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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七岁那年，父亲含冤入狱。我们一家便开始品尝饥饿的滋味。
父亲的人品无可挑剔。他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讲真话。当年他是一座颇有名望的学校的教导主任。有两位功课很差、勉强毕业的学生要回校代课。父亲说：“找点别的事干吧！你们教书是误人子弟。”那两位学生转身走了。运动一到，学生就弄老师一下。那时的运动真是厉害得很，无可挑剔的父亲不仅被弄倒了，而且一副手铐把他铐到了牢里。
母亲是农村小学堂的小教师，以她每月十八九元工资，负担那么个大家，实在是勉为其难了。常常是到了该做饭的时间，我揭开米缸盖，薯丝桶，发现里边空空。于是我们兄弟姐妹们便一排儿坐在门槛上，圆溜着青青的眼珠望着门外，盼望着母亲籴得或者借得升斗粮食回家。
母亲卖掉她结婚的雕花木床，卖掉嵌着花玻璃的立式柜子，接着又卖掉父亲书房的书桌和书床，再卖掉八仙桌、画桌、琴几。我们倚着墙壁，眼睁睁地看着陌生人将我们的家一天天搬空，只剩下满屋的凄惶。最后，母亲将正屋也换了粮食，我们全家都挤到小小的畚斗楼上去。好在搬家极是简便：除了二副权当床板的门板，就是几个权作箱子的马粪纸盒了。
父亲出狱了，公职失去了，代课也不准。父亲在劳改时得了钩虫病，身体虚弱得随风晃荡，那么高高大大的一个人，一上磅秤只有九十斤。打掉了钩虫，父亲就下地干活。他什么活都干，什么活都泼上命去干。他是想多挣点工分多分点粮食，不让我们这班孩子饿死。
那一天我放学回家正准备做饭，发现家里不管何种形式的粮食都精光了。母亲到县城学习去了，借粮的能力我们基本没有。我很忧伤，苦难教我早早懂得忧伤，苦难也教我直面人生。我举目四望，发现菜园角落里尚有两株开花的老芥菜。我去斫了来，洗洗，煮了一锅，因为没有油（那时的油对于我们家来说是奢侈品），煮出一屋子“黄婆”味。
父亲回家了，用不着揭锅，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回避了我们的目光，在空荡荡的屋里转了一圈，连黄婆芥菜也不吃，挑起壅桶就出门去了。倒是住了我们正屋的亮哥追了出去，他的手里抓了一把番薯条。父亲不肯要，只听见亮哥说：“挑大粪呢，空着肚子哪里挑得动！”
父亲进了屋，仍旧不敢接触我们的目光，只将番薯条放在凳子上，走了。
我家六弟原本白白胖胖，人见人爱。自从陷入缺粮的恐慌后，他就以惊人的速度瘦下去，圆脸变成刀条脸，饿痨痨的大眼睛像两盏小灯笼，屁股一抓一把皮，谁都可以抓着这把皮把他倒提起来。
那年暑假，喂养六弟的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我做好了全家人吃的一大锅糠菜薄粥，舀了一碗先喂他。六弟等不得粥凉，急急地看着粥碗直哭嚷。我舀了一勺倒在他嘴里，他连舌头都没搅一下就吞下去了，荧荧饿眼直盯着碗勺。我怕他烫着，用嘴唇碰了碰勺沿，他抗议般地一仰身子朝后倒了下去。他坐在一条长凳上，这一仰就咚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后脑砸起了鸭蛋大的包。我抱他起来，一勺粥就止住了哭。接着又是喂粥，动作稍慢一点，他又仰头倒了下去，一点也不接受后脑疼痛的教训。我只得一勺接一勺以最快的速度往他嘴里填粥，烫得他嘴唇起泡舌头脱皮，都不吭一声。
后来我考取了一所机械工业学校。那是个中等专业学校，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的。按规定，户粮关系一律迁入学校。接到录取通知书，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今后，我可以无忧无虑地吃三年商品粮了。
可是去迁户粮关系时，和我父亲有隙的村支书阴着个脸说：
“谁批准你去考什么学校的啦？”
又是父亲惹下祸了。前不久，村里数十人联名状告村支书贪污粮食，胡搞女人，而且数字都不少。这其实是个公开的秘密，那些女人也承认是饿急了，更怕支书克扣粮食。上头派员来调查，来人都是讲普通话的，他们在田头拉住农民问东问西，可是农民们听不懂，就推了我父亲出来，父亲老老实实地当了一回“翻译”后来，倒霉的不是村支书，而是告状的群众和当“翻译”的父亲。
为了让我能读上中专，我们一家去据理力争，母亲还托人说情，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开学已经五十天... -->>
