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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非是指肉身的重复,而是指:只要某种主体(或主观)存在,欲望、矛盾、苦乐之类就是无法寂灭的。(而他又希望这类寂灭,真是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下我就正像您所判断的那样“越走越逼近绝境”了,生生相继,连突围出去也是妄想。于是我相信神话是永远要存在的,甚至迷信也是永远要存在的。我近日写了一篇散文,其中有这么两段话:“有神无神并不值得争论,但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自然会忽略着科学,向虚瞑之中寄托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类最美好的想往也都没有实际的验证,但那想往并不因此消灭。”“我仍旧有时候默念着‘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我想,因为智力的有限性和世界的无限性这样一个大背景的无以逃遁,无论科学还是哲学每时每刻都处在极限和迷途之中,因而每时每刻它们都在进入神话,借一种不需实证的信念继续往前走。这不需实证也无从实证的信念难道不是一种迷信吗,但这是很好的迷信,必要的迷信,它不是出自科学论证的鼓舞,而是出于生存欲望的逼迫。这就是常说的信心吧。在前途似锦的路上有科学就够了,有一个清晰而且美妙的前景在召唤谁都会兴高采烈地往前走,那算得上幸运算不得信心,那倒真是凭了最初级的欲望。信心从来就是迷途上的迷信,信心从来就意味着在绝境中“蛮横无理”地往前走,因而就找一个非现实的图景来专门保护着自己的精神。信佛的人常说“我佛慈悲”大半都是在祈望一项很具体的救济,大半都只注意了“慈”而没有注意“悲”其实这个“悲”字很要紧,它充分说明了佛在爱莫能助时的情绪,倘真能“有求必应”又何悲之有?人类在绝境或迷途上,爱而悲,悲而爱,互相牵着手在眼见无路的地方为了活而舍死地朝前走,这便是佛及一切神灵的诞生,这便是宗教精神的引出,也便是艺术之根吧。(所以艺术总是讲美,不总是讲理。所以宗教一旦失去这慈悲精神,而热衷于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物界利益时,就有堕落成一种坏迷信的危险。)这个悲字同时说明了,修炼得已经如此高超的佛也是有欲望的,比如“普度众生”佛也是有苦有乐有欢有悲的。结果非常奇怪,佛之欲求竟是使众生无欲无求,佛之苦乐竟系于众生是否超脱了苦乐。这一矛盾使我猜想,此佛陀非彼佛陀,他早已让什么人给篡改了,倘非如此我们真是要这个劳什子干嘛?无非是我们以永世的劫难去烘托他的光环罢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大彻大悟”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不相信无苦无乐的救赎之路是可能的是有益的。所以,灭欲不能使我们突围,长寿也不能。死也许能,但突围是专指活着的行为。那个围是围定了的,活着即在此围中。
在这样的绝境上,我还是相信西绪福斯的欢乐之路是最好的救赎之路,他不指望有一天能够大功告成而人极乐世界,他于绝境之上并不求救于“瑶台仙境,歌舞升平”而是由天落地重返人间,同时敬重了慈与悲,他千万年的劳顿给他酿制了一种智慧,他看到了那个永恒的无穷动即是存在的根本,于是他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以自己的劳顿为一件艺术品,以劳顿的自己为一个艺术欣赏家,把这个无穷的过程全盘接受下来再把它点化成艺术,其身影如日神一般地作美的形式,其心魂如酒神一般地常常醉出躯壳,在一旁作着美的欣赏。(我并没有对佛、禅、道之类有过什么研究,只是就人们对它们的一般理解有着自己的看法罢了。