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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路易士相識,已有六年之久。打仗的第二年,一天,路易士從雲南而來,在杜衡處見面了,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貧血的,露出青筋的臉,一望而知是神經質的。他那高傲,他那不必要的緊張、多疑、不安與頑強的自信,使我和他鄰居半年而不能丟開矜持。他很少和我談起文藝,因為他認為我不懂。我問杜衡他的詩怎樣,杜衡說:“朋友之中,他是有詩的天才的。”並且找了幾首給我看,我也認為好。但我以為他的詩的境界以乎太急促、太局限了些。杜衡也同意,惋惜于他讀書太少,生活的經驗也太少。這批評的是事實,但事后想想,卻覺得還不夠了解他。
路易士的讀書少,並非懶惰可以解釋,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弱者,不能忍受從儕輩中看出自己的貧乏,甚至于不能忍受這世界上還有比他強的。這妨礙他寫戲劇、小說、與論文,但幸而還不妨礙他寫詩。
他的詩,沒有繼承前人的好處,但也沒有繼承前人的壞處。他的詩有他的獨創的風格。因為他的生活經驗缺乏,所以常常錯誤,並且狹隘。但錯誤有時候也會成為藝術,如貝多芬為讚美拿破崙而作的交響曲,且對于拿破崙的觀察是錯誤了。但貝多芬不必為此而愧悔,雖然拿破崙不過是幻象,那交響曲卻是真實地存在著的。
讚美的反面是攻擊,吉訶德先生之攻擊風車,與貝多芬之讚美拿破崙,同樣錯誤,但也同樣有其嚴肅的一面。這裏,存在著智慧與知識的區別。幾千年來,人們到聖地朝山進香,其實崇拜的乃是人們自己心中的神,歌頌一個平凡的女人,其實歌頌的乃是人們自己心中的美與聖潔,正如貝多芬所讚美的,其實乃是他自己心中的英雄。幾千年來,人們為了極瑣碎的事情而決鬥,而自殺,這和吉訶德先生之把風車當作巨人,可以說是同樣的不足道,但也同樣是真實的。
路易士,你和他談理論,只能聽到慷慨激昂,卻往往不知所云。他談文藝理論,有時候也談政治,但都很少研究,也不想研究,只是在世界上,有他所反對或贊成的東西,如此而已。他也不想接受別人的糾正,或克服別人,他只是想抓住一樣東西來支持自己,有人同情,他就滿足了。要了解他何以反對這,贊成那,是相當困難的,因為他採取的是另一種標準,他有他的另一種出發點。那標準,是與一切理論無涉的。所有正義的與非正義的觀念,責任或道德,理論或事實,他全不管。只是他認為對,他覺得有贊成或反對的需要,他就這麼的肯定了。但也並不固執到底,他倘然改變原來的主張,往往不是因為何種經過深思熟慮的理由,而且並不后悔。
這種派頭,說他淺薄,是太簡單的解釋。說他是虛無主義者,也不是。像路易士那樣的人,生在今世界上、孤獨、受難,諸般的不宜。社會不理會他,不對他負一點責任,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所以,要他對社會負責任,也是不可想像的。如同一隻在曠野裏的狼,天地之大,只有他自己的呼吸使他感覺溫暖。孤獨使他悲涼,也使他意識到自己的偉大,不是他存在世界上,而是世界為他而存在。
他很少幫助朋友,也很少想到要幫助朋友。他連孩子都不喜歡。隨著社會的責任與他無關,配合于社會的生活技術在他也成為隔膜的東西。他的很少注意理論與事實,除寫詩外沒有學到什麼東西,只是因為他驚嚇于自己的影子。他的狹隘是無法挽救的。他分明是時代的碎片,但他竭力要使自己完整,這就只有蔑視一切。
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他需要發出聲音,就是只給自己聽聽也好。聽他談論,你會感覺他是在發洩自己,主要還是說給自己聽的。雖然似乎淡薄,然而是從他的靈魂的最深處發出來的生命的顫動,是熱鬧的,但仍然是荒涼的。
可是他和綏惠略夫不同。如魯迅所說,綏惠略夫“先是為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殺害他,他于是一變而為向社會復仇了,一切是仇讎,一切都破壞。”但路易士沒有替社會做過事,對社會沒有過愛,因而也沒有憎,他只是執著于自己的存在,沒有行成虛無主義者。綏惠略夫是革命的失敗者,但革命的風暴仍在震盪,所以他的調子是強烈的,憤怒而不頹廢,絕望而非玩世不恭。倘在革命的風潮消歇之后,則失敗者的情緒就成為山宁那樣的蔑視一切了。山宁的蔑視一切,是比綏惠略夫的毀滅一切更虛無可怕的。但路易士也不同于山宁,路易士有山宁所沒有的恐懼與不安。那是因為,山宁是緊接在革命失敗之后的人物典型,在那期間,什麼理想都沒有,人們彷彿在潮汐退落后的沙灘上行走,四圍是空曠的,自己的影子是明晰的,創痛之餘,簡直還有一種得到解脫似的喜悅,對自己特別珍惜起來,而身外的一切都成為不足道。這種心境是不長久的。
這之后,山宁那樣的人物就要成為過去... -->>
