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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福会
——吴精美的故事
一
我爸要我在喜福会的麻将台边的一方，取代我已故的母亲。她已于两个月前去世。打这以来，这麻将台边的座位就一直空缺着。爸认为，妈是让她自己心中的某个念头折磨死的。
“她头脑中生出一个新念头，”父亲说“但不待她能详尽道出，这个念头已迅速地膨胀着，乃至最终大爆炸。这必是一个坏念头。”
据医生说，她是殁于脑动脉瘤。她的喜福会里的朋友们说，她去得很快，就像只兔子一样“嗖”一下就不见了。本来，母亲已与她的朋友约定，下一轮的喜福会聚会，将由她做东。
在她去世前的一星期，她还挺得意洋洋地对我说：“上次在林阿姨家的聚会中，她煮了一锅赤豆汤，这次我可要煮一锅黑芝麻羹给他们尝尝。”
“别夸耀了。”我说。
“我没有夸耀。”她说“这两种汤差不多是一样的。”“差不多”或者她的真正意思是要说“不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这是中国式的咬文嚼字，一种措辞的技巧——这其实是在混淆某种基本概念，在中国，十分注意措辞和用词，尽量使之婉转，这一套我是永远也学不会的。
二
母亲在1949年我出世前两年，就开始有办个旧金山喜福会的念头的。就是这一年，我父母带着一只破壳皮箱离开中国，皮箱里装满的，只是一箱漂亮的丝绸衣服。
直到上船之后，她才向父亲解释道：实在来不及再往里面塞其他物品了。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徒劳地在一大堆凉飕飕的丝绸间胡乱掀动，企图寻找他的棉布衬衫和羊毛裤。
等他们抵达旧金山，父亲便令她藏起那些亮晃晃的衣服。从此，她就者穿着那件棕色格子的中装，直到难民收容团体送给她两件旧衣服。然而这些衣服都是美国人的尺寸，穿在她身上晃荡晃荡的。这个难民收容团体是由该地第一中国浸礼会的一群白头发美籍太太们发起的。由于接受了她们的施舍，我父母就只能听从她们的劝导开始上教堂了。当然，她们的劝导十分实惠中肯，但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每周三晚上的读经班及周六早上的合唱练习，都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英语程度。就是这样，我父母得以认识许家、龚家及圣克莱尔家。我母亲能感觉到这些女人们也各自有她们的隐痛，她们遗失在中国的梦幻和希望。然而她们蹩脚的英语，很难使她们将此一吐为快。或者说，至少，我母亲，已从她们的漠然惆怅的脸上，读出了什么。因此，当她向她们建议，发起喜福会时，她们立即就赞同了。
喜福会这一名字，起缘于我母亲的第一次婚姻，那还是在日军占领桂林前。所以一提到喜福会，就会使我想到她的桂林故事。每当她把碗碟擦干净，塑料台面也已擦拭了两个来回，而父亲已开始将脸躲在报纸后面，一支接一支地抽他的黑猫牌香烟——这往往是一种“不要打搅”的警告，这便是她觉得无所事事之时，于是，她便会对我讲起她的往事。这个时候她总会拉出一箱旧毛衣，那是我们在温哥华的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亲戚送给我们的。她从中捡出一件毛衣拆开底边，从中抽出根毛线头，随后，以一种破竹之势，毛线衣很快地化成一根弯弯曲曲的毛线，而她的故事，也以同样的节奏倾泻出来。数年来，她重复讲述着同一个故事，只是故事的结局，一次比一次黯淡，犹如她自己生活中的一道浓重的阴影。而今，这道阴影，也渗入到了我的生活中。
三
我母亲总是用中国话开始她的叙述：“我在还未去桂林前，就梦见它好几回了。
群山环绕中，一条小河蜿蜒而过，河上漂着青色的浮萍。天幕上衬着锯齿般的山峦，层层叠叠的，白云缭绕其间。如果你在河面上漂浮，仅以浮萍果腹，也能毫无难色地爬上山峰。如果你不慎滑跌下来，也只是坠入一张柔软的浮萍织成的大床上。一旦你爬至顶峰，你会因眼前袒露的一切而欣喜若狂，它会涤净你的一切烦恼不快，扫尽一切腌臢之气。
“在中国，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说，人人都梦想着桂林。然而我到了那里，才发现，我的桂林梦竟是那般小家子气，我的想象力是那样狭窄贫乏。当我看见真正桂林的山峦，我笑了，同时也颤抖了。这些山峦，活像大堆妄图跳出油锅的煎鱼。
山与山之间层层叠叠，影影憧憧，似没有个尽头。然而只要云层稍稍移动一下，这些山峦突然又变了，有时会像一群逼近的象群。你能想象吗？山脚满是神秘莫测的窑洞，洞里是奇形怪状的钟乳石，犹如石雕的卷心菜、冬瓜、萝卜和洋葱，真是你想象不出的千姿百态，好比一个石头雕成的大花园。
“但我来桂林，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我已无暇去领受她那旖旎的风光。我男人，把我和两个婴儿带到桂林，是为了躲避战火，他以为这里安全些。他是个国民党军官，当他把我们安置在一幢二层楼房的小房间里后，便只身一人去了重庆。
