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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婿拜见中国丈母娘
——薇弗莱龚的故事
一
我陪妈去一家我很中意的中国餐馆午餐，希望可以使她散散心，但常常却成为一种折磨，以不快而告终。
我们约在“四方”餐馆。妈见到我，劈头就是一句：“哎呀，你的头发怎么搞的？”她不满地看看我头发，用汉语说。
“什么‘怎么搞’的？”我说“我刚刚剪了个头。”那是罗雷先生特地为我设计的一个新发型，那种笔直的，前边是一列浓浓刘海的，两边不对称的发式，是很时髦的，然而决不新潮。
“那边似给砍掉了一截，”妈说“你该向他们要回你的理发钱，让他们赔你呀！”
我叹了口气。“妈，我们就太太平平吃一顿午饭吧。”
她便不做声了，紧紧抿着嘴巴，眼睛贴着菜单细细琢磨着，然后咕噜了一句：“这张菜单上，也没什么好吃的。”然后，她抬手拍拍服务员的手臂，用手指抹抹筷子，啧啧摇摇头，说：“瞧这油腻腻的，你要我用这来夹菜？”然后，她便用热茶重新烫过自己的碗筷，一边劝说我们的邻座，务必也要学她的样。然后，又叮嘱服务员，汤一定要滚烫的，当然，这个烫，得由她自个的舌头来做鉴定。
“你不该这样唠叨。”我制止着她。这时，她正在为多付掉的两元钱与服务员纠缠不清，因为她点的只是菊花茶，而不是绿茶。“再说，如此激动，对你的心脏也不好。”
“我的心脏根本没病！”她怒气冲冲地否定。
这话不假，医生们早就声称，现年六十九岁的老母亲，血压却像十六岁的人那样正常，有如她的生肖马一样的强壮有力。她生于1918年，命中注定，她也像她的生肖马一样的固执和忠实勤恳。我是属兔的，1951年生。兔子嘛，顾名思义，自然是不安分的，好动和敏感的，脸皮薄，动作快。因此，我和妈，似命定就是互相冲克的。
勉强应付过那顿午餐后，我终于硬着头皮告诉妈：我打算和里奇谢尔顿结婚了。我已经准备好，她听了这消息后，不会给我好脸色看的。
我的朋友玛琳曾不解地问过我：“为什么你要这样紧张？里奇并不是什么端不上台面之辈，要知道，他好歹也是一个税务经纪人，与你一样的税务经纪人。天呀，她凭什么那样挑剔？”
“你不了解我的母亲，”我说“她反正对谁都看不顺眼，对谁都能挑出一大堆的不是。”
“那你就干脆私奔。”玛琳说。
“我和马文就是这样的。”我说。马文是我的第一个丈夫，我高中时就与他相爱了。
“哦，所以你们出走了。”
“就是呀。当我妈发现我和他好上了，当下就将鞋脱下劈脸扔上来。正好，这一扔，就把我俩扔跑了。”
妈其实并没见过里奇。事实上，每每只需我一提及里奇——比如说，里奇约我去听交响乐啦，里奇带我四岁的女儿苏珊娜去动物园啦，反正只要我一提及他，妈总要急忙用话把它岔开。
就我们刚才在餐馆等结账那工夫，我还得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引到里奇身上：“哦，妈，我跟你说过吗？苏珊娜和里奇俩，可玩得真开心呢。他呀，就”
“对了，”妈立时插嘴道“我还没跟你说呢，就是你爸，医生们说，可能要先做个造影手术。不过，现在没事了，他们说不必了，那只是因为肠道秘结的缘故。”看吧，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甘拜下风。
我付了账，一张十元票面和三张一元的，妈一抬手，将那一元的三张钞票嗖一下持下，然后摸出十三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将它们放在盘里，随后干干脆脆地说：“没有小账！”完了，便回头对我得意地一笑。但趁着她去洗手间的当儿，我还是悄悄地塞给那个服务员一张伍元钞票，他会意地对我点点头表示感谢。
“臭死了，臭死了！”妈皱着鼻子出来了，一边轻轻推推我，塞给我一包面巾纸“要吗？”她从不用外边的手巾纸。
