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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遺味者矣。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在矣。”唐朝的雅樂傳到日本，戰后有一位法國的音樂家來日本觀雅樂，非常驚歎于其能用不協和音，此即是行于繁華而仍能有著音樂之始的潑剌。世界上各國都有文字，而惟獨中國有書法，漢字原是基于象形，但不同于繪畫的象形，書法的字體是寫出了萬物成形之始。又善書者墨具五色，並非真有紅黃藍白黑五色，而是善書者的性情與筆力能寫出了顏色之所以為顏色，尚未成為紅黃藍白黑的色之始。
張愛玲真是絕世聰明的女子，彼時她像現在朱天文朱天心的年紀，她路過斯宅看戲，信裏說戲台下的那些鄉下人彷彿是幾何學的點，不佔面積的存在，她這一語使我明白了人身是如來身。她一次說西洋人有一種隔，隔得叫人難受，這又是一語打著了西洋一切東西的要害。朱天心在“擊壤歌”裏寫“風起的時候”可以匹敵得張愛玲的這一句。什麼是中國的現代文學與天才，就從這裏來評判。
張愛玲說西洋人的隔像月光下一隻蝴蝶停在戴白手套的手背上，她說這話是在抗戰后期，今已過了三十餘年了。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性的產國主義社會的物量成了一切，也不再單是西洋人的事了，我們周圍的青年，也多是像把頭蒙在塑膠袋裏聽錄音機械播送的音樂，食物是味精的味，顏色是化學顏料，天下孰知正音？孰知正味？孰知正色？刊物氾濫，連小孩亦無復單純感知字的美。現代人是這樣的對物的素面隔斷了，也就是對大自然隔斷，與神遠離了。
所以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的提出，來到了大自然裏，來到了神前，與我們的祖先開啟新石器時代一般的智慧新發于硎，現前也像是一萬年前我們與祖先一淘在發明數學、音樂、天文學、輪、槓桿、轆轤、物理學當時的心境。我們重新來制禮作樂，文學上亦自然產生又像堯典虞書、商頌周雅的高曠強大作品，其餘勢一直走到西漢文章那樣的。
這就是我們的使命。
論文的時代
春秋戰國是論文的時代。此是因為彼時把新石器時代以來的文明全面加以理論的學問化，所以當時的論文有知性的新的光輝與勁勢，刺激了文學自身的創造力，故有離騷與其后西漢的文體的。
原來當初新石器時代的人發明了數學、音樂、天文學、文學、輪、槓桿、轆轤、與物理學，確立了農工與手工業，製衣裳宮室器具，當初在一淘的幾個民族分袂了，在新地域建設起美索波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漢文明、倭文明。其中惟漢文明自黃帝至殷周成就了井田制的王天下。文明史上這一段有數千年之長，都是為之而不自知其故，因為都是天成的。
而及至春秋戰國，忽然起了學問化的運動，即是要知道凡百的所以然之故。譬如無與有之理是原先也已悟得了的，又如易經的卦象與爻也是原已知道的，至老子纔正式提出了“無”與“有”的字眼，而加以理論上的說明。還有孔子是作易繫辭，說明大自然的所以然之故。這也就是明明德的運動，把原來是文明之德的東西來加以理論的學問化的說明。這個學問化運動，在希臘與印度也與我們同時出現，那邊也有詭辯派與外道，像我們這邊的諸子百家爭鳴。彼時何以中國、希臘、印度會不約而同的起來學問化的潮流？只能說是因為世界史上有過這樣一個大節氣。但希臘人是在文明的根本問題無與有的題目上，纔開頭就已挫折了，對大自然的所以然之故到底攻打不進，他們只做了數學的學問化。印度人也是在無與有的主題上答得不夠分，他們是說“空”與“色”但他們不知道空與色之際，所以也做不出成績來。
惟中國春秋戰國時的學問化運動纔真是做到了普遍與徹底。新石器時代發明數學，即是要到易繫辭才來說明了數的所以然，數是在于物之象。易繫辭與老子莊子不從物質去了解物質，而從物質背后大自然的意志與息的陰陽動靜剛柔來說明物質，連天體在內，如此，天文學與物理學的所以然之故亦都說明了。大自然是“神無方而易無體”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能像中國人的把神亦可以理論來說明的。大學的格物致知，與老子莊子說的棄知，是把新石器人的悟亦說明了其所以然之故了。希臘哲學裏沒有說悟的，印度人有說明悟（他們稱為覺）的，但是他們的覺沒有對象，還是說明得不好。惟有大學的格物致知與老子莊子的棄知，纔可以把技術的太始輪、槓桿與鑣驢的發明（是與數學、物理學、天文、音樂、文學等的發明在性質上不同的另一種發明法）的所以然之故亦來說明了。音樂是新石器時代發明的，世界上也只有中國的“樂記”能以理論說明音樂能說明得這樣好。
孔子而且把大自然的無與有，在人事上取名為仁與義，樂與禮。孟子更把老子莊子的棄知與無為，取名為良知良能。于是把新石器時代以來的文明全面加以理論的學問化，可比把田地都來重新犁翻過，好播種新的作物。這樣就起來了諸子百家爭鳴，他們都是寫的論文。這知性的新光輝與勁勢，刺激了其他面的創造力。先是文字，向來甲骨文的形體大致是規定的，殷周銅器的銘文雖生變體，但也有個共同標準，可是一到春秋戰國，各國的篆書的變體就驟然增多了。政治與產業方面是變制變法，軍事也出來了新兵法，衣裳、宮室、器皿方面也出來了新式樣，文學方面是論文刺激起了文學的全機能，如此乃出現左傳、國語、國策、以及楚辭與后來西漢的文章。如果沒有春秋戰國這次理論的學問化的大運動引起知性的新的創造力，是不可能開出后來秦漢的天下的。
