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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征税,必须首先征得国民同意,而要征得同意,须首先说明征税目的,说明是否代表国民利益。于是,“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等问题便在国王与国民的讨论、争辩中逐渐明朗,并形成了一定的概念和理论。但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明朝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皇帝如此,官员如此,臣民也如此。所以,不仅臣民不会质疑征税的合理性,质询他们在其中应享有什么权利等等,即使是那些抨击“苛政猛于虎”、为臣民鸣不平、甚至为民请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官员,也不会认为这里存在什么问题。
尹峰觉得和刘宗周这样的人讨论政治和经济、国家和人民权利等问题,完全是鸡同鸭讲,根本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也不想就此对这个书呆子动手,成全他沽名卖直的意愿。尹峰直截了当地说:“我等台湾商民既然能够打下南京,也能打下北京,夺取天下也不在话下。顾念朝廷立国200余年,天下大乱百姓遭殃,所以才想着要与朝廷谈和。如你们一味强硬,逼我等走上绝路,到时玉石俱焚,我可就顾不得了。刘先生,你在我处无需多说,你去对沿海百万渔民去说、去和我台湾百万军民去说,看他们能否听你的劝说,自觉自愿放下武器投降朝廷。你觉得这可能吗?”
刘宗周等明未儒生,最大本事就是在空泛虚无的“格致”“人心”等理论中钻牛角尖,一旦遇上需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就束手无措了。所谓“平时束手谈心性”,到紧急关头就“一死报君王”,对于解决具体事务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东西。
尹峰连夏允彝的话也不想听了,挥手让亲卫把两人赶走。经过刘宗周的对话,和这些天在江南的考察研究,尹峰对此时的文士阶层有了新的认识。
确实,如同曾棋所说,不去理会他们就行了。无论如何,想要让这些文人说中华公司好话,认同中华公司的统治,比较难。但是,是否一定要依靠他们才能治理江南呢,未必。曾棋说:“不去理会他们,就是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只要我们在武力文治上皆能体现出能力,这些文人会来依靠我们的!”
曾棋从台湾带来数十名自己的学生、百余名政治学院实习生,要掌管江南几十个州县的政务,完全是不够用的。因此,中华军以南京镇守府的名义,公开招募官吏。出乎曾棋和尹峰的预料,居然有不少的读书人主动出来应募,想要在中华公司的统治下过过官瘾。虽然中华军事先贴出的布告中,透露了镇守府官吏需要严格遵守的法令,但是大批的读书人依然是蜂拥而至。也有人想走捷径,前来南京尹峰老营,请求尹峰接见的文士名帖每日都能堆成小山。
这样一来,江南控制区需要的管理人员缺乏问题,多少算是顺利解决了。这些本地招募的文官,在台湾来的行政管理人员监督管理下,总算把南京镇守府的行政机构运转起来了。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尹峰对于想办法争取文士阶层支持中华公司统治,已经是毫无兴趣:只要中华军武力够强,文士儒士自然会来报效,只要给他们能够当官的希望,他们是无所谓统治者是谁的。当然,象刘宗周这样讲节气的文士有不少,但是科举制度下训练出来的文士阶层,除了少数无师自通的天才人物,他们对于需要实务经验的起义反抗大业根本就不会做,或者说,这时期的文人对于凡是需要操作实际事务的事情,基本是不精通的,担心他们能给中华军的统治制造麻烦,纯属自寻烦恼。需要担心的是,这些文士阶层会在中华公司和朝廷的和谈中制造麻烦。
因此,除了在政治军事上继续打击朝廷,尹峰认为已经没有别的办法,能够逼朝廷与自己和谈了。
攻打安庆是进一步中华军军事行动的开始。实际上这时已是冬季,海面上风向已经转变,台湾的后勤补给已经很难运来。南线参加军事行动的部队人数实际上比开战时还减少了,因为李星第三师的一个营、吕宋台湾的土著部队都已经调回台湾,准备去吕宋镇压当地的土著与倭人的联合叛乱。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华军还是发起了攻击,一举攻占了安庆。中华军在南京城开办了兵工厂,充分利用城里原先的匠户人才,在南京城生产军火。同时,中华军还镇压了苏州、松江等地的“打行”等黑社会,在本地农民种征召了一支庄丁队,人数还不少,已经有四五千人了。
对于中华军统治区的情况,由于商人的来往,官军朝廷方面也是知道了很多。
但是南京经略张鹤鸣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南方部队正在不断被抽调北上,去应付中华军北线的进攻。而面对中华军在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的小规模攻击,张鹤鸣、熊廷弼等人也是无力应对,节节败退。这时,还发生了川、赣等地民众骚乱暴动的事,本来用来收复南京的军队不得不分兵去镇压。于是,江南一带的朝廷官员、军官等,一致倾向于招抚中华军。
他们联名向朝廷请求招抚,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对于中华军,打是打不过的,而仍由他们占领江南,没过多久恐怕整个江南都将不姓朱了。
这些南方的官僚毕竟是久经政治漩涡的政治人物,不是刘宗周这样的书呆子。
叶向高等江南在乡官绅也纷纷联名上书,要求朝廷招抚。他们有的是因为战争侵害了自家经济利益,有的是因为看到了中华军的威胁。被中华军镇压掉的那些官绅地主,毕竟人数较少,虽然还有不少他们的亲友同乡反对招抚,但是朝廷之中认可招抚的官员渐渐多了起来。
尹峰及时得到了来自北京的情报,决定推泼助澜一下。在万历四十六年的新年第一天,他发布公告:中华军为表示和谈诚意,将从北京、天津卫撤军。
国民征税,必须首先征得国民同意,而要征得同意,须首先说明征税目的,说明是否代表国民利益。于是,“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等问题便在国王与国民的讨论、争辩中逐渐明朗,并形成了一定的概念和理论。但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明朝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皇帝如此,官员如此,臣民也如此。所以,不仅臣民不会质疑征税的合理性,质询他们在其中应享有什么权利等等,即使是那些抨击“苛政猛于虎”、为臣民鸣不平、甚至为民请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官员,也不会认为这里存在什么问题。
尹峰觉得和刘宗周这样的人讨论政治和经济、国家和人民权利等问题,完全是鸡同鸭讲,根本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也不想就此对这个书呆子动手,成全他沽名卖直的意愿。尹峰直截了当地说:“我等台湾商民既然能够打下南京,也能打下北京,夺取天下也不在话下。顾念朝廷立国200余年,天下大乱百姓遭殃,所以才想着要与朝廷谈和。如你们一味强硬,逼我等走上绝路,到时玉石俱焚,我可就顾不得了。刘先生,你在我处无需多说,你去对沿海百万渔民去说、去和我台湾百万军民去说,看他们能否听你的劝说,自觉自愿放下武器投降朝廷。你觉得这可能吗?”