我和路易士相識,已有六年之久。打仗的第二年,一天,路易士從雲南而來,在杜衡處見面了,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貧血的,露出青筋的臉,一望而知是神經質的。他那高傲,他那不必要的緊張、多疑、不安與頑強的自信,使我和他鄰居半年而不能丟開矜持。他很少和我談起文藝,因為他認為我不懂。我問杜衡他的詩怎樣,杜衡說:“朋友之中,他是有詩的天才的。”並且找了幾首給我看,我也認為好。但我以為他的詩的境界以乎太急促、太局限了些。杜衡也同意,惋惜于他讀書太少,生活的經驗也太少。這批評的是事實,但事后想想,卻覺得還不夠了解他。
路易士的讀書少,並非懶惰可以解釋,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弱者,不能忍受從儕輩中看出自己的貧乏,甚至于不能忍受這世界上還有比他強的。這妨礙他寫戲劇、小說、與論文,但幸而還不妨礙他寫詩。
他的詩,沒有繼承前人的好處,但也沒有繼承前人的壞處。他的詩有他的獨創的風格。因為他的生活經驗缺乏,所以常常錯誤,並且狹隘。但錯誤有時候也會成為藝術,如貝多芬為讚美拿破崙而作的交響曲,且對于拿破崙的觀察是錯誤了。但貝多芬不必為此而愧悔,雖然拿破崙不過是幻象,那交響曲卻是真實地存在著的。
讚美的反面是攻擊,吉訶德先生之攻擊風車,與貝多芬之讚美拿破崙,同樣錯誤,但也同樣有其嚴肅的一面。這裏,存在著智慧與知識的區別。幾千年來,人們到聖地朝山進香,其實崇拜的乃是人們自己心中的神,歌頌一個平凡的女人,其實歌頌的乃是人們自己心中的美與聖潔,正如貝多芬所讚美的,其實乃是他自己心中的英雄。幾千年來,人們為了極瑣碎的事情而決鬥,而自殺,這和吉訶德先生之把風車當作巨人,可以說是同樣的不足道,但也同樣是真實的。
路易士,你和他談理論,只能聽到慷慨激昂,卻往往不知所云。他談文藝理論,有時候也談政治,但都很少研究,也不想研究,只是在世界上,有他所反對或贊成的東西,如此而已。他也不想接受別人的糾正,或克服別人,他只是想抓住一樣東西來支持自己,有人同情,他就滿足了。要了解他何以反對這,贊成那,是相當困難的,因為他採取的是另一種標準,他有他的另一種出發點。那標準,是與一切理論無涉的。所有正義的與非正義的觀念,責任或道德,理論或事實,他全不管。只是他認為對,他覺得有贊成或反對的需要,他就這麼的肯定了。但也並不固執到底,他倘然改變原來的主張,往往不是因為何種經過深思熟慮的理由,而且並不后悔。
這種派頭,說他淺薄,是太簡單的解釋。說他是虛無主義者,也不是。像路易士那樣的人,生在今世界上、孤獨、受難,諸般的不宜。社會不理會他,不對他負一點責任,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所以,要他對社會負責任,也是不可想像的。如同一隻在曠野裏的狼,天地之大,只有他自己的呼吸使他感覺溫暖。孤獨使他悲涼,也使他意識到自己的偉大,不是他存在世界上,而是世界為他而存在。
他很少幫助朋友,也很少想到要幫助朋友。他連孩子都不喜歡。隨著社會的責任與他無關,配合于社會的生活技術在他也成為隔膜的東西。他的很少注意理論與事實,除寫詩外沒有學到什麼東西,只是因為他驚嚇于自己的影子。他的狹隘是無法挽救的。他分明是時代的碎片,但他竭力要使自己完整,這就只有蔑視一切。
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他需要發出聲音,就是只給自己聽聽也好。聽他談論,你會感覺他是在發洩自己,主要還是說給自己聽的。雖然似乎淡薄,然而是從他的靈魂的最深處發出來的生命的顫動,是熱鬧的,但仍然是荒涼的。
可是他和綏惠略夫不同。如魯迅所說,綏惠略夫“先是為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殺害他,他于是一變而為向社會復仇了,一切是仇讎,一切都破壞。”但路易士沒有替社會做過事,對社會沒有過愛,因而也沒有憎,他只是執著于自己的存在,沒有行成虛無主義者。綏惠略夫是革命的失敗者,但革命的風暴仍在震盪,所以他的調子是強烈的,憤怒而不頹廢,絕望而非玩世不恭。倘在革命的風潮消歇之后,則失敗者的情緒就成為山宁那樣的蔑視一切了。山宁的蔑視一切,是比綏惠略夫的毀滅一切更虛無可怕的。但路易士也不同于山宁,路易士有山宁所沒有的恐懼與不安。那是因為,山宁是緊接在革命失敗之后的人物典型,在那期間,什麼理想都沒有,人們彷彿在潮汐退落后的沙灘上行走,四圍是空曠的,自己的影子是明晰的,創痛之餘,簡直還有一種得到解脫似的喜悅,對自己特別珍惜起來,而身外的一切都成為不足道。這種心境是不長久的。
這之后,山宁那樣的人物就要成為過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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