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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四
我说过了，我生于1951年1月4日。我说过，我接受这个传说。多年来我把这个日期——这几个无着无落的数字，几十几百遍填写进各式各样的表格，表示我对一种历史观的屈服。
恰恰就在昨天，我知道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一个试图知道全体的部分，不可能逃出自我指称的限制。我应该早一点知道它，那样我会获得更多的自由。
我曾经这样写过：要我回答“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的问题，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就是，我只能是我。事实上我只能回答，世界对我来说开始于何时。（譬如说，它开始于1955年春天某个周末的夜晚，这之后才有了1951年冬天的那个早渐渐地又有了更为虚渺更为久远的过去，过去和未来便以随机的顺序展开。）因为我找不到非我的世界，永远都不可能找到。所以世界不可能不是对我来说的世界。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反驳我，甚至利用我的逻辑来向我证明，世界也是对他们来说的世界，因此世界并不只是对我来说的世界。但是我只能是我，这是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结果他们的上述意见一旦为我所同意，即刻又成为世界对我来说的一项内容了。他们豁达并且宽厚地一笑，说那就没办法了，反正世界并不单单是对你来说的世界。我也感到确实是没有办法了，世界对我来说很可能不单单是对我来说的世界。他们就又想出一条计谋来折磨我，他们说，那么依你的逻辑推论，从来就不存在一个世界，而是——譬如说现在——有五十亿个世界。我知道随之而来的结论会是什么，我确实被迫受了一会折磨。但是当我注意到，就在我听着他们的意见之时，我仍旧是无可逃脱地踞于我的角度上，我于是说，对啦五十亿个世界，这是对我来说的这个唯一世界中的一个消息。
我曾经这样写过：我没统计过我与多少个世界发生过关系，我本想借此去看看另外的、非我的世界，结果他们只是给了我一些材料，供我构筑了这个对我来说的世界。正如我曾走过山，走过水，其实只是借助它们走过我的生命；我看着天，看着地，其实只是借助它们确定着我的位置；我爱着她，爱着你，其实只是借助别人实现了我的爱欲。
我真应该早一点知道那个“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那样我就能更早地自由，并且更多自信。
我写过一篇题名为“奶奶的星星”的小说。我写道——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的怀里拼命地哭，打着挺儿，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剥落了一块灰皮，形状像个难看的老头儿。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噢——，噢——”地哼着。我倒更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什么？”我愣愣地听，不哭了，听见了一种美妙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鸽哨？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轻轻地哼唱？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水盆里的水反射的光，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幻成和平的梦境，我又在奶奶怀里安稳地睡熟
我从那一刻见到世界，我的感觉从世界的那一幅情景中出生，那才是我的生日。我不知道那是哪年哪月哪天，我分不出哪是感觉哪是世界，那就是我的生日。但我的生日并没有就此结束。
我写过另一篇小说，叫作“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在那篇小说中我写道——
奶奶的声音清清明明地飘在空中：“哟，小人儿，你醒啦？”
奶奶的声音轻轻缓缓地落到近旁：“看什么哪？噢，那是树。你瞧，刮风了吧？”
我说：“树。”
奶奶说：“嗯，不怕。该尿泡尿了。”
我觉得身上微微的一下冷，已有一条透明的弧线蹿了出去，一阵叮嘟嘟的响，随之通体舒服。我说：“树。”
奶奶说：“真好。树，刮风——”
我说：“刮风。”指指窗外，树动个不停。
奶奶说：“可不能出去了，就在床上玩儿。”
脚踩在床上，柔软又暖和。鼻尖碰在玻璃上，又硬又湿又凉。树在动。房子不动。远远近近的树要动全动，远远近近的房子和街道都不动。树一动奶奶就说，听听这风大不大。奶奶坐在昏暗处不知在干什么。树一动得厉害窗户就响。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喝水不呀？”