不过我想,它们原本是什么并不如它们实际的效用更重要,即:“源”并不如“流”重要。但如果溯本清源,也许佛的精神与西绪福斯有大同,这是我从佛像的面容上得来的猜想,况且慈与悲的双重品质非导致美的欣赏不可。)所以宗教和艺术总是难解难分的,我一直这么看:好的宗回教必进人艺术境界,好的艺术必源于宗教精神。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从死往回看,从宇宙毁灭之日往回看:在写字台上赌一辈子钱,和在写字台前看一辈子书有什么不一样呢?抽一辈子大烟最后抽死,和写一辈子文章最后累死有什么不一样呢?为全套的家用电器焦虑终生,和为完美的艺术终生焦虑有什么不一样呢?以无苦无乐为渡世之舟,和以心醉于悲壮醉于神圣为渡世之舟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以具体的生存方式论,问题就比较难说清,但把获得欢乐之前、之后的两个西绪福斯相比较,就能明白一个区别:前者(即便不是推石头也)仅仅是一个永远都在劳顿和焦灼中循环的西绪福斯,后者(不论做什么)则是一个既有劳顿和焦灼之苦,又有欣赏和沉醉之乐的西绪福斯,因而他打破了那个绝望的怪圈,至少是在这条不明缘由的路上每天都有一个悬念叠出的梦境,每年都有一个可供盼望的假期。这便是物界的追寻和(精)神界的追寻,所获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吧。当然赌钱或许也能赌到一个美妙境界,最后不在乎钱而在乎兴奋了,那自然是值得祝贺的,但我想,真有这样的高人也不过是让苦给弄伤了心,到那牌局中去躲避着罢了,与西绪福斯式的欢乐越高得远些。
最后有一个死结,估计我今生是解它不开了:无论哪条路好,所有的人都能入此路吗?从理论上说人都是一样的构造,所以“人皆可成佛”可是实际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实;倘若设想一个人人是佛的世界,便只能设想出一片死寂来,无差别的世界不是一片死寂能是什么呢?——至少我是想不出一个解法来。想而又想可能本就是一个荒唐者的行状,最后想出一个死结来,无非证明荒唐得有了点水平而已。那个欢乐的西给福斯只是一个少数,正如那个“大彻大悟”的佛也是一少数,又正如那些饱食终日的君主同样是一些少数,所谓众生呢?似乎总就是一出突围之戏剧的苦难布景,还能不体会一个“悲”字吗?
一九九o年
何立伟漫画集跋
一个现代的何立伟——“孤独人的周末,来客每每是一只野猫同六点钟的黄昏”+
一个古典的何立伟——“远方躲在一棵树的后头,活着就是与之作无休止的谜藏”=
一个必以审美价值安魂立命的何立伟——“以梦的方式进入不真实的美丽,正如以眺望的方式进人童话般的云”
这样一个何立伟,若忽尔发现“既然不能挑选梦,那就挑选睡眠的姿式罢”他就非挑选幽默不可了。他的漫画是真正幽默的产品。幽默常遭误会:以为是机智的笑料,以为是愤世的讥嘲,以为是精巧的牢骚;因而大流的漫画都是借针砭时弊去落实此三种效果。但是,人的路途上有着比时弊更为深重的问题,那便是古典得不能再古典的问题,那便是现代得不能再现代的问题,那便是亘古至今乃至永远都以谜藏的方式所呈现的问题:生命同其自由的问题。
以往最好的漫画当属丰子恺先生的作品,他带着传统的纯情之爱走进古典的追寻,为人的前途画一幅回归童真的方向。何立伟呢,却是带着现代的孤哀走去作这古典的追寻,望见并且感动于那些童真的背影都已变得冰凉,于是便为人的前途改换一个方向。这真是继承和发展吧,正如孩子必要长大,童真无计久留,于是在丰子恺先生走后漫画界空旷多年,终于等来了何立伟。这个何立伟极有可能并不将方向规定为一个眼见的目的,而是陶醉于将脚步引向精神的游历,并于那条没有终点的路边观赏着自己和众人的脚步,因而他曾沦为作家,现在他又掉进了幽默的渊薮。
从他的漫画中,我对幽默有了初步的印象:幽默是机智地证明机智的无效,是通向智慧的智慧的绝境,是看强人败绩于宽容和泼妇受阻于柔顺的霎那,是快乐地招待苦难的妙举,是拱手向自然出让权力的的善行。
