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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欧洲人，却不知道（也许她“选择”不知道）新加坡努力鼓励欧洲国家到亚洲投资的事实，否则，她就不会一股脑儿地指责新加坡以亚洲文化代言人自居，而忘了给新加坡套上“亚洲经济代言人”这个称号。
除了不满新加坡“代表”她讲话之外，龙应台还有一个非常不满新加坡之处。她说：“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事实真是如此吗？
她说，有这种想法的亚洲人在台湾“多的是”可是，事实真是如此吗？让我们看看台湾权威性杂志天下最近对新加坡国情提出的客观评价，就不难得到一些眉目。天下）认为台湾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因为“大多数台湾居民共同的梦，是干净的居住环境、优雅的生活品质、安全安定的社会、廉能的政府。（共同的梦）是社会公平、是法治，而不是更多的自由和民主”
论调恰恰和天下相反
龙应台也许更应该撰文指责天下凭什么代表她这个台湾人讲话，因为她的论调恰恰和天下的相反，她要的不是大多数台湾居民所要的干净的居住环境、优雅的生活品质、安全安定的社会、廉能的政府等等，而是她所谓的“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
在龙应台眼中，新加坡人似乎并没有“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她认为，新加坡国内有很多和她一样想法的人，还说：“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结果，她再次犯上一厢情愿的老毛病。
这让我想起庄子中“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故事。龙应台一开始就认定很多新加坡人是“没有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的，也许这是她自己的猜测，也许这是她从一些西方报章或台湾报章上得到的印象，她却不知道多数新加坡人其实都不这么认为，他们都为治安良好所带来的人身自由，以及作为一位新加坡人的尊严而感到自豪。如果新加坡没有“那一点点自由”新加坡人也不可能在报章上拜读龙应台的文章，并向她提出自己的看法。
估计错误不免贻笑大方
许多亚洲国家都了解，只有在经济成长持续，社会纪律得以维持，人民丰衣足食的情况下，人民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尊严和自由。假设龙应台是新加坡人，而她又写出这样的文章，则如果真有“不好玩”之处，那恐怕就是她一厢情愿地分析事物，以致估计错误，最终不免贻笑大方。
支持新加坡代表亚洲人说话
——郭生
前几天的联合早报（10月14日）转载了龙应台女士的文章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龙文的主要论点有两点，一是新加坡没有资格做亚洲的代言人，理由是新加坡人不尊重个人尊严与自由；二是新加坡政府傲慢，教训西方人我们亚洲人怎样怎样。
我认为，凡是亚洲人，无论他来自富裕的日本，还是来自贫穷的柬埔寨还是老挝，当他面对一个或一群欧洲或美洲人，都可以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们亚洲人是怎样怎样的，这个并不过分。关键要看场合，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在一个国际场合，说我们亚洲人怎样怎样的，甚至“教训”欧洲人，我认为是理直气壮的行为，并不存在资格不资格的问题。
如果他跑到台湾，说我们亚洲人应该怎样怎样，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于对亚洲文化有不同的理解，这应当是允许的。
亚洲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组成的大区域，不同的人从各自不同的历史、人文角度出发表达不同的亚洲文化观，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相对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新加坡人表达亚洲文化价值现的机会比较多一些，也比较方便一点。显而易见的原因之一，是新加坡是个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国家，新加坡的领导人大多受过良好的英语教育，用英语表达个人思想见解比较方便。原因之二是新加坡经济取得长足的进步，被称为新加坡奇迹，令很多世人瞩目。
