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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沿以为常事矣”。在这种情况下，官商地主实际是控制了工商业经济的。
但是中华军的到来，冲击打破了这些老一套的工商业次序，没有了官府的保护，官商勾结的以徽商为主的盐商、山西晋商等商帮在江南的势力遭到了重大打击。他们没有了官府的保护，根本无法和中华公司在公平买卖的基础上进行实力竞争。
同样，在中华军占领的江南城市中，原先胥吏官绅对商人敲诈勒索现象，随着官府官兵的逃亡，立刻消失了。嘉靖后期以后因为吏治的日益败坏，两京大小衙门纷纷以“和买”为名，挨家挨户敲诈各行商户，即使是那些没有采购权的衙门，也千方百计派皂隶到市场上以半价搜罗货物、甚至以原价十倍以上的金额进行讹诈。
尹峰在南京考察期间，虽然时间不长，却也听说了应天府从差人、门吏、书办等开始，每个衙门中人常常要对商户们百般刁难，各出票令皂隶买物，其价却常常只给一半。如扇子值二钱者只给一钱，如此等等，被定为“和买”的铺户有因此破产的。
南京皂隶俱是积年老吏，给商人的票上标出“至本衙交纳”，等商人第一次来送货，就言其不好，打上十大板踢出衙门。皂隶持票沿门索取，一家得银，复至一家。南京大小九卿衙门堂属几二百馀员，几乎个个都是敲诈勒索的好手。而这种情况已经成为路人皆知的风气，所以商户们宁肯干脆直接向这些胥吏奉足贿赂，也不愿意在“和买”的幌子下遭受其勒索之苦。
尤其是当时官府对商户的敲诈是“一家得银，复至一家”，公开进行的。中华军占领南京后，赶走了南京大大小小的官员，从台湾派来了自己的官吏，剥夺了几乎所有胥吏皂隶的权力。中华公司的政治制度实际也是中国式至上而下的，但是职权分明、结构层次简单有效，各级官吏出自政治学院，被灌输了军事化的纪律和廉直观念，学习了数字化精确概念，并且有着直接向尹峰负责的商情部等监督部门，极少贪污现象。
而且中华公司毕竟是商人集团起家，非常推崇公平买卖的观点，基本不存在以权力入股的现象。当然，中华军是公司最大的后台，但是中华军宣传的军国民一体精神，和军队集中统一的纪律和体制，决定了军人很少有机会欺凌百姓。
南京城的大多数商户和小民对此拍手称快，很多老百姓就此希望中华军不要走了。
当然，也有不晓世事的书生来闹事。他们有人来到南京，在大街上骂“贼”，或者是要面见尹峰劝说他归降朝廷。做这种无聊事的人中，就有理学大家刘宗周、松江华亭（今属上海松江）人夏允彝。
刘宗周其人，尹峰是知道的，因为海禁之前这家伙就写文章攻击中华公司败坏人心，朝廷邸报都有转载。尹峰也见到了夏允彝的名帖，越看越觉得这名字很熟悉，半天才想起来：这不就是抗清少年英雄夏完淳之父吗？
夏允彝字彝仲，号瑗公，此时还是在老家耕读传家的士子。他敏锐地发现，中华军在争取人心方面很有一套。他并没有为此探讨官府施政的弊病，而是本能地认为这是中华公司收买人心之举，因此他决定要来南京与海寇理论一番。
刘宗周今年39岁，在儒林已经大有名气，因为和东林党来往密切，因而在朝廷党争中失败去职归乡。他本能地发现，中华军那一套“开海裕国，通商利民”的主张，以及重武轻文的举动，和他提倡的“存天理，遏人欲”，救世要靠正人心这些理论格格不入。
因此刘宗周不顾家人劝阻，也来到南京，企图劝说海寇能够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因此他和夏允彝走到了一路，一齐来到应天府衙门前要求见尹峰。他们两人身后，还跟着几名冒死相随的刘宗周弟子。
而此刻的尹峰，正在为朝廷僵硬不妥协的态度苦恼。
曾棋、曾山、徐鸿基等人也是为如何能够和朝廷谈和而苦恼。中华军虽然强大，但是兵力不足，要想一口气吞下整个明朝，眼下还是不可能做到的。可是，朝廷现在的态度确实使尹峰有点骑虎难下之感。
尹峰身边还有尤文辉和葡萄牙传教士陆若汉伴随，他们对于这种局面，只能作为旁观者了。