“我们分手以前，去我那边转一转吧，很快的，我只是给你看些东西。”
妈已有好几个月没上我家了。还在我上一次结婚时，她常常随便来访而不事先给个电话或打个招呼什么的，直到有一次，我实在忍受不了，就向她提议，如果她什么时候想上我家，至少应该事先打个招呼。从那以后她再不上我家了，除非我向她作正式的邀请。
因此打她一进门，我就留心看着她的反应——离婚后，我还是住在原来的公寓。
那时，一度有太多的空余时间，可以将居室收拾得井井有条。直到今天，我的家又充满了生活和爱的气息，因此，又重复现出一片凌乱：过道上乱丢着苏珊娜的玩具；起居室里，养着一条四须淡水鱼，那是里奇的宠物；咖啡桌上，两只用过的脏酒杯还来不及洗；还有一架内脏被掏空了的电话机，那是苏珊娜和里奇有一天为着要研究声音是从哪发出而拆下来的。
“去后边看看，”我说着，继续把她往里边引，直到后间卧室。我的床都没有铺好，梳妆台的抽斗半开半合着，露出男人的短袜和吊带。妈的脚，不是踏到了运动鞋，就是踢着了苏珊娜的玩具，或者是里奇的便鞋
妈的脸铁青，痛苦地扭歪着。
现在，她不得不正视这么个现实：我和里奇已经同居了，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她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了。她一定要说一点什么的。
我从壁橱里取出一件貂皮大衣，那是里奇送我的圣诞礼物，这是我收到的礼物中最最奢华的。
我披上皮大衣自我欣赏着，一边讪讪地说：“可是，这件礼物多少显得有点傻乎乎的，旧金山，无需貂皮大衣。但这似乎也是一种时髦，送妻子或女友皮大衣。”
妈一声不出，探头往壁橱里瞟了一眼，那里里奇的领带和西装，和我的衣服挂在一起。她伸手摸了摸貂皮大衣，说：
“这算不上是上好的。那是用碎皮拼起来的。再说，毛头也太短了一点。”
我觉得深深地受了伤害。“你怎么可以这样来批评一件礼物！”我抗议道“他这是表示一种心意。”
“那正是我所担心的。”她说。
经她这么一批评，那件皮大衣似一下子黯然了，失却了原先的光彩和华贵，看上去蔫塌塌、旧兮兮的，俗不可耐。
“你还要说些什么吗？”我有气无力地问。
“你要我说什么？”
“喏，这一切。”我扬手划了个大孤，指着里奇留下的一切痕迹。
妈环顾一下卧室四周，再看看客厅，最后说：“你有你的事业，终日忙忙碌碌，你将家里弄得这样一塌糊涂，我还能说什么呢？”
妈就是这样厉害，她永远知道如何击中要害。摊上这么个母亲，想象得出，我有多痛苦。她对我所作的每一次出其不意的袭击，都深深地嵌入我的记忆中。
二
十岁那年，虽说尚且年幼无知，倒也十分确切知道，自己在棋艺上有一种天赋，我竟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棋盘上制胜我的敌手。这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心，而且也养成我的好胜和逞强。
妈就喜欢将我本人，也作为奖品一样向众人炫耀卖弄。她常常还要插进来大谈特谈我的棋艺，好像是要以我的参谋长而自居。
“是我提醒女儿，将马抄到对方后边去的。这不，她不是赢了！”她会这样大咧咧地对人家如此吹嘘着。当然，这话她说是说过的，但这样的话就是说上一百遍，与我的得胜也毫不相干。
她还会对上我们家的那些朋友大言不惭地说：“这下棋，就是讲窍门，只要窍门把住了，哪怕你闭着眼睛走，也会赢的。”
我就讨厌她这种卖弄和瞎吹牛。一次，就在斯德克顿大街上，我当场就与她吵起来，当着一大簇路人的面，我对她大嚷大叫，我说她压根儿什么都不懂，为什么还非要充内行？她应该沉默，少开口。不料这一来，倒生效了。
当晚，直到第二天，她都不睬我，好像根本家里没我这个人似的。
我知道她在使激将法，我才不上她的圈套呢。因此我也不理她，等着她先来开口。
就这样，我们互不答理地过了几天。那天，我坐在自己房内，呆呆望着床头那个绘着六十四个方格的大棋盘出神。突地我生出一个主意了：我决定不再下棋了。