我七岁那年，父亲含冤入狱。我们一家便开始品尝饥饿的滋味。
父亲的人品无可挑剔。他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讲真话。当年他是一座颇有名望的学校的教导主任。有两位功课很差、勉强毕业的学生要回校代课。父亲说：“找点别的事干吧！你们教书是误人子弟。”那两位学生转身走了。运动一到，学生就弄老师一下。那时的运动真是厉害得很，无可挑剔的父亲不仅被弄倒了，而且一副手铐把他铐到了牢里。
母亲是农村小学堂的小教师，以她每月十八九元工资，负担那么个大家，实在是勉为其难了。常常是到了该做饭的时间，我揭开米缸盖，薯丝桶，发现里边空空。于是我们兄弟姐妹们便一排儿坐在门槛上，圆溜着青青的眼珠望着门外，盼望着母亲籴得或者借得升斗粮食回家。
母亲卖掉她结婚的雕花木床，卖掉嵌着花玻璃的立式柜子，接着又卖掉父亲书房的书桌和书床，再卖掉八仙桌、画桌、琴几。我们倚着墙壁，眼睁睁地看着陌生人将我们的家一天天搬空，只剩下满屋的凄惶。最后，母亲将正屋也换了粮食，我们全家都挤到小小的畚斗楼上去。好在搬家极是简便：除了二副权当床板的门板，就是几个权作箱子的马粪纸盒了。
父亲出狱了，公职失去了，代课也不准。父亲在劳改时得了钩虫病，身体虚弱得随风晃荡，那么高高大大的一个人，一上磅秤只有九十斤。打掉了钩虫，父亲就下地干活。他什么活都干，什么活都泼上命去干。他是想多挣点工分多分点粮食，不让我们这班孩子饿死。
那一天我放学回家正准备做饭，发现家里不管何种形式的粮食都精光了。母亲到县城学习去了，借粮的能力我们基本没有。我很忧伤，苦难教我早早懂得忧伤，苦难也教我直面人生。我举目四望，发现菜园角落里尚有两株开花的老芥菜。我去斫了来，洗洗，煮了一锅，因为没有油（那时的油对于我们家来说是奢侈品），煮出一屋子“黄婆”味。
父亲回家了，用不着揭锅，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回避了我们的目光，在空荡荡的屋里转了一圈，连黄婆芥菜也不吃，挑起壅桶就出门去了。倒是住了我们正屋的亮哥追了出去，他的手里抓了一把番薯条。父亲不肯要，只听见亮哥说：“挑大粪呢，空着肚子哪里挑得动！”
父亲进了屋，仍旧不敢接触我们的目光，只将番薯条放在凳子上，走了。
我家六弟原本白白胖胖，人见人爱。自从陷入缺粮的恐慌后，他就以惊人的速度瘦下去，圆脸变成刀条脸，饿痨痨的大眼睛像两盏小灯笼，屁股一抓一把皮，谁都可以抓着这把皮把他倒提起来。
那年暑假，喂养六弟的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我做好了全家人吃的一大锅糠菜薄粥，舀了一碗先喂他。六弟等不得粥凉，急急地看着粥碗直哭嚷。我舀了一勺倒在他嘴里，他连舌头都没搅一下就吞下去了，荧荧饿眼直盯着碗勺。我怕他烫着，用嘴唇碰了碰勺沿，他抗议般地一仰身子朝后倒了下去。他坐在一条长凳上，这一仰就咚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后脑砸起了鸭蛋大的包。我抱他起来，一勺粥就止住了哭。接着又是喂粥，动作稍慢一点，他又仰头倒了下去，一点也不接受后脑疼痛的教训。我只得一勺接一勺以最快的速度往他嘴里填粥，烫得他嘴唇起泡舌头脱皮，都不吭一声。
后来我考取了一所机械工业学校。那是个中等专业学校，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的。按规定，户粮关系一律迁入学校。接到录取通知书，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今后，我可以无忧无虑地吃三年商品粮了。
可是去迁户粮关系时，和我父亲有隙的村支书阴着个脸说：
“谁批准你去考什么学校的啦？”
又是父亲惹下祸了。前不久，村里数十人联名状告村支书贪污粮食，胡搞女人，而且数字都不少。这其实是个公开的秘密，那些女人也承认是饿急了，更怕支书克扣粮食。上头派员来调查，来人都是讲普通话的，他们在田头拉住农民问东问西，可是农民们听不懂，就推了我父亲出来，父亲老老实实地当了一回“翻译”后来，倒霉的不是村支书，而是告状的群众和当“翻译”的父亲。
为了让我能读上中专，我们一家去据理力争，母亲还托人说情，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开学已经五十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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