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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俗习惯与您无关，如果您不喜欢伊斯兰服装您可以不穿，因为这是为正当的年轻妇女准备的。”
“您真是太好了，既然您这么说了，那么我马上就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破布脱下来。”她扯掉为示尊重而穿上的披风，把它扔在他的脚下。
他勃然大怒，冲出房间。
她还不肯罢休：“您要去哪儿？您要去方便吗？”她长坐不走，连霍梅尼的儿子乞求也没用，直到霍梅尼以可兰经的名义发誓他第二天会再次接见她，她才同意离去。
真带劲。
她采访以色列的沙龙，指控他轰炸平民：“我亲身经历了咱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战争，包括八年的越战，所以我可以告诉您，即使在顺化或河内，我也没有见过像在贝鲁特发生的那么惨无人道的轰炸。”
他抗辩说他的军队只轰炸了该市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基地。
她说：“您不仅轰炸了那些地区，而且轰炸了闹市区！”她拉开皮包，取出一张照片，是一堆从一岁到五岁儿童的尸体“您看，最小的孩子身上没有脚，最大的孩子失去了小胳膊，这只无主的手张开着，像在企求怜悯。”
沙龙在这次采访结束时对她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一样带着那么多资料来采访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您一样只为准备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张洁总担心善良的人做不了刚性调查。其实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刚性。
像天贺这样柔善的胖子，如果能选，更愿意待在家跟金刚鹦鹉一起听交响乐，但他报道山西繁峙矿难，冒着漆黑的夜雨走山路进去，连个接应的人都没有。三十八位矿工死亡，被瞒报成二死四伤，遗体被藏匿或者焚毁。此事中有十一个记者收了现金和金元宝帮助隐瞒事实，被披露出来后，开会时领导表扬大胡子有职业操守，让他谈两句感想。他胖胖地一乐：“没人给我送啊。”大伙哄笑了事。
事后他说起那个矿井，一百三十米深，罐笼到底时，一声巨响，他的膝盖一阵哆嗦，抬起头，看不见洞口的蓝光。“生和死真他妈脆弱，就这么一百米，这些人天天这么过，超负荷地工作。我难过的是，他们很知足，觉得这么比在村里种地强多了。”他拍到那些被藏的尸体遗骸，闻了被烧过的裹尸布“你要是真见过他们的样子，就不可能为几个钱把灵魂卖了。”
善良的人做“对抗性”采访，不会跃跃欲试地好斗，但当他决定看护真相的时候，是绝不撤步的对峙。
我俩去一个地级市采访。一位民营企业家被双规，因为他“不听话”在“市长和市场之间选择市场”企业家腿中间夹张白纸，对墙站着，纸掉了就被打。他被判了三年“挪用资金罪”每天在监舍里原地跑五千步来督促自己“不能垮，要活着”采访的时候，天贺不像平常盯着镜头看，而是圆圆地窝在那里，埋着头听。
去采访市领导，说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过了两天还有两天，知道我们等不了那么久。
这种事情急不得，也无处发作。
