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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子最底，有一帧小照。年轻的母亲怀抱一个酣睡的婴儿。婴儿对相机镜头不予理会，照样贪她的睡。似乎是一种先兆——将来的许多时间都要在镜头前、焦距中度过，索性就不拿它当个事。
这是三个月大的陈冲，在年轻的妈妈——药物学家张安中的怀抱里。妈妈记得分娩女儿的时刻：产房里突然出现了一群医学院的学生。他们是来参观学习助产过程的。他们站在产床一侧，参观了陈冲的呱呱坠地。似乎那是最早一个先兆——命里注定她一生要在众目睽睽下度过；从一开始她就是有观众的。
医学院的学生们激动地看着这个健康女婴的诞生。他们自然不会想到她会有个不寻常的未来；她会在二十九年后的一天，翩然登上好莱坞的奥斯卡颁奖台；她会以她美丽的形象、娴熟的英语在世界影坛争得一席恒固的位置。学生们只看见她和所有初生儿一样，无目的地拳打脚踢，无泪地大哭大喊。这个女婴甚至比任何新生儿都吵闹，她有一副十分嘹亮、结实的喉咙，哭起来像吹小喇叭。
父亲陈星荣是头一个留神女儿嗓音的人。他心想：这么响亮的哭声怎么了得？谁吃得消？他抱女儿，拍女儿，有板有眼对地唱：“姑娘你好像一朵花，美丽的眼睛人人都赞美她哎呀，再哭嗓子就哑了！”
因此，陈冲在呀呀学语时，便是一副微微嘶哑的嗓音。
“叫她什么呢？”家里人商量。
外婆史伊凡说：“叫陈冲吧。”
定了，就叫这个女婴陈冲。既然已有了个叫陈川的男孩。兄妹二人，一川，一冲，很有点一泻千里的气势。上海弄堂小妹的温情与安泰，从一开始就给排除了。像陈冲许多年后常说的：“奔波的命！命了没有安营扎寨这一项！”
“奔波”始于外公。外公张昌绍是个著名药理学家，早年赴英国留学，获医学博士后被英国皇家学会纳为会员。之后又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并受聘于哈佛。而外公却牺牲了哈佛的优越研究条件和优厚薪俸，在国难最深重的一九四0年回到了祖国。
所有人印象中，这位叫张昌绍的老先生是和蔼却拙于言语的。对外界的一切时尚，政治时尚也罢，社会时尚也罢，他都是以不变的淡然来应万变的。清早，他静静的身影从弄堂口消失；傍晚，他同样静静地归来，与世无争地在他的药理世界中忙碌。
这样一位令晚辈骄傲的外公仅仅陪伴陈冲到五岁。
像是一切都那么突然。
从这个学者家庭的窗口看出，一件叫做“文革”的大事情发生了。只见人的动作都粗野起来，嗓门都大起来。高音大喇叭和锣鼓声昼夜喧嚣。幼小的陈冲最初的意识中被装进一些完全不发生意义的词汇：“反动”、“灭亡”、“不耻于人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的一天，外公回家了，比平时早些。
照例，他该去他的书房读报，而小陈冲会模仿他的样儿，捧一张报纸，不求甚解地“读”到保姆来叫：“先生，夜饭好了。”
小陈冲奇怪外公今天怎么不读报。她觉得外公的脸色有一点异样，像是更无话可讲的一种安详。她想，外公是累了。外公总是读老厚老厚的书，读到深夜。总是很早去研究室，在那里工作到所有人都离去。她不懂外公曾经研究的“儿茶酚胺”是什么，也不懂它在药理学上的位置有多重要。但她明白外公是个做过、并正在做许多伟大事情的人。因此，外公累了。
小陈冲朝外公眨巴一会儿眼，得出她五岁孩童的结论。刚要离开，外公却忽然注意到了这个小外孙女。
外公笑了。外孙女也笑一笑。她觉得外公还是有些异样。
外公走过来，把外孙女抱到膝盖上。
“今天做了什么？”老人问道。
“写字！”外孙女说，开心起来。因为外公并不经常这么抱她。外公不是个将疼爱流于言表的人。外公最疼爱她，这疼爱也是静静的、内向的。
“外公教我写字。”小陈冲请求道。
外公答应了。朋友们都知道张昌绍先生极精道于书法，假如他一生中只作了两个“家”那么除药理学家之外，他可称得上书法家。小陈冲当然明白人们仰慕外公的书法。
外公拿进一张纸，一支笔，一笔一画写下“说话要和气”几个字。
