那皮面子是跟他的拆信刀柄和剪刀套于一样的科尔多瓦牛皮1。他慢条斯理地打开支票簿。我相信那不是故意折磨我，而是为了拖延时间。好找些话说。找一些不会引起摩擦的话说。
1西班牙科尔多瓦省出产的高级牛皮。
他填好支票，从簿子上撕下，向我递过来。我可能迟疑了片刻才意识到应当伸手去接，因此他有点儿尴尬（这是我的感觉），于是把手义缩了回去，将支票放在办公桌边上，这才朝我看看，点了点头。他的表情仿佛是说：“拿去吧，孩子。”但事实上他只是点了点头，仅此而已。
我也并不想离开，只是也找不出什么不伤脾胃的话说。我们总不能这样干坐着，我们俩心里都想谈谈，却义连正眼相视都难以做到。
我探身过去拿了支票。不错，是五千美元，下面是奥利弗-巴雷待第二的签字。墨迹已干。我一边小心地把支票折好，放进衬衫的口袋，一边站起来，慢吞吞地朝门口走去。其实当时我至少也应该说几句话。表示一下我知道，为了我的缘故，让波士顿的（也许还有从华盛顿来的）几位要人在他办公室的外间久等了；“可要是我们再找点话儿谈谈的话，爸爸，我还可以在你的办公室里泡上好半天呢，连你原订的午餐约会怕也得取消呢”等等，等等。
我把门开到一半，站立片刻，鼓起勇气望着他，只说了一句；
“谢谢你，爸爸。”
二十
从曼哈顿的东六十三街到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汽车至少要开三小时二十分钟。真的，这条路上的最高速限我都试过，我相信，任何汽车，不论是国产的还是外国的，即使由格雷厄姆-希尔1一类人物驾驶，也不可能开得再快了。当时在马萨诸塞的高速公路上，我的mg牌跑车时速达到了一百零五英里。
1格雷厄姆-希尔（1929-），英国赛车运动员，1962年的世界冠军。
我带着电动剃须刀，所以你尽可以放心，在走进州府大街那神圣的办公大楼之前，我已经细心地剃过了胡子，并且在汽车里换了衬衫。时间才上午八点，那里就已经有几位气度不凡的波士顿名流等着要见奥利弗-巴雷特第三了。他的女秘书认识我，她连眼睛也没多眨一下便向对讲电话里通报了我的名字。
我父亲并没有说“领他进来”
倒是他的办公室门开了，他亲自走出来，招呼说：“奥利弗。”
察言观色已成习惯的我，注意到他脸色似乎有点苍白，这三年来他的头发都变花白了（也许还稀疏了些）。
“进来，孩子，”他说。我一时也摸不透他的语气，只管朝他的办公室走去。
我在“客椅”上坐下。
我们相对看了一眼，接着就都把视线移开了，移到哪儿都行。我的目光落在他办公桌上的那一堆摆设里：装在皮套里的剪子、皮柄的拆信刀、母亲好几年前照的一张相片。还有我的一张（在埃克塞特中学毕业时照的）。
“你这一阵子过得怎么样啊，孩子？”他问。
“很好，爸爸，”我回答说。
“詹尼弗好吗？”他问。
为了不对他撒谎，我避开了这个问题（虽然那正是问题的中心所在），就开门见山说出了我突然又来找他的原因。
“爸爸，我要借五千块钱。有正当理由。”
他看看我。好像还点了点头。
“哦？”他说。
“可以吗？”我问。
“能不能让我知道理由？”他问。
“我不能告诉你，爸爸。请你借给我这笔钱就行了。”
我感到——如果一个人真能从奥利弗-巴雷特第三身上获得什么感觉的话——他是打算给我这笔钱的。我还意识到，他也并不想熊我一顿。但是他很想谈谈。
“你在乔纳斯与马什事务所不是有薪水吗？”他问道。
“是的，爸爸。”
我真想告诉他数字，目的只是想让他知道那是全班最高纪录，但是再一想：既然他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工作，大概也知道我拿多少薪水。
“她不是也在教书吗？”他问。
哦，可见他也不是什么都清楚的。
“不要‘她’呀‘她’的，她有名字，”我说。
“詹尼弗不是在教书吗？”他改口客客气气地问。
“请不要把她跟这件事扯在一起，爸爸。这是一件私事。一件非常重要的私事。”
“你是不是在外边撒下了风流种子？”他问道，但语气中没有任何非难的意思。
“嗯，”我说“是的，爸爸。是这样。这笔钱请你一定要给我。”
我看他根本没有相信我说的理由，我看他也并不真想知道。他向我提问，就像我刚才说的，无非是为了我们可以谈谈。
他伸手到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本皮面子的支票簿，那皮面子是跟他的拆信刀柄和剪刀套于一样的科尔多瓦牛皮1。他慢条斯理地打开支票簿。我相信那不是故意折磨我，而是为了拖延时间。好找些话说。找一些不会引起摩擦的话说。
1西班牙科尔多瓦省出产的高级牛皮。
他填好支票，从簿子上撕下，向我递过来。我可能迟疑了片刻才意识到应当伸手去接，因此他有点儿尴尬（这是我的感觉），于是把手义缩了回去，将支票放在办公桌边上，这才朝我看看，点了点头。他的表情仿佛是说：“拿去吧，孩子。”但事实上他只是点了点头，仅此而已。
我也并不想离开，只是也找不出什么不伤脾胃的话说。我们总不能这样干坐着，我们俩心里都想谈谈，却义连正眼相视都难以做到。
我探身过去拿了支票。不错，是五千美元，下面是奥利弗-巴雷待第二的签字。墨迹已干。我一边小心地把支票折好，放进衬衫的口袋，一边站起来，慢吞吞地朝门口走去。其实当时我至少也应该说几句话。表示一下我知道，为了我的缘故，让波士顿的（也许还有从华盛顿来的）几位要人在他办公室的外间久等了；“可要是我们再找点话儿谈谈的话，爸爸，我还可以在你的办公室里泡上好半天呢，连你原订的午餐约会怕也得取消呢”等等，等等。
我把门开到一半，站立片刻，鼓起勇气望着他，只说了一句；
“谢谢你，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