大胡子让我去把楼里每一层的门都假模假式敲了一遍，他坐在楼下台阶上，见着人就挨个儿问：“请问您见着书记了么？我们找他，有这么个事儿，我给您说说”
这两句相当有用，二十分钟后，秘书来了：“领导请你们去办公室。”这位企业家被判了三年，主要证据是一个复印的手写材料。复印的证据是不能被采信的，但法官就这么判了，我走进法官办公室，镜头在我身后，我问：“这个案子，您明明知道这份意向书不是原件，为什么还要采用它？”
法官愣了一下，呜噜呜噜说了几句：“不是原件有些没有原件。也不是我们非要这个证据不可。”
我没听懂，问：“不是原件为什么要采用它？”
“我认为它是原件。怎么不是原件呢？”
我把纸放在桌上：“您认为它是原件？我们看到的明明是手写的一个复印件。”
他嗓门高起来：“我没有看到。你在哪里看到手写的？”
我指指二审的判决：“中院都说了，这不是原件。”
他把手挥得我脸上都是风：“不是原件，你相信就行了。”
我问：“那您为什么采用一个不是原件的”
“我没有采用，我哪有采用了？”
我指指判决上的字：“法官，这儿，这儿，第六点。”
他急了：“我还有一二三四五七八。你为什么只查我第六点？”
“您别激动。”
他脸都扭曲了：“我没激动啊。”
我让声音柔和一些：“您还是采用了它？”
他喊了出来：“我至今还认为他是有罪的。”他转身往外走，一边挥舞着手：“你不要成为别人的工具。”
我紧跟在他身后，镜头在我身后：“法庭辩论的时候，辩护律师说司法不要成为工具，您怎么看？”
他跳得真高。
采访完，张天贺叼个大烟斗，定了会儿神，说：“这温柔的小刀儿，左一刀右一刀，一会儿就剩下骨头了。”又叹气：“一个姑娘家这么厉害，谁敢娶？”
过了一阵子，就没人说我厉害了，因为组里来了新人。
第一次见面，嚯，这姑娘，剪短发，一条背带牛仔裤。眼清如水，一点笑意没有。
我俩下班回家，发现走的是一条路，租的房子紧挨着。过马路的时候，她对我说：“以前你在湖南卫视的时候我挺喜欢的。”
我刚想扭捏一下，她接着说：“你在‘东方时空’主持的那是什么烂节目呀？”
“嗯”她转过头毫不留情地看着我：“那个时候，我很讨厌你。”
姑娘叫老郝。后来对我比较容忍了，大概觉得我笨，我好不容易领点钱，姚大姐千叮万嘱，逼着我当面装在信封里包好，又怕我掉，拿订书机订上，又怕包没有拉链，让我用手按着，临走我还是把黄澄澄的信封丢在办公桌上了。第二天，老郝把钱带给我，押着我在路上存进银行。柜台小姐问，活期还是定期？
就那么几千块钱，我装模作样地想了一会儿，说，定期。
老郝仰天大笑，笑得都跑出去了。
她知道我搞不太清楚定期活期有多大区别，医疗、保险她都得惦记着，我和老范从此有人管，蹭在老郝的小房子里，厨房小得进不去人，老郝一条热裤，两条长腿，围个围裙，做泰国菜给我们吃，拿只小银剪剪小红尖椒圈，脚底下放着一盆鲜虾：“今天好不容易买着鱼露。”我和老范倒在藤摇椅上，喝着蜂蜜水，手边水晶碗里是金丝枣，硬纸叠的垃圾盒让我俩放核。
“老郝。”
“嗯？”她在厨房应。
“我要娶你。”
“滚。”
采访的时候她总冷眼看我，刚开机她就叫“停”
“你那个——”她指指我手腕上戴的很细一支的银镯子，我穿着白衬衣，想着没人会看见。“你不戴，没人不高兴，”她说“你戴了就可能有人不喜欢。”
我摘下，之后不在工作时候戴首饰。
老郝眼底无尘，她来之后，选题就更硬更难。我们去江西找个失踪的贩卖假古董的犯罪嫌疑人，深冬半夜，车熄火了，两人冻得抖抖索索，在后头推车，身上都是泥点子。满天星斗亮得吓人。找到嫌疑人家，一进家门，正对着桌板上放一个黑白镜框，是个遗像。
家属一摊手：“死了。”
这人是当地公安局长的弟弟，我们去了公安局。