现在，传教士们正在陪同尹峰接待南京城内的一些西洋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徒。
相沿以为常事矣”。在这种情况下，官商地主实际是控制了工商业经济的。
但是中华军的到来，冲击打破了这些老一套的工商业次序，没有了官府的保护，官商勾结的以徽商为主的盐商、山西晋商等商帮在江南的势力遭到了重大打击。他们没有了官府的保护，根本无法和中华公司在公平买卖的基础上进行实力竞争。
同样，在中华军占领的江南城市中，原先胥吏官绅对商人敲诈勒索现象，随着官府官兵的逃亡，立刻消失了。嘉靖后期以后因为吏治的日益败坏，两京大小衙门纷纷以“和买”为名，挨家挨户敲诈各行商户，即使是那些没有采购权的衙门，也千方百计派皂隶到市场上以半价搜罗货物、甚至以原价十倍以上的金额进行讹诈。
尹峰在南京考察期间，虽然时间不长，却也听说了应天府从差人、门吏、书办等开始，每个衙门中人常常要对商户们百般刁难，各出票令皂隶买物，其价却常常只给一半。如扇子值二钱者只给一钱，如此等等，被定为“和买”的铺户有因此破产的。
南京皂隶俱是积年老吏，给商人的票上标出“至本衙交纳”，等商人第一次来送货，就言其不好，打上十大板踢出衙门。皂隶持票沿门索取，一家得银，复至一家。南京大小九卿衙门堂属几二百馀员，几乎个个都是敲诈勒索的好手。而这种情况已经成为路人皆知的风气，所以商户们宁肯干脆直接向这些胥吏奉足贿赂，也不愿意在“和买”的幌子下遭受其勒索之苦。
尤其是当时官府对商户的敲诈是“一家得银，复至一家”，公开进行的。中华军占领南京后，赶走了南京大大小小的官员，从台湾派来了自己的官吏，剥夺了几乎所有胥吏皂隶的权力。中华公司的政治制度实际也是中国式至上而下的，但是职权分明、结构层次简单有效，各级官吏出自政治学院，被灌输了军事化的纪律和廉直观念，学习了数字化精确概念，并且有着直接向尹峰负责的商情部等监督部门，极少贪污现象。
而且中华公司毕竟是商人集团起家，非常推崇公平买卖的观点，基本不存在以权力入股的现象。当然，中华军是公司最大的后台，但是中华军宣传的军国民一体精神，和军队集中统一的纪律和体制，决定了军人很少有机会欺凌百姓。
南京城的大多数商户和小民对此拍手称快，很多老百姓就此希望中华军不要走了。
当然，也有不晓世事的书生来闹事。他们有人来到南京，在大街上骂“贼”，或者是要面见尹峰劝说他归降朝廷。做这种无聊事的人中，就有理学大家刘宗周、松江华亭（今属上海松江）人夏允彝。
刘宗周其人，尹峰是知道的，因为海禁之前这家伙就写文章攻击中华公司败坏人心，朝廷邸报都有转载。尹峰也见到了夏允彝的名帖，越看越觉得这名字很熟悉，半天才想起来：这不就是抗清少年英雄夏完淳之父吗？
夏允彝字彝仲，号瑗公，此时还是在老家耕读传家的士子。他敏锐地发现，中华军在争取人心方面很有一套。他并没有为此探讨官府施政的弊病，而是本能地认为这是中华公司收买人心之举，因此他决定要来南京与海寇理论一番。
刘宗周今年39岁，在儒林已经大有名气，因为和东林党来往密切，因而在朝廷党争中失败去职归乡。他本能地发现，中华军那一套“开海裕国，通商利民”的主张，以及重武轻文的举动，和他提倡的“存天理，遏人欲”，救世要靠正人心这些理论格格不入。
因此刘宗周不顾家人劝阻，也来到南京，企图劝说海寇能够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因此他和夏允彝走到了一路，一齐来到应天府衙门前要求见尹峰。他们两人身后，还跟着几名冒死相随的刘宗周弟子。
而此刻的尹峰，正在为朝廷僵硬不妥协的态度苦恼。
曾棋、曾山、徐鸿基等人也是为如何能够和朝廷谈和而苦恼。中华军虽然强大，但是兵力不足，要想一口气吞下整个明朝，眼下还是不可能做到的。可是，朝廷现在的态度确实使尹峰有点骑虎难下之感。
尹峰身边还有尤文辉和葡萄牙传教士陆若汉伴随，他们对于这种局面，只能作为旁观者了。
现在，传教士们正在陪同尹峰接待南京城内的一些西洋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