当然，这只是个计策，并不真的我就此放弃下棋了。于是晚上，我不再似往常那样躲在房里钻研棋艺，却大摇大摆地去起居室，挤在哥哥们中间看起电视了，而且还故意将指关节扳得咯咯响，存心惹得哥哥们大声抱怨着：
“妈，你看薇弗莱呀，你快叫她别捣乱，让她出去。”
然而妈却只作没听见。
我虽说不怎么着急，却意识到，我必得再有个更激烈的举动，让妈不得不首先向我开口。我暗暗决定，再牺牲一次下周的大比赛。这一来，妈总得开口了。因为这次棋赛的发起人是教会的慈善团体，如果我表示拒绝参加这次比赛，那召集方面一定会给她打电话，然后她必会连哄带逼地要我去参加。
不料，她那边还是毫无动静。比赛时间到来了，又过去了，她依旧按兵不动，连问都不问我一下：“为什么你不下棋了？”可我却关在房里哭了一个晚上。因为我得知，这次比赛的优胜者，竟是那个我接着两次轻而易举地赢了他的男孩子。
我终于领尝到，姜还是老的辣，我拗不过我妈。但现在，我对这套“斗智”游戏也厌倦了，因此，我决定假装让她赢算了，就我先开口吧，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我打算再准备下棋。”我向她表示，想象着她会笑逐颜开，还会询问我要她做些什么吃的。
然而，她只是皱着眉盯着我眼睛看了半天，然后尖着嗓子说：“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你以为这很简单是吗？今天高兴下棋就下棋，明天不高兴了，就不下，再过一天兴致来了，又下了你对每件事都是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一天都要变上好几遍。”
“我说了，我这就要下棋了。”我喃喃地说。
“不行啦！”她猛地一叫，我头皮也随之一炸。“没那么容易啦！”
我愣住了，不明白她这是什么意思。我回到自己房里，默默对着棋盘上的六十四个方格发呆，计算不出自己下一步棋子究竟该如何走，直到那黑白格子在我视野中重叠混淆起来了，而我也相信，事情终会好起来的。
天助我也！那晚我突然发起高烧了，妈整日坐在我床边照料着我，喋喋不休地责备我不该不穿外套就上学去，还喂我她自己滤过的鸡粥真高兴，妈又跟往常一样了。
可待我热度退了，我发现，妈真的完完全全变了。在我练习棋艺时，她再不跟着我兜圈子了，她也不再擦拭我的奖品，也不留心报上有无我的名字，更不再剪报加以保存我与她之间，似生出一堵无形的大墙，每天，我都在悄悄伸手摸索着这堵墙，忖思着它有多高，有多宽
就在接下来的另一次比赛中，尽管我已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可还是输了。更令我难堪的是，妈对此还是一言不发，而且好像还带着一股沾沾自喜的神情，似这一切，都是她一手策划的成绩。
我恨死自己了。当然，这不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比赛，以后有的是机会。我又开始对棋艺冥思苦想，奇怪的是，那个六十四个方格棋盘对我，一下子陌生了，它们曾有过的对我的默契、感应，那份操纵全局的自信和感觉，荡然无存，好像我失却了那根指挥它的魔棍。一下子，面对棋盘，我觉得是那般的无把握，那般的生分疏远，且人人都看出了我这致命之处！
以后我虽然还是继续下棋，再没那种十二分的自信和极度的良好感觉了。我认真思索掂量每一步棋路，战战兢兢地拼着命坐在棋盘前。每胜了一局，我便觉得侥幸和安慰，可每输了一次，便觉得有一种无际的恐怖把我淹没了；我已不再是个神童了，我的天才已离开了我，我正在逐渐变成那种十分平庸普通的人。
直到后来，我连两次败在同一个男孩手里——可几年前，我常轻而易举地击败过他，这时，我完全停止下棋了，当时也没有谁对此持异议，那年我正好十四岁。
三
当晚，我被妈就那件貂皮大衣挖苦了一通后，便打电话给玛琳诉苦，玛琳当即在电话里说：“我真不明白，你可以叫国家财政收入监视处的人滚开，可你却不敢对自己的母亲说一个‘不’字”