“我们知道日本人步步挺进，国军节节败退，尽管报上从来不这样说。每日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拥进城里，簇拥在人行道上，四处寻觅栖身之处。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富人有穷人，有上海人，广东人，北方人，而且不只是中国人，还有外国人，有传道士，也有和尚尼姑。当然，也有国民党官兵，他们以高人一等的姿态自居。
“这简直成了个大杂烩。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这么些人杂集在一起准会打个落花流水。你想想看：上海人和北方的乡巴佬，银行家和理发师，黄包车夫和缅甸难民大家互相不买账。哪怕人人都往人行道上随地吐痰，大家都在屙肚子，身上都散发着一样的浊臭，可人人都在抱怨别人身上的体臭，唯独嗅不到自己身上的气味。哦，我最恨那些美国空军官兵了，他们那种‘好吧，好吧’的洋腔中国话让人听了会忿怒。然而最糟的是北方乡巴佬，他们用手挖鼻孔、擤鼻涕，又用那擤鼻涕的手去推搡旁边的人，龌里龌龊的。
“因此你能想象，桂林对我很快就失却了她的种种魅力。我再不想去爬山，尽管它们是那么可爱。我怀疑那些山已被日本人践踏过了。我整天就呆坐在房内的暗角里，一手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双脚总是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只要空袭警报一起，我便像动物般直奔山洞里。但你不可能长久停留在黑暗中的，用不了多久，你的内心即开始萎靡，你会渴望光亮，在岩洞里听得到外面震耳欲聋的轰炸声，然后砾石雨点般劈头盖脑地倾覆下来。坐在岩洞里，我再也不去欣赏钟乳吊花和石头花园，我只是盯着洞顶——一座远古时期的山峦的底部出神，它很可能就会从我头顶上坍下来。你能想象吗？生的希望，既不在洞里，又不在洞外，也不知究竟在何方？完全是一种郁闷而无望的等待。
“因此一旦轰炸声远去，我们便像刚下地的小猫崽一样，抓着扒着拥上回城的道路。我常常十分诧异地发现，那映着燃烧的天际的山峦，竟然还是完好如初，毫无损伤。
“令我生出发起喜福会这念头的，是在一个酷暑煎人的晚上。那天热得连飞蛾都给暑气熏昏而坠在地上，它们的翅膀几乎要被潮湿的暑气蒸熟了，以至再也无力掀动。反正，处处都散发着浑浊的臭气，没有一间房间可以吸到一点清新的空气。
那令人翻胃的臭气，从楼下阴沟里泛出来，往四下弥散，直冲着二楼我的窗棂。它们无孔不入，甚至我的鼻孔也遭了殃。整整一个通宵，阵阵尖锐刺耳的嚎叫声没有平息过，不知是农民在杀猪，还是哪个当官的，在当街痛打挡他道的倒霉的乡巴佬。
我也不想去窗口看个究竟，即使看明白了，又关我什么事？就是这一瞬间，我摹地感觉到，我不能老这样下去，我必得做点什么来让自己分分心，得找点什么消磨消磨时光。
“我便生出了这样的主意：邀集四个女人来打麻将。我很明白要邀的是怎样的人：她们大都像我一般年轻，有生气。她们中一位是像我一样的军官太太，另一位是个上海有钱人家的小姐，她的仪态非常好。在逃难出来时，她随身只携带了一点点钱。还有一位是南京小姐，她长着一头极浓密的黑发，我还从没见过这样黑、这样浓的头发，她的家庭地位较低，然而她为人很是活泼可爱。她曾与一个老头结婚，后来那老头死了，给她留下一笔足以让她养尊处优度日的财产。
“每星期我们轮流做东。轮到的女主人，必须准备一些特别的可以讨口彩的食品——如可称作金钱饼的烧饼，俗称长寿面的面条一，隐喻得贵子的落花生，还有，人称福橘的橘子。
“看，以我们菲薄的经济力量，却能吃上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不在乎金钱饼里的馅是烂水果捏成。而所谓的福橘，皮上满是斑斑的霉点。我们所吃有限，倒并不是因食物不足而存心节省，而是因为实在吃不下了。打从聚会日的大清早起，我们便开始饱口福了。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是幸运的，全城可以像我们生活过得这般奢侈的，实在是微乎其微呀！
“口福饱了后，我们便把钱装满一大碗放在显眼之处，随后各人在麻将台边各就各位。我的那张麻将台，还是从我老家搬来的，用的是一种质地上乘的红色木料，当然不是你们见到的那种玫瑰木，而是红木。这是一种十分华贵的家具，可惜在英语中，找不到合适的专用名词来表示它。桌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垫衬，以使麻将牌倒上去时，只听见象牙块互相碰撞的闷闷的‘噗噗’声。
“打麻将时，大家都聚精会神的，没有人讲话。除了吃牌时发出的一声短促的‘碰’或‘吃’，大家都鸦雀无声，人人都想争当赢家。但打了十六圈后，我们又要饱口福了，以讨点好口彩，沾点牌运。吃完了，我们便开始天南地北地谈天，直到天亮。我们讲故事，怀恋着那过去的好时光，憧憬着将来的好时光。
“哦，那些瞎聊也真有趣，天下竟有那么多千奇百怪的事，把我们都笑个半死、一只雄鸡闯到房里，跳在一只碗顶上喔喔啼叫，然而第二天它再进屋时，已是静静地躺在那只碗里了，还有一个小姐，给两个朋友发了情书，其实，那两封信都是写给一个人的；此外，有个傻乎乎的外国婆娘在上厕所时，被一声爆竹声吓得昏了过去。
“人们指责我们每周一次的聚会。当城里众多百姓以老鼠充饥的时候——到后来，连老鼠自己都无处觅食，只能吞食垃圾——人们认为我们都中了邪了，甚至在我们自己都面临着家庭崩溃，妻离子散的阴影时，竟还有心思谈笑自若。
