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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小杨说：“我解释，他们不听。”
当天晚上他也服毒，被洗胃救了下来，他说：“我受不了侮辱。”
二三年双城镇人均年收入不到三千元，孩子的家人都是农民或个体商贩，生活不容易。苗苗的父亲说：“给她吃好的，穿好的，还要啥？”小杨的父亲当着我们的面，手扣在肚子上骂儿子：“你为什么不干脆死了呢？给我惹这么多麻烦。”小杨的母亲蹲在地上哭：“你把我的脸都丢完了。”
小杨嘴抿得紧紧的，掉头走了。
我跟上他，他脸都歪扭了。“你不要跟别人说，”他说“等你调查完了，我就不在这世界上了。”
“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调查，我今晚就走。”我说。
“那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第二天我们停了工作，叫上小杨：“玩儿去。”
当地一个马场，长着老高的野草，两匹不知哪儿来的秃马，脑袋上扎一朵红花，没精打采披个破毡。两个农民抄着手在旁边收钱，五块钱骑一次。
小杨不说话，也不骑。
我不知死活，穿着半截牛仔裤就上去了，自告奋勇：“看我给你骑。”
上了马，我刚拉上缰绳，农民大概是踹了马屁股一脚，那马就疯了。我在马上颠得魂飞魄散，路过小杨的时候，居然还顾上冲他龇牙一乐。
他看我这样子，也笑了。老范说，这么多天，就看他笑了这一次。
到晚上，我两条小腿内侧都是青紫的。
老范这个没有常识的人，给我端盆水：“泡，热水里泡泡就好了。”
我把腿像面团子一样插在热水里发着，一边写了封信给小杨：“对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还击，只需要蔑视。”
蔑视侮辱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当时能想到的，只是用这种说法去激发一个男孩子的骄傲，帮他熬过这段时间。
“痛苦的时候，”我大概还记得信的结尾，因为像是写给十四岁的自己“去看西北的天空，去看明亮的树林，那是永恒的安慰。”
我问过几个孩子，为什么你们对苗苗的感情这么深？
共同的说法是：“她能理解人。”
“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能理解人？”
“听别人说话的人。”小蔡说。
连续服毒事件发生后，从省里来过两位年长的心理老师，她们说：“这个年纪的孩子，特点就是以伙伴的价值观和情感为中心。他们这种非常牢固的小团体友情，一旦关键链条断了，就很危险。”
链条的中心是苗苗。照片上这姑娘眉目如画——柔和的蜡笔画，小尖下巴，笑起来大眼一弯，成绩好，还没有班干部气质，鸦黑头发向后一把束起，小碎卷弯在额头边上。她站在台上擦黑板，底下男生女生都默默看她的马尾荡来荡去。
她在遗书里让爸妈不要伤心，让妈妈对奶奶好一些：“爷爷走了，奶奶很寂寞。奶奶有些话不说，但我知道，奶奶不需要钱，只需要你们的关心和体贴。”去世几天后，又有一封信寄到家里，落款是“你们的宝贝女儿”信里写：“看到你们哭肿的双眼，我的心都碎了”
父母认为一定是别人的代笔，但司法鉴定这确是苗苗的笔迹，交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后投递给邮局这个孩子想在父母最悲痛的时候以这样天真的方式安抚他们。
苗苗去世之后，她仍然是表弟在内心里“唯一可以对话的人”
“你现在心里痛苦的时候呢？”
“忍气吞声。”苗苗的表弟上五年级。
“有疑问的时候呢？”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忍”字。
“问自己。”
“你回答得了自己吗？”
他沉默不语，脸上挂着泪。
“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
他的话像针落在地上：“不相信他们说的话。”