人皆只當希臘的荷馬史詩是一個特色，不知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論文才真是一個特色。與中國的比起來，西洋的哲學論文，政治學經濟學論文，軍事學論文，科學論文等都不是文。印度的論文如大智度論，瑜珈地師論，因明入正論，或唯識論等亦皆是沒有文。而中國的論文則有易繫辭、禮運、樂記、老子、莊子、孟子、孫子，其為西洋與印度的論文所不可及者有三點。一、其立論的理是依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演繹而來，乃至如韓非子，亦還是有老子的“天地不仁”為其思想，比西洋的法治論高曠。再如孫子，他是一寫就寫出了永遠新鮮的兵法論，德國克勞塞維茨的軍事學是把握了現代的技術方面，但在原理上還是不違孫子，不及孫子。至于易繫辭與老子莊子，是今世紀發現了素粒子，亦在原理上不出其範圍，物理學者與天文學者要想說明素領域的現象及新發見的天體的現象的所以然之故，遠不及易繫辭與老子莊子所已達到的，那是已到達了大自然的絕對。
中國春秋戰國時的論文非外國的可及的第二點，是發明了許多新字新語，一種是用以說明“無”的，如物象的象字、乾坤、陰陽、虛實的虛字，與“彷彿”、“窈冥”的形容詞，與仁義的仁字、禮樂的樂字，皆是新字新語。又一種是用以說明“生”的，如“萌”字、“息”字、“屯”字、“茁”字。與說明水的生態的“涓涓”、“潺潺”等字，說明草木的生態的“蔥倩”、“蒼鬱”等字。又一種是說明無限時空的字，如“宇宙”、“天下”、“世界”、“人世”等，與其形容的字，如“悠悠”、“渺渺”、“迢迢”等。
這種種新字新語使春秋戰國時的論文的特色的內容得到明確的表現，而且使論文成為詩的。數學與物理學亦有其獨自的符號與用語，但範圍很窄，多拘于“有”而西洋哲學的字語更是粗陋，他們的論文又怎能及得中國的。印度佛經裏有許多說明“空”與說明無限時間與無限空間的字語，但是沒有說明“生”的字語，也沒有陰陽的字語，所以印度也還是沒有好論文。
中國春秋戰國時的論文非他國的可及的第三點，則是中國的文章的造形就是有陰陽虛實與位置變化的，只有以這樣形式的、徘徊徐疾，有調而非旋律的文章，纔能適應于寫出中國的論文所特有的那種內容，所以必然是文學的，不是西洋的那種邏輯體系的報告文學式的文體寫的論文可比。所以春秋戰國時的論文能起左傳、離騷、西漢文章的帶頭作用。亦可說左傳離騷漢賦與史記都是帶有理論文的色彩的。
如左傳裏諸侯間行人與司賓的應對，每能辭達而辯明，國語則多是正正之論，國策更有理論的縱橫可喜。楚辭可說是純文學，而如離騷與漁父辭都是在要明世事的是非與人生道德價值的再評定。如宋玉的風賦與登徒子好色賦，皆帶有應對辯論。西漢的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亦是起于辯對，終于正誼。又如司馬遷的史記，自云蓋欲以“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性格就是理論文式的。史記的每篇都加有“太史公曰”的論評。
中國文明有一個理字，上自朝廷，下至民間，無抵抗的被接受于日常生活與人事的全面。西洋只有數學的理與物理學的理被萬人接受，而中國的則是包括數理物理在內的通于天地人三才之理。一偏的數理與物理在西洋文學就要暫時被放棄，而中國的是大自然之理，雖在詩文裏亦不例外。
中國文學是知性的，情操亦知性化了，所以無論詩文皆自然帶有理論式。這拿日本文學來對照，就很明白。日本的萬葉集相當于中國的詩經，詩經裏大雅最是多講理論，萬葉集裏的歌則純于抒情，沒有是說理的。以李白的詩比日本西行法師的歌與芭蕉俳句，便知李白詩裏處處有敘事說理，因此日本人以為不及西行與芭蕉的純文學。但這是狹小的見識。李白的詩正是好在詩與非詩的邊際。理也要看是什麼樣的理，合理主義的理當然不可以為文學，但中國的是依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的理，這理自身就是詩的，而詩亦必是知性的，說理可以說得來極自然。還有中國文學可以敘事即是抒情，則是因為那敘事真能格物，寫到了物背后的象。
文明的歷史，新石器的始生文明自約一萬二千年前至約七千年前為一期。至伏羲神農而入于變期，伏羲畫八卦，神農在黃河流域新定農業。伏羲畫八卦是新石器時代發明數學與天文音樂等以后唯一的大發明，為西方古文明國所無。而至黃帝，則又入一變期。自伏羲氏至黃帝（約為七千年前至五千年前），有似自春秋戰國至秦漢，但是這變期較春秋戰國更長，約為一千餘年。自黃帝起開出一個新創造的時代，下至殷周（約為五千年前至三千年前）為一期，正式成就了漢文明。而至春秋戰國，又入于變期，下去開出了秦漢，又是新的創造，自秦漢至明清凡二千年間，又為一期。而我們現在，是從清末與西洋接觸以來又是入于變期。
伏羲畫八卦，是次于新石器時代發見與發明數學、天文學、音樂、輪、槓桿、轆轤的奇蹟，是人類知性的又一次高揚，故能開出黃帝至殷商的新成就。春秋戰國的把文明來理論的學問化，這又是一次知性的高揚，故能開出秦漢的新制度與文物，可以沿用至于明清凡約二千年間。而我們今來提出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便也是為了今日我們入于新的變期，要有又一次知性的高揚。中國文明第一期從黃帝算起，第二期從劉邦算起，而第三期要從孫文先生算起。