“我好几次是要开口的，话都涌到喉咙口了，可给她那么几句轻飘飘的，刀子样割人的话一搅动，我”
“那你就干脆叫她闭嘴！”玛琳说“叫她不要再管你的闲事，让她闭嘴！”
“你是开玩笑还是怎么着？”我苦笑着“叫我母亲闻嘴？！”
“当然叫她闭嘴！”
“唉，我不知道，在中国的法律里究竟有无这样明显的条例，可是反正，你不能对一个中国母亲说闭嘴，那几乎与谋杀案一样被视为大逆不道！”
不过，令我更害怕的是，我不知妈将会如何对待我的里奇。她将会如何数落他，评价他，让他难堪最初她会保持缄默的，然后，会就一件小事讲开了，一句又一句，阴阴地，颠来倒去地数着它的种种不是，不时，过一阵，又拿出来温习一遍，再从头数落一次，直到他的长相、个性、灵魂都给描绘得面目全非为止。即使我对她的伎俩是早就领教过了，可我还是害怕，害怕一些看不见的真理，会随着她的话语飞入我的眼睛，改变我自己的视觉，将里奇从我心目中的出类拔革形象，变得平庸俗气，令人不快。
在我的第一次婚姻中，陈马文，我丈夫，在我与他私奔时，我才十八岁，他也不过十九岁。在我与他恋爱时，他几近是完美无缺的。他毕业于罗厄尔，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前三名，然后进入赫赫有名的斯坦福大学，并得到奖学金。他打得一手好网球，有着突出的小牛腱一样的肌肉，在胸前还有一百四十六根象征阳刚之气的黑毛。他可以逗得人人大笑，自己则笑得最响最长，他的笑声极有魅力，色迷迷的。
他一周七天，天天都过得快活热闹。那时只需他一句“星期三下午”就足以让我神魂颠倒。
就这时，妈警告我了：我看这个家伙的脑袋瓜里，已钻出懒虫了。他如此热衷高尔夫和网球，只是为了逃避该尽的家庭责职。他可以趁这工夫，在穿短裙的女孩子大腿上瞄来瞄去，他摆阔地扔出十块钱给陌生人做小费，然而对家庭，他的荷包却显得特别小气。他宁可花上一整个下午摆弄自己那辆红色的赛车，却不愿开车陪妻子去兜风。
平心而论，对陈马文，我从未恨过，直到现在。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而更糟糕，说明我对他的感情，根本已冷漠到无所谓了，连失望和蔑视都产生不了。还未分手时，在夜深人静苏珊娜入睡时，我便觉得透心的孤独。由此我会怀疑，或许是我妈破坏了我的婚姻？
谢谢上帝，妈的破坏，尚未伤害我的女儿苏珊娜。虽然当时我差点做人工流产。
那时当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真的恨死了。我立时把陈马文揪到浴室里，狠狠地对他发作了一通。当即我们准备把胎儿打掉。岂料阴差阳错，我们找到一家反对人们流产打胎，希望给孩子以生的权力的一家诊疗所。他们当场给我们放了一场电影，就像洗脑子样来劝说我们。电影里，我看见即使只是七个星期的胎儿，也已经长着小小的手指。它们的半透明的手指居然还会蠕动。旁白说：它们是在攀附着生命的门框，它们要到人世上来——谢谢他们的电影，我才保下了苏珊娜！苏珊娜真正是十分可爱，特别当她弯曲起手指捏成一个拳头，塞进嘴巴恸哭时，那纤巧的手指，总让我想起那胎儿的纤纤手指。
我还是为里奇担心。我明白，自己是那般脆弱，我生怕自己心目中的里奇的形象，会被妈那番信口开河的议论和夹枪带棒的言语冲毁。因为里奇深爱着我和苏珊娜。他的爱是那么的坦诚和毫不含糊。他对我并无他求，只需我存在，就足够了。
他对我说过，因为有了我，他自身变得更完美了，他说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让他产生这么一种感觉。这样的自白，令他作出的种种表示爱情的小把戏，也显得隽味无穷。
比如在上班时，他的职责，是把我所需的资料用钉书机钉好传给我。通常，资料前总别着一张写着fyi1的便条。可他则在fyi底部注上他自己的含... -->>