绝非是指肉身的重复,而是指:只要某种主体(或主观)存在,欲望、矛盾、苦乐之类就是无法寂灭的。(而他又希望这类寂灭,真是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下我就正像您所判断的那样“越走越逼近绝境”了,生生相继,连突围出去也是妄想。于是我相信神话是永远要存在的,甚至迷信也是永远要存在的。我近日写了一篇散文,其中有这么两段话:“有神无神并不值得争论,但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自然会忽略着科学,向虚瞑之中寄托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类最美好的想往也都没有实际的验证,但那想往并不因此消灭。”“我仍旧有时候默念着‘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我想,因为智力的有限性和世界的无限性这样一个大背景的无以逃遁,无论科学还是哲学每时每刻都处在极限和迷途之中,因而每时每刻它们都在进入神话,借一种不需实证的信念继续往前走。这不需实证也无从实证的信念难道不是一种迷信吗,但这是很好的迷信,必要的迷信,它不是出自科学论证的鼓舞,而是出于生存欲望的逼迫。这就是常说的信心吧。在前途似锦的路上有科学就够了,有一个清晰而且美妙的前景在召唤谁都会兴高采烈地往前走,那算得上幸运算不得信心,那倒真是凭了最初级的欲望。信心从来就是迷途上的迷信,信心从来就意味着在绝境中“蛮横无理”地往前走,因而就找一个非现实的图景来专门保护着自己的精神。信佛的人常说“我佛慈悲”大半都是在祈望一项很具体的救济,大半都只注意了“慈”而没有注意“悲”其实这个“悲”字很要紧,它充分说明了佛在爱莫能助时的情绪,倘真能“有求必应”又何悲之有?人类在绝境或迷途上,爱而悲,悲而爱,互相牵着手在眼见无路的地方为了活而舍死地朝前走,这便是佛及一切神灵的诞生,这便是宗教精神的引出,也便是艺术之根吧。(所以艺术总是讲美,不总是讲理。所以宗教一旦失去这慈悲精神,而热衷于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物界利益时,就有堕落成一种坏迷信的危险。)这个悲字同时说明了,修炼得已经如此高超的佛也是有欲望的,比如“普度众生”佛也是有苦有乐有欢有悲的。结果非常奇怪,佛之欲求竟是使众生无欲无求,佛之苦乐竟系于众生是否超脱了苦乐。这一矛盾使我猜想,此佛陀非彼佛陀,他早已让什么人给篡改了,倘非如此我们真是要这个劳什子干嘛?无非是我们以永世的劫难去烘托他的光环罢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大彻大悟”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不相信无苦无乐的救赎之路是可能的是有益的。所以,灭欲不能使我们突围,长寿也不能。死也许能,但突围是专指活着的行为。那个围是围定了的,活着即在此围中。
在这样的绝境上,我还是相信西绪福斯的欢乐之路是最好的救赎之路,他不指望有一天能够大功告成而人极乐世界,他于绝境之上并不求救于“瑶台仙境,歌舞升平”而是由天落地重返人间,同时敬重了慈与悲,他千万年的劳顿给他酿制了一种智慧,他看到了那个永恒的无穷动即是存在的根本,于是他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以自己的劳顿为一件艺术品,以劳顿的自己为一个艺术欣赏家,把这个无穷的过程全盘接受下来再把它点化成艺术,其身影如日神一般地作美的形式,其心魂如酒神一般地常常醉出躯壳,在一旁作着美的欣赏。(我并没有对佛、禅、道之类有过什么研究,只是就人们对它们的一般理解有着自己的看法罢了。不过我想,它们原本是什么并不如它们实际的效用更重要,即:“源”并不如“流”重要。