新加坡发表自己看法的机会多一些，原因之三是由于历史、人文的原因，作为亚洲人的新加坡人比较容易与西方人相处，西方人面对新加坡人的时候，不太会像面对其他亚洲人那样建立“心理壁垒”（因为新加坡人口中有欧洲人，也因为新加坡比较国际化）。如果一个中国大陆的官员一开口讲话，西方人第一个反应是，他是共产党，接下来的逻辑是共产党即专制，心理上早已严阵以待，很难心平气和地讨论文化差异这样的话题。他们至今仍把今天的中国与统一前的东德等同看待（如指责中国运动员服食禁药，他们不明白今天的中国已不需要靠运动员的优异表现来支撑国际威望）。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的关系，充其量只是利害关系，即贸易与防务。文化交流限于民间层次。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还没有消除。
关于这一点，新加坡甚至比日本更具优势，西方人面对日本人的时候，心里，总是嘀咕，日本人说的“yes”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至于台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来就不便在国际社会中“抛头露面”像水底下的鱼，只要露出水面，就会有被强按下去的危险。如果由它作“代言人”那么其他亚洲人又是否同意。
台湾人喜用“肢体语言”和“街头打斗”来表达个性尊严与自由这种“民主”的表达方式，实在是丢尽了全世界华人的脸，给人强烈的印象是华人就不应该享有民主。
龙女士发此论，大概是因为新加坡在国际社会中比较“抢镜头”（抢眼）。
对西方社会大声地宣扬亚洲人的文化价值现，应该是每个亚洲人的义务和职责。只要有机会，有适当场合，就应该大声地讲。因为，时至今日，亚洲人与西方人的文化价值现差异还很大，西方人对亚洲人还是不理解。他们认为处死一个毒品走私犯是不人道的。而我们却认为，让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个没有父亲，得不到父爱的家庭才是不幸，至少对孩子的人格形成和发展是有害，以前只有大规模的战争才会造成这种结果。
民主，个性尊严和自由是必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宽容，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的，容忍别人与自已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观点，这是最起码的。
（作者是中国大陆人）
如此生活，夫复何求？
——雅瑶
南来移居狮城不觉已足七年之久，虽然还不是“红登记”的持有人，但感觉上这里已是我的家。偶尔遇上亲朋戚友，总被问及一些大同小异的问题，例如新加坡好吗？是不是管得很严？会不会很闷？不冲厕所真的要罚款吗？曾读过一本外地杂志，似用嘲笑态度提到“新加坡也都罚”近日也在报上读到某些针对本地内政的意见舆论，这倒给我一个启示，什么是以讹传讹，尽信书不如无书。我认为只有亲身经历，才是最佳见证。
我不懂政治、经济，对文化、价值观等的东西也只是一知半解，我只是一个负责煮饭烧菜、带孩子、做家务的平凡家庭主妇，没资格去评论、分析以上有关的课题，然而我正生活在此，而且确是天天“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生活在这个国度里，所以理所当然地可以谈谈我个人的生活体验及感受。
新加坡拥有“花园城市”之美名，得来不易。政府一套有系统有计划并持之恒的政策；为这美好名声奠下稳固的基础，当然刻苦耐劳，尽忠职守的清洁工人，居功不浅，在此衷心谢谢他们。一张纸屑，微不足道，如果全国大多数人都轻视丢一张纸屑的后果，情况肯定糟透，惨不忍睹，为了防范未然，政府立法请那些不合作的人客串清洁工人，也满合理的。为了不致沦为被“羞辱”的对象，不随处乱抛垃圾，是最实际的行动。唯传媒没必要过分渲染就是了。
在新加坡不能吃香口胶（注：即口香糖），对我而言没什么损失，我还有许多别的选择，那又何须介怀？
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保障多数人的利益，国人应体谅及支持“有选择的阅读”政策。近日报上能读到批评新加坡的文章，足见政府的过滤选择，仍是宽容的、理智的。
公共厕所内并没有装上纪录仪器，没有干扰民众。所谓罚款，目的是给阁下一个警惕、一个告诫。如厕后冲水，理所当然，违法受罚，没啥奇怪，无须小题大做。
新加坡是一个蕞尔小国，人口的变化对国家的前途有极大的影响力，政府经过仔细研究后订出的人口政策及措施，是有它一定的根据，况且爱生几个孩子，不生孩子，要不要结婚，并无强行下旨，强迫受范，人民仍有最后的选择权，并没有抵触个人自由与尊严。
总结而言，本地某些政策，并非十全十美，亦不是人人赞同附和，这里还未达到人人梦想的世外桃源，人间仙境的标准。即如考试制度，虽然仍存在不少漏洞、缺点，但当还没有出现更完善，更有效的方法时，它仍然是大家认可的衡量标准。近似的道理，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时少不了牺牲小撮人的利益。在不同的环境，作出适时的调整，灵活变通乃维持、保障生存能力的策略。
铁一般的事实是最佳的见证，这里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动不动的示威斗争，没有严重的交通阻塞，没有令人吃惊的通货膨胀。这里有的是清廉、有效率、态度严明的政府、稳定的政治、高经济成长、整洁的市容、良好的治安、健全的教育制度、人民安居乐业。如此生活，夫复何求？
