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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疑惑不解地质疑。“真的还是寄居。”她的语气带着孩子般的辩解。
“我永远不可能融入美国生活。在排球场上，中国队一出现，我就为中国呐喊、热血沸腾流眼泪，这种情怀已融入我们的血液里了。这已经成为我们动物性的东西，它能够召唤起这样的情感。”严歌苓说。
身份焦虑——在这个全球化的世代，没有多少人，特别是成功人士愿意承认这点。“30岁才来到美国，那时我的人格已经成熟，英语也从零开始。直到现在，我讲话、听，都比他们慢一格。别人可能没感觉到，但我自己心里有数。这就是一种病态。”严歌苓说。
“我到了大陆依然有身份危机。我离开大陆的时候是1989年，那时候，人的质朴，对理想的高昂，对爱情和金钱的态度，完全是另一码事。”套用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的话“我们都回不去了。”所以“我在国外有乡愁，回到北京还是有乡愁。我常常对自己说，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严歌苓自嘲地说，自己成了三不管三不要四不像的东西“这样一个状态让你对任何一种文化都会持批评态度，不断游移。”
选择了寄居，也已无法摆脱寄居。但这样一种游离，对写作不啻是一种好的状态。“寄居让你走向内心，也有大量的时间丰富内心。”严歌苓说。
而她最奇特的寄居生活可能是2004年随丈夫来到尼日利亚。“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之一。在那里，乱七八糟的事情什么都没有了，每天的生活都很单纯。”写作成了严歌苓每天最快乐的事情。“我每天写4个小说，一天还是那么漫长。”在那里，她连续写出了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在这之前，严歌苓的作品大都很少涉及历史，特别是194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而这之后，她的四部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和寄居者都与苦难的历史有关。“在那样一个直面苦难的环境里，你会觉得现实的苦难和小说想表达的苦难是吻合的，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写作是自我交流的方式。”
每天长跑，治好了失眠，写作让自己愉悦，寄出去的书稿——比如第九个寡妇，当时一年多没有回音，也没在意。聊天时所见的香港海岸，也许令眼前的严歌苓想起非洲的海。“这是我生活的转折。”
对话
早报：在北美写作的中国女性多么？
严歌苓：在北美，写作的中国人大部分是女人。我经常开玩笑说，在北美写作的中国人都是妇联的，我想这可能跟女人的丈夫都去赚钱养家了，女人衣食无忧有关。
早报：我觉得，你是一位能把编剧和小说关系处理得相对比较好的作家，比如你的小说有很强的画面感，但你也不会让小说单纯为电影服务。
严歌苓：我非常警惕电影和小说两者的关系。电影剧本写作的训练对小说讲故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我的努力。我本身很喜欢、迷恋电影，电影是现在所有艺术表达手段中最为理想的一种，音乐、色彩、画面、文学都包含其中。如果能结合得好，它是最为迷人的艺术形式。很多人埋怨，小说市场在缩水，我想我恰恰喜欢视觉化写一个故事。
早报：故事性、可读性可能是你小说最大的特点，现在能写好故事的作家不多。
严歌苓：对于小说，我相信还是要老老实实把一个故事讲好，用最好的语言写一个故事，是故事使我成为一个小说家。我在讲故事的同时，如果能对中文书写有一点贡献，那就最好了，写个故事是我写作简单而朴实的初衷。所以，我也是个不长进的作家，永远成不了学者型作家，永远处于说书人的状态。写小说首先要愉悦自己，不能先折磨自己。
早报：在寄居者里，我一直很留意你对旧上海地理、历史甚至天气的描写，你为此做了哪些准备？
严歌苓：在写作之前，我对上海地理、犹太史、上海当年的犹太人聚居地等，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和准备。我姑姑和爸爸都是老上海人，我也常常向他们咨询。我会问我姑姑，当时的舞厅什么样子？当时女人拿什么样的包，涂什么香？哪一家发廊比较好？这些都很重要。