刘宗周等明未儒生,最大本事就是在空泛虚无的“格致”“人心”等理论中钻牛角尖,一旦遇上需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就束手无措了。所谓“平时束手谈心性”,到紧急关头就“一死报君王”,对于解决具体事务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东西。
尹峰连夏允彝的话也不想听了,挥手让亲卫把两人赶走。经过刘宗周的对话,和这些天在江南的考察研究,尹峰对此时的文士阶层有了新的认识。
确实,如同曾棋所说,不去理会他们就行了。无论如何,想要让这些文人说中华公司好话,认同中华公司的统治,比较难。但是,是否一定要依靠他们才能治理江南呢,未必。曾棋说:“不去理会他们,就是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只要我们在武力文治上皆能体现出能力,这些文人会来依靠我们的!”
曾棋从台湾带来数十名自己的学生、百余名政治学院实习生,要掌管江南几十个州县的政务,完全是不够用的。因此,中华军以南京镇守府的名义,公开招募官吏。出乎曾棋和尹峰的预料,居然有不少的读书人主动出来应募,想要在中华公司的统治下过过官瘾。虽然中华军事先贴出的布告中,透露了镇守府官吏需要严格遵守的法令,但是大批的读书人依然是蜂拥而至。也有人想走捷径,前来南京尹峰老营,请求尹峰接见的文士名帖每日都能堆成小山。
这样一来,江南控制区需要的管理人员缺乏问题,多少算是顺利解决了。这些本地招募的文官,在台湾来的行政管理人员监督管理下,总算把南京镇守府的行政机构运转起来了。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尹峰对于想办法争取文士阶层支持中华公司统治,已经是毫无兴趣:只要中华军武力够强,文士儒士自然会来报效,只要给他们能够当官的希望,他们是无所谓统治者是谁的。当然,象刘宗周这样讲节气的文士有不少,但是科举制度下训练出来的文士阶层,除了少数无师自通的天才人物,他们对于需要实务经验的起义反抗大业根本就不会做,或者说,这时期的文人对于凡是需要操作实际事务的事情,基本是不精通的,担心他们能给中华军的统治制造麻烦,纯属自寻烦恼。需要担心的是,这些文士阶层会在中华公司和朝廷的和谈中制造麻烦。
因此,除了在政治军事上继续打击朝廷,尹峰认为已经没有别的办法,能够逼朝廷与自己和谈了。
攻打安庆是进一步中华军军事行动的开始。实际上这时已是冬季,海面上风向已经转变,台湾的后勤补给已经很难运来。南线参加军事行动的部队人数实际上比开战时还减少了,因为李星第三师的一个营、吕宋台湾的土著部队都已经调回台湾,准备去吕宋镇压当地的土著与倭人的联合叛乱。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华军还是发起了攻击,一举攻占了安庆。中华军在南京城开办了兵工厂,充分利用城里原先的匠户人才,在南京城生产军火。同时,中华军还镇压了苏州、松江等地的“打行”等黑社会,在本地农民种征召了一支庄丁队,人数还不少,已经有四五千人了。
对于中华军统治区的情况,由于商人的来往,官军朝廷方面也是知道了很多。
但是南京经略张鹤鸣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南方部队正在不断被抽调北上,去应付中华军北线的进攻。而面对中华军在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的小规模攻击,张鹤鸣、熊廷弼等人也是无力应对,节节败退。这时,还发生了川、赣等地民众骚乱暴动的事,本来用来收复南京的军队不得不分兵去镇压。于是,江南一带的朝廷官员、军官等,一致倾向于招抚中华军。
他们联名向朝廷请求招抚,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对于中华军,打是打不过的,而仍由他们占领江南,没过多久恐怕整个江南都将不姓朱了。
这些南方的官僚毕竟是久经政治漩涡的政治人物,不是刘宗周这样的书呆子。
叶向高等江南在乡官绅也纷纷联名上书,要求朝廷招抚。他们有的是因为战争侵害了自家经济利益,有的是因为看到了中华军的威胁。被中华军镇压掉的那些官绅地主,毕竟人数较少,虽然还有不少他们的亲友同乡反对招抚,但是朝廷之中认可招抚的官员渐渐多了起来。
尹峰及时得到了来自北京的情报,决定推泼助澜一下。在万历四十六年的新年第一天,他发布公告:中华军为表示和谈诚意,将从北京、天津卫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