我说：“树刮风。”；奶奶说：“树。刮风。行了，知道了。”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行啦，贫不贫？”
我说：“刮风，树？”
奶奶说：“嗯。来，喝点儿水。”
我急起来，直想哭，把水打开。
奶奶看了我一会，又往窗外看，笑了，说：“不是树刮的风，是风把树刮得动活儿了。风一刮，树才动活儿了哪。”
我愣愣地望着窗外，一口一口从奶奶端着的杯子里喝水。奶奶也坐到亮处来，说：“瞧瞧，风把天刮得多干净。”
天。多干净。在所有东西的上头。只是在以后的某一时刻才知道那是蓝，蓝天；那是灰和红，灰色的房顶和红色的房顶；那是黑，树在冬天光是些黑色的枝条。是风把那些黑色的枝条刮得摇摆不定。我接着写道——
奶奶扶着窗台又往外看，说：“瞧瞧，把街上也刮得干净。”
奶奶说：“你妈，她下了班就从这条街上回来。”
额头和鼻尖又贴在凉凉的玻璃上。那是一条宁静的街。是一条被楼阴遮住的街。是在楼阴这不到的地方有根电线杆的街。是有个人正从太阳地里走进楼阴中去的街。那是奶奶说过妈妈要从那儿回来的街。玻璃都被我的额头和界尖焐温了。
奶奶说：“太阳沉西了，说话要下去了。”
因此后来知道哪是西，夕阳西下。远处一座楼房的顶上有一大片整整齐齐灿烂的光芒，那是妈妈就要回来的征兆，是所有年轻的母亲都必定要回来的征兆。然后是——
奶奶说：“瞧，老鸹都飞回来了。奶奶得做饭去了。”
天上全是鸟，天上全是叫声。
街上人多了，街上全是人。
我独自站在窗前。隔壁起伏着“咯咯咯”奶奶切菜的声音，又飘转起爆葱花的香味。换一个地方，玻璃又是凉凉的。
后来苍茫了。
再后来，天上有了稀疏的星星，地上有了稀疏的灯光。
那是我的又一个生日。在那一刻我的理性出生，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感觉同理性分开；从那情景中还出生了我的盼望，我将知道我的欢愉和我的凄哀，我将知道，我为什么欢愉和我为什么凄哀。而我的另一些生日还没有到来。
我从虚无中出生世界从虚无中出现。我分分秒秒地长大世界分分秒秒地扩展。是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镶嵌进扩展着的世界之中呢？还是扩展着的世界搅拌在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之中？反正都一样，相依为命。我的全世界从一间屋子扩展到一个院子，再从一个院子扩展到一条小街、一座城市、一个国度、一颗星球，直到一种无从反驳又无从想象的无限。（我猜想，那正是我的极限的换一种说法；无限是极限的一个狡猾的别名。）
就像有一架摄影机：缓缓摇过天花板，白色已经泛黄的天花板中央有一圈波纹般的雕饰，因心垂吊下一盏灯。接着下摇：墙上有一幅年画，年画上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怀里都抱着鸽子；见过那幅画的人都会记起，它的标题是“我们热爱和平”再横摇：无声地摇过那幅年画，摇过明净的窗，洁白的窗纸和印花的窗帘，窗台上一盆无花的绿叶，再摇过一面空白的墙，便见一张红漆长桌和两只红漆方凳，桌上有一架老座钟“嘀哒、嘀哒、嘀哒”声音很轻，但很有弹力“嘀哒、嘀哒、当——”最后一下声音很厚，余音悠长。推进：推向那架老座钟，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的一圈罗马数字，和一长一短两支镂花的指针，镜头在那儿停留也许是一会儿也许是很久；不必考虑到底是几点，两支镂花的指针可以在任何位置。无所谓，具体的时间已经无所谓，不可能记得清了。画面淡出。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场“镇反”运动。可能就是那年。
据历史记载，在朝鲜发生过一场战争。可能就是那几年中的一年。
我记得，那时候奶奶总在学唱一支歌：“嘿啦啦啦一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
历史在我以外的世界，正不停顿地走着。
另一幅画面淡入：半开着的屋门，露出一隙屋外的世界，明媚诱人。然后，如同镜头拉开：棋盘一般的青砖地，一方一方地铺开铺向远处的屋门，从那儿从半开的门中，倒下来一长条界线分明的阳光，平展展地躺倒在方砖地上。如同摄影机向前移动，朝着屋门，很不平稳地向前移动：青砖地摇摇晃晃地后撤。忽然那条阳光中进来一个影子进来一个声音，奶奶或者妈妈的声音：“慢点儿慢点儿，哎一对啦，慢一点儿。”很不平稳但是继续前移，慢一点儿或者一点儿也不慢，越过那条齐整的阳光，门完全敞开时阳光变宽了，越过门槛，下了台阶，停住。镜头猛地摇起来：猛地满目令人眩晕的灿烂。然后仿佛调整了光圈，眼前慢慢地清晰了，待景物慢慢清晰了却似另一个世界，一个新的全世界，比原来的全世界大了很多倍的又一个全世界。向东横摇一周，再向西横摇一周：还是那些房屋，走廊、门窗、柱梁、屋檐，都还是那么安静着呆在那里，却似跟原来看到的不尽相同。现在不是从玻璃后面看它的一幅画面，现在是置身其中，阳光温暖地包围着，流动的空气紧贴着你的周身徐徐地碰着你的皮肤，带着花木的芬芳，... -->>