局长戴一个大墨镜，见面寒暄，拿出上百万字文学作品集送我们，聊了半天文学，才开口说案子，说嫌疑人被山东警方带走了，再没见过，说可能在监狱里病死了。
我狐疑：“听说这人是您弟弟？”
他大大方方地说：“是啊，我大义灭亲，亲自把他交给山东警方的。”
我们打电话问山东警方，这死人到底怎么回事。人家根本不理我们。也是，隔着几千里，打电话哪儿成啊。
五个人回到宾馆，愁眉苦脸，像吃了个硬币。
老郝说：“我去。”每次，她决心已定时，都是嘴往下一抿，一点表情没有，眼里寒意闪闪。
她看了下表，没收拾行李，从随身小黑包里拿出个杯子，接了一杯热水，拧紧盖，插进侧包，下楼打车，三小时后到了车站，一跳上去火车就开动了。到车上打电话跟我商量去了找谁，怎么办。一个多小时后，电话没电了，突然断掉，不知道车到了哪儿。
我放下“嘟嘟”空响的电话。那天是圣诞节，手机关了声音，一闪一灭都是过节的短信，北京上海，都是远在天边的事儿，我对墙坐着，小县城里满城漆黑，无声无息。
满是霉味的房间里，深绿色地毯已经脏得看不出花纹，水龙头隔一会儿就“咔啦啦”响一阵子，流一会儿铜黄色的水。我在纸上写这件事的各种可能，如果真是局长私放了他弟弟，他会怎么做？这样做需要什么程序，谁能帮助他？这些程序会不会留下痕迹？我乱写乩画，证据不够，脑子里像老汽车一遍遍拿钥匙轰，就是差那么一点儿打不着火，又兴奋又痛苦。
不成，这么想没用。
我必须变成他。
我趴在桌上继续在白纸上写：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我会需要谁来帮助我？我的弱点会是什么？脑子里像有灯打了一下闪，我打电话问公安局的同志，闲聊几句后问：“你们局长平时戴眼镜么？”
他犹豫了一下：“不戴”
挂了电话，我继续写：“见记者的面要戴墨镜遮自己的眼睛是个写诗的文学青年他的弱点可能是什么？”
我写：“意志。”
陈虻有一次跟我讲，日本横纲级的相扑选手，上台的时候。两人不交手，就拿眼睛互相瞪，据说胜败在那时候就决定了。两刃不相交，就靠意志。整整一天，我们没有出宾馆的门，敲门也不开，当天的日记里我写：“交战之前，明知他腰里有银子，但被衣衫盖着，不知道该怎么出剑，但经验告诉我，那就别动。风动，树梢动，月光动，你别动，就会看到端倪。”
第二天傍晚，公安局的同志打电话来：“他向组织坦白了。”
再见局长的时候，他的眼镜已经摘了，眼球上一抹一抹的红丝，他说我想抽根烟。给了他一根。他抽完，承认了，他弟弟和另一个嫌疑人是他从山东警方手里以江西有案底为由接回，之后私放，让家属对外宣称死亡。
我问到跟他同去山东接的还有哪位警察，他久久地沉默。一个人是不能办这个手续的，我再问：“有没有人跟你去山东？”
“没有。”
膝盖上的手机响了，是老郝发来的短信：山东警方提供了介绍信号码。我把这个号码写下来，递给对面的人：“这是你开的介绍信号码，信上有两个人的名字。”
他叹口气：“他年轻，我不想他卷进这件事。”
我说：“那你当时为什么让他卷进来呢？”
他再长叹一声。
采访完，老郝正立在山东潇潇大雪里，攥着手机默等我的消息。跌跌撞撞的土路尽头，看到一段赤金灼灼的晚霞，李季下车去拍它，我给老郝发了一个短信：“赢了。”
这样的节目做多了，有阵子我有点矫枉过正，用力过猛。我妈说：“跟你爸一样，有股子牛黄丸劲儿。”
在深圳采访诈骗案时，公安局的同志可能被媒体采访得烦了，不让我们进门。
穷途末路，录音师小宏想起来他有个同学在深圳市局上班，一联系还在。对方念旧，帮忙找来他的上级，端着一个玻璃瓶当茶杯，悠悠喝一口，把茶叶再吐回杯子里：“跟你们走一趟吧。”
安排了经侦大队一位警官接受采访，黑瘦，两眼精光四射，说话没一个废字。
我问：“为什么这类案件当事人报警后警方不受理？”
