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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谈起杜拉斯，人们首先会想到她的脍炙人口的《情人》，而对《副领事》恐怕充其量也就是知其名了。然而，杜拉斯本人对《副领事》却这样评说：“此前，我曾写过一些书，但都被我抛弃了。我甚至忘了书名。《副领事》则不一样，我从未放弃过，我至今仍经常想到它”，“这部书是我生命中的第一部”。法国著名学者米雷尔-卡勒一格鲁贝尔在他的一篇题为《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关于（情人忧）的文章中，除了《情人》外，提及次数最多的就是《副领事》，并以《情人》和《副领事》的对比结束他的文章。法国历史学家兼记者劳拉-阿德莱尔是惟—一位得到杜拉斯许可为她写传的人，传记出版引起轰动后，《今日法国》杂志采访了他，当问及以爱情为标志，被癫狂和孤独觊觎的女性人物是否比男性更能反映杜拉斯的世界的时候，他这样回答：是这样，绝对是这样。女性在杜拉斯的小说里占有主要的位置，她的小说的浑然一体是建立在三个主要女性人物身上，即劳儿-V．斯坦首、女乞丐和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然而，这后两位女性正是《副领事》中的主要人物。
由于《副领事》是一部与杜拉斯的其他很多小说都不同的书，我们有必要回眸一瞥她一生的创作过程。杜拉斯的创作过程，大体分为四个时期：（一）从四十年代初至五十年代初为早期，她以现实主义手法开始她的文学生涯，作品主要描写现实生活，情节线索明确，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一书成名。（二）从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她在小说中淡化情节，通过精制的对话直接表现人物的龙心活动，采用多角度叙述，开始形成她新颖独特的杜拉斯式（）的艺术风格，并以这个时期的代表作《琴声如诉》奠定了她在法国文坛上的地位。但是，她这一时期的创作虽具有反传统的手法，可还是迥异于“新小说”那种实验性的创作。（三）从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尤其表现在六十年代），她在“新小说”实验性的艺术上进行了大胆的、激进的探索，对人物、情节的处理更加反传统，更加重视写作问题，运用了很多只能算作“新小说”的艺术手法，为此得到了“新小说”派健将的称号。《副领事》（一九六五）就是这个时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四）从八十年代起，她的艺术风格改以传统的方法为三，有一种明显的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这一点与这一时期的作品（如《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等）多是自传体小说或带有自传性质不无关系。当然，无论是在哪个时期，杜拉斯式（）的艺术风格都始终存在无疑。
《副领事》中主要有三个人物：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秃头疯姑（即女乞丐）和斯特雷泰尔夫人。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到领事这个人物：
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在拉合尔一年半期间，没有一个朋友，从没有人进他的官邸。一天夜里，他朝萨里玛的花园开枪，打死了几个麻风病人，接着站在阳台上大声吼叫起来。由于这件令人头痛的案子，他被调离拉合尔，在加尔各答等待重新安排。对于这件事情，他拒绝解释，连拒绝解释的理由也不愿说明。法国驻加尔各答大使试图从他的童年里寻找答案，得知他在童年时，喜欢寄宿学校的生活，而不是家庭的温暖。在他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后，曾在前后四年的时间里，三次申请离开了巴黎，但不知为什么，又去了哪里。他的父母已经死了。他有神经质。另外，他现在的材料上有“难说”两个字。副领事本人和俱乐部经理闲聊时，只说童年，不提拉合尔。在寄宿学校时，他成绩优异，但因一段劣迹被开除。在等待来印度的日子里，他独自一人关在家里砸灯具。他很小就会弹奏“印度之歌”。在加尔各答，他时常口里吹着“印度之歌”。人人都不愿也不敢接近他，但人人都在打听他在拉合尔的事情，人人都想打听他向俱乐部经理说了些什么。他三十五岁，仍是童男子，由于不知道去爱谁，曾试图自爱。他每天早晨穿过使馆花园，都看见大使夫人在冷冷清清的网球场散步，于是平生第一次被一个女人触发了爱情，为此放弃了去孟买的打算，只求能待在她周围，像别的男人一样，即便要他保持沉默也认了。在使馆的招待会上，众人都厌恶他，他成了众目暖暖的人，恬不知耻的人，道貌岸然的人。招待会最后，他用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结束了他在加尔各答的五个星期的等待。
通过副领事这个人物，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杜拉斯是如何处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