备忘四
我说过了，我生于1951年1月4日。我说过，我接受这个传说。多年来我把这个日期——这几个无着无落的数字，几十几百遍填写进各式各样的表格，表示我对一种历史观的屈服。
恰恰就在昨天，我知道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一个试图知道全体的部分，不可能逃出自我指称的限制。我应该早一点知道它，那样我会获得更多的自由。
我曾经这样写过：要我回答“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的问题，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就是，我只能是我。事实上我只能回答，世界对我来说开始于何时。（譬如说，它开始于1955年春天某个周末的夜晚，这之后才有了1951年冬天的那个早渐渐地又有了更为虚渺更为久远的过去，过去和未来便以随机的顺序展开。）因为我找不到非我的世界，永远都不可能找到。所以世界不可能不是对我来说的世界。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反驳我，甚至利用我的逻辑来向我证明，世界也是对他们来说的世界，因此世界并不只是对我来说的世界。但是我只能是我，这是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结果他们的上述意见一旦为我所同意，即刻又成为世界对我来说的一项内容了。他们豁达并且宽厚地一笑，说那就没办法了，反正世界并不单单是对你来说的世界。我也感到确实是没有办法了，世界对我来说很可能不单单是对我来说的世界。他们就又想出一条计谋来折磨我，他们说，那么依你的逻辑推论，从来就不存在一个世界，而是——譬如说现在——有五十亿个世界。我知道随之而来的结论会是什么，我确实被迫受了一会折磨。但是当我注意到，就在我听着他们的意见之时，我仍旧是无可逃脱地踞于我的角度上，我于是说，对啦五十亿个世界，这是对我来说的这个唯一世界中的一个消息。
我曾经这样写过：我没统计过我与多少个世界发生过关系，我本想借此去看看另外的、非我的世界，结果他们只是给了我一些材料，供我构筑了这个对我来说的世界。正如我曾走过山，走过水，其实只是借助它们走过我的生命；我看着天，看着地，其实只是借助它们确定着我的位置；我爱着她，爱着你，其实只是借助别人实现了我的爱欲。
我真应该早一点知道那个“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那样我就能更早地自由，并且更多自信。
我写过一篇题名为“奶奶的星星”的小说。我写道——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的怀里拼命地哭，打着挺儿，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剥落了一块灰皮，形状像个难看的老头儿。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噢——，噢——”地哼着。我倒更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什么？”我愣愣地听，不哭了，听见了一种美妙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鸽哨？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轻轻地哼唱？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水盆里的水反射的光，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幻成和平的梦境，我又在奶奶怀里安稳地睡熟
我从那一刻见到世界，我的感觉从世界的那一幅情景中出生，那才是我的生日。我不知道那是哪年哪月哪天，我分不出哪是感觉哪是世界，那就是我的生日。但我的生日并没有就此结束。
我写过另一篇小说，叫作“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在那篇小说中我写道——
奶奶的声音清清明明地飘在空中：“哟，小人儿，你醒啦？”
奶奶的声音轻轻缓缓地落到近旁：“看什么哪？噢，那是树。你瞧，刮风了吧？”
我说：“树。”
奶奶说：“嗯，不怕。该尿泡尿了。”
我觉得身上微微的一下冷，已有一条透明的弧线蹿了出去，一阵叮嘟嘟的响，随之通体舒服。我说：“树。”
奶奶说：“真好。树，刮风——”
我说：“刮风。”指指窗外，树动个不停。
奶奶说：“可不能出去了，就在床上玩儿。”
脚踩在床上，柔软又暖和。鼻尖碰在玻璃上，又硬又湿又凉。树在动。房子不动。远远近近的树要动全动，远远近近的房子和街道都不动。树一动奶奶就说，听听这风大不大。奶奶坐在昏暗处不知在干什么。树一动得厉害窗户就响。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喝水不呀？”
我说：“树刮风。”；奶奶说：“树。刮风。行了，知道了。”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行啦，贫不贫？”