”我疑惑不解地质疑。“真的还是寄居。”她的语气带着孩子般的辩解。
“我永远不可能融入美国生活。在排球场上，中国队一出现，我就为中国呐喊、热血沸腾流眼泪，这种情怀已融入我们的血液里了。这已经成为我们动物性的东西，它能够召唤起这样的情感。”严歌苓说。
身份焦虑——在这个全球化的世代，没有多少人，特别是成功人士愿意承认这点。“30岁才来到美国，那时我的人格已经成熟，英语也从零开始。直到现在，我讲话、听，都比他们慢一格。别人可能没感觉到，但我自己心里有数。这就是一种病态。”严歌苓说。
“我到了大陆依然有身份危机。我离开大陆的时候是1989年，那时候，人的质朴，对理想的高昂，对爱情和金钱的态度，完全是另一码事。”套用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的话“我们都回不去了。”所以“我在国外有乡愁，回到北京还是有乡愁。我常常对自己说，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严歌苓自嘲地说，自己成了三不管三不要四不像的东西“这样一个状态让你对任何一种文化都会持批评态度，不断游移。”
选择了寄居，也已无法摆脱寄居。但这样一种游离，对写作不啻是一种好的状态。“寄居让你走向内心，也有大量的时间丰富内心。”严歌苓说。
而她最奇特的寄居生活可能是2004年随丈夫来到尼日利亚。“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之一。在那里，乱七八糟的事情什么都没有了，每天的生活都很单纯。”写作成了严歌苓每天最快乐的事情。“我每天写4个小说，一天还是那么漫长。”在那里，她连续写出了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在这之前，严歌苓的作品大都很少涉及历史，特别是194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而这之后，她的四部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和寄居者都与苦难的历史有关。“在那样一个直面苦难的环境里，你会觉得现实的苦难和小说想表达的苦难是吻合的，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写作是自我交流的方式。”
每天长跑，治好了失眠，写作让自己愉悦，寄出去的书稿——比如第九个寡妇，当时一年多没有回音，也没在意。聊天时所见的香港海岸，也许令眼前的严歌苓想起非洲的海。“这是我生活的转折。”
对话
早报：在北美写作的中国女性多么？
严歌苓：在北美，写作的中国人大部分是女人。我经常开玩笑说，在北美写作的中国人都是妇联的，我想这可能跟女人的丈夫都去赚钱养家了，女人衣食无忧有关。
早报：我觉得，你是一位能把编剧和小说关系处理得相对比较好的作家，比如你的小说有很强的画面感，但你也不会让小说单纯为电影服务。
严歌苓：我非常警惕电影和小说两者的关系。电影剧本写作的训练对小说讲故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我的努力。我本身很喜欢、迷恋电影，电影是现在所有艺术表达手段中最为理想的一种，音乐、色彩、画面、文学都包含其中。如果能结合得好，它是最为迷人的艺术形式。很多人埋怨，小说市场在缩水，我想我恰恰喜欢视觉化写一个故事。
早报：故事性、可读性可能是你小说最大的特点，现在能写好故事的作家不多。
严歌苓：对于小说，我相信还是要老老实实把一个故事讲好，用最好的语言写一个故事，是故事使我成为一个小说家。我在讲故事的同时，如果能对中文书写有一点贡献，那就最好了，写个故事是我写作简单而朴实的初衷。所以，我也是个不长进的作家，永远成不了学者型作家，永远处于说书人的状态。写小说首先要愉悦自己，不能先折磨自己。
早报：在寄居者里，我一直很留意你对旧上海地理、历史甚至天气的描写，你为此做了哪些准备？
严歌苓：在写作之前，我对上海地理、犹太史、上海当年的犹太人聚居地等，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和准备。我姑姑和爸爸都是老上海人，我也常常向他们咨询。我会问我姑姑，当时的舞厅什么样子？当时女人拿什么样的包，涂什么香？哪一家发廊比较好？这些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