警官说，因为合同纠纷和合同诈骗的区别，法学家都说不清楚。我追问：“不清楚？说不清楚你们怎么判断案件性质？”
他说：“这个公司之前没有逃逸，就只能算经济纠纷。”
我说：“你们不受理之后，他不就跑了么？”
一来一回，话赶话，忘了这采访是靠人情勉强答应的，好歹表情语气上和缓一点儿，我倒好，横眉竖目，问完起身就走，都不知道打打圆场，找补找补。
出来到车上，自己还神清气爽的，小宏坐我右手边，扭头一看，他大拇指鲜血淋淋，我说：“哟，这是怎么啦？”老范笑：“你刚才采访太狠了，人家同学站边上，上级绷着脸端着玻璃瓶一声不吭，小宏哥哥没法对人家交代，也不能打断你采访。你还一直问，一直问，他就把拇指放在门上夹，夹了一下又一下”
惭愧。
红楼梦里写贾宝玉讨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觉得市侩。我原来也是，一腔少年狂狷之气，讲什么人情世故？采访时万物由我驱使，自命正直里有一种冷酷：这根流血的手指要不是来自亲人一样的同事，我恐怕也不会在意，他对我一句责备没有，也正因为这个，我隐隐有个感觉，为了一个目的——哪怕是一个正义的目的，就像车轮一样狠狠辗过人的心，也是另一种戾气。
节目播后，收到一箱荔枝，由深圳寄来，我发短信谢那位黑瘦警官。
他回：“我一直尊敬‘新闻调查’，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明白，只是不太说话。不要客气，一点心意，你们受之无愧。”
二〇〇六年，一家杂志采访我，封面照片看得我吓一跳——怎么变这样了我？穿一件男式咖啡色衬衫，卷着袖子，叉着胳膊，面无表情看着镜头。好家伙，铁血女便衣。底下标题是“新闻戏剧的主角”崔永元劝过我一次：“你不适合调查，跟在别人后面追，那是疯丫头野小子干的事，你去做个读书节目吧。”他怕我有点逼自己。
我深知他的好意，但文静了这么多年，一直泡在自己那点小世界里头，怕热怕冷怕苦怕出门怕应酬，除了眼前，别无所见。有次看漫画，查理·布朗得了抑郁症，露西问：“你是怕猫么？”
“不是。”
“是怕狗么？”
“不是。”
“那你为什么？”
“圣诞节要来了，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我知道了，”这姑娘说“你需要参与进这个世界。”
是这意思。过去当主持人的时候，我爸天天看，从来没夸过，到了“新闻调查”做完山西贿选那期后，电话里他说：“嗯，这节目反映了现实。”
长天大地，多摔打吧。大夏天四十度，站在比人高的野玉米地里采访，小腿上全是刺痒，我以为是虫子，后来发现是汗从身上不停地往下流，逼着你没法磨叽和抒情，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踩实了飞快往前走，采访完满脸通红走到阴凉里头，光脚踩在槐树底下青砖地上冰镇着，从旁边深井里压一桶水上来，胳膊浸进去捞一把出来洗脸，一激灵的清凉。
那几年就是这种盛夏才有的干燥明亮，之前青春期湿答答的劲儿一扫而空。
我一个猛子扎人这世界，一个接一个出差，连气都不换，直到有一天，蹲在西北玉米地边的土墙上，等着天光暗一点录串场，饿了，一个毛头小男孩拿个大馍从我脚下经过“小孩儿，给我们吃点儿。”
他扫我一眼，一步不停边啃边跑。
过了一阵子，墨绿的玉米地里，远远两个点儿，黑的是他，还有个红的，跑近了是他姐，拿了一塑料袋胖大的馍，还有一小袋猪头肉，和三四根娃娃胳膊粗的黄瓜。
我接住大馍一掰，热气一扑，长提一口气，一口下去，手都颤了。那一下，像是水里一抬头，换气一刹那看见自己，蹲在田地中间半垛窄土墙上，为爬墙脱了鞋，光脚上都是土。傍晚风暴快来满天黑，只有长云的底部痛痛快快一抹鲜红。