美国女婿拜见中国丈母娘
——薇弗莱龚的故事
一
我陪妈去一家我很中意的中国餐馆午餐，希望可以使她散散心，但常常却成为一种折磨，以不快而告终。
我们约在“四方”餐馆。妈见到我，劈头就是一句：“哎呀，你的头发怎么搞的？”她不满地看看我头发，用汉语说。
“什么‘怎么搞’的？”我说“我刚刚剪了个头。”那是罗雷先生特地为我设计的一个新发型，那种笔直的，前边是一列浓浓刘海的，两边不对称的发式，是很时髦的，然而决不新潮。
“那边似给砍掉了一截，”妈说“你该向他们要回你的理发钱，让他们赔你呀！”
我叹了口气。“妈，我们就太太平平吃一顿午饭吧。”
她便不做声了，紧紧抿着嘴巴，眼睛贴着菜单细细琢磨着，然后咕噜了一句：“这张菜单上，也没什么好吃的。”然后，她抬手拍拍服务员的手臂，用手指抹抹筷子，啧啧摇摇头，说：“瞧这油腻腻的，你要我用这来夹菜？”然后，她便用热茶重新烫过自己的碗筷，一边劝说我们的邻座，务必也要学她的样。然后，又叮嘱服务员，汤一定要滚烫的，当然，这个烫，得由她自个的舌头来做鉴定。
“你不该这样唠叨。”我制止着她。这时，她正在为多付掉的两元钱与服务员纠缠不清，因为她点的只是菊花茶，而不是绿茶。“再说，如此激动，对你的心脏也不好。”
“我的心脏根本没病！”她怒气冲冲地否定。
这话不假，医生们早就声称，现年六十九岁的老母亲，血压却像十六岁的人那样正常，有如她的生肖马一样的强壮有力。她生于1918年，命中注定，她也像她的生肖马一样的固执和忠实勤恳。我是属兔的，1951年生。兔子嘛，顾名思义，自然是不安分的，好动和敏感的，脸皮薄，动作快。因此，我和妈，似命定就是互相冲克的。
勉强应付过那顿午餐后，我终于硬着头皮告诉妈：我打算和里奇谢尔顿结婚了。我已经准备好，她听了这消息后，不会给我好脸色看的。
我的朋友玛琳曾不解地问过我：“为什么你要这样紧张？里奇并不是什么端不上台面之辈，要知道，他好歹也是一个税务经纪人，与你一样的税务经纪人。天呀，她凭什么那样挑剔？”
“你不了解我的母亲，”我说“她反正对谁都看不顺眼，对谁都能挑出一大堆的不是。”
“那你就干脆私奔。”玛琳说。
“我和马文就是这样的。”我说。马文是我的第一个丈夫，我高中时就与他相爱了。
“哦，所以你们出走了。”
“就是呀。当我妈发现我和他好上了，当下就将鞋脱下劈脸扔上来。正好，这一扔，就把我俩扔跑了。”
妈其实并没见过里奇。事实上，每每只需我一提及里奇——比如说，里奇约我去听交响乐啦，里奇带我四岁的女儿苏珊娜去动物园啦，反正只要我一提及他，妈总要急忙用话把它岔开。
就我们刚才在餐馆等结账那工夫，我还得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引到里奇身上：“哦，妈，我跟你说过吗？苏珊娜和里奇俩，可玩得真开心呢。他呀，就”
“对了，”妈立时插嘴道“我还没跟你说呢，就是你爸，医生们说，可能要先做个造影手术。不过，现在没事了，他们说不必了，那只是因为肠道秘结的缘故。”看吧，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甘拜下风。
我付了账，一张十元票面和三张一元的，妈一抬手，将那一元的三张钞票嗖一下持下，然后摸出十三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将它们放在盘里，随后干干脆脆地说：“没有小账！”完了，便回头对我得意地一笑。但趁着她去洗手间的当儿，我还是悄悄地塞给那个服务员一张伍元钞票，他会意地对我点点头表示感谢。
“臭死了，臭死了！”妈皱着鼻子出来了，一边轻轻推推我，塞给我一包面巾纸“要吗？”她从不用外边的手巾纸。
“我们分手以前，去我那边转一转吧，很快的，我只是给你看些东西。”
妈已有好几个月没上我家了。还在我上一次结婚时，她常常随便来访而不事先给个电话或打个招呼什么的，直到有一次，我实在忍受不了，就向她提议，如果她什么时候想上我家，至少应该事先打个招呼。从那以后她再不上我家了，除非我向她作正式的邀请。