漢朝真是高曠雄勁的，有新的政治產業制度，新的宮室建築與道路工程，與衣裳器皿。漢朝有新的一統天下，有行于新制的強大兵威，凡百皆異于殷周的。我們只看當時的摩崖銘刻的字，如楊淮表紀，石門頌的書勢，那氣魄之大，真使后世善書者覺得不可及。所以漢朝的文章亦有這樣偉大，漢賦是對彼時新的日月山川物產，宮闕市朝人物的盛大風景的歡喜禮讚，所以漢賦有這麼多新字語，而其旨歸于對天地寅恭，風動于情而絢于禮樂之正的一種思省。這漢朝文學的殿后是曹操的樂府詩與其手札。
新情操的時代
六朝是文學上新情操的時代。
六朝是中國文明入于新的變期，底下開出隋唐，與以前秦漢制度上雖有所改變，原則上並無異，新異宁只是在于情操上，這最是見于文學。
五胡亂華，肇因于晉之清談誤國，而晉之清談實遠從對于東漢崇儒之反動而來。
原來漢民族的精神是在黃老，儒家的則是路，也要有精神纔能走路，所以是要兩者合起來才好。西漢尚黃老，然至漢武帝已同時崇儒，而當時的大儒董仲舒也講陰陽五行，參雜黃老，比董仲舒稍前有賈誼與晁錯，實是儒術而兼法家者。法家在歷史上每是儒與黃老的接點，如王莽，如王安石，皆引周禮行新法。但至東漢，變得儒教一尊，摒棄黃老。漢武有求賢良茂材詔，而東漢改為舉孝廉，取士必以儒，氣象遂不及西漢，此在文章上最易看出，漢書不及史記，馬融、張衡、班固的賦亦不及賈誼、司馬相如、楊雄。所以從文學最可見歷史上朝代的氣運。東漢是儒教固滯了，使人不得舒發，故起來了黃巾之亂，把這固滯來打破了，開出三國，才又見江山如畫，一時多少風流人物，就中曹操雖經生出身，其人卻是黃老的。曹操的詩文接于西漢。
但是儒教亦不可被偏輕。儒教的獨得處是孔子的尊王大一統，使時人都有安心立命的質實穩重感。晉朝承魏，平蜀滅吳，統一天下，陸路與西域交通，南方海路，與羅馬交通，王愷石崇因以致珍寶財富，張華因以博識新異之物，裴氏因以測定新地圖。當時的音樂與舞亦翻出地方性的新趣，如白紵舞是吳地的，齊謳是齊地的。當時是四方賓服，戎狄亦來歸順，入內地雜處。當時天下的規模與新氣象，可說是漢武帝以后所初有。然而缺少一個絕對的大意志力來統攝。賈后一婦人，以朝廷為兒戲，八王之亂，皆五胡亂華之漸，而天下遂此崩壞。
晉人是偏輕了儒，缺少了尊王大一統的意志力來統攝當時繁華，遂流于享樂與放誕，以為曠達。當時的朝士清談老莊，但是與西漢的尚黃老不同。尚黃老是有個黃帝疆理天下的意識的，去了黃帝而單說老莊，則真是懶惰無為了。
但亦到底是初平天下之后有一種雄勁，如陸機的文賦，左思的三都賦，便都有這種雄勁。三都賦不可當它只是模倣班固的兩京賦，其實是因為晉朝承魏，平蜀、滅吳，時人對于魏都吳都蜀都數十年的新開發的成績，看了有一種情感上的興起。鮑照的也好，但是覺得小了些。竹林七賢中是阮籍與嵇康的詩文好。
晉初其實政治上也是有大人材的，如裴頠、衛瓘、張華，都不是空談之輩，可惜多死在賈后與八王之亂，以后就把晉朝的命運交給清談者王衍了。總總還是因為尊王大一統的意志不立。及洛陽陷于匈奴族，晉元帝渡江在建業即位，尚要王導于儀式中對帝表示敬意，群臣纔亦有了敬意。其后王敦、桓溫、謝玄輕率跋扈作逆，皆見時人的尊王大一統的意志一直還是不立，如此則雖有溫嶠、祖逖、桓溫、劉裕、劉琨等從事北伐收復中原，也是意志力不夠的。
晉時公卿臉上傅粉，吹笛，有馬車好坐不坐，講究坐牛車，日本平安朝效之，至今每年三月祭節，京都尚有公卿儀仗隊，武士弓矢前導，公卿坐牛車，婦人宮裝走在牛車前后，街道兩旁觀者可以想見當年。我看過一次，果然是非常美，然而黃老與儒皆不貴之。
自東晉轉入宋齊梁陳，文學亦綺麗不足珍了。
時代的大意志力是到隋唐纔建立起來的。不靠宗教的信心而可以有大意志力，這經過我們就要來研究，因為我們今天的世界現狀也是缺少了一個大意志力。單就文學來說，這也是建設中國的現代文學的一個大問題，我們要如何纔能有雄勁的文章。
五胡亂華，其嚴重性相當于北歐蠻族滅亡了西羅馬帝國。但是歐洲自此入于黑暗期幾達千年之久，而中國彼時則沒有入于黑暗時期。歐洲從此出現了許多蠻族國家，至今不得統一，而中國則五胡十六國隨又統一于隋唐。其原因，第一因為中國的不是農奴制社會，第二因為中國有士，能同化五胡，第三因為中國文明有統一天下的基礎。
晉時朝士雖然清談誤國，民間卻還是很活潑的，這從彼時民間歌謠之盛可以看得出來。中國歷史上幾次都是士的文學像日蝕的隱晦無力時，民的文學就像滿天繁星的璀璨起來。前如東漢，有讖緯童謠與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的樂府。又如羽林郎，日出東南隅等樂府皆帶點民的文學，勝過同時代的士的正經詩文。后則如元明清士的詩文很少有可觀，民的文學，曲與平話說書的章回小說且是發達。所以民間起兵都是民先動了，士然后也被激發，而與之結合，來指導民。
五胡亂華，如石勒、苻堅、王彌、盧循之兵，實是中國之民參加者多，與中國傳統的民間起兵有所結合，纔有這樣大的聲勢。北歐蠻族入侵西羅馬，也有是裹脅農奴，也有是農奴脫卻土地的鎖鍊來附從，纔蠻族的軍勢能這樣盛大，但與中國這邊的性質兩樣。中國之民參加五胡亂華，極自然地收了使胡人同化之效。
士則如王猛、崔浩、高允。王猛同化了符堅，崔浩與高允同化了拓跋魏。亦因符堅與拓跋魏的軍隊裏參加有中國之民，所以他們不是孤立。劉淵到了劉曜，石勒到了石虎，兵敗即完蛋，苻堅以百萬之眾也是其敗即完蛋，此是軍中大半以上是中國之民，一旦被中國之民所棄絕之故。