“其实，并不是我们对痛苦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我们也在担惊受怕，我们也都有各自的痛苦。但什么叫失望？所谓失望，是对那早已不存在的东西，还期待着它回归，或者说，不过是延长着那些难以忍受的折磨。当你家的房子被烧了，连同你的父母亲，都一起烧死了，你还会想念一件挂在房子壁橱里的，你十分心爱的大衣吗？当电线杆上挂着残存的人手和人腿，饿狗满街出没，到处乱窜，它们爪子里，还拖着一只啃了一半的人手，这时，你的头脑还能保持清醒多久呢？我们扪心自问，与其悲悲切切地等死，不如快快乐乐地迎接灭亡，这又有什么错呢？
“因此，我们决定把每周一次的聚会，变成过年一样的节日，令每一周都有一个机会可以忘记过去。我们不让自己想到任何不快与忧愁，就是要吃喝玩乐，自寻快乐。我们赌钱，讲最美好的故事。每个星期，我们都期待着一次欢悦，这种期待，成了我们唯一的快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自己的聚会命名为‘喜福会’了。”
我母亲，通常总是以乐观的口气来结束这个故事。她老爱炫耀自己的牌艺是如何高超。“我手气好，总是赢家。人家开玩笑地称我为‘贼门槛’，”她说“我赢到手好几万呢。但我并未发财。那个时候，钞票不值钱，连草纸都不如。我曾说过，一张票面为干数的钞票，还不够揩一次屁股呢！”
我从来只认为，母亲的桂林故事，不过是个中国神话而已。故事的结局，也常常是多变的。比如那张票面上千的钞票，她说，用它买来半杯米，将米煮成一锅粥，然后用这锅粥与别人换来两只猪蹄，又再将两只猪蹄换成六只鸡蛋，六只鸡蛋后来又孵出六只小鸡她的故事也因此不断得到发展和补充。
有天晚上，我向她要求买架半导体收音机，她没同意，于是我就生了一个钟头的闷气，一声不吭。她便说了：“你为什么总要惦记一些你从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呢？”于是，她将桂林故事的另一个结尾给我讲开了。
“一天早上我家来了个军官，”她说“他是来通知我立即去重庆我丈夫处。
我明白他是要我离开桂林。一旦日本人打到桂林，我们这些军人家属可是没好果子吃的。可叫我怎么去重庆呢？桂林根本已不再往外地发车了。亏得那位南京小姐，她通过一个熟人，为我搞到一辆运煤的独轮小板车。
“我把行李，还有那对双胞胎孩子，都放在独轮车上。就在我推车离开桂林的第四天，桂林失守了。一路上，逃难的人群中，不时传来日本人在血洗桂林的消息，那真是太可怕了。直到桂林失守的最后一天，国民党词严义正地表示，桂林是安全的，是受国军保护的。就在当天日本兵入侵桂林后，满街还散乱地丢弃着关于报告国军大捷的号外，而它们上边，则躺满着无辜者的尸体，就像砧板上的鱼一样，横七竖八的。他们多为女人、老人和小孩，真叫人惨不忍睹。毛病就出在他们一直对国军怀着希望。结果你看，连命都丢了。听到这样的惨闻，我只是咬牙赶路，步子越迈越急。每跨一步，我就们心自问：他们是不是很笨？他们这算不算有勇气？
“我急急地往重庆方向赶路，直到车轮终于报废了，我不得不扔掉那张华丽的红木麻将台。那时连哭都顾不上了。到后来，我就将围巾结成两个吊袋环搭在肩头，两边各兜着一个孩子，两只手各提一只口袋，一边是衣服，另一边是吃食。我提着它们徒步赶路。走呀走呀，手腕处被勒得血肉模糊，鲜血顺着手腕淌到掌心，滑腻腻的令手指直打滑，我再也握不住任何东西了，于是，我松开了左手，又松开了右手
“沿途，人人都是这样，放弃了手里最后的希望。路面犹如是珍宝砌成，价值连城。成匹成匹精美的锦缎、古书、祖宗尊像、木器家具还有整笼的小鸭。它们起先还呷呷地叫个不休，后来，终于安静下来，最后，竟是纹丝不动了。一路上还有人们扔下的银器。但精疲力竭的人们，对这些眼睛都不扫一下，绝望的人们对什么都不会动心。最后，待抵达重庆时，我已是子然一身，两手空空然，除了套在身上的三件漂亮的绸衣。”
“子然一身？”我紧张地喘着气，怀疑着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那两个孩子呢？”
母亲头也不抬，干干脆脆地表示这个故事已经没有“以后”了。“你的父亲不是我的前夫，你也不是那两个孩子中的一个。”
话再说回来，今晚的喜福会活动在许家。我一进门，第一个见到的，却是我爸。
“她来了，从来是不守时的。”他对众人宣布似地说。这话倒也不假，其他各位都早已到齐了。七家人家的成员，大多已七老八十了。他们缓缓地把视线转到我身上，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三十六岁的大孩子。
我极力让自己镇静自若。上次见到他们，还是在我母亲的葬礼上。那时我悲痛欲绝，几近不能自持。他们必定会嘀咕，我这样的一个人，怎能取代我的母亲呢？一个朋友曾跟我说过：我长得很像母亲，举止文雅，有着小姑娘般的清脆悦耳的笑声及娇嗔的睇视。有一次我羞答答地把这话告诉母亲，她却似受了侮辱般申辩着：“你与我差远了，你对我了解多少？怕百分之一都没有！那怎么可能像我呢？”她说得对。因此在喜福会，我怎能胜任做我母亲的替身呢？
“阿姨、伯伯。”我向在座的一一颔首招呼过后，并径自过去站在父亲身边。
通常对这些家庭的朋友们，我都是以“叔伯姨”1相称。