我说：“刮风，树？”
奶奶说：“嗯。来，喝点儿水。”
我急起来，直想哭，把水打开。
奶奶看了我一会，又往窗外看，笑了，说：“不是树刮的风，是风把树刮得动活儿了。风一刮，树才动活儿了哪。”
我愣愣地望着窗外，一口一口从奶奶端着的杯子里喝水。奶奶也坐到亮处来，说：“瞧瞧，风把天刮得多干净。”
天。多干净。在所有东西的上头。只是在以后的某一时刻才知道那是蓝，蓝天；那是灰和红，灰色的房顶和红色的房顶；那是黑，树在冬天光是些黑色的枝条。是风把那些黑色的枝条刮得摇摆不定。我接着写道——
奶奶扶着窗台又往外看，说：“瞧瞧，把街上也刮得干净。”
奶奶说：“你妈，她下了班就从这条街上回来。”
额头和鼻尖又贴在凉凉的玻璃上。那是一条宁静的街。是一条被楼阴遮住的街。是在楼阴这不到的地方有根电线杆的街。是有个人正从太阳地里走进楼阴中去的街。那是奶奶说过妈妈要从那儿回来的街。玻璃都被我的额头和界尖焐温了。
奶奶说：“太阳沉西了，说话要下去了。”
因此后来知道哪是西，夕阳西下。远处一座楼房的顶上有一大片整整齐齐灿烂的光芒，那是妈妈就要回来的征兆，是所有年轻的母亲都必定要回来的征兆。然后是——
奶奶说：“瞧，老鸹都飞回来了。奶奶得做饭去了。”
天上全是鸟，天上全是叫声。
街上人多了，街上全是人。
我独自站在窗前。隔壁起伏着“咯咯咯”奶奶切菜的声音，又飘转起爆葱花的香味。换一个地方，玻璃又是凉凉的。
后来苍茫了。
再后来，天上有了稀疏的星星，地上有了稀疏的灯光。
那是我的又一个生日。在那一刻我的理性出生，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感觉同理性分开；从那情景中还出生了我的盼望，我将知道我的欢愉和我的凄哀，我将知道，我为什么欢愉和我为什么凄哀。而我的另一些生日还没有到来。
我从虚无中出生世界从虚无中出现。我分分秒秒地长大世界分分秒秒地扩展。是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镶嵌进扩展着的世界之中呢？还是扩展着的世界搅拌在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之中？反正都一样，相依为命。我的全世界从一间屋子扩展到一个院子，再从一个院子扩展到一条小街、一座城市、一个国度、一颗星球，直到一种无从反驳又无从想象的无限。（我猜想，那正是我的极限的换一种说法；无限是极限的一个狡猾的别名。）
就像有一架摄影机：缓缓摇过天花板，白色已经泛黄的天花板中央有一圈波纹般的雕饰，因心垂吊下一盏灯。接着下摇：墙上有一幅年画，年画上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怀里都抱着鸽子；见过那幅画的人都会记起，它的标题是“我们热爱和平”再横摇：无声地摇过那幅年画，摇过明净的窗，洁白的窗纸和印花的窗帘，窗台上一盆无花的绿叶，再摇过一面空白的墙，便见一张红漆长桌和两只红漆方凳，桌上有一架老座钟“嘀哒、嘀哒、嘀哒”声音很轻，但很有弹力“嘀哒、嘀哒、当——”最后一下声音很厚，余音悠长。推进：推向那架老座钟，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的一圈罗马数字，和一长一短两支镂花的指针，镜头在那儿停留也许是一会儿也许是很久；不必考虑到底是几点，两支镂花的指针可以在任何位置。无所谓，具体的时间已经无所谓，不可能记得清了。画面淡出。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场“镇反”运动。可能就是那年。
据历史记载，在朝鲜发生过一场战争。可能就是那几年中的一年。
我记得，那时候奶奶总在学唱一支歌：“嘿啦啦啦一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
历史在我以外的世界，正不停顿地走着。
另一幅画面淡入：半开着的屋门，露出一隙屋外的世界，明媚诱人。然后，如同镜头拉开：棋盘一般的青砖地，一方一方地铺开铺向远处的屋门，从那儿从半开的门中，倒下来一长条界线分明的阳光，平展展地躺倒在方砖地上。如同摄影机向前移动，朝着屋门，很不平稳地向前移动：青砖地摇摇晃晃地后撤。忽然那条阳光中进来一个影子进来一个声音，奶奶或者妈妈的声音：“慢点儿慢点儿，哎一对啦，慢一点儿。”很不平稳但是继续前移，慢一点儿或者一点儿也不慢，越过那条齐整的阳光，门完全敞开时阳光变宽了，越过门槛，下了台阶，停住。镜头猛地摇起来：猛地满目令人眩晕的灿烂。然后仿佛调整了光圈，眼前慢慢地清晰了，待景物慢慢清晰了却似另一个世界，一个新的全世界，比原来的全世界大了很多倍的又一个全世界。向东横摇一周，再向西横摇一周：还是那些房屋，走廊、门窗、柱梁、屋檐，都还是那么安静着呆在那里，却似跟原来看到的不尽相同。现在不是从玻璃后面看它的一幅画面，现在是置身其中，阳光温暖地包围着，流动的空气紧贴着你的周身徐徐地碰着你的皮肤，带着花木的芬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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