王猛教苻堅掃蕩其他胡族，崔浩教拓跋魏只管出兵討平塞外，皆是為將來隋唐的統一華夏清塵除道，如云為王前驅。王猛與崔浩高允是結合了黃老與儒，尤其高允為文明皇太后與孝文帝行均田制，勸耕桑，立學校。當時的人們，是從五胡亂華的大殺戳大破壞，所謂天地不仁中打鑄出來了大的意志力，更從均田制與耕桑及學校再建了人世之信，如此纔開得出隨來的隋唐時代的。
回想起來，從東漢儒與黃老分離，晉又清談老莊而輕儒，至王猛崔浩高允纔是黃老合于儒了。自晉朝缺乏統率時代的大意志力，直至拓拔魏始又再建立得此大意志力，其間時勢的經過，也真是使人辛酸與歡喜的。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宜。”歐洲的蠻族入侵，陷入黑暗時期中，倘無基督教的信神，人真不想要活了。而中國人的信卻不靠宗教，而是靠集義而生的浩然之氣。這是孟子說的，集義是做的事有了成績。最大的信是面對大自然，見著神了，如果我們所做的事是對應大自然，通于神明的，就是義，集義是做多幾件。新石器時代發明了數學、音樂、天文學、輪、槓桿、轆轤、物理學、文字，這就保證了文明的歷史遂行的自信，因為這些發明是對應大自然，通于神明的，是孟子的所謂集義。我們今日在做的事，譬如過平常的一天，寫的隨意的一篇小說或散文，也是個發明，如孫先生說的是革命的。用宗教的語法是可做神的見證的，這樣的事多做幾樁，自信就增加了。
信神是絕對的，而自信則是成長的，孟子稱為養浩然之氣。大自然的意志同時亦是息，養氣亦就是養志，志是集義的信來養。
這信亦是培養時代的意志力的。五胡亂華二百年中，華夏之民是怎樣又建立了時代的意志力的呢？這問題正也是今時我們的問題。
顏氏家訓中，言彼時不但被五胡淪陷的北方，連南朝的年輕子弟也流行彈琵琶，學鮮卑語，眼看華夏的傳統文明要掃地以盡了，焉知下去卻開出了隋唐，是華夏文明的新生。原來彼時也不必看得這樣悲觀。依現在的例，青年學生彈吉他、唱英文歌、跳外國土風舞，然而依朱天文朱天心文章裏所寫的看來，他們竟也還是中國的兒女。這些女孩子、男孩子可被寫成“擊壤歌”的好文章，這就是有可被敬重的了。便如大陸的人民與中共，也是可被張愛玲與陳若曦寫成好文章。可以相信今是在中國文明的同化與新生中，像一朵花，等到將來一陣好風就會忽然開滿的，像五胡亂華期間華夏文明的同化與新生，忽然一陣好風就開出隋唐了。這裏的消息惟有文學最感知得，也最說明得。此所以文學必是革命的，依孫先生的話，沒有革命即沒有文學。
五胡亂華，中國並不陷入黑暗時期，此是漢民族的真本領。劉曜陷洛陽，據懷愍二帝，使之青衣行酒，世上已無何物尚是至尊至貴。其焚殺戮，人口十損其七，大難臨頭，家人骨肉豈顧生離死別，除驚駭與苦痛之外，人間尚有何物是感情？城闕市廛皆成瓦礫白地，田野荒為茂草，往往百里不見人煙，古來尚有何物是堅牢的？中國人是悟得了天地成毀之理，知易經說的神無方，則知老子說的天地不仁。
五胡亂華時佛教方盛，而中國人僅取其太上去愛，因為至親則單單存在就是一切；而不取佛教的無常苦空之說。對佛教說的救苦難亦淡然，因為天道與求救有點不對稱。當時的高僧南有慧遠，北有僧肇，皆宁是以知性為法悅，可說不是宗教性的。
中國人是不假宗教，而悟得了大自然，與神同在，與神一樣的無方，大難不死，即刻又跌宕活潑，所以北魏的均田與江南的新耕桑會復興得這樣快，佛教則只當是一陣風吹醒了大家，一時紛紛都想來閑創作，如敦煌的佛刻與壁畫，洛陽的伽藍與南朝的寺。他們拜佛也只是極認真的閑情。大家又都來舞西域的舞樂，尤其北朝比南朝更氣象大，如北魏碑銘與摩崔的書法，創造性最是豐富的。彼時的中國人同化胡人，是在這樣集義中養浩然之氣，漸漸養出統攝時代的大意志力了。
彼時的文學尚未即顯出有統攝時代的大意志力，要到后來隋唐統一了天下，初唐的陳子昂與李白這一代的文學，纔顯了出來。李白因此說六朝的文學綺麗不足珍。但李白與杜甫又都喜歡六朝文學的清新，那就是可珍貴的了。若像歐洲的因蠻族入侵而落入黑暗時代，是不能有清新二字的。
想像昔人當年，要當它是我三生石上事。譬如讀庾信的文章，即好像我自己是與庾信生在同時之人，而又好像庾信是生在今天的。我臨寫魏碑亦是如此。嵩高靈廟傳是崔浩書，每臨寫時總會使我想起拓跋魏時，崔浩、高允、文明皇后之事。
王猛、崔浩、高允皆懷王佐之才，而不事南朝，去幫北朝。文明皇后馮氏本漢民族女子，父死于拓跋魏，而她為拓跋魏皇后。此四人實是混一華夷，開出后來隋唐天下的大功臣，但于民族大義這話可又怎樣說法呢？
孔子稱讚管仲攘夷，漢朝對李陵北敗降匈奴亦處罰極嚴。然而漢魏與唐朝的詩人皆對李陵抱有好意。李陵自己卻也並不曠達，他見蘇武使匈奴被勸降不屈，曰：“陵與衛律之罪通于天矣！”因泣數行下。而他又對漢朝對他的家屬極刑不服，自辯兵敗降胡，仍欲得當以報漢，此憤懋與自辯又屑屑為何哉？徒見他的不徹底。漢廷對他的恩已絕，而他引匈奴之兵北築李陵城，對付現代的俄羅斯，終他之身不使匈奴南侵。漢廷是漢廷，他對漢民族的華夏還是報了恩的。但這亦豈不是徒然的屑屑嗎？像他這樣亮烈的人，只落得都不徹底。這不能來批評，只可以詩來見證。送別蘇武時，李陵的河梁之詩所以是千古絕唱。
王猛、崔浩、高允、文明皇后與李陵不同。他們是生當五胡亂華，故為天下重于為國家，為文明重于為民族。孫先生有云：世界大同要通過民族主義，第一先要弄好自己的國家。然而歷史上是有亡國的時代與亡天下的時代，這層分別顧炎武說得很清楚。五胡亂華是破壞文明，亡天下的時代，志士只有存天下，然后纔可再講復國。也不是復國，而是重新來開國。文明也不是可以被救護保存，而是只可以來打開新的王化，使文明更生，有漢文明在，漢民族亦自然在了。王猛、崔浩、高允、文明皇后所做的，后來歷史開出隋唐，都被證明了。