爸正在看龚家最近在中国旅游的照片。“看看吧。”说着，他指着旅游团站在宽阔的石台阶上的团体照。这张相片一点也没显出什么中国的背景，倒像是在旧金山或其他什么城市照的。但父亲似只是心不在焉地粗粗浏览着这些照片。其实他从前并不是这样，他以前是很仔细很顶真的。但不知什么时候起，他变得不一样了。
我想，那是因为母亲故世的缘故吧。
“看这一张。”他说着，手指着一张说明不了什么的照片。
1西方人通称先生太太。——译者注
许家的居室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油腻味。在小小的厨房里烹饪太多的中国菜，油气就很容易积淀起来。我至今记得，每每母亲上别人家或餐馆时，总会皱着鼻子轻声地，却又说得人人都听见：“我都觉得鼻子给油气黏住了！”
我已有好几年没上许家了。但那间起居室还是与我记忆中的一样，丝毫没有变动。自从安梅阿姨和乔治叔叔，在甘五年前从唐人街搬到这落日区后，他们便置买了一套新家具。还是那套奶黄塑料贴面，保养得还有几成新的家具。也还是那张青绿色的苏格兰布的转角长沙发，和富有殖民时期风格的桌子，是槭木质的，吊灯还是那盏有裂缝的赝品瓷器，只有那卷广东银行赠送的挂历，是每年调换的。
这些家具我都记忆犹新。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安梅阿姨从来不让我们触摸一下她的所有家具，除非上面盖着塑料布。每逢喜福会的活动日，我的父母便带我一起去许家。因为我是客人，因此我也必得看住其他的小孩子，这里有这么多的小孩子，似乎每次都会发生诸如撞疼头跌痛脚的事。
“你得管住他们，”我母亲这样对我说，其含义就是，如果有谁摔破皮，或者烫伤啦，不见了，打碎什么了，把什么给弄脏了，不管是谁，反正都是我的过失。
那时，她和安梅阿姨都穿着有趣的硬邦邦的立领中国式衣衫，前胸绣着花卉，这样的衣服对真正的中国人来说，是太时髦了，而在美国的聚会上穿，又显得太古怪。
那时，在母亲还未与我讲述过桂林故事时，我想象中的喜福会，是一个有着特殊仪式的社团，好比三k党的集会及电视片中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礼，反正有着一套神秘古怪的仪式。
然而今天晚上，一切都显得很平常。喜福会的阿姨都穿着长裤，配着色泽鲜艳的花衬衫和式样各异的、结实的跑鞋。我们围桌而坐，餐桌上端，垂着一盏西班牙式的枝形大吊灯。乔治叔叔戴上双光眼镜，开始宣读会议记录：
“我们账面上资金为24，825元，约每对夫妇为6206元，每人约3133元，卖出隆巴罗股票损蚀其中的6又34，买进一百股斯密史国际股票，这里要感谢琳达和丁童为我们吃进这批股票。喷，赤豆汤很好吃。三月份的喜福会聚会，我们不得不暂停一次。很遗憾，我们亲爱的朋友素云离开了我们，向坎宁吴全家表示慰问。喜福会主席、书记乔治许谨告。”
我原以为，大家会谈及一阵我母亲，念叨着她的种种好处。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让我在麻将台上替代母亲，以作为众人的一种寄托，继续母亲的得之于桂林那个暑夜的启迪。
不料，众人只是冷淡地点点头表示对合约的赞同，这其中也包括我父亲。在我，却似觉得，某些新鲜事，已填塞了母亲所留下的空缺。
这时，安梅阿姨缓缓起身去厨房准备吃食，而琳达姨，母亲最要好的朋友，则踱到那青绿色的沙发前坐下，交叠着手，看着那些还围坐在餐桌边的男人们。映映阿姨——几乎每见着她一次，就发现她增加了几条皱纹，则从编结袋里拿出一件小小的蓝衣服开始忙活了。
喜福会的叔伯们开始谈论着他们感兴趣的股票。杰克，即映姨的弟弟，颇为热衷加拿大某金矿公司发行的股票。
“这是对付通货膨胀的最好手法：刀切豆腐两面光。”他挺有权威性地说。在这些人中他的英语最好，听不出什么生硬做作之处。这些人中要数我妈的英语最糟糕，而她总强调，她的中文是众人中最好的。她会讲一口标准的国语。
“今晚还打麻将不？”我凑着映姨的耳朵大声问，她有点耳背。
“再过一会，”她说“待午夜以后。”
“太太们，请过来一会好不好？”乔治叔叔招呼着大伙。
当大家一致同意认购加拿大金矿的股票后，我便去厨房问安梅阿姨，为什么喜福会要做股票生意。
“我们一直打麻将，赢家将钱拿进，可赢的，却总是这几个人，而输家，也老是那几个。”安梅姨说着，一边包着馄饨。她夹了一筷拌着姜丝的肉馅放在薄薄的皮子上，手指简单地一阵拨弄，这张皮子就被捏成一顶护士帽般的形状。“当有几个叉麻将的高手在场时，你就不会有好运气了。因为早在好多年以前，我们就决定投资股票市场，那可不管什么技巧，只讲运气。这一着，你妈也赞同的。”
安梅阿姨数了数堆着馄饨的盘子。她已经做了五行，每行八只。“五八得四十，八个人每人吃十只，还得做五行。”她自言自语一番后，又开始包了。“大家都变聪明了。如今，我们都能公平地平摊输赢。我们去股票市场寻觅福气，在麻将牌里寻觅乐趣。麻将台上的输赢数目很小，赢家拿进钞票，输家则拿餐桌上余下的菜肴，皆大欢喜。聪明吗？哈哈。”
安梅阿姨手下的馄饨越来越多，她做得飞快熟练，似乎根本不用费什么心思。
我妈过去一直就是这样数落安梅阿姨：她从不认真思考她正在着手做的事。
“她一点不笨，”有次妈对我说“就是没胆魄。上礼拜我帮她出了个主意，我说，我们去领事馆替你兄弟申请个身份证吧。她一听，便火烧眉毛般立时三刻就要去办。过后，却又听到她对别人抱怨着：‘谁知道人家的底细？’当时那人就跟她说，她这样做，会给她在中国的兄弟惹麻烦的。他还说，美国工业联邦政府会因此把她列入某种名册里，令她以后在美国也会遭到某种麻... -->>