因此打她一进门，我就留心看着她的反应——离婚后，我还是住在原来的公寓。
那时，一度有太多的空余时间，可以将居室收拾得井井有条。直到今天，我的家又充满了生活和爱的气息，因此，又重复现出一片凌乱：过道上乱丢着苏珊娜的玩具；起居室里，养着一条四须淡水鱼，那是里奇的宠物；咖啡桌上，两只用过的脏酒杯还来不及洗；还有一架内脏被掏空了的电话机，那是苏珊娜和里奇有一天为着要研究声音是从哪发出而拆下来的。
“去后边看看，”我说着，继续把她往里边引，直到后间卧室。我的床都没有铺好，梳妆台的抽斗半开半合着，露出男人的短袜和吊带。妈的脚，不是踏到了运动鞋，就是踢着了苏珊娜的玩具，或者是里奇的便鞋
妈的脸铁青，痛苦地扭歪着。
现在，她不得不正视这么个现实：我和里奇已经同居了，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她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了。她一定要说一点什么的。
我从壁橱里取出一件貂皮大衣，那是里奇送我的圣诞礼物，这是我收到的礼物中最最奢华的。
我披上皮大衣自我欣赏着，一边讪讪地说：“可是，这件礼物多少显得有点傻乎乎的，旧金山，无需貂皮大衣。但这似乎也是一种时髦，送妻子或女友皮大衣。”
妈一声不出，探头往壁橱里瞟了一眼，那里里奇的领带和西装，和我的衣服挂在一起。她伸手摸了摸貂皮大衣，说：
“这算不上是上好的。那是用碎皮拼起来的。再说，毛头也太短了一点。”
我觉得深深地受了伤害。“你怎么可以这样来批评一件礼物！”我抗议道“他这是表示一种心意。”
“那正是我所担心的。”她说。
经她这么一批评，那件皮大衣似一下子黯然了，失却了原先的光彩和华贵，看上去蔫塌塌、旧兮兮的，俗不可耐。
“你还要说些什么吗？”我有气无力地问。
“你要我说什么？”
“喏，这一切。”我扬手划了个大孤，指着里奇留下的一切痕迹。
妈环顾一下卧室四周，再看看客厅，最后说：“你有你的事业，终日忙忙碌碌，你将家里弄得这样一塌糊涂，我还能说什么呢？”
妈就是这样厉害，她永远知道如何击中要害。摊上这么个母亲，想象得出，我有多痛苦。她对我所作的每一次出其不意的袭击，都深深地嵌入我的记忆中。
二
十岁那年，虽说尚且年幼无知，倒也十分确切知道，自己在棋艺上有一种天赋，我竟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棋盘上制胜我的敌手。这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心，而且也养成我的好胜和逞强。
妈就喜欢将我本人，也作为奖品一样向众人炫耀卖弄。她常常还要插进来大谈特谈我的棋艺，好像是要以我的参谋长而自居。
“是我提醒女儿，将马抄到对方后边去的。这不，她不是赢了！”她会这样大咧咧地对人家如此吹嘘着。当然，这话她说是说过的，但这样的话就是说上一百遍，与我的得胜也毫不相干。
她还会对上我们家的那些朋友大言不惭地说：“这下棋，就是讲窍门，只要窍门把住了，哪怕你闭着眼睛走，也会赢的。”
我就讨厌她这种卖弄和瞎吹牛。一次，就在斯德克顿大街上，我当场就与她吵起来，当着一大簇路人的面，我对她大嚷大叫，我说她压根儿什么都不懂，为什么还非要充内行？她应该沉默，少开口。不料这一来，倒生效了。
当晚，直到第二天，她都不睬我，好像根本家里没我这个人似的。
我知道她在使激将法，我才不上她的圈套呢。因此我也不理她，等着她先来开口。
就这样，我们互不答理地过了几天。那天，我坐在自己房内，呆呆望着床头那个绘着六十四个方格的大棋盘出神。突地我生出一个主意了：我决定不再下棋了。
当然，这只是个计策，并不真的我就此放弃下棋了。于是晚上，我不再似往常那样躲在房里钻研棋艺，却大摇大摆地去起居室，挤在哥哥们中间看起电视了，而且还故意将指关节扳得咯咯响，存心惹得哥哥们大声抱怨着：