有遺味者矣。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在矣。”唐朝的雅樂傳到日本，戰后有一位法國的音樂家來日本觀雅樂，非常驚歎于其能用不協和音，此即是行于繁華而仍能有著音樂之始的潑剌。世界上各國都有文字，而惟獨中國有書法，漢字原是基于象形，但不同于繪畫的象形，書法的字體是寫出了萬物成形之始。又善書者墨具五色，並非真有紅黃藍白黑五色，而是善書者的性情與筆力能寫出了顏色之所以為顏色，尚未成為紅黃藍白黑的色之始。
張愛玲真是絕世聰明的女子，彼時她像現在朱天文朱天心的年紀，她路過斯宅看戲，信裏說戲台下的那些鄉下人彷彿是幾何學的點，不佔面積的存在，她這一語使我明白了人身是如來身。她一次說西洋人有一種隔，隔得叫人難受，這又是一語打著了西洋一切東西的要害。朱天心在“擊壤歌”裏寫“風起的時候”可以匹敵得張愛玲的這一句。什麼是中國的現代文學與天才，就從這裏來評判。
張愛玲說西洋人的隔像月光下一隻蝴蝶停在戴白手套的手背上，她說這話是在抗戰后期，今已過了三十餘年了。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性的產國主義社會的物量成了一切，也不再單是西洋人的事了，我們周圍的青年，也多是像把頭蒙在塑膠袋裏聽錄音機械播送的音樂，食物是味精的味，顏色是化學顏料，天下孰知正音？孰知正味？孰知正色？刊物氾濫，連小孩亦無復單純感知字的美。現代人是這樣的對物的素面隔斷了，也就是對大自然隔斷，與神遠離了。
所以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的提出，來到了大自然裏，來到了神前，與我們的祖先開啟新石器時代一般的智慧新發于硎，現前也像是一萬年前我們與祖先一淘在發明數學、音樂、天文學、輪、槓桿、轆轤、物理學當時的心境。我們重新來制禮作樂，文學上亦自然產生又像堯典虞書、商頌周雅的高曠強大作品，其餘勢一直走到西漢文章那樣的。
這就是我們的使命。
論文的時代
春秋戰國是論文的時代。此是因為彼時把新石器時代以來的文明全面加以理論的學問化，所以當時的論文有知性的新的光輝與勁勢，刺激了文學自身的創造力，故有離騷與其后西漢的文體的。
原來當初新石器時代的人發明了數學、音樂、天文學、文學、輪、槓桿、轆轤、與物理學，確立了農工與手工業，製衣裳宮室器具，當初在一淘的幾個民族分袂了，在新地域建設起美索波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漢文明、倭文明。其中惟漢文明自黃帝至殷周成就了井田制的王天下。文明史上這一段有數千年之長，都是為之而不自知其故，因為都是天成的。
而及至春秋戰國，忽然起了學問化的運動，即是要知道凡百的所以然之故。譬如無與有之理是原先也已悟得了的，又如易經的卦象與爻也是原已知道的，至老子纔正式提出了“無”與“有”的字眼，而加以理論上的說明。還有孔子是作易繫辭，說明大自然的所以然之故。這也就是明明德的運動，把原來是文明之德的東西來加以理論的學問化的說明。這個學問化運動，在希臘與印度也與我們同時出現，那邊也有詭辯派與外道，像我們這邊的諸子百家爭鳴。彼時何以中國、希臘、印度會不約而同的起來學問化的潮流？只能說是因為世界史上有過這樣一個大節氣。但希臘人是在文明的根本問題無與有的題目上，纔開頭就已挫折了，對大自然的所以然之故到底攻打不進，他們只做了數學的學問化。印度人也是在無與有的主題上答得不夠分，他們是說“空”與“色”但他們不知道空與色之際，所以也做不出成績來。
惟中國春秋戰國時的學問化運動纔真是做到了普遍與徹底。新石器時代發明數學，即是要到易繫辭才來說明了數的所以然，數是在于物之象。易繫辭與老子莊子不從物質去了解物質，而從物質背后大自然的意志與息的陰陽動靜剛柔來說明物質，連天體在內，如此，天文學與物理學的所以然之故亦都說明了。大自然是“神無方而易無體”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能像中國人的把神亦可以理論來說明的。大學的格物致知，與老子莊子說的棄知，是把新石器人的悟亦說明了其所以然之故了。希臘哲學裏沒有說悟的，印度人有說明悟（他們稱為覺）的，但是他們的覺沒有對象，還是說明得不好。惟有大學的格物致知與老子莊子的棄知，纔可以把技術的太始輪、槓桿與鑣驢的發明（是與數學、物理學、天文、音樂、文學等的發明在性質上不同的另一種發明法）的所以然之故亦來說明了。音樂是新石器時代發明的，世界上也只有中國的“樂記”能以理論說明音樂能說明得這樣好。
孔子而且把大自然的無與有，在人事上取名為仁與義，樂與禮。孟子更把老子莊子的棄知與無為，取名為良知良能。于是把新石器時代以來的文明全面加以理論的學問化，可比把田地都來重新犁翻過，好播種新的作物。這樣就起來了諸子百家爭鳴，他們都是寫的論文。這知性的新光輝與勁勢，刺激了其他面的創造力。先是文字，向來甲骨文的形體大致是規定的，殷周銅器的銘文雖生變體，但也有個共同標準，可是一到春秋戰國，各國的篆書的變體就驟然增多了。政治與產業方面是變制變法，軍事也出來了新兵法，衣裳、宮室、器皿方面也出來了新式樣，文學方面是論文刺激起了文學的全機能，如此乃出現左傳、國語、國策、以及楚辭與后來西漢的文章。如果沒有春秋戰國這次理論的學問化的大運動引起知性的新的創造力，是不可能開出后來秦漢的天下的。