的风俗习惯与您无关，如果您不喜欢伊斯兰服装您可以不穿，因为这是为正当的年轻妇女准备的。”
“您真是太好了，既然您这么说了，那么我马上就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破布脱下来。”她扯掉为示尊重而穿上的披风，把它扔在他的脚下。
他勃然大怒，冲出房间。
她还不肯罢休：“您要去哪儿？您要去方便吗？”她长坐不走，连霍梅尼的儿子乞求也没用，直到霍梅尼以可兰经的名义发誓他第二天会再次接见她，她才同意离去。
真带劲。
她采访以色列的沙龙，指控他轰炸平民：“我亲身经历了咱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战争，包括八年的越战，所以我可以告诉您，即使在顺化或河内，我也没有见过像在贝鲁特发生的那么惨无人道的轰炸。”
他抗辩说他的军队只轰炸了该市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基地。
她说：“您不仅轰炸了那些地区，而且轰炸了闹市区！”她拉开皮包，取出一张照片，是一堆从一岁到五岁儿童的尸体“您看，最小的孩子身上没有脚，最大的孩子失去了小胳膊，这只无主的手张开着，像在企求怜悯。”
沙龙在这次采访结束时对她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一样带着那么多资料来采访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您一样只为准备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张洁总担心善良的人做不了刚性调查。其实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刚性。
像天贺这样柔善的胖子，如果能选，更愿意待在家跟金刚鹦鹉一起听交响乐，但他报道山西繁峙矿难，冒着漆黑的夜雨走山路进去，连个接应的人都没有。三十八位矿工死亡，被瞒报成二死四伤，遗体被藏匿或者焚毁。此事中有十一个记者收了现金和金元宝帮助隐瞒事实，被披露出来后，开会时领导表扬大胡子有职业操守，让他谈两句感想。他胖胖地一乐：“没人给我送啊。”大伙哄笑了事。
事后他说起那个矿井，一百三十米深，罐笼到底时，一声巨响，他的膝盖一阵哆嗦，抬起头，看不见洞口的蓝光。“生和死真他妈脆弱，就这么一百米，这些人天天这么过，超负荷地工作。我难过的是，他们很知足，觉得这么比在村里种地强多了。”他拍到那些被藏的尸体遗骸，闻了被烧过的裹尸布“你要是真见过他们的样子，就不可能为几个钱把灵魂卖了。”
善良的人做“对抗性”采访，不会跃跃欲试地好斗，但当他决定看护真相的时候，是绝不撤步的对峙。
我俩去一个地级市采访。一位民营企业家被双规，因为他“不听话”在“市长和市场之间选择市场”企业家腿中间夹张白纸，对墙站着，纸掉了就被打。他被判了三年“挪用资金罪”每天在监舍里原地跑五千步来督促自己“不能垮，要活着”采访的时候，天贺不像平常盯着镜头看，而是圆圆地窝在那里，埋着头听。
去采访市领导，说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过了两天还有两天，知道我们等不了那么久。
这种事情急不得，也无处发作。
大胡子让我去把楼里每一层的门都假模假式敲了一遍，他坐在楼下台阶上，见着人就挨个儿问：“请问您见着书记了么？我们找他，有这么个事儿，我给您说说”