学生连续服毒后，学校采取了紧急措施，砖墙的大黑板上，写着“守法纪，讲文明”工整的楷书写着“看健康书籍，不进游戏厅，不拉帮结派，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五六年级都开了“爱惜生命”班会。“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我问。
“说服药会得胃病。”
“我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们，”六年级的班主任头发乱蓬蓬的，皱纹缝里都是尘土，他说自己上次接受心理学培训是一九八二年的师范班“也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办。”
他只能呵斥他们的痛苦，命令学生把刻在课桌上纪念同学的“519”字样抹掉。他们拒绝之后，他叫学校的校工把所有的课桌都重新漆了一遍，那些刻下来的字，看不清了，但用指尖还可以摸到。
我想起自己的小学。四年级我刚刚转学来，唯一的朋友是我的同桌，叫高丽丽。她对我很好，把泡着葡萄干的水给我喝，上课的时候我俩坐第一排，在课桌底下手拉着手。班主任厉喝：“你们两个，像什么样子！”她掰了一小粒粉笔头，扔在我的头上，班里的同学吃吃地轻笑。
一直到放学，我的头发上都挂着一缕白色。
二十年之后，我觉得我的老师也很不容易。
我问那位六年级的班主任：“你有什么心里话跟谁说？”
大概从来没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他愣了一下：“不说。”
“那你碰到难受的事怎么办呢？”
“忍着。”他的答案和小孩一样。
这期节目让我重回电台时光。我收到很多孩子的信。一个小男孩说：“我跟妈妈看完节目抱在一起，这是我们之间最深的拥抱。”一个姐姐说：“这两天正是弟弟统考成绩不好的时候，看完节目，我起身去隔壁房间找了弟弟，跟他有了一次从未有过的长谈。”回到家，小区传达室的大爷递我一封信，是小区里两个双胞胎孩子留给我的，我在这里租住了好几年，并不认识他们，信里说：“我们看了这期节目，只是想告诉你，欢迎你住在这里。”
电视也可以让人们这样。
但我的医生朋友小心翼翼地跟我谈：“这期节目很好”“你直接说‘但是’吧。”
他笑：“你是文学青年，还是记者在发问？”
“有什么区别么？”
“像我们在急诊室，实习的医生都很同情受伤的人，会陪着他们难受，但是如果一个医生只是握着病人的胳膊，泪水涟涟，这帮不了他们，冷静询问才能求解。”
我有点强词夺理：“你说得对，但我还做不到，也顾不上，我就是那个刚进手术室的小医生，我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伤口。我有我的反应。”
采访苗苗表弟的时候，他说起死去的姐姐，满脸是泪水，我觉得采访结束了，就回头跟摄像海南说了声“可以了”蹲下去给男孩抹一下眼泪，说去洗洗脸吧。
他不吭声，也没动，肩膀一抽一抽。
我问他：“你在心里跟姐姐说过话吗？”
“说过。”
“说什么呢？”
“你好吗？”
我问不下去了。他站起身，没去洗脸，跑进了屋子里，倒在床上。小男孩捂着脸，弯着身子，哭得浑身缩在一起抖。我站在床的边上，抬起手又放下，抬起手又放下。
看节目我才知道，老范把我给孩子擦眼泪的镜头编进片子里了，她百无禁忌。
这个镜头后来争议很大，还产生了个新名词，讨论我是不是“表演性主持”小鹏瞪着大圆眼来问我：“你为什么要给他擦眼泪？”
“那你怎么做？”
“什么都不做，这才是记者。”
正好钱钢老师来参加年会，他是我们敬重的新闻前辈，大家在威海夜里海滩上围坐一圈，问他这件事。他不直接说谁对谁错，给我们讲故事，说美国“60分钟”节目的记者布莱德利在监狱里采访一个连环杀人犯，问，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
杀人犯是个黑人，回答说：“因为我在布鲁克林区长大。”意思是那个地方是黑人聚集区，治安不好，社会不公，所以把我变成了这样。
布莱德利是个老黑人，当时六十多岁，胡子花白。他站起来揪着这个杀人犯的领子，摇着他说：“我也在布鲁克林区长大。”