喜福会
——吴精美的故事
一
我爸要我在喜福会的麻将台边的一方，取代我已故的母亲。她已于两个月前去世。打这以来，这麻将台边的座位就一直空缺着。爸认为，妈是让她自己心中的某个念头折磨死的。
“她头脑中生出一个新念头，”父亲说“但不待她能详尽道出，这个念头已迅速地膨胀着，乃至最终大爆炸。这必是一个坏念头。”
据医生说，她是殁于脑动脉瘤。她的喜福会里的朋友们说，她去得很快，就像只兔子一样“嗖”一下就不见了。本来，母亲已与她的朋友约定，下一轮的喜福会聚会，将由她做东。
在她去世前的一星期，她还挺得意洋洋地对我说：“上次在林阿姨家的聚会中，她煮了一锅赤豆汤，这次我可要煮一锅黑芝麻羹给他们尝尝。”
“别夸耀了。”我说。
“我没有夸耀。”她说“这两种汤差不多是一样的。”“差不多”或者她的真正意思是要说“不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这是中国式的咬文嚼字，一种措辞的技巧——这其实是在混淆某种基本概念，在中国，十分注意措辞和用词，尽量使之婉转，这一套我是永远也学不会的。
二
母亲在1949年我出世前两年，就开始有办个旧金山喜福会的念头的。就是这一年，我父母带着一只破壳皮箱离开中国，皮箱里装满的，只是一箱漂亮的丝绸衣服。
直到上船之后，她才向父亲解释道：实在来不及再往里面塞其他物品了。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徒劳地在一大堆凉飕飕的丝绸间胡乱掀动，企图寻找他的棉布衬衫和羊毛裤。
等他们抵达旧金山，父亲便令她藏起那些亮晃晃的衣服。从此，她就者穿着那件棕色格子的中装，直到难民收容团体送给她两件旧衣服。然而这些衣服都是美国人的尺寸，穿在她身上晃荡晃荡的。这个难民收容团体是由该地第一中国浸礼会的一群白头发美籍太太们发起的。由于接受了她们的施舍，我父母就只能听从她们的劝导开始上教堂了。当然，她们的劝导十分实惠中肯，但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每周三晚上的读经班及周六早上的合唱练习，都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英语程度。就是这样，我父母得以认识许家、龚家及圣克莱尔家。我母亲能感觉到这些女人们也各自有她们的隐痛，她们遗失在中国的梦幻和希望。然而她们蹩脚的英语，很难使她们将此一吐为快。或者说，至少，我母亲，已从她们的漠然惆怅的脸上，读出了什么。因此，当她向她们建议，发起喜福会时，她们立即就赞同了。
喜福会这一名字，起缘于我母亲的第一次婚姻，那还是在日军占领桂林前。所以一提到喜福会，就会使我想到她的桂林故事。每当她把碗碟擦干净，塑料台面也已擦拭了两个来回，而父亲已开始将脸躲在报纸后面，一支接一支地抽他的黑猫牌香烟——这往往是一种“不要打搅”的警告，这便是她觉得无所事事之时，于是，她便会对我讲起她的往事。这个时候她总会拉出一箱旧毛衣，那是我们在温哥华的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亲戚送给我们的。她从中捡出一件毛衣拆开底边，从中抽出根毛线头，随后，以一种破竹之势，毛线衣很快地化成一根弯弯曲曲的毛线，而她的故事，也以同样的节奏倾泻出来。数年来，她重复讲述着同一个故事，只是故事的结局，一次比一次黯淡，犹如她自己生活中的一道浓重的阴影。而今，这道阴影，也渗入到了我的生活中。
三
我母亲总是用中国话开始她的叙述：“我在还未去桂林前，就梦见它好几回了。
群山环绕中，一条小河蜿蜒而过，河上漂着青色的浮萍。天幕上衬着锯齿般的山峦，层层叠叠的，白云缭绕其间。如果你在河面上漂浮，仅以浮萍果腹，也能毫无难色地爬上山峰。如果你不慎滑跌下来，也只是坠入一张柔软的浮萍织成的大床上。一旦你爬至顶峰，你会因眼前袒露的一切而欣喜若狂，它会涤净你的一切烦恼不快，扫尽一切腌臢之气。
“在中国，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说，人人都梦想着桂林。然而我到了那里，才发现，我的桂林梦竟是那般小家子气，我的想象力是那样狭窄贫乏。当我看见真正桂林的山峦，我笑了，同时也颤抖了。这些山峦，活像大堆妄图跳出油锅的煎鱼。
山与山之间层层叠叠，影影憧憧，似没有个尽头。然而只要云层稍稍移动一下，这些山峦突然又变了，有时会像一群逼近的象群。你能想象吗？山脚满是神秘莫测的窑洞，洞里是奇形怪状的钟乳石，犹如石雕的卷心菜、冬瓜、萝卜和洋葱，真是你想象不出的千姿百态，好比一个石头雕成的大花园。
“但我来桂林，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我已无暇去领受她那旖旎的风光。我男人，把我和两个婴儿带到桂林，是为了躲避战火，他以为这里安全些。他是个国民党军官，当他把我们安置在一幢二层楼房的小房间里后，便只身一人去了重庆。
“我们知道日本人步步挺进，国军节节败退，尽管报上从来不这样说。每日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拥进城里，簇拥在人行道上，四处寻觅栖身之处。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富人有穷人，有上海人，广东人，北方人，而且不只是中国人，还有外国人，有传道士，也有和尚尼姑。当然，也有国民党官兵，他们以高人一等的姿态自居。