相信许多人在观赏国庆日表演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被热情雄浑的歌声、飘扬舞动的旗帜、多元化的精彩演出所感染，而深受感动，我也不例外。然而这感觉只是瞬间跃过，始终觉得这悉心营造的气氛显得有点人工化，并遥不可及，真正牵动心弦的倒是去年当政府介绍新加坡体操运动同时推出的宣传片时，荧光屏出现各阶层、各年龄的人都在参与体操运动，尽管他们的动作生硬，不太纯熟，但脸上却堆满笑容，个个乐在其中，享受运动的乐趣。
眼前看到的不是政府推销他们的功绩、威信，而是以父母师长关怀之心，诚恳地推介保健强身之法，顿时觉得画面异常的温馨、美好，一股暖流缓缓透过心头。融洽和谐的气氛告诉我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一家人。10月20日的早报报道，新加坡在未来几年内将投下巨资发展各种基础设施。看来我们未来的生活质素将作更进一步的提升。至于这种生活算不算自由。是否会失去尊严，其中是苦或是乐，没有人比自己更清楚。
吾爱吾土
——李珏
热爱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实在无须气恼龙应台女士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一文（10月14日联合早报转载）。批评与指责是龙女士的专业。她在野火集一书批评台湾，到了中国北京和上海，从飞机场的公务人员到菜市场摆摊位的菜贩，都令龙女士深深地不满，因此地写了吵架（原刊于1993年10月31日上海文汇报），后转载于1993年12月10日的北京晚报），因此龙女士这篇还好不足为奇。
新加坡的国民并不是没有看到这国家的瑕疵，并不是不知道这里仍不是十全十美，但试问哪一个国家是？龙女士可能无法想象为什么我们多数国民却仍热爱这块土地。我是一名过了四十而应当不惑的新加坡人，但我一点都不会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是一个看到新加坡国旗升起时会流几滴热泪的人。客居过美国，也到过其他国家旅行，我的心从未向往过在其他的角落重新落足，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一生受惠于斯。
80年代在美留学时，台湾来的同学问我为什么不起个洋名“叫起来方便些。”（我的美国老师和美国同学却努力地学叫我的本名。）有些台湾朋友则问为什么“不留下来？”但来自新加坡的同学或朋友初次在异地见面时却总是先直问“计划什么时候回家？”家很小，家也很热，但爱家浓惰难于稀释！
这种相属之感何其美好，有如夫妇相属之道：爱彼此的美，也同时接受对方的不美，却又不绝望于那不甚美好的一面不能有朝一日亦化为更好。结束之前，愿敬赠龙女士一首笔者为此暂意译的歌，作词的是lloydstone，他的谱曲取自西贝流士（sibelius）的“finlandia”
和平之歌
吾国天空蓝过海洋，阳光普照松林但在别的土地上亦阳光四射，且天色也蓝啊！万国之主，请听我的和平祷歌为着我的家园为着别的土地同样献上
还好我是新加坡籍的香港华人
——劲草
假设我能活到九十四岁，上半段的岁月已在放任政策的社会环境里度过去了；下半段的生活，我来到新加坡，甚至将全家人的前途，交给这个世界知名的严谨统治模式的社会。然而，移民的抉择，那份悲痛感受，看来龙应台是幸运地不必去体验的，但她可有想到过，人在陌生的环境里，竟能够“不劳而获”地受到欢迎，那种奇妙的感觉，绝非局外人能够体会的。
若说这里的人和善可亲，抑或说有良好的治安，塑造了超然形象的话，倒不如说：因为这里的繁荣进步速度较缓慢，未发展到令人民烦躁不安，这里的政府给予人民照顾得很周全，国民极普遍地没有近忧，发牢骚的话，重点着意于投标拥车证的价格太高；要购买房产的话，政府管不住高价上涨。我回读者一句话，大家可曾有亲身感受过“放任政策”制度下的滋味呢！
我认为，要合理地辩论一个社会的优缺点，首先应知道我们的基本目标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有合理的制度。世界上未见过有哪个国家领袖，可以采用空泛的理论来办事，就可享有兴盛的国家。我们在谈论时，只不过将不同制度的优缺点拿来比较，看谁具备更可取之处，有哪些难题需要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直到今天，我还未见到有谁能说有任何治国方法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我自己就有一个梦想：
华人的起居饮食世界里，没有一处的生活方式，能比得上香港那么自由洒脱，但是政府对犯罪者的宽容态度，使人难以容忍。如果有朝一日，新加坡能以现有的良好社会治安方式，协助使香港继续繁荣兴旺下去，确保在邓小平之后，维持香港的经济奇迹，这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都有好处。
但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我要告诉大家：“还好我是一个新加坡籍的香港华人！”