钱老师说：“他这么做对么？不，先别回答，你要像苏联作家说的那样，‘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之后咱们再来讨论。”
十年将至，到底这么做对还是不对，我在心里已经过了好几个来回，还是没有最终的答案。只是我必须承认，当年面对医生的辩解，一部分是要隐藏自己的无能。那时我说出的只是人生的皮毛，这些孩子之间的情感复杂远超过节目中的描述。
节目里，我们只叙述了因聚会流言而起的故事，但我和老范还知道另外一些细节，这个年级里有很多学生喜欢苗苗，用皮筋勒住苗苗脖子的男孩总是在上课的时候摸她的胳膊和头发苗苗最反感别人摸她的头发，告诉了小杨，小杨揍了这男孩。
小杨是班上年纪最大个子最高的男生，他十四岁了，苗苗叫他“哥哥”
在自杀之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因为苗苗认了另一个保安做“哥哥”小杨不再理她。她请求原谅。在一个小巷子里遇到，苗苗拦住他说“对不起”他不理她，往前走。她从地上捡起块砖，砸到自己额头上。小杨说：“血和着砖灰流下来。”他没停脚，继续走了。
后来他才知道，苗苗转身回到操场，到处都是学生，她当众跪下，说：“我对不起杨”也许她认为只有以这种方式羞辱自己，才会被谅解。
那个出事的聚会上，一个喜欢苗苗的男孩要抱她，小姑娘不愿意。小杨对苗苗说：“让他抱。”
或许是为了让他原谅自己，这个姑娘听从了。她是在自己喜欢的男生要求之下，被另一个男生拥抱，也许还有更进一步举止的时候，被外人看到了。
故事还不止于此，那个聚会集中了几乎全部的情感冲突那个在我们采访时电话通知宣传部的小姑娘，是当初签了“有难同当”的六个女生之一，她跟苗苗的漂亮和成绩在伯仲之间，聚会上，她当着苗苗的面向小杨表示好感更细密的人性真相紧紧压裹着，不可能在九天内剥开。
服毒的当天下午，苗苗被男生欺侮后，从操场回到教室，趴在小杨座位上哭泣。之后，她向小杨要了一张照片，说：“谢谢你实现了我最后一个愿望。”她在课桌上刻下了“519”对小杨说“莫忘五月十九日”转身离开了学校。
小杨跟我说这些细节时，一再问我：“是不是真的是我害死了她？”我无法回答，但看得出他深受这个问题的折磨。
将近十年后，再看节目，一个镜头拍到了他的笔记，有一行字，我当年没有留意到“她和我别离了，可是她永远地活在”字写到这儿停止了。
这些年，我和老范对这事耿耿于怀，就因为这些没能弄清讲明的真相，怕说出这些孩子间的情感纠葛，会让观众不舒服和不理解，也许还会觉得“才十二三岁怎么就这样”虽然大家十二三岁的时候，又与他们有什么两样。
它们没有被呈现，这是一个新闻媒体的“政治正确”我们叙述了一个事情的基本框架，但只是一个简陋的框架，以保护大众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真相”
日后我看到托尔斯泰说，他在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原型是新闻里一个女人做了别人情人后卧轨自杀的故事，最初安娜在他心中极不可爱，她是一个背叛丈夫、追求虚荣的女人，他要让她的下场“罪有应得”但写着写着，他并没有美化她，只是不断地深化她，人性自身却有它的力量，它从故事的枝条上抽枝发芽长出来，多一根枝条，就多开一层花，越来越繁茂广大。安娜的死亡最终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断，在人的心里引起悲剧的共鸣。
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
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对人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只下了个简易的判断。
走之前，我们终于找到了最后一个孩子小孙。看到我们，他撒腿就跑，上了一个土崖，我脱了鞋，拎在手里光着脚爬上去。我们俩坐在崖边上，摄像机从后面拍他的背，录音杆凌虚放在崖边的坎上。
小孙不看我，看远处，白杨树环绕的村子，风吹的时候绿的叶子陡然翻过来，银白刺亮的一大片。