人皆只當希臘的荷馬史詩是一個特色，不知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論文才真是一個特色。與中國的比起來，西洋的哲學論文，政治學經濟學論文，軍事學論文，科學論文等都不是文。印度的論文如大智度論，瑜珈地師論，因明入正論，或唯識論等亦皆是沒有文。而中國的論文則有易繫辭、禮運、樂記、老子、莊子、孟子、孫子，其為西洋與印度的論文所不可及者有三點。一、其立論的理是依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演繹而來，乃至如韓非子，亦還是有老子的“天地不仁”為其思想，比西洋的法治論高曠。再如孫子，他是一寫就寫出了永遠新鮮的兵法論，德國克勞塞維茨的軍事學是把握了現代的技術方面，但在原理上還是不違孫子，不及孫子。至于易繫辭與老子莊子，是今世紀發現了素粒子，亦在原理上不出其範圍，物理學者與天文學者要想說明素領域的現象及新發見的天體的現象的所以然之故，遠不及易繫辭與老子莊子所已達到的，那是已到達了大自然的絕對。
中國春秋戰國時的論文非外國的可及的第二點，是發明了許多新字新語，一種是用以說明“無”的，如物象的象字、乾坤、陰陽、虛實的虛字，與“彷彿”、“窈冥”的形容詞，與仁義的仁字、禮樂的樂字，皆是新字新語。又一種是用以說明“生”的，如“萌”字、“息”字、“屯”字、“茁”字。與說明水的生態的“涓涓”、“潺潺”等字，說明草木的生態的“蔥倩”、“蒼鬱”等字。又一種是說明無限時空的字，如“宇宙”、“天下”、“世界”、“人世”等，與其形容的字，如“悠悠”、“渺渺”、“迢迢”等。
這種種新字新語使春秋戰國時的論文的特色的內容得到明確的表現，而且使論文成為詩的。數學與物理學亦有其獨自的符號與用語，但範圍很窄，多拘于“有”而西洋哲學的字語更是粗陋，他們的論文又怎能及得中國的。印度佛經裏有許多說明“空”與說明無限時間與無限空間的字語，但是沒有說明“生”的字語，也沒有陰陽的字語，所以印度也還是沒有好論文。
中國春秋戰國時的論文非他國的可及的第三點，則是中國的文章的造形就是有陰陽虛實與位置變化的，只有以這樣形式的、徘徊徐疾，有調而非旋律的文章，纔能適應于寫出中國的論文所特有的那種內容，所以必然是文學的，不是西洋的那種邏輯體系的報告文學式的文體寫的論文可比。所以春秋戰國時的論文能起左傳、離騷、西漢文章的帶頭作用。亦可說左傳離騷漢賦與史記都是帶有理論文的色彩的。
如左傳裏諸侯間行人與司賓的應對，每能辭達而辯明，國語則多是正正之論，國策更有理論的縱橫可喜。楚辭可說是純文學，而如離騷與漁父辭都是在要明世事的是非與人生道德價值的再評定。如宋玉的風賦與登徒子好色賦，皆帶有應對辯論。西漢的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亦是起于辯對，終于正誼。又如司馬遷的史記，自云蓋欲以“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性格就是理論文式的。史記的每篇都加有“太史公曰”的論評。
中國文明有一個理字，上自朝廷，下至民間，無抵抗的被接受于日常生活與人事的全面。西洋只有數學的理與物理學的理被萬人接受，而中國的則是包括數理物理在內的通于天地人三才之理。一偏的數理與物理在西洋文學就要暫時被放棄，而中國的是大自然之理，雖在詩文裏亦不例外。
中國文學是知性的，情操亦知性化了，所以無論詩文皆自然帶有理論式。這拿日本文學來對照，就很明白。日本的萬葉集相當于中國的詩經，詩經裏大雅最是多講理論，萬葉集裏的歌則純于抒情，沒有是說理的。以李白的詩比日本西行法師的歌與芭蕉俳句，便知李白詩裏處處有敘事說理，因此日本人以為不及西行與芭蕉的純文學。但這是狹小的見識。李白的詩正是好在詩與非詩的邊際。理也要看是什麼樣的理，合理主義的理當然不可以為文學，但中國的是依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的理，這理自身就是詩的，而詩亦必是知性的，說理可以說得來極自然。還有中國文學可以敘事即是抒情，則是因為那敘事真能格物，寫到了物背后的象。
文明的歷史，新石器的始生文明自約一萬二千年前至約七千年前為一期。至伏羲神農而入于變期，伏羲畫八卦，神農在黃河流域新定農業。伏羲畫八卦是新石器時代發明數學與天文音樂等以后唯一的大發明，為西方古文明國所無。而至黃帝，則又入一變期。自伏羲氏至黃帝（約為七千年前至五千年前），有似自春秋戰國至秦漢，但是這變期較春秋戰國更長，約為一千餘年。自黃帝起開出一個新創造的時代，下至殷周（約為五千年前至三千年前）為一期，正式成就了漢文明。而至春秋戰國，又入于變期，下去開出了秦漢，又是新的創造，自秦漢至明清凡二千年間，又為一期。而我們現在，是從清末與西洋接觸以來又是入于變期。
伏羲畫八卦，是次于新石器時代發見與發明數學、天文學、音樂、輪、槓桿、轆轤的奇蹟，是人類知性的又一次高揚，故能開出黃帝至殷商的新成就。春秋戰國的把文明來理論的學問化，這又是一次知性的高揚，故能開出秦漢的新制度與文物，可以沿用至于明清凡約二千年間。而我們今來提出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便也是為了今日我們入于新的變期，要有又一次知性的高揚。中國文明第一期從黃帝算起，第二期從劉邦算起，而第三期要從孫文先生算起。