小陈冲开始模仿，仿不好，外公便以自己的手把握她的小手，引导每一笔画。小陈冲感到外公的手很有力气，暖和。要是外公老有今天这样的空闲多好，她可以坐在他膝盖上，让外公的大手领着她的小手写许多好看的字。“说话要和气”外公为什么教她写这个句子呢？外公说话永远那么和气，连小陈冲和哥哥闯了祸，他也和和气气地说：“下次不好这样啊！”晚饭桌上，外公比平时话更少，家里人问他什么，他用最简单的几个字轻声应了。大家便不再问他。除了陈川和陈冲，全家都知道外公心情不好。他的研究室被关闭了，他的研究项目早已被停止。每隔一阵，医学院的造反派就开一次批斗会，逼他交待。他总是不声不响地维护自己的尊严，抗议各种各样的人身侮辱，似乎对所有的莫须有罪名十分平静、泰然，最多不紧不慢说一句：“我没有错，我没什么可交待的。”
有时家里人劝他不必那么较真，凑合递一张“交待”上去，之后你是谁还是谁，想做什么，等这阵风潮过去，还可以继续做。并不是妥协，仅仅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自我防护。而外公拒绝了。他仍是那句话：“我没有错。”
外公的概念中，宗教代表着善，艺术代表着美，而科学，是真的象征。做了一辈子科学家的他，只能在真与伪之间抉择。
谁能料想那个安静的夜晚，外公内心的抉择达到最激烈的一刻？
他的平静、缄默比平时更甚，然而全家人以对他心境、处境的理解给这缄默以诠释。
只有保姆大声叨唠一句：“咦，怎么先生（外公）把饭都拨到猫碗里了？”
全家人听到这话心里都一“咯噔”是啊，老人怎么吃那么少，几乎没吃什么。他心里在经历怎样的磨难？人们望着他离开了餐桌，依旧平静，依旧安然。
小陈冲就那样看着外公走进他自己的书房，关上了门。
半夜时分，陈冲兄妹被一阵从未有过的嘈杂声惊醒。他们坐起身，在蒙胧中瞪着眼。
小陈冲爬出被窝。似乎是发生了什么事；什么可怕的、超出她理解的事。她赤脚下了地，在寒冬的深夜里，半懵懂，半恐惧地伫立着。
妈妈从外公的房里走出来。外公的亮着微弱台灯的房间里传来外婆压抑的饮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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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子最底，有一帧小照。年轻的母亲怀抱一个酣睡的婴儿。婴儿对相机镜头不予理会，照样贪她的睡。似乎是一种先兆——将来的许多时间都要在镜头前、焦距中度过，索性就不拿它当个事。
这是三个月大的陈冲，在年轻的妈妈——药物学家张安中的怀抱里。妈妈记得分娩女儿的时刻：产房里突然出现了一群医学院的学生。他们是来参观学习助产过程的。他们站在产床一侧，参观了陈冲的呱呱坠地。似乎那是最早一个先兆——命里注定她一生要在众目睽睽下度过；从一开始她就是有观众的。
医学院的学生们激动地看着这个健康女婴的诞生。他们自然不会想到她会有个不寻常的未来；她会在二十九年后的一天，翩然登上好莱坞的奥斯卡颁奖台；她会以她美丽的形象、娴熟的英语在世界影坛争得一席恒固的位置。学生们只看见她和所有初生儿一样，无目的地拳打脚踢，无泪地大哭大喊。这个女婴甚至比任何新生儿都吵闹，她有一副十分嘹亮、结实的喉咙，哭起来像吹小喇叭。
父亲陈星荣是头一个留神女儿嗓音的人。他心想：这么响亮的哭声怎么了得？谁吃得消？他抱女儿，拍女儿，有板有眼对地唱：“姑娘你好像一朵花，美丽的眼睛人人都赞美她哎呀，再哭嗓子就哑了！”
因此，陈冲在呀呀学语时，便是一副微微嘶哑的嗓音。
“叫她什么呢？”家里人商量。
外婆史伊凡说：“叫陈冲吧。”
定了，就叫这个女婴陈冲。既然已有了个叫陈川的男孩。兄妹二人，一川，一冲，很有点一泻千里的气势。上海弄堂小妹的温情与安泰，从一开始就给排除了。像陈冲许多年后常说的：“奔波的命！命了没有安营扎寨这一项！”
“奔波”始于外公。外公张昌绍是个著名药理学家，早年赴英国留学，获医学博士后被英国皇家学会纳为会员。之后又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并受聘于哈佛。而外公却牺牲了哈佛的优越研究条件和优厚薪俸，在国难最深重的一九四0年回到了祖国。