我家在山西，到处都是这样的土崖，我早年爬惯了，常常一个人爬过结冰的悬崖，从那儿够下头去看早春的杏花。
我问他：“你常常坐在这儿？”
他点点头。
“因为这里别人看不见你？”
“是。”这是他这些天对大人说的第一个字。
我看到他胳膊上的伤痕：“用什么刻的？”
“刀刀。”
他头扎在膝盖里，我蹲在他面前，握住他黝黑的细胳膊，他的皮肤晒得发白，把浮土抚掉，能看到三道淡红色的伤疤。
我想再往下问，小孙忽然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下山坡。
镜头注视他，直到他消失。
他根本不愿意跟我谈，一瞬间电光火石，我没有道理地觉得，也许他就是那个在聚会上抱住苗苗的男孩子。
他走下山坡，绕过牛圈，再拐过一个房子，头也没有回过，消失在一个矮墙后头。
一分多钟，我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都没有意识到镜头已经摇回来对着我了，直到海南轻声说“说点什么”我愣了一下，说了我的感受：“看着孩子在采访中离开，我们知道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也许那些话才是服毒的真正原因，双城事件调查到最后，我们发现，最大的谜，其实是孩子的内心世界，能不能打开它，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个一分四十四秒的长镜头用在了节目结尾，后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常被提起，说这是镜头前的即兴评论能力什么的。但这个段落，对我来说，跟那些无关，它只是撬起了深扎在我头脑里的一根桩子。之前我坐在演播室的时候，总认为结尾的评论必须是一个答案，说出“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早日来到”才可以收拾回家，就好像这演播室只是一个布景，我只是在表演一个职业。我从来没想过一个节目会以无解来结尾，一直到我明白真实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
p;小杨说：“我解释，他们不听。”
当天晚上他也服毒，被洗胃救了下来，他说：“我受不了侮辱。”
二三年双城镇人均年收入不到三千元，孩子的家人都是农民或个体商贩，生活不容易。苗苗的父亲说：“给她吃好的，穿好的，还要啥？”小杨的父亲当着我们的面，手扣在肚子上骂儿子：“你为什么不干脆死了呢？给我惹这么多麻烦。”小杨的母亲蹲在地上哭：“你把我的脸都丢完了。”
小杨嘴抿得紧紧的，掉头走了。
我跟上他，他脸都歪扭了。“你不要跟别人说，”他说“等你调查完了，我就不在这世界上了。”
“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调查，我今晚就走。”我说。
“那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第二天我们停了工作，叫上小杨：“玩儿去。”
当地一个马场，长着老高的野草，两匹不知哪儿来的秃马，脑袋上扎一朵红花，没精打采披个破毡。两个农民抄着手在旁边收钱，五块钱骑一次。
小杨不说话，也不骑。
我不知死活，穿着半截牛仔裤就上去了，自告奋勇：“看我给你骑。”
上了马，我刚拉上缰绳，农民大概是踹了马屁股一脚，那马就疯了。我在马上颠得魂飞魄散，路过小杨的时候，居然还顾上冲他龇牙一乐。
他看我这样子，也笑了。老范说，这么多天，就看他笑了这一次。
到晚上，我两条小腿内侧都是青紫的。
老范这个没有常识的人，给我端盆水：“泡，热水里泡泡就好了。”
我把腿像面团子一样插在热水里发着，一边写了封信给小杨：“对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还击，只需要蔑视。”
蔑视侮辱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当时能想到的，只是用这种说法去激发一个男孩子的骄傲，帮他熬过这段时间。