漢朝真是高曠雄勁的，有新的政治產業制度，新的宮室建築與道路工程，與衣裳器皿。漢朝有新的一統天下，有行于新制的強大兵威，凡百皆異于殷周的。我們只看當時的摩崖銘刻的字，如楊淮表紀，石門頌的書勢，那氣魄之大，真使后世善書者覺得不可及。所以漢朝的文章亦有這樣偉大，漢賦是對彼時新的日月山川物產，宮闕市朝人物的盛大風景的歡喜禮讚，所以漢賦有這麼多新字語，而其旨歸于對天地寅恭，風動于情而絢于禮樂之正的一種思省。這漢朝文學的殿后是曹操的樂府詩與其手札。
新情操的時代
六朝是文學上新情操的時代。
六朝是中國文明入于新的變期，底下開出隋唐，與以前秦漢制度上雖有所改變，原則上並無異，新異宁只是在于情操上，這最是見于文學。
五胡亂華，肇因于晉之清談誤國，而晉之清談實遠從對于東漢崇儒之反動而來。
原來漢民族的精神是在黃老，儒家的則是路，也要有精神纔能走路，所以是要兩者合起來才好。西漢尚黃老，然至漢武帝已同時崇儒，而當時的大儒董仲舒也講陰陽五行，參雜黃老，比董仲舒稍前有賈誼與晁錯，實是儒術而兼法家者。法家在歷史上每是儒與黃老的接點，如王莽，如王安石，皆引周禮行新法。但至東漢，變得儒教一尊，摒棄黃老。漢武有求賢良茂材詔，而東漢改為舉孝廉，取士必以儒，氣象遂不及西漢，此在文章上最易看出，漢書不及史記，馬融、張衡、班固的賦亦不及賈誼、司馬相如、楊雄。所以從文學最可見歷史上朝代的氣運。東漢是儒教固滯了，使人不得舒發，故起來了黃巾之亂，把這固滯來打破了，開出三國，才又見江山如畫，一時多少風流人物，就中曹操雖經生出身，其人卻是黃老的。曹操的詩文接于西漢。
但是儒教亦不可被偏輕。儒教的獨得處是孔子的尊王大一統，使時人都有安心立命的質實穩重感。晉朝承魏，平蜀滅吳，統一天下，陸路與西域交通，南方海路，與羅馬交通，王愷石崇因以致珍寶財富，張華因以博識新異之物，裴氏因以測定新地圖。當時的音樂與舞亦翻出地方性的新趣，如白紵舞是吳地的，齊謳是齊地的。當時是四方賓服，戎狄亦來歸順，入內地雜處。當時天下的規模與新氣象，可說是漢武帝以后所初有。然而缺少一個絕對的大意志力來統攝。賈后一婦人，以朝廷為兒戲，八王之亂，皆五胡亂華之漸，而天下遂此崩壞。
晉人是偏輕了儒，缺少了尊王大一統的意志力來統攝當時繁華，遂流于享樂與放誕，以為曠達。當時的朝士清談老莊，但是與西漢的尚黃老不同。尚黃老是有個黃帝疆理天下的意識的，去了黃帝而單說老莊，則真是懶惰無為了。
但亦到底是初平天下之后有一種雄勁，如陸機的文賦，左思的三都賦，便都有這種雄勁。三都賦不可當它只是模倣班固的兩京賦，其實是因為晉朝承魏，平蜀、滅吳，時人對于魏都吳都蜀都數十年的新開發的成績，看了有一種情感上的興起。鮑照的也好，但是覺得小了些。竹林七賢中是阮籍與嵇康的詩文好。
晉初其實政治上也是有大人材的，如裴頠、衛瓘、張華，都不是空談之輩，可惜多死在賈后與八王之亂，以后就把晉朝的命運交給清談者王衍了。總總還是因為尊王大一統的意志不立。及洛陽陷于匈奴族，晉元帝渡江在建業即位，尚要王導于儀式中對帝表示敬意，群臣纔亦有了敬意。其后王敦、桓溫、謝玄輕率跋扈作逆，皆見時人的尊王大一統的意志一直還是不立，如此則雖有溫嶠、祖逖、桓溫、劉裕、劉琨等從事北伐收復中原，也是意志力不夠的。
晉時公卿臉上傅粉，吹笛，有馬車好坐不坐，講究坐牛車，日本平安朝效之，至今每年三月祭節，京都尚有公卿儀仗隊，武士弓矢前導，公卿坐牛車，婦人宮裝走在牛車前后，街道兩旁觀者可以想見當年。我看過一次，果然是非常美，然而黃老與儒皆不貴之。
自東晉轉入宋齊梁陳，文學亦綺麗不足珍了。
時代的大意志力是到隋唐纔建立起來的。不靠宗教的信心而可以有大意志力，這經過我們就要來研究，因為我們今天的世界現狀也是缺少了一個大意志力。單就文學來說，這也是建設中國的現代文學的一個大問題，我們要如何纔能有雄勁的文章。
五胡亂華，其嚴重性相當于北歐蠻族滅亡了西羅馬帝國。但是歐洲自此入于黑暗期幾達千年之久，而中國彼時則沒有入于黑暗時期。歐洲從此出現了許多蠻族國家，至今不得統一，而中國則五胡十六國隨又統一于隋唐。其原因，第一因為中國的不是農奴制社會，第二因為中國有士，能同化五胡，第三因為中國文明有統一天下的基礎。
晉時朝士雖然清談誤國，民間卻還是很活潑的，這從彼時民間歌謠之盛可以看得出來。中國歷史上幾次都是士的文學像日蝕的隱晦無力時，民的文學就像滿天繁星的璀璨起來。前如東漢，有讖緯童謠與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的樂府。又如羽林郎，日出東南隅等樂府皆帶點民的文學，勝過同時代的士的正經詩文。后則如元明清士的詩文很少有可觀，民的文學，曲與平話說書的章回小說且是發達。所以民間起兵都是民先動了，士然后也被激發，而與之結合，來指導民。
五胡亂華，如石勒、苻堅、王彌、盧循之兵，實是中國之民參加者多，與中國傳統的民間起兵有所結合，纔有這樣大的聲勢。北歐蠻族入侵西羅馬，也有是裹脅農奴，也有是農奴脫卻土地的鎖鍊來附從，纔蠻族的軍勢能這樣盛大，但與中國這邊的性質兩樣。中國之民參加五胡亂華，極自然地收了使胡人同化之效。
士則如王猛、崔浩、高允。王猛同化了符堅，崔浩與高允同化了拓跋魏。亦因符堅與拓跋魏的軍隊裏參加有中國之民，所以他們不是孤立。劉淵到了劉曜，石勒到了石虎，兵敗即完蛋，苻堅以百萬之眾也是其敗即完蛋，此是軍中大半以上是中國之民，一旦被中國之民所棄絕之故。
王猛教苻堅掃蕩其他胡族，崔浩教拓跋魏只管出兵討平塞外，皆是為將來隋唐的統一華夏清塵除道，如云為王前驅。王猛與崔浩高允是結合了黃老與儒，尤其高允為文明皇太后與孝文帝行均田制，勸耕桑，立學校。當時的人們，是從五胡亂華的大殺戳大破壞，所謂天地不仁中打鑄出來了大的意志力，更從均田制與耕桑及學校再建了人世之信，如此纔開得出隨來的隋唐時代的。