“这简直成了个大杂烩。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这么些人杂集在一起准会打个落花流水。你想想看：上海人和北方的乡巴佬，银行家和理发师，黄包车夫和缅甸难民大家互相不买账。哪怕人人都往人行道上随地吐痰，大家都在屙肚子，身上都散发着一样的浊臭，可人人都在抱怨别人身上的体臭，唯独嗅不到自己身上的气味。哦，我最恨那些美国空军官兵了，他们那种‘好吧，好吧’的洋腔中国话让人听了会忿怒。然而最糟的是北方乡巴佬，他们用手挖鼻孔、擤鼻涕，又用那擤鼻涕的手去推搡旁边的人，龌里龌龊的。
“因此你能想象，桂林对我很快就失却了她的种种魅力。我再不想去爬山，尽管它们是那么可爱。我怀疑那些山已被日本人践踏过了。我整天就呆坐在房内的暗角里，一手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双脚总是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只要空袭警报一起，我便像动物般直奔山洞里。但你不可能长久停留在黑暗中的，用不了多久，你的内心即开始萎靡，你会渴望光亮，在岩洞里听得到外面震耳欲聋的轰炸声，然后砾石雨点般劈头盖脑地倾覆下来。坐在岩洞里，我再也不去欣赏钟乳吊花和石头花园，我只是盯着洞顶——一座远古时期的山峦的底部出神，它很可能就会从我头顶上坍下来。你能想象吗？生的希望，既不在洞里，又不在洞外，也不知究竟在何方？完全是一种郁闷而无望的等待。
“因此一旦轰炸声远去，我们便像刚下地的小猫崽一样，抓着扒着拥上回城的道路。我常常十分诧异地发现，那映着燃烧的天际的山峦，竟然还是完好如初，毫无损伤。
“令我生出发起喜福会这念头的，是在一个酷暑煎人的晚上。那天热得连飞蛾都给暑气熏昏而坠在地上，它们的翅膀几乎要被潮湿的暑气蒸熟了，以至再也无力掀动。反正，处处都散发着浑浊的臭气，没有一间房间可以吸到一点清新的空气。
那令人翻胃的臭气，从楼下阴沟里泛出来，往四下弥散，直冲着二楼我的窗棂。它们无孔不入，甚至我的鼻孔也遭了殃。整整一个通宵，阵阵尖锐刺耳的嚎叫声没有平息过，不知是农民在杀猪，还是哪个当官的，在当街痛打挡他道的倒霉的乡巴佬。
我也不想去窗口看个究竟，即使看明白了，又关我什么事？就是这一瞬间，我摹地感觉到，我不能老这样下去，我必得做点什么来让自己分分心，得找点什么消磨消磨时光。
“我便生出了这样的主意：邀集四个女人来打麻将。我很明白要邀的是怎样的人：她们大都像我一般年轻，有生气。她们中一位是像我一样的军官太太，另一位是个上海有钱人家的小姐，她的仪态非常好。在逃难出来时，她随身只携带了一点点钱。还有一位是南京小姐，她长着一头极浓密的黑发，我还从没见过这样黑、这样浓的头发，她的家庭地位较低，然而她为人很是活泼可爱。她曾与一个老头结婚，后来那老头死了，给她留下一笔足以让她养尊处优度日的财产。
“每星期我们轮流做东。轮到的女主人，必须准备一些特别的可以讨口彩的食品——如可称作金钱饼的烧饼，俗称长寿面的面条一，隐喻得贵子的落花生，还有，人称福橘的橘子。
“看，以我们菲薄的经济力量，却能吃上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不在乎金钱饼里的馅是烂水果捏成。而所谓的福橘，皮上满是斑斑的霉点。我们所吃有限，倒并不是因食物不足而存心节省，而是因为实在吃不下了。打从聚会日的大清早起，我们便开始饱口福了。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是幸运的，全城可以像我们生活过得这般奢侈的，实在是微乎其微呀！
“口福饱了后，我们便把钱装满一大碗放在显眼之处，随后各人在麻将台边各就各位。我的那张麻将台，还是从我老家搬来的，用的是一种质地上乘的红色木料，当然不是你们见到的那种玫瑰木，而是红木。这是一种十分华贵的家具，可惜在英语中，找不到合适的专用名词来表示它。桌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垫衬，以使麻将牌倒上去时，只听见象牙块互相碰撞的闷闷的‘噗噗’声。
“打麻将时，大家都聚精会神的，没有人讲话。除了吃牌时发出的一声短促的‘碰’或‘吃’，大家都鸦雀无声，人人都想争当赢家。但打了十六圈后，我们又要饱口福了，以讨点好口彩，沾点牌运。吃完了，我们便开始天南地北地谈天，直到天亮。我们讲故事，怀恋着那过去的好时光，憧憬着将来的好时光。
“哦，那些瞎聊也真有趣，天下竟有那么多千奇百怪的事，把我们都笑个半死、一只雄鸡闯到房里，跳在一只碗顶上喔喔啼叫，然而第二天它再进屋时，已是静静地躺在那只碗里了，还有一个小姐，给两个朋友发了情书，其实，那两封信都是写给一个人的；此外，有个傻乎乎的外国婆娘在上厕所时，被一声爆竹声吓得昏了过去。
“人们指责我们每周一次的聚会。当城里众多百姓以老鼠充饥的时候——到后来，连老鼠自己都无处觅食，只能吞食垃圾——人们认为我们都中了邪了，甚至在我们自己都面临着家庭崩溃，妻离子散的阴影时，竟还有心思谈笑自若。