“教训”欧洲人，却不知道（也许她“选择”不知道）新加坡努力鼓励欧洲国家到亚洲投资的事实，否则，她就不会一股脑儿地指责新加坡以亚洲文化代言人自居，而忘了给新加坡套上“亚洲经济代言人”这个称号。
除了不满新加坡“代表”她讲话之外，龙应台还有一个非常不满新加坡之处。她说：“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事实真是如此吗？
她说，有这种想法的亚洲人在台湾“多的是”可是，事实真是如此吗？让我们看看台湾权威性杂志天下最近对新加坡国情提出的客观评价，就不难得到一些眉目。天下）认为台湾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因为“大多数台湾居民共同的梦，是干净的居住环境、优雅的生活品质、安全安定的社会、廉能的政府。（共同的梦）是社会公平、是法治，而不是更多的自由和民主”
论调恰恰和天下相反
龙应台也许更应该撰文指责天下凭什么代表她这个台湾人讲话，因为她的论调恰恰和天下的相反，她要的不是大多数台湾居民所要的干净的居住环境、优雅的生活品质、安全安定的社会、廉能的政府等等，而是她所谓的“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
在龙应台眼中，新加坡人似乎并没有“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她认为，新加坡国内有很多和她一样想法的人，还说：“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结果，她再次犯上一厢情愿的老毛病。
这让我想起庄子中“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故事。龙应台一开始就认定很多新加坡人是“没有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的，也许这是她自己的猜测，也许这是她从一些西方报章或台湾报章上得到的印象，她却不知道多数新加坡人其实都不这么认为，他们都为治安良好所带来的人身自由，以及作为一位新加坡人的尊严而感到自豪。如果新加坡没有“那一点点自由”新加坡人也不可能在报章上拜读龙应台的文章，并向她提出自己的看法。
估计错误不免贻笑大方
许多亚洲国家都了解，只有在经济成长持续，社会纪律得以维持，人民丰衣足食的情况下，人民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尊严和自由。假设龙应台是新加坡人，而她又写出这样的文章，则如果真有“不好玩”之处，那恐怕就是她一厢情愿地分析事物，以致估计错误，最终不免贻笑大方。
支持新加坡代表亚洲人说话
——郭生
前几天的联合早报（10月14日）转载了龙应台女士的文章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龙文的主要论点有两点，一是新加坡没有资格做亚洲的代言人，理由是新加坡人不尊重个人尊严与自由；二是新加坡政府傲慢，教训西方人我们亚洲人怎样怎样。
我认为，凡是亚洲人，无论他来自富裕的日本，还是来自贫穷的柬埔寨还是老挝，当他面对一个或一群欧洲或美洲人，都可以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们亚洲人是怎样怎样的，这个并不过分。关键要看场合，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在一个国际场合，说我们亚洲人怎样怎样的，甚至“教训”欧洲人，我认为是理直气壮的行为，并不存在资格不资格的问题。
如果他跑到台湾，说我们亚洲人应该怎样怎样，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于对亚洲文化有不同的理解，这应当是允许的。
亚洲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组成的大区域，不同的人从各自不同的历史、人文角度出发表达不同的亚洲文化观，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相对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新加坡人表达亚洲文化价值现的机会比较多一些，也比较方便一点。显而易见的原因之一，是新加坡是个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国家，新加坡的领导人大多受过良好的英语教育，用英语表达个人思想见解比较方便。原因之二是新加坡经济取得长足的进步，被称为新加坡奇迹，令很多世人瞩目。
新加坡发表自己看法的机会多一些，原因之三是由于历史、人文的原因，作为亚洲人的新加坡人比较容易与西方人相处，西方人面对新加坡人的时候，不太会像面对其他亚洲人那样建立“心理壁垒”（因为新加坡人口中有欧洲人，也因为新加坡比较国际化）。如果一个中国大陆的官员一开口讲话，西方人第一个反应是，他是共产党，接下来的逻辑是共产党即专制，心理上早已严阵以待，很难心平气和地讨论文化差异这样的话题。他们至今仍把今天的中国与统一前的东德等同看待（如指责中国运动员服食禁药，他们不明白今天的中国已不需要靠运动员的优异表现来支撑国际威望）。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的关系，充其量只是利害关系，即贸易与防务。文化交流限于民间层次。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还没有消除。