但如果溯本清源,也许佛的精神与西绪福斯有大同,这是我从佛像的面容上得来的猜想,况且慈与悲的双重品质非导致美的欣赏不可。)所以宗教和艺术总是难解难分的,我一直这么看:好的宗回教必进人艺术境界,好的艺术必源于宗教精神。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从死往回看,从宇宙毁灭之日往回看:在写字台上赌一辈子钱,和在写字台前看一辈子书有什么不一样呢?抽一辈子大烟最后抽死,和写一辈子文章最后累死有什么不一样呢?为全套的家用电器焦虑终生,和为完美的艺术终生焦虑有什么不一样呢?以无苦无乐为渡世之舟,和以心醉于悲壮醉于神圣为渡世之舟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以具体的生存方式论,问题就比较难说清,但把获得欢乐之前、之后的两个西绪福斯相比较,就能明白一个区别:前者(即便不是推石头也)仅仅是一个永远都在劳顿和焦灼中循环的西绪福斯,后者(不论做什么)则是一个既有劳顿和焦灼之苦,又有欣赏和沉醉之乐的西绪福斯,因而他打破了那个绝望的怪圈,至少是在这条不明缘由的路上每天都有一个悬念叠出的梦境,每年都有一个可供盼望的假期。这便是物界的追寻和(精)神界的追寻,所获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吧。当然赌钱或许也能赌到一个美妙境界,最后不在乎钱而在乎兴奋了,那自然是值得祝贺的,但我想,真有这样的高人也不过是让苦给弄伤了心,到那牌局中去躲避着罢了,与西绪福斯式的欢乐越高得远些。
最后有一个死结,估计我今生是解它不开了:无论哪条路好,所有的人都能入此路吗?从理论上说人都是一样的构造,所以“人皆可成佛”可是实际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实;倘若设想一个人人是佛的世界,便只能设想出一片死寂来,无差别的世界不是一片死寂能是什么呢?——至少我是想不出一个解法来。想而又想可能本就是一个荒唐者的行状,最后想出一个死结来,无非证明荒唐得有了点水平而已。那个欢乐的西给福斯只是一个少数,正如那个“大彻大悟”的佛也是一少数,又正如那些饱食终日的君主同样是一些少数,所谓众生呢?似乎总就是一出突围之戏剧的苦难布景,还能不体会一个“悲”字吗?
一九九o年
何立伟漫画集跋
一个现代的何立伟——“孤独人的周末,来客每每是一只野猫同六点钟的黄昏”+
一个古典的何立伟——“远方躲在一棵树的后头,活着就是与之作无休止的谜藏”=
一个必以审美价值安魂立命的何立伟——“以梦的方式进入不真实的美丽,正如以眺望的方式进人童话般的云”
这样一个何立伟,若忽尔发现“既然不能挑选梦,那就挑选睡眠的姿式罢”他就非挑选幽默不可了。他的漫画是真正幽默的产品。幽默常遭误会:以为是机智的笑料,以为是愤世的讥嘲,以为是精巧的牢骚;因而大流的漫画都是借针砭时弊去落实此三种效果。但是,人的路途上有着比时弊更为深重的问题,那便是古典得不能再古典的问题,那便是现代得不能再现代的问题,那便是亘古至今乃至永远都以谜藏的方式所呈现的问题:生命同其自由的问题。
以往最好的漫画当属丰子恺先生的作品,他带着传统的纯情之爱走进古典的追寻,为人的前途画一幅回归童真的方向。何立伟呢,却是带着现代的孤哀走去作这古典的追寻,望见并且感动于那些童真的背影都已变得冰凉,于是便为人的前途改换一个方向。这真是继承和发展吧,正如孩子必要长大,童真无计久留,于是在丰子恺先生走后漫画界空旷多年,终于等来了何立伟。这个何立伟极有可能并不将方向规定为一个眼见的目的,而是陶醉于将脚步引向精神的游历,并于那条没有终点的路边观赏着自己和众人的脚步,因而他曾沦为作家,现在他又掉进了幽默的渊薮。
从他的漫画中,我对幽默有了初步的印象:幽默是机智地证明机智的无效,是通向智慧的智慧的绝境,是看强人败绩于宽容和泼妇受阻于柔顺的霎那,是快乐地招待苦难的妙举,是拱手向自然出让权力的的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