“其实，并不是我们对痛苦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我们也在担惊受怕，我们也都有各自的痛苦。但什么叫失望？所谓失望，是对那早已不存在的东西，还期待着它回归，或者说，不过是延长着那些难以忍受的折磨。当你家的房子被烧了，连同你的父母亲，都一起烧死了，你还会想念一件挂在房子壁橱里的，你十分心爱的大衣吗？当电线杆上挂着残存的人手和人腿，饿狗满街出没，到处乱窜，它们爪子里，还拖着一只啃了一半的人手，这时，你的头脑还能保持清醒多久呢？我们扪心自问，与其悲悲切切地等死，不如快快乐乐地迎接灭亡，这又有什么错呢？
“因此，我们决定把每周一次的聚会，变成过年一样的节日，令每一周都有一个机会可以忘记过去。我们不让自己想到任何不快与忧愁，就是要吃喝玩乐，自寻快乐。我们赌钱，讲最美好的故事。每个星期，我们都期待着一次欢悦，这种期待，成了我们唯一的快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自己的聚会命名为‘喜福会’了。”
我母亲，通常总是以乐观的口气来结束这个故事。她老爱炫耀自己的牌艺是如何高超。“我手气好，总是赢家。人家开玩笑地称我为‘贼门槛’，”她说“我赢到手好几万呢。但我并未发财。那个时候，钞票不值钱，连草纸都不如。我曾说过，一张票面为干数的钞票，还不够揩一次屁股呢！”
我从来只认为，母亲的桂林故事，不过是个中国神话而已。故事的结局，也常常是多变的。比如那张票面上千的钞票，她说，用它买来半杯米，将米煮成一锅粥，然后用这锅粥与别人换来两只猪蹄，又再将两只猪蹄换成六只鸡蛋，六只鸡蛋后来又孵出六只小鸡她的故事也因此不断得到发展和补充。
有天晚上，我向她要求买架半导体收音机，她没同意，于是我就生了一个钟头的闷气，一声不吭。她便说了：“你为什么总要惦记一些你从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呢？”于是，她将桂林故事的另一个结尾给我讲开了。
“一天早上我家来了个军官，”她说“他是来通知我立即去重庆我丈夫处。
我明白他是要我离开桂林。一旦日本人打到桂林，我们这些军人家属可是没好果子吃的。可叫我怎么去重庆呢？桂林根本已不再往外地发车了。亏得那位南京小姐，她通过一个熟人，为我搞到一辆运煤的独轮小板车。
“我把行李，还有那对双胞胎孩子，都放在独轮车上。就在我推车离开桂林的第四天，桂林失守了。一路上，逃难的人群中，不时传来日本人在血洗桂林的消息，那真是太可怕了。直到桂林失守的最后一天，国民党词严义正地表示，桂林是安全的，是受国军保护的。就在当天日本兵入侵桂林后，满街还散乱地丢弃着关于报告国军大捷的号外，而它们上边，则躺满着无辜者的尸体，就像砧板上的鱼一样，横七竖八的。他们多为女人、老人和小孩，真叫人惨不忍睹。毛病就出在他们一直对国军怀着希望。结果你看，连命都丢了。听到这样的惨闻，我只是咬牙赶路，步子越迈越急。每跨一步，我就们心自问：他们是不是很笨？他们这算不算有勇气？
“我急急地往重庆方向赶路，直到车轮终于报废了，我不得不扔掉那张华丽的红木麻将台。那时连哭都顾不上了。到后来，我就将围巾结成两个吊袋环搭在肩头，两边各兜着一个孩子，两只手各提一只口袋，一边是衣服，另一边是吃食。我提着它们徒步赶路。走呀走呀，手腕处被勒得血肉模糊，鲜血顺着手腕淌到掌心，滑腻腻的令手指直打滑，我再也握不住任何东西了，于是，我松开了左手，又松开了右手
“沿途，人人都是这样，放弃了手里最后的希望。路面犹如是珍宝砌成，价值连城。成匹成匹精美的锦缎、古书、祖宗尊像、木器家具还有整笼的小鸭。它们起先还呷呷地叫个不休，后来，终于安静下来，最后，竟是纹丝不动了。一路上还有人们扔下的银器。但精疲力竭的人们，对这些眼睛都不扫一下，绝望的人们对什么都不会动心。最后，待抵达重庆时，我已是子然一身，两手空空然，除了套在身上的三件漂亮的绸衣。”
“子然一身？”我紧张地喘着气，怀疑着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那两个孩子呢？”
母亲头也不抬，干干脆脆地表示这个故事已经没有“以后”了。“你的父亲不是我的前夫，你也不是那两个孩子中的一个。”
话再说回来，今晚的喜福会活动在许家。我一进门，第一个见到的，却是我爸。
“她来了，从来是不守时的。”他对众人宣布似地说。这话倒也不假，其他各位都早已到齐了。七家人家的成员，大多已七老八十了。他们缓缓地把视线转到我身上，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三十六岁的大孩子。
我极力让自己镇静自若。上次见到他们，还是在我母亲的葬礼上。那时我悲痛欲绝，几近不能自持。他们必定会嘀咕，我这样的一个人，怎能取代我的母亲呢？一个朋友曾跟我说过：我长得很像母亲，举止文雅，有着小姑娘般的清脆悦耳的笑声及娇嗔的睇视。有一次我羞答答地把这话告诉母亲，她却似受了侮辱般申辩着：“你与我差远了，你对我了解多少？怕百分之一都没有！那怎么可能像我呢？”她说得对。因此在喜福会，我怎能胜任做我母亲的替身呢？
“阿姨、伯伯。”我向在座的一一颔首招呼过后，并径自过去站在父亲身边。
通常对这些家庭的朋友们，我都是以“叔伯姨”1相称。
爸正在看龚家最近在中国旅游的照片。“看看吧。”说着，他指着旅游团站在宽阔的石台阶上的团体照。这张相片一点也没显出什么中国的背景，倒像是在旧金山或其他什么城市照的。但父亲似只是心不在焉地粗粗浏览着这些照片。其实他从前并不是这样，他以前是很仔细很顶真的。但不知什么时候起，他变得不一样了。
我想，那是因为母亲故世的缘故吧。