关于这一点，新加坡甚至比日本更具优势，西方人面对日本人的时候，心里，总是嘀咕，日本人说的“yes”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至于台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来就不便在国际社会中“抛头露面”像水底下的鱼，只要露出水面，就会有被强按下去的危险。如果由它作“代言人”那么其他亚洲人又是否同意。
台湾人喜用“肢体语言”和“街头打斗”来表达个性尊严与自由这种“民主”的表达方式，实在是丢尽了全世界华人的脸，给人强烈的印象是华人就不应该享有民主。
龙女士发此论，大概是因为新加坡在国际社会中比较“抢镜头”（抢眼）。
对西方社会大声地宣扬亚洲人的文化价值现，应该是每个亚洲人的义务和职责。只要有机会，有适当场合，就应该大声地讲。因为，时至今日，亚洲人与西方人的文化价值现差异还很大，西方人对亚洲人还是不理解。他们认为处死一个毒品走私犯是不人道的。而我们却认为，让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个没有父亲，得不到父爱的家庭才是不幸，至少对孩子的人格形成和发展是有害，以前只有大规模的战争才会造成这种结果。
民主，个性尊严和自由是必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宽容，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的，容忍别人与自已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观点，这是最起码的。
（作者是中国大陆人）
如此生活，夫复何求？
——雅瑶
南来移居狮城不觉已足七年之久，虽然还不是“红登记”的持有人，但感觉上这里已是我的家。偶尔遇上亲朋戚友，总被问及一些大同小异的问题，例如新加坡好吗？是不是管得很严？会不会很闷？不冲厕所真的要罚款吗？曾读过一本外地杂志，似用嘲笑态度提到“新加坡也都罚”近日也在报上读到某些针对本地内政的意见舆论，这倒给我一个启示，什么是以讹传讹，尽信书不如无书。我认为只有亲身经历，才是最佳见证。
我不懂政治、经济，对文化、价值观等的东西也只是一知半解，我只是一个负责煮饭烧菜、带孩子、做家务的平凡家庭主妇，没资格去评论、分析以上有关的课题，然而我正生活在此，而且确是天天“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生活在这个国度里，所以理所当然地可以谈谈我个人的生活体验及感受。
新加坡拥有“花园城市”之美名，得来不易。政府一套有系统有计划并持之恒的政策；为这美好名声奠下稳固的基础，当然刻苦耐劳，尽忠职守的清洁工人，居功不浅，在此衷心谢谢他们。一张纸屑，微不足道，如果全国大多数人都轻视丢一张纸屑的后果，情况肯定糟透，惨不忍睹，为了防范未然，政府立法请那些不合作的人客串清洁工人，也满合理的。为了不致沦为被“羞辱”的对象，不随处乱抛垃圾，是最实际的行动。唯传媒没必要过分渲染就是了。
在新加坡不能吃香口胶（注：即口香糖），对我而言没什么损失，我还有许多别的选择，那又何须介怀？
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保障多数人的利益，国人应体谅及支持“有选择的阅读”政策。近日报上能读到批评新加坡的文章，足见政府的过滤选择，仍是宽容的、理智的。
公共厕所内并没有装上纪录仪器，没有干扰民众。所谓罚款，目的是给阁下一个警惕、一个告诫。如厕后冲水，理所当然，违法受罚，没啥奇怪，无须小题大做。
新加坡是一个蕞尔小国，人口的变化对国家的前途有极大的影响力，政府经过仔细研究后订出的人口政策及措施，是有它一定的根据，况且爱生几个孩子，不生孩子，要不要结婚，并无强行下旨，强迫受范，人民仍有最后的选择权，并没有抵触个人自由与尊严。
总结而言，本地某些政策，并非十全十美，亦不是人人赞同附和，这里还未达到人人梦想的世外桃源，人间仙境的标准。即如考试制度，虽然仍存在不少漏洞、缺点，但当还没有出现更完善，更有效的方法时，它仍然是大家认可的衡量标准。近似的道理，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时少不了牺牲小撮人的利益。在不同的环境，作出适时的调整，灵活变通乃维持、保障生存能力的策略。
铁一般的事实是最佳的见证，这里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动不动的示威斗争，没有严重的交通阻塞，没有令人吃惊的通货膨胀。这里有的是清廉、有效率、态度严明的政府、稳定的政治、高经济成长、整洁的市容、良好的治安、健全的教育制度、人民安居乐业。如此生活，夫复何求？