“妈，你看薇弗莱呀，你快叫她别捣乱，让她出去。”
然而妈却只作没听见。
我虽说不怎么着急，却意识到，我必得再有个更激烈的举动，让妈不得不首先向我开口。我暗暗决定，再牺牲一次下周的大比赛。这一来，妈总得开口了。因为这次棋赛的发起人是教会的慈善团体，如果我表示拒绝参加这次比赛，那召集方面一定会给她打电话，然后她必会连哄带逼地要我去参加。
不料，她那边还是毫无动静。比赛时间到来了，又过去了，她依旧按兵不动，连问都不问我一下：“为什么你不下棋了？”可我却关在房里哭了一个晚上。因为我得知，这次比赛的优胜者，竟是那个我接着两次轻而易举地赢了他的男孩子。
我终于领尝到，姜还是老的辣，我拗不过我妈。但现在，我对这套“斗智”游戏也厌倦了，因此，我决定假装让她赢算了，就我先开口吧，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我打算再准备下棋。”我向她表示，想象着她会笑逐颜开，还会询问我要她做些什么吃的。
然而，她只是皱着眉盯着我眼睛看了半天，然后尖着嗓子说：“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你以为这很简单是吗？今天高兴下棋就下棋，明天不高兴了，就不下，再过一天兴致来了，又下了你对每件事都是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一天都要变上好几遍。”
“我说了，我这就要下棋了。”我喃喃地说。
“不行啦！”她猛地一叫，我头皮也随之一炸。“没那么容易啦！”
我愣住了，不明白她这是什么意思。我回到自己房里，默默对着棋盘上的六十四个方格发呆，计算不出自己下一步棋子究竟该如何走，直到那黑白格子在我视野中重叠混淆起来了，而我也相信，事情终会好起来的。
天助我也！那晚我突然发起高烧了，妈整日坐在我床边照料着我，喋喋不休地责备我不该不穿外套就上学去，还喂我她自己滤过的鸡粥真高兴，妈又跟往常一样了。
可待我热度退了，我发现，妈真的完完全全变了。在我练习棋艺时，她再不跟着我兜圈子了，她也不再擦拭我的奖品，也不留心报上有无我的名字，更不再剪报加以保存我与她之间，似生出一堵无形的大墙，每天，我都在悄悄伸手摸索着这堵墙，忖思着它有多高，有多宽
就在接下来的另一次比赛中，尽管我已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可还是输了。更令我难堪的是，妈对此还是一言不发，而且好像还带着一股沾沾自喜的神情，似这一切，都是她一手策划的成绩。
我恨死自己了。当然，这不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比赛，以后有的是机会。我又开始对棋艺冥思苦想，奇怪的是，那个六十四个方格棋盘对我，一下子陌生了，它们曾有过的对我的默契、感应，那份操纵全局的自信和感觉，荡然无存，好像我失却了那根指挥它的魔棍。一下子，面对棋盘，我觉得是那般的无把握，那般的生分疏远，且人人都看出了我这致命之处！
以后我虽然还是继续下棋，再没那种十二分的自信和极度的良好感觉了。我认真思索掂量每一步棋路，战战兢兢地拼着命坐在棋盘前。每胜了一局，我便觉得侥幸和安慰，可每输了一次，便觉得有一种无际的恐怖把我淹没了；我已不再是个神童了，我的天才已离开了我，我正在逐渐变成那种十分平庸普通的人。
直到后来，我连两次败在同一个男孩手里——可几年前，我常轻而易举地击败过他，这时，我完全停止下棋了，当时也没有谁对此持异议，那年我正好十四岁。
三
当晚，我被妈就那件貂皮大衣挖苦了一通后，便打电话给玛琳诉苦，玛琳当即在电话里说：“我真不明白，你可以叫国家财政收入监视处的人滚开，可你却不敢对自己的母亲说一个‘不’字”
“我好几次是要开口的，话都涌到喉咙口了，可给她那么几句轻飘飘的，刀子样割人的话一搅动，我”