“痛苦的时候，”我大概还记得信的结尾，因为像是写给十四岁的自己“去看西北的天空，去看明亮的树林，那是永恒的安慰。”
我问过几个孩子，为什么你们对苗苗的感情这么深？
共同的说法是：“她能理解人。”
“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能理解人？”
“听别人说话的人。”小蔡说。
连续服毒事件发生后，从省里来过两位年长的心理老师，她们说：“这个年纪的孩子，特点就是以伙伴的价值观和情感为中心。他们这种非常牢固的小团体友情，一旦关键链条断了，就很危险。”
链条的中心是苗苗。照片上这姑娘眉目如画——柔和的蜡笔画，小尖下巴，笑起来大眼一弯，成绩好，还没有班干部气质，鸦黑头发向后一把束起，小碎卷弯在额头边上。她站在台上擦黑板，底下男生女生都默默看她的马尾荡来荡去。
她在遗书里让爸妈不要伤心，让妈妈对奶奶好一些：“爷爷走了，奶奶很寂寞。奶奶有些话不说，但我知道，奶奶不需要钱，只需要你们的关心和体贴。”去世几天后，又有一封信寄到家里，落款是“你们的宝贝女儿”信里写：“看到你们哭肿的双眼，我的心都碎了”
父母认为一定是别人的代笔，但司法鉴定这确是苗苗的笔迹，交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后投递给邮局这个孩子想在父母最悲痛的时候以这样天真的方式安抚他们。
苗苗去世之后，她仍然是表弟在内心里“唯一可以对话的人”
“你现在心里痛苦的时候呢？”
“忍气吞声。”苗苗的表弟上五年级。
“有疑问的时候呢？”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忍”字。
“问自己。”
“你回答得了自己吗？”
他沉默不语，脸上挂着泪。
“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
他的话像针落在地上：“不相信他们说的话。”
学生连续服毒后，学校采取了紧急措施，砖墙的大黑板上，写着“守法纪，讲文明”工整的楷书写着“看健康书籍，不进游戏厅，不拉帮结派，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五六年级都开了“爱惜生命”班会。“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我问。
“说服药会得胃病。”
“我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们，”六年级的班主任头发乱蓬蓬的，皱纹缝里都是尘土，他说自己上次接受心理学培训是一九八二年的师范班“也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办。”
他只能呵斥他们的痛苦，命令学生把刻在课桌上纪念同学的“519”字样抹掉。他们拒绝之后，他叫学校的校工把所有的课桌都重新漆了一遍，那些刻下来的字，看不清了，但用指尖还可以摸到。
我想起自己的小学。四年级我刚刚转学来，唯一的朋友是我的同桌，叫高丽丽。她对我很好，把泡着葡萄干的水给我喝，上课的时候我俩坐第一排，在课桌底下手拉着手。班主任厉喝：“你们两个，像什么样子！”她掰了一小粒粉笔头，扔在我的头上，班里的同学吃吃地轻笑。
一直到放学，我的头发上都挂着一缕白色。
二十年之后，我觉得我的老师也很不容易。
我问那位六年级的班主任：“你有什么心里话跟谁说？”
大概从来没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他愣了一下：“不说。”
“那你碰到难受的事怎么办呢？”
“忍着。”他的答案和小孩一样。
这期节目让我重回电台时光。我收到很多孩子的信。一个小男孩说：“我跟妈妈看完节目抱在一起，这是我们之间最深的拥抱。”一个姐姐说：“这两天正是弟弟统考成绩不好的时候，看完节目，我起身去隔壁房间找了弟弟，跟他有了一次从未有过的长谈。”回到家，小区传达室的大爷递我一封信，是小区里两个双胞胎孩子留给我的，我在这里租住了好几年，并不认识他们，信里说：“我们看了这期节目，只是想告诉你，欢迎你住在这里。”
电视也可以让人们这样。
但我的医生朋友小心翼翼地跟我谈：“这期节目很好”“你直接说‘但是’吧。”