回想起來，從東漢儒與黃老分離，晉又清談老莊而輕儒，至王猛崔浩高允纔是黃老合于儒了。自晉朝缺乏統率時代的大意志力，直至拓拔魏始又再建立得此大意志力，其間時勢的經過，也真是使人辛酸與歡喜的。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宜。”歐洲的蠻族入侵，陷入黑暗時期中，倘無基督教的信神，人真不想要活了。而中國人的信卻不靠宗教，而是靠集義而生的浩然之氣。這是孟子說的，集義是做的事有了成績。最大的信是面對大自然，見著神了，如果我們所做的事是對應大自然，通于神明的，就是義，集義是做多幾件。新石器時代發明了數學、音樂、天文學、輪、槓桿、轆轤、物理學、文字，這就保證了文明的歷史遂行的自信，因為這些發明是對應大自然，通于神明的，是孟子的所謂集義。我們今日在做的事，譬如過平常的一天，寫的隨意的一篇小說或散文，也是個發明，如孫先生說的是革命的。用宗教的語法是可做神的見證的，這樣的事多做幾樁，自信就增加了。
信神是絕對的，而自信則是成長的，孟子稱為養浩然之氣。大自然的意志同時亦是息，養氣亦就是養志，志是集義的信來養。
這信亦是培養時代的意志力的。五胡亂華二百年中，華夏之民是怎樣又建立了時代的意志力的呢？這問題正也是今時我們的問題。
顏氏家訓中，言彼時不但被五胡淪陷的北方，連南朝的年輕子弟也流行彈琵琶，學鮮卑語，眼看華夏的傳統文明要掃地以盡了，焉知下去卻開出了隋唐，是華夏文明的新生。原來彼時也不必看得這樣悲觀。依現在的例，青年學生彈吉他、唱英文歌、跳外國土風舞，然而依朱天文朱天心文章裏所寫的看來，他們竟也還是中國的兒女。這些女孩子、男孩子可被寫成“擊壤歌”的好文章，這就是有可被敬重的了。便如大陸的人民與中共，也是可被張愛玲與陳若曦寫成好文章。可以相信今是在中國文明的同化與新生中，像一朵花，等到將來一陣好風就會忽然開滿的，像五胡亂華期間華夏文明的同化與新生，忽然一陣好風就開出隋唐了。這裏的消息惟有文學最感知得，也最說明得。此所以文學必是革命的，依孫先生的話，沒有革命即沒有文學。
五胡亂華，中國並不陷入黑暗時期，此是漢民族的真本領。劉曜陷洛陽，據懷愍二帝，使之青衣行酒，世上已無何物尚是至尊至貴。其焚殺戮，人口十損其七，大難臨頭，家人骨肉豈顧生離死別，除驚駭與苦痛之外，人間尚有何物是感情？城闕市廛皆成瓦礫白地，田野荒為茂草，往往百里不見人煙，古來尚有何物是堅牢的？中國人是悟得了天地成毀之理，知易經說的神無方，則知老子說的天地不仁。
五胡亂華時佛教方盛，而中國人僅取其太上去愛，因為至親則單單存在就是一切；而不取佛教的無常苦空之說。對佛教說的救苦難亦淡然，因為天道與求救有點不對稱。當時的高僧南有慧遠，北有僧肇，皆宁是以知性為法悅，可說不是宗教性的。
中國人是不假宗教，而悟得了大自然，與神同在，與神一樣的無方，大難不死，即刻又跌宕活潑，所以北魏的均田與江南的新耕桑會復興得這樣快，佛教則只當是一陣風吹醒了大家，一時紛紛都想來閑創作，如敦煌的佛刻與壁畫，洛陽的伽藍與南朝的寺。他們拜佛也只是極認真的閑情。大家又都來舞西域的舞樂，尤其北朝比南朝更氣象大，如北魏碑銘與摩崔的書法，創造性最是豐富的。彼時的中國人同化胡人，是在這樣集義中養浩然之氣，漸漸養出統攝時代的大意志力了。
彼時的文學尚未即顯出有統攝時代的大意志力，要到后來隋唐統一了天下，初唐的陳子昂與李白這一代的文學，纔顯了出來。李白因此說六朝的文學綺麗不足珍。但李白與杜甫又都喜歡六朝文學的清新，那就是可珍貴的了。若像歐洲的因蠻族入侵而落入黑暗時代，是不能有清新二字的。
想像昔人當年，要當它是我三生石上事。譬如讀庾信的文章，即好像我自己是與庾信生在同時之人，而又好像庾信是生在今天的。我臨寫魏碑亦是如此。嵩高靈廟傳是崔浩書，每臨寫時總會使我想起拓跋魏時，崔浩、高允、文明皇后之事。
王猛、崔浩、高允皆懷王佐之才，而不事南朝，去幫北朝。文明皇后馮氏本漢民族女子，父死于拓跋魏，而她為拓跋魏皇后。此四人實是混一華夷，開出后來隋唐天下的大功臣，但于民族大義這話可又怎樣說法呢？
孔子稱讚管仲攘夷，漢朝對李陵北敗降匈奴亦處罰極嚴。然而漢魏與唐朝的詩人皆對李陵抱有好意。李陵自己卻也並不曠達，他見蘇武使匈奴被勸降不屈，曰：“陵與衛律之罪通于天矣！”因泣數行下。而他又對漢朝對他的家屬極刑不服，自辯兵敗降胡，仍欲得當以報漢，此憤懋與自辯又屑屑為何哉？徒見他的不徹底。漢廷對他的恩已絕，而他引匈奴之兵北築李陵城，對付現代的俄羅斯，終他之身不使匈奴南侵。漢廷是漢廷，他對漢民族的華夏還是報了恩的。但這亦豈不是徒然的屑屑嗎？像他這樣亮烈的人，只落得都不徹底。這不能來批評，只可以詩來見證。送別蘇武時，李陵的河梁之詩所以是千古絕唱。
王猛、崔浩、高允、文明皇后與李陵不同。他們是生當五胡亂華，故為天下重于為國家，為文明重于為民族。孫先生有云：世界大同要通過民族主義，第一先要弄好自己的國家。然而歷史上是有亡國的時代與亡天下的時代，這層分別顧炎武說得很清楚。五胡亂華是破壞文明，亡天下的時代，志士只有存天下，然后纔可再講復國。也不是復國，而是重新來開國。文明也不是可以被救護保存，而是只可以來打開新的王化，使文明更生，有漢文明在，漢民族亦自然在了。王猛、崔浩、高允、文明皇后所做的，后來歷史開出隋唐，都被證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