所有人印象中，这位叫张昌绍的老先生是和蔼却拙于言语的。对外界的一切时尚，政治时尚也罢，社会时尚也罢，他都是以不变的淡然来应万变的。清早，他静静的身影从弄堂口消失；傍晚，他同样静静地归来，与世无争地在他的药理世界中忙碌。
这样一位令晚辈骄傲的外公仅仅陪伴陈冲到五岁。
像是一切都那么突然。
从这个学者家庭的窗口看出，一件叫做“文革”的大事情发生了。只见人的动作都粗野起来，嗓门都大起来。高音大喇叭和锣鼓声昼夜喧嚣。幼小的陈冲最初的意识中被装进一些完全不发生意义的词汇：“反动”、“灭亡”、“不耻于人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的一天，外公回家了，比平时早些。
照例，他该去他的书房读报，而小陈冲会模仿他的样儿，捧一张报纸，不求甚解地“读”到保姆来叫：“先生，夜饭好了。”
小陈冲奇怪外公今天怎么不读报。她觉得外公的脸色有一点异样，像是更无话可讲的一种安详。她想，外公是累了。外公总是读老厚老厚的书，读到深夜。总是很早去研究室，在那里工作到所有人都离去。她不懂外公曾经研究的“儿茶酚胺”是什么，也不懂它在药理学上的位置有多重要。但她明白外公是个做过、并正在做许多伟大事情的人。因此，外公累了。
小陈冲朝外公眨巴一会儿眼，得出她五岁孩童的结论。刚要离开，外公却忽然注意到了这个小外孙女。
外公笑了。外孙女也笑一笑。她觉得外公还是有些异样。
外公走过来，把外孙女抱到膝盖上。
“今天做了什么？”老人问道。
“写字！”外孙女说，开心起来。因为外公并不经常这么抱她。外公不是个将疼爱流于言表的人。外公最疼爱她，这疼爱也是静静的、内向的。
“外公教我写字。”小陈冲请求道。
外公答应了。朋友们都知道张昌绍先生极精道于书法，假如他一生中只作了两个“家”那么除药理学家之外，他可称得上书法家。小陈冲当然明白人们仰慕外公的书法。
外公拿进一张纸，一支笔，一笔一画写下“说话要和气”几个字。
小陈冲开始模仿，仿不好，外公便以自己的手把握她的小手，引导每一笔画。小陈冲感到外公的手很有力气，暖和。要是外公老有今天这样的空闲多好，她可以坐在他膝盖上，让外公的大手领着她的小手写许多好看的字。“说话要和气”外公为什么教她写这个句子呢？外公说话永远那么和气，连小陈冲和哥哥闯了祸，他也和和气气地说：“下次不好这样啊！”晚饭桌上，外公比平时话更少，家里人问他什么，他用最简单的几个字轻声应了。大家便不再问他。除了陈川和陈冲，全家都知道外公心情不好。他的研究室被关闭了，他的研究项目早已被停止。每隔一阵，医学院的造反派就开一次批斗会，逼他交待。他总是不声不响地维护自己的尊严，抗议各种各样的人身侮辱，似乎对所有的莫须有罪名十分平静、泰然，最多不紧不慢说一句：“我没有错，我没什么可交待的。”
有时家里人劝他不必那么较真，凑合递一张“交待”上去，之后你是谁还是谁，想做什么，等这阵风潮过去，还可以继续做。并不是妥协，仅仅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自我防护。而外公拒绝了。他仍是那句话：“我没有错。”
外公的概念中，宗教代表着善，艺术代表着美，而科学，是真的象征。做了一辈子科学家的他，只能在真与伪之间抉择。
谁能料想那个安静的夜晚，外公内心的抉择达到最激烈的一刻？
他的平静、缄默比平时更甚，然而全家人以对他心境、处境的理解给这缄默以诠释。
只有保姆大声叨唠一句：“咦，怎么先生（外公）把饭都拨到猫碗里了？”
全家人听到这话心里都一“咯噔”是啊，老人怎么吃那么少，几乎没吃什么。他心里在经历怎样的磨难？人们望着他离开了餐桌，依旧平静，依旧安然。
小陈冲就那样看着外公走进他自己的书房，关上了门。
半夜时分，陈冲兄妹被一阵从未有过的嘈杂声惊醒。他们坐起身，在蒙胧中瞪着眼。
小陈冲爬出被窝。似乎是发生了什么事；什么可怕的、超出她理解的事。她赤脚下了地，在寒冬的深夜里，半懵懂，半恐惧地伫立着。
妈妈从外公的房里走出来。外公的亮着微弱台灯的房间里传来外婆压抑的饮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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