“那你就干脆叫她闭嘴！”玛琳说“叫她不要再管你的闲事，让她闭嘴！”
“你是开玩笑还是怎么着？”我苦笑着“叫我母亲闻嘴？！”
“当然叫她闭嘴！”
“唉，我不知道，在中国的法律里究竟有无这样明显的条例，可是反正，你不能对一个中国母亲说闭嘴，那几乎与谋杀案一样被视为大逆不道！”
不过，令我更害怕的是，我不知妈将会如何对待我的里奇。她将会如何数落他，评价他，让他难堪最初她会保持缄默的，然后，会就一件小事讲开了，一句又一句，阴阴地，颠来倒去地数着它的种种不是，不时，过一阵，又拿出来温习一遍，再从头数落一次，直到他的长相、个性、灵魂都给描绘得面目全非为止。即使我对她的伎俩是早就领教过了，可我还是害怕，害怕一些看不见的真理，会随着她的话语飞入我的眼睛，改变我自己的视觉，将里奇从我心目中的出类拔革形象，变得平庸俗气，令人不快。
在我的第一次婚姻中，陈马文，我丈夫，在我与他私奔时，我才十八岁，他也不过十九岁。在我与他恋爱时，他几近是完美无缺的。他毕业于罗厄尔，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前三名，然后进入赫赫有名的斯坦福大学，并得到奖学金。他打得一手好网球，有着突出的小牛腱一样的肌肉，在胸前还有一百四十六根象征阳刚之气的黑毛。他可以逗得人人大笑，自己则笑得最响最长，他的笑声极有魅力，色迷迷的。
他一周七天，天天都过得快活热闹。那时只需他一句“星期三下午”就足以让我神魂颠倒。
就这时，妈警告我了：我看这个家伙的脑袋瓜里，已钻出懒虫了。他如此热衷高尔夫和网球，只是为了逃避该尽的家庭责职。他可以趁这工夫，在穿短裙的女孩子大腿上瞄来瞄去，他摆阔地扔出十块钱给陌生人做小费，然而对家庭，他的荷包却显得特别小气。他宁可花上一整个下午摆弄自己那辆红色的赛车，却不愿开车陪妻子去兜风。
平心而论，对陈马文，我从未恨过，直到现在。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而更糟糕，说明我对他的感情，根本已冷漠到无所谓了，连失望和蔑视都产生不了。还未分手时，在夜深人静苏珊娜入睡时，我便觉得透心的孤独。由此我会怀疑，或许是我妈破坏了我的婚姻？
谢谢上帝，妈的破坏，尚未伤害我的女儿苏珊娜。虽然当时我差点做人工流产。
那时当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真的恨死了。我立时把陈马文揪到浴室里，狠狠地对他发作了一通。当即我们准备把胎儿打掉。岂料阴差阳错，我们找到一家反对人们流产打胎，希望给孩子以生的权力的一家诊疗所。他们当场给我们放了一场电影，就像洗脑子样来劝说我们。电影里，我看见即使只是七个星期的胎儿，也已经长着小小的手指。它们的半透明的手指居然还会蠕动。旁白说：它们是在攀附着生命的门框，它们要到人世上来——谢谢他们的电影，我才保下了苏珊娜！苏珊娜真正是十分可爱，特别当她弯曲起手指捏成一个拳头，塞进嘴巴恸哭时，那纤巧的手指，总让我想起那胎儿的纤纤手指。
我还是为里奇担心。我明白，自己是那般脆弱，我生怕自己心目中的里奇的形象，会被妈那番信口开河的议论和夹枪带棒的言语冲毁。因为里奇深爱着我和苏珊娜。他的爱是那么的坦诚和毫不含糊。他对我并无他求，只需我存在，就足够了。
他对我说过，因为有了我，他自身变得更完美了，他说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让他产生这么一种感觉。这样的自白，令他作出的种种表示爱情的小把戏，也显得隽味无穷。
比如在上班时，他的职责，是把我所需的资料用钉书机钉好传给我。通常，资料前总别着一张写着fyi1的便条。可他则在fyi底部注上他自己的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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