他笑：“你是文学青年，还是记者在发问？”
“有什么区别么？”
“像我们在急诊室，实习的医生都很同情受伤的人，会陪着他们难受，但是如果一个医生只是握着病人的胳膊，泪水涟涟，这帮不了他们，冷静询问才能求解。”
我有点强词夺理：“你说得对，但我还做不到，也顾不上，我就是那个刚进手术室的小医生，我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伤口。我有我的反应。”
采访苗苗表弟的时候，他说起死去的姐姐，满脸是泪水，我觉得采访结束了，就回头跟摄像海南说了声“可以了”蹲下去给男孩抹一下眼泪，说去洗洗脸吧。
他不吭声，也没动，肩膀一抽一抽。
我问他：“你在心里跟姐姐说过话吗？”
“说过。”
“说什么呢？”
“你好吗？”
我问不下去了。他站起身，没去洗脸，跑进了屋子里，倒在床上。小男孩捂着脸，弯着身子，哭得浑身缩在一起抖。我站在床的边上，抬起手又放下，抬起手又放下。
看节目我才知道，老范把我给孩子擦眼泪的镜头编进片子里了，她百无禁忌。
这个镜头后来争议很大，还产生了个新名词，讨论我是不是“表演性主持”小鹏瞪着大圆眼来问我：“你为什么要给他擦眼泪？”
“那你怎么做？”
“什么都不做，这才是记者。”
正好钱钢老师来参加年会，他是我们敬重的新闻前辈，大家在威海夜里海滩上围坐一圈，问他这件事。他不直接说谁对谁错，给我们讲故事，说美国“60分钟”节目的记者布莱德利在监狱里采访一个连环杀人犯，问，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
杀人犯是个黑人，回答说：“因为我在布鲁克林区长大。”意思是那个地方是黑人聚集区，治安不好，社会不公，所以把我变成了这样。
布莱德利是个老黑人，当时六十多岁，胡子花白。他站起来揪着这个杀人犯的领子，摇着他说：“我也在布鲁克林区长大。”
钱老师说：“他这么做对么？不，先别回答，你要像苏联作家说的那样，‘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之后咱们再来讨论。”
十年将至，到底这么做对还是不对，我在心里已经过了好几个来回，还是没有最终的答案。只是我必须承认，当年面对医生的辩解，一部分是要隐藏自己的无能。那时我说出的只是人生的皮毛，这些孩子之间的情感复杂远超过节目中的描述。
节目里，我们只叙述了因聚会流言而起的故事，但我和老范还知道另外一些细节，这个年级里有很多学生喜欢苗苗，用皮筋勒住苗苗脖子的男孩总是在上课的时候摸她的胳膊和头发苗苗最反感别人摸她的头发，告诉了小杨，小杨揍了这男孩。
小杨是班上年纪最大个子最高的男生，他十四岁了，苗苗叫他“哥哥”
在自杀之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因为苗苗认了另一个保安做“哥哥”小杨不再理她。她请求原谅。在一个小巷子里遇到，苗苗拦住他说“对不起”他不理她，往前走。她从地上捡起块砖，砸到自己额头上。小杨说：“血和着砖灰流下来。”他没停脚，继续走了。
后来他才知道，苗苗转身回到操场，到处都是学生，她当众跪下，说：“我对不起杨”也许她认为只有以这种方式羞辱自己，才会被谅解。
那个出事的聚会上，一个喜欢苗苗的男孩要抱她，小姑娘不愿意。小杨对苗苗说：“让他抱。”
或许是为了让他原谅自己，这个姑娘听从了。她是在自己喜欢的男生要求之下，被另一个男生拥抱，也许还有更进一步举止的时候，被外人看到了。
故事还不止于此，那个聚会集中了几乎全部的情感冲突那个在我们采访时电话通知宣传部的小姑娘，是当初签了“有难同当”的六个女生之一，她跟苗苗的漂亮和成绩在伯仲之间，聚会上，她当着苗苗的面向小杨表示好感更细密的人性真相紧紧压裹着，不可能在九天内剥开。
服毒的当天下午，苗苗被男生欺侮后，从操场回到教室，趴在小杨座位上哭泣。之后，她向小杨要了一张照片，说：“谢谢你实现了我最后一个愿望。”她在课桌上刻下了“519”对小杨说“莫忘五月十九日”转身离开了学校。
小杨跟我说这些细节时，一再问我：“是不是真的是我害死了她？”我无法回答，但看得出他深受这个问题的折磨。
将近十年后，再看节目，一个镜头拍到了他的笔记，有一行字，我当年没有留意到“她和我别离了，可是她永远地活在”字写到这儿停止了。