这两句相当有用，二十分钟后，秘书来了：“领导请你们去办公室。”这位企业家被判了三年，主要证据是一个复印的手写材料。复印的证据是不能被采信的，但法官就这么判了，我走进法官办公室，镜头在我身后，我问：“这个案子，您明明知道这份意向书不是原件，为什么还要采用它？”
法官愣了一下，呜噜呜噜说了几句：“不是原件有些没有原件。也不是我们非要这个证据不可。”
我没听懂，问：“不是原件为什么要采用它？”
“我认为它是原件。怎么不是原件呢？”
我把纸放在桌上：“您认为它是原件？我们看到的明明是手写的一个复印件。”
他嗓门高起来：“我没有看到。你在哪里看到手写的？”
我指指二审的判决：“中院都说了，这不是原件。”
他把手挥得我脸上都是风：“不是原件，你相信就行了。”
我问：“那您为什么采用一个不是原件的”
“我没有采用，我哪有采用了？”
我指指判决上的字：“法官，这儿，这儿，第六点。”
他急了：“我还有一二三四五七八。你为什么只查我第六点？”
“您别激动。”
他脸都扭曲了：“我没激动啊。”
我让声音柔和一些：“您还是采用了它？”
他喊了出来：“我至今还认为他是有罪的。”他转身往外走，一边挥舞着手：“你不要成为别人的工具。”
我紧跟在他身后，镜头在我身后：“法庭辩论的时候，辩护律师说司法不要成为工具，您怎么看？”
他跳得真高。
采访完，张天贺叼个大烟斗，定了会儿神，说：“这温柔的小刀儿，左一刀右一刀，一会儿就剩下骨头了。”又叹气：“一个姑娘家这么厉害，谁敢娶？”
过了一阵子，就没人说我厉害了，因为组里来了新人。
第一次见面，嚯，这姑娘，剪短发，一条背带牛仔裤。眼清如水，一点笑意没有。
我俩下班回家，发现走的是一条路，租的房子紧挨着。过马路的时候，她对我说：“以前你在湖南卫视的时候我挺喜欢的。”
我刚想扭捏一下，她接着说：“你在‘东方时空’主持的那是什么烂节目呀？”
“嗯”她转过头毫不留情地看着我：“那个时候，我很讨厌你。”
姑娘叫老郝。后来对我比较容忍了，大概觉得我笨，我好不容易领点钱，姚大姐千叮万嘱，逼着我当面装在信封里包好，又怕我掉，拿订书机订上，又怕包没有拉链，让我用手按着，临走我还是把黄澄澄的信封丢在办公桌上了。第二天，老郝把钱带给我，押着我在路上存进银行。柜台小姐问，活期还是定期？
就那么几千块钱，我装模作样地想了一会儿，说，定期。
老郝仰天大笑，笑得都跑出去了。
她知道我搞不太清楚定期活期有多大区别，医疗、保险她都得惦记着，我和老范从此有人管，蹭在老郝的小房子里，厨房小得进不去人，老郝一条热裤，两条长腿，围个围裙，做泰国菜给我们吃，拿只小银剪剪小红尖椒圈，脚底下放着一盆鲜虾：“今天好不容易买着鱼露。”我和老范倒在藤摇椅上，喝着蜂蜜水，手边水晶碗里是金丝枣，硬纸叠的垃圾盒让我俩放核。
“老郝。”
“嗯？”她在厨房应。
“我要娶你。”
“滚。”
采访的时候她总冷眼看我，刚开机她就叫“停”
“你那个——”她指指我手腕上戴的很细一支的银镯子，我穿着白衬衣，想着没人会看见。“你不戴，没人不高兴，”她说“你戴了就可能有人不喜欢。”
我摘下，之后不在工作时候戴首饰。
老郝眼底无尘，她来之后，选题就更硬更难。我们去江西找个失踪的贩卖假古董的犯罪嫌疑人，深冬半夜，车熄火了，两人冻得抖抖索索，在后头推车，身上都是泥点子。满天星斗亮得吓人。找到嫌疑人家，一进家门，正对着桌板上放一个黑白镜框，是个遗像。
家属一摊手：“死了。”
这人是当地公安局长的弟弟，我们去了公安局。
局长戴一个大墨镜，见面寒暄，拿出上百万字文学作品集送我们，聊了半天文学，才开口说案子，说嫌疑人被山东警方带走了，再没见过，说可能在监狱里病死了。
我狐疑：“听说这人是您弟弟？”
他大大方方地说：“是啊，我大义灭亲，亲自把他交给山东警方的。”