相信许多人在观赏国庆日表演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被热情雄浑的歌声、飘扬舞动的旗帜、多元化的精彩演出所感染，而深受感动，我也不例外。然而这感觉只是瞬间跃过，始终觉得这悉心营造的气氛显得有点人工化，并遥不可及，真正牵动心弦的倒是去年当政府介绍新加坡体操运动同时推出的宣传片时，荧光屏出现各阶层、各年龄的人都在参与体操运动，尽管他们的动作生硬，不太纯熟，但脸上却堆满笑容，个个乐在其中，享受运动的乐趣。
眼前看到的不是政府推销他们的功绩、威信，而是以父母师长关怀之心，诚恳地推介保健强身之法，顿时觉得画面异常的温馨、美好，一股暖流缓缓透过心头。融洽和谐的气氛告诉我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一家人。10月20日的早报报道，新加坡在未来几年内将投下巨资发展各种基础设施。看来我们未来的生活质素将作更进一步的提升。至于这种生活算不算自由。是否会失去尊严，其中是苦或是乐，没有人比自己更清楚。
吾爱吾土
——李珏
热爱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实在无须气恼龙应台女士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一文（10月14日联合早报转载）。批评与指责是龙女士的专业。她在野火集一书批评台湾，到了中国北京和上海，从飞机场的公务人员到菜市场摆摊位的菜贩，都令龙女士深深地不满，因此地写了吵架（原刊于1993年10月31日上海文汇报），后转载于1993年12月10日的北京晚报），因此龙女士这篇还好不足为奇。
新加坡的国民并不是没有看到这国家的瑕疵，并不是不知道这里仍不是十全十美，但试问哪一个国家是？龙女士可能无法想象为什么我们多数国民却仍热爱这块土地。我是一名过了四十而应当不惑的新加坡人，但我一点都不会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是一个看到新加坡国旗升起时会流几滴热泪的人。客居过美国，也到过其他国家旅行，我的心从未向往过在其他的角落重新落足，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一生受惠于斯。
80年代在美留学时，台湾来的同学问我为什么不起个洋名“叫起来方便些。”（我的美国老师和美国同学却努力地学叫我的本名。）有些台湾朋友则问为什么“不留下来？”但来自新加坡的同学或朋友初次在异地见面时却总是先直问“计划什么时候回家？”家很小，家也很热，但爱家浓惰难于稀释！
这种相属之感何其美好，有如夫妇相属之道：爱彼此的美，也同时接受对方的不美，却又不绝望于那不甚美好的一面不能有朝一日亦化为更好。结束之前，愿敬赠龙女士一首笔者为此暂意译的歌，作词的是lloydstone，他的谱曲取自西贝流士（sibelius）的“finlandia”
和平之歌
吾国天空蓝过海洋，阳光普照松林但在别的土地上亦阳光四射，且天色也蓝啊！万国之主，请听我的和平祷歌为着我的家园为着别的土地同样献上
还好我是新加坡籍的香港华人
——劲草
假设我能活到九十四岁，上半段的岁月已在放任政策的社会环境里度过去了；下半段的生活，我来到新加坡，甚至将全家人的前途，交给这个世界知名的严谨统治模式的社会。然而，移民的抉择，那份悲痛感受，看来龙应台是幸运地不必去体验的，但她可有想到过，人在陌生的环境里，竟能够“不劳而获”地受到欢迎，那种奇妙的感觉，绝非局外人能够体会的。
若说这里的人和善可亲，抑或说有良好的治安，塑造了超然形象的话，倒不如说：因为这里的繁荣进步速度较缓慢，未发展到令人民烦躁不安，这里的政府给予人民照顾得很周全，国民极普遍地没有近忧，发牢骚的话，重点着意于投标拥车证的价格太高；要购买房产的话，政府管不住高价上涨。我回读者一句话，大家可曾有亲身感受过“放任政策”制度下的滋味呢！
我认为，要合理地辩论一个社会的优缺点，首先应知道我们的基本目标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有合理的制度。世界上未见过有哪个国家领袖，可以采用空泛的理论来办事，就可享有兴盛的国家。我们在谈论时，只不过将不同制度的优缺点拿来比较，看谁具备更可取之处，有哪些难题需要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直到今天，我还未见到有谁能说有任何治国方法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我自己就有一个梦想：
华人的起居饮食世界里，没有一处的生活方式，能比得上香港那么自由洒脱，但是政府对犯罪者的宽容态度，使人难以容忍。如果有朝一日，新加坡能以现有的良好社会治安方式，协助使香港继续繁荣兴旺下去，确保在邓小平之后，维持香港的经济奇迹，这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都有好处。
但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我要告诉大家：“还好我是一个新加坡籍的香港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