这些年，我和老范对这事耿耿于怀，就因为这些没能弄清讲明的真相，怕说出这些孩子间的情感纠葛，会让观众不舒服和不理解，也许还会觉得“才十二三岁怎么就这样”虽然大家十二三岁的时候，又与他们有什么两样。
它们没有被呈现，这是一个新闻媒体的“政治正确”我们叙述了一个事情的基本框架，但只是一个简陋的框架，以保护大众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真相”
日后我看到托尔斯泰说，他在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原型是新闻里一个女人做了别人情人后卧轨自杀的故事，最初安娜在他心中极不可爱，她是一个背叛丈夫、追求虚荣的女人，他要让她的下场“罪有应得”但写着写着，他并没有美化她，只是不断地深化她，人性自身却有它的力量，它从故事的枝条上抽枝发芽长出来，多一根枝条，就多开一层花，越来越繁茂广大。安娜的死亡最终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断，在人的心里引起悲剧的共鸣。
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
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对人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只下了个简易的判断。
走之前，我们终于找到了最后一个孩子小孙。看到我们，他撒腿就跑，上了一个土崖，我脱了鞋，拎在手里光着脚爬上去。我们俩坐在崖边上，摄像机从后面拍他的背，录音杆凌虚放在崖边的坎上。
小孙不看我，看远处，白杨树环绕的村子，风吹的时候绿的叶子陡然翻过来，银白刺亮的一大片。
我家在山西，到处都是这样的土崖，我早年爬惯了，常常一个人爬过结冰的悬崖，从那儿够下头去看早春的杏花。
我问他：“你常常坐在这儿？”
他点点头。
“因为这里别人看不见你？”
“是。”这是他这些天对大人说的第一个字。
我看到他胳膊上的伤痕：“用什么刻的？”
“刀刀。”
他头扎在膝盖里，我蹲在他面前，握住他黝黑的细胳膊，他的皮肤晒得发白，把浮土抚掉，能看到三道淡红色的伤疤。
我想再往下问，小孙忽然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下山坡。
镜头注视他，直到他消失。
他根本不愿意跟我谈，一瞬间电光火石，我没有道理地觉得，也许他就是那个在聚会上抱住苗苗的男孩子。
他走下山坡，绕过牛圈，再拐过一个房子，头也没有回过，消失在一个矮墙后头。
一分多钟，我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都没有意识到镜头已经摇回来对着我了，直到海南轻声说“说点什么”我愣了一下，说了我的感受：“看着孩子在采访中离开，我们知道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也许那些话才是服毒的真正原因，双城事件调查到最后，我们发现，最大的谜，其实是孩子的内心世界，能不能打开它，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个一分四十四秒的长镜头用在了节目结尾，后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常被提起，说这是镜头前的即兴评论能力什么的。但这个段落，对我来说，跟那些无关，它只是撬起了深扎在我头脑里的一根桩子。之前我坐在演播室的时候，总认为结尾的评论必须是一个答案，说出“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早日来到”才可以收拾回家，就好像这演播室只是一个布景，我只是在表演一个职业。我从来没想过一个节目会以无解来结尾，一直到我明白真实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