我们打电话问山东警方，这死人到底怎么回事。人家根本不理我们。也是，隔着几千里，打电话哪儿成啊。
五个人回到宾馆，愁眉苦脸，像吃了个硬币。
老郝说：“我去。”每次，她决心已定时，都是嘴往下一抿，一点表情没有，眼里寒意闪闪。
她看了下表，没收拾行李，从随身小黑包里拿出个杯子，接了一杯热水，拧紧盖，插进侧包，下楼打车，三小时后到了车站，一跳上去火车就开动了。到车上打电话跟我商量去了找谁，怎么办。一个多小时后，电话没电了，突然断掉，不知道车到了哪儿。
我放下“嘟嘟”空响的电话。那天是圣诞节，手机关了声音，一闪一灭都是过节的短信，北京上海，都是远在天边的事儿，我对墙坐着，小县城里满城漆黑，无声无息。
满是霉味的房间里，深绿色地毯已经脏得看不出花纹，水龙头隔一会儿就“咔啦啦”响一阵子，流一会儿铜黄色的水。我在纸上写这件事的各种可能，如果真是局长私放了他弟弟，他会怎么做？这样做需要什么程序，谁能帮助他？这些程序会不会留下痕迹？我乱写乩画，证据不够，脑子里像老汽车一遍遍拿钥匙轰，就是差那么一点儿打不着火，又兴奋又痛苦。
不成，这么想没用。
我必须变成他。
我趴在桌上继续在白纸上写：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我会需要谁来帮助我？我的弱点会是什么？脑子里像有灯打了一下闪，我打电话问公安局的同志，闲聊几句后问：“你们局长平时戴眼镜么？”
他犹豫了一下：“不戴”
挂了电话，我继续写：“见记者的面要戴墨镜遮自己的眼睛是个写诗的文学青年他的弱点可能是什么？”
我写：“意志。”
陈虻有一次跟我讲，日本横纲级的相扑选手，上台的时候。两人不交手，就拿眼睛互相瞪，据说胜败在那时候就决定了。两刃不相交，就靠意志。整整一天，我们没有出宾馆的门，敲门也不开，当天的日记里我写：“交战之前，明知他腰里有银子，但被衣衫盖着，不知道该怎么出剑，但经验告诉我，那就别动。风动，树梢动，月光动，你别动，就会看到端倪。”
第二天傍晚，公安局的同志打电话来：“他向组织坦白了。”
再见局长的时候，他的眼镜已经摘了，眼球上一抹一抹的红丝，他说我想抽根烟。给了他一根。他抽完，承认了，他弟弟和另一个嫌疑人是他从山东警方手里以江西有案底为由接回，之后私放，让家属对外宣称死亡。
我问到跟他同去山东接的还有哪位警察，他久久地沉默。一个人是不能办这个手续的，我再问：“有没有人跟你去山东？”
“没有。”
膝盖上的手机响了，是老郝发来的短信：山东警方提供了介绍信号码。我把这个号码写下来，递给对面的人：“这是你开的介绍信号码，信上有两个人的名字。”
他叹口气：“他年轻，我不想他卷进这件事。”
我说：“那你当时为什么让他卷进来呢？”
他再长叹一声。
采访完，老郝正立在山东潇潇大雪里，攥着手机默等我的消息。跌跌撞撞的土路尽头，看到一段赤金灼灼的晚霞，李季下车去拍它，我给老郝发了一个短信：“赢了。”
这样的节目做多了，有阵子我有点矫枉过正，用力过猛。我妈说：“跟你爸一样，有股子牛黄丸劲儿。”
在深圳采访诈骗案时，公安局的同志可能被媒体采访得烦了，不让我们进门。
穷途末路，录音师小宏想起来他有个同学在深圳市局上班，一联系还在。对方念旧，帮忙找来他的上级，端着一个玻璃瓶当茶杯，悠悠喝一口，把茶叶再吐回杯子里：“跟你们走一趟吧。”
安排了经侦大队一位警官接受采访，黑瘦，两眼精光四射，说话没一个废字。
我问：“为什么这类案件当事人报警后警方不受理？”
警官说，因为合同纠纷和合同诈骗的区别，法学家都说不清楚。我追问：“不清楚？说不清楚你们怎么判断案件性质？”
他说：“这个公司之前没有逃逸，就只能算经济纠纷。”