“看这一张。”他说着，手指着一张说明不了什么的照片。
1西方人通称先生太太。——译者注
许家的居室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油腻味。在小小的厨房里烹饪太多的中国菜，油气就很容易积淀起来。我至今记得，每每母亲上别人家或餐馆时，总会皱着鼻子轻声地，却又说得人人都听见：“我都觉得鼻子给油气黏住了！”
我已有好几年没上许家了。但那间起居室还是与我记忆中的一样，丝毫没有变动。自从安梅阿姨和乔治叔叔，在甘五年前从唐人街搬到这落日区后，他们便置买了一套新家具。还是那套奶黄塑料贴面，保养得还有几成新的家具。也还是那张青绿色的苏格兰布的转角长沙发，和富有殖民时期风格的桌子，是槭木质的，吊灯还是那盏有裂缝的赝品瓷器，只有那卷广东银行赠送的挂历，是每年调换的。
这些家具我都记忆犹新。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安梅阿姨从来不让我们触摸一下她的所有家具，除非上面盖着塑料布。每逢喜福会的活动日，我的父母便带我一起去许家。因为我是客人，因此我也必得看住其他的小孩子，这里有这么多的小孩子，似乎每次都会发生诸如撞疼头跌痛脚的事。
“你得管住他们，”我母亲这样对我说，其含义就是，如果有谁摔破皮，或者烫伤啦，不见了，打碎什么了，把什么给弄脏了，不管是谁，反正都是我的过失。
那时，她和安梅阿姨都穿着有趣的硬邦邦的立领中国式衣衫，前胸绣着花卉，这样的衣服对真正的中国人来说，是太时髦了，而在美国的聚会上穿，又显得太古怪。
那时，在母亲还未与我讲述过桂林故事时，我想象中的喜福会，是一个有着特殊仪式的社团，好比三k党的集会及电视片中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礼，反正有着一套神秘古怪的仪式。
然而今天晚上，一切都显得很平常。喜福会的阿姨都穿着长裤，配着色泽鲜艳的花衬衫和式样各异的、结实的跑鞋。我们围桌而坐，餐桌上端，垂着一盏西班牙式的枝形大吊灯。乔治叔叔戴上双光眼镜，开始宣读会议记录：
“我们账面上资金为24，825元，约每对夫妇为6206元，每人约3133元，卖出隆巴罗股票损蚀其中的6又34，买进一百股斯密史国际股票，这里要感谢琳达和丁童为我们吃进这批股票。喷，赤豆汤很好吃。三月份的喜福会聚会，我们不得不暂停一次。很遗憾，我们亲爱的朋友素云离开了我们，向坎宁吴全家表示慰问。喜福会主席、书记乔治许谨告。”
我原以为，大家会谈及一阵我母亲，念叨着她的种种好处。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让我在麻将台上替代母亲，以作为众人的一种寄托，继续母亲的得之于桂林那个暑夜的启迪。
不料，众人只是冷淡地点点头表示对合约的赞同，这其中也包括我父亲。在我，却似觉得，某些新鲜事，已填塞了母亲所留下的空缺。
这时，安梅阿姨缓缓起身去厨房准备吃食，而琳达姨，母亲最要好的朋友，则踱到那青绿色的沙发前坐下，交叠着手，看着那些还围坐在餐桌边的男人们。映映阿姨——几乎每见着她一次，就发现她增加了几条皱纹，则从编结袋里拿出一件小小的蓝衣服开始忙活了。
喜福会的叔伯们开始谈论着他们感兴趣的股票。杰克，即映姨的弟弟，颇为热衷加拿大某金矿公司发行的股票。
“这是对付通货膨胀的最好手法：刀切豆腐两面光。”他挺有权威性地说。在这些人中他的英语最好，听不出什么生硬做作之处。这些人中要数我妈的英语最糟糕，而她总强调，她的中文是众人中最好的。她会讲一口标准的国语。
“今晚还打麻将不？”我凑着映姨的耳朵大声问，她有点耳背。
“再过一会，”她说“待午夜以后。”
“太太们，请过来一会好不好？”乔治叔叔招呼着大伙。
当大家一致同意认购加拿大金矿的股票后，我便去厨房问安梅阿姨，为什么喜福会要做股票生意。
“我们一直打麻将，赢家将钱拿进，可赢的，却总是这几个人，而输家，也老是那几个。”安梅姨说着，一边包着馄饨。她夹了一筷拌着姜丝的肉馅放在薄薄的皮子上，手指简单地一阵拨弄，这张皮子就被捏成一顶护士帽般的形状。“当有几个叉麻将的高手在场时，你就不会有好运气了。因为早在好多年以前，我们就决定投资股票市场，那可不管什么技巧，只讲运气。这一着，你妈也赞同的。”
安梅阿姨数了数堆着馄饨的盘子。她已经做了五行，每行八只。“五八得四十，八个人每人吃十只，还得做五行。”她自言自语一番后，又开始包了。“大家都变聪明了。如今，我们都能公平地平摊输赢。我们去股票市场寻觅福气，在麻将牌里寻觅乐趣。麻将台上的输赢数目很小，赢家拿进钞票，输家则拿餐桌上余下的菜肴，皆大欢喜。聪明吗？哈哈。”
安梅阿姨手下的馄饨越来越多，她做得飞快熟练，似乎根本不用费什么心思。
我妈过去一直就是这样数落安梅阿姨：她从不认真思考她正在着手做的事。
“她一点不笨，”有次妈对我说“就是没胆魄。上礼拜我帮她出了个主意，我说，我们去领事馆替你兄弟申请个身份证吧。她一听，便火烧眉毛般立时三刻就要去办。过后，却又听到她对别人抱怨着：‘谁知道人家的底细？’当时那人就跟她说，她这样做，会给她在中国的兄弟惹麻烦的。他还说，美国工业联邦政府会因此把她列入某种名册里，令她以后在美国也会遭到某种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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