我说：“你们不受理之后，他不就跑了么？”
一来一回，话赶话，忘了这采访是靠人情勉强答应的，好歹表情语气上和缓一点儿，我倒好，横眉竖目，问完起身就走，都不知道打打圆场，找补找补。
出来到车上，自己还神清气爽的，小宏坐我右手边，扭头一看，他大拇指鲜血淋淋，我说：“哟，这是怎么啦？”老范笑：“你刚才采访太狠了，人家同学站边上，上级绷着脸端着玻璃瓶一声不吭，小宏哥哥没法对人家交代，也不能打断你采访。你还一直问，一直问，他就把拇指放在门上夹，夹了一下又一下”
惭愧。
红楼梦里写贾宝玉讨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觉得市侩。我原来也是，一腔少年狂狷之气，讲什么人情世故？采访时万物由我驱使，自命正直里有一种冷酷：这根流血的手指要不是来自亲人一样的同事，我恐怕也不会在意，他对我一句责备没有，也正因为这个，我隐隐有个感觉，为了一个目的——哪怕是一个正义的目的，就像车轮一样狠狠辗过人的心，也是另一种戾气。
节目播后，收到一箱荔枝，由深圳寄来，我发短信谢那位黑瘦警官。
他回：“我一直尊敬‘新闻调查’，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明白，只是不太说话。不要客气，一点心意，你们受之无愧。”
二〇〇六年，一家杂志采访我，封面照片看得我吓一跳——怎么变这样了我？穿一件男式咖啡色衬衫，卷着袖子，叉着胳膊，面无表情看着镜头。好家伙，铁血女便衣。底下标题是“新闻戏剧的主角”崔永元劝过我一次：“你不适合调查，跟在别人后面追，那是疯丫头野小子干的事，你去做个读书节目吧。”他怕我有点逼自己。
我深知他的好意，但文静了这么多年，一直泡在自己那点小世界里头，怕热怕冷怕苦怕出门怕应酬，除了眼前，别无所见。有次看漫画，查理·布朗得了抑郁症，露西问：“你是怕猫么？”
“不是。”
“是怕狗么？”
“不是。”
“那你为什么？”
“圣诞节要来了，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我知道了，”这姑娘说“你需要参与进这个世界。”
是这意思。过去当主持人的时候，我爸天天看，从来没夸过，到了“新闻调查”做完山西贿选那期后，电话里他说：“嗯，这节目反映了现实。”
长天大地，多摔打吧。大夏天四十度，站在比人高的野玉米地里采访，小腿上全是刺痒，我以为是虫子，后来发现是汗从身上不停地往下流，逼着你没法磨叽和抒情，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踩实了飞快往前走，采访完满脸通红走到阴凉里头，光脚踩在槐树底下青砖地上冰镇着，从旁边深井里压一桶水上来，胳膊浸进去捞一把出来洗脸，一激灵的清凉。
那几年就是这种盛夏才有的干燥明亮，之前青春期湿答答的劲儿一扫而空。
我一个猛子扎人这世界，一个接一个出差，连气都不换，直到有一天，蹲在西北玉米地边的土墙上，等着天光暗一点录串场，饿了，一个毛头小男孩拿个大馍从我脚下经过“小孩儿，给我们吃点儿。”
他扫我一眼，一步不停边啃边跑。
过了一阵子，墨绿的玉米地里，远远两个点儿，黑的是他，还有个红的，跑近了是他姐，拿了一塑料袋胖大的馍，还有一小袋猪头肉，和三四根娃娃胳膊粗的黄瓜。
我接住大馍一掰，热气一扑，长提一口气，一口下去，手都颤了。那一下，像是水里一抬头，换气一刹那看见自己，蹲在田地中间半垛窄土墙上，为爬墙脱了鞋，光脚上都是土。傍晚风暴快来满天黑，只有长云的底部痛痛快快一抹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