小说的“故事”结束了。副领事给读者留下了什么样的人物形象呢？他棕色的头发，瘦瘦高高的个子，说话嘘声浓重，恐怕就只有这几点说得明明白白，因为，杜拉斯在这部小说里，放弃了对人物的塑造，她在此大胆地运用了“新小说”的原则。按照“新小说”理论，传统小说中，那种具有“逼真感”的人物形象，实则都是假象，最终只能把读者引入歧途。所以，我们不可能想象到一个完完整整、清清楚楚的副领事的形象。副领事的形象，只是他的某些特征加上可以洞悉。心灵的片言只语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组合。副领事的目光是作者提到最多的，他那个目光，无人敢正视，包括大使，实在叫人不舒服，但如何叫人不舒服？读者只能各有各的理解。他的上身微微倾斜，怎么倾斜？读者只能从自己曾经见过的形象去想象。还有他的声音，好像不是他的声音，“那是谁的声音呢？”“新小说”不在乎人物的肖像，外表，甚至人物的性格。副领事曾经是何许人也，现在又是何许人也，在“新小说”里并不重要。“新小说”只希望读者根据人物的某些特征，某些言语，某些动作，依靠读者自己的分析和独立探索，直接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招待会上，副领事向夏尔-罗塞特抒发了一番对大使夫人的迷爱，简直要“为其倾魂”，对话如下：
“你认为……是这样吗？”
“什么？”
简单的一句反问，反映出了副领事的内心活动，他又已沉湎于对大使夫人的幻想之中。这时，“副领事的笑是无声的，连续的”：把一个表面在维持着一种形象和礼节，内心正在想入非非的神经质式的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
小说的“故事”结束了，谜团仍然存在那里。副领事为什么开枪杀人？为什么吼叫？为什么拒绝解释？他曾经三次离开巴黎因为什么？等等。在传统小说中，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要向读者交待清楚的，然而，在新小说中，这些已不重要。传统小说向来注重故事情节，强调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有头有尾。然而，“新小说”认为，传统小说反映的世界不是现实中人们经历的世界，... -->>
在我国，谈起杜拉斯，人们首先会想到她的脍炙人口的《情人》，而对《副领事》恐怕充其量也就是知其名了。然而，杜拉斯本人对《副领事》却这样评说：“此前，我曾写过一些书，但都被我抛弃了。我甚至忘了书名。《副领事》则不一样，我从未放弃过，我至今仍经常想到它”，“这部书是我生命中的第一部”。法国著名学者米雷尔-卡勒一格鲁贝尔在他的一篇题为《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关于（情人忧）的文章中，除了《情人》外，提及次数最多的就是《副领事》，并以《情人》和《副领事》的对比结束他的文章。法国历史学家兼记者劳拉-阿德莱尔是惟—一位得到杜拉斯许可为她写传的人，传记出版引起轰动后，《今日法国》杂志采访了他，当问及以爱情为标志，被癫狂和孤独觊觎的女性人物是否比男性更能反映杜拉斯的世界的时候，他这样回答：是这样，绝对是这样。女性在杜拉斯的小说里占有主要的位置，她的小说的浑然一体是建立在三个主要女性人物身上，即劳儿-V．斯坦首、女乞丐和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然而，这后两位女性正是《副领事》中的主要人物。
由于《副领事》是一部与杜拉斯的其他很多小说都不同的书，我们有必要回眸一瞥她一生的创作过程。杜拉斯的创作过程，大体分为四个时期：（一）从四十年代初至五十年代初为早期，她以现实主义手法开始她的文学生涯，作品主要描写现实生活，情节线索明确，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一书成名。（二）从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她在小说中淡化情节，通过精制的对话直接表现人物的龙心活动，采用多角度叙述，开始形成她新颖独特的杜拉斯式（）的艺术风格，并以这个时期的代表作《琴声如诉》奠定了她在法国文坛上的地位。但是，她这一时期的创作虽具有反传统的手法，可还是迥异于“新小说”那种实验性的创作。（三）从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尤其表现在六十年代），她在“新小说”实验性的艺术上进行了大胆的、激进的探索，对人物、情节的处理更加反传统，更加重视写作问题，运用了很多只能算作“新小说”的艺术手法，为此得到了“新小说”派健将的称号。《副领事》（一九六五）就是这个时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四）从八十年代起，她的艺术风格改以传统的方法为三，有一种明显的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这一点与这一时期的作品（如《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等）多是自传体小说或带有自传性质不无关系。当然，无论是在哪个时期，杜拉斯式（）的艺术风格都始终存在无疑。
《副领事》中主要有三个人物：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秃头疯姑（即女乞丐）和斯特雷泰尔夫人。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到领事这个人物：
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在拉合尔一年半期间，没有一个朋友，从没有人进他的官邸。一天夜里，他朝萨里玛的花园开枪，打死了几个麻风病人，接着站在阳台上大声吼叫起来。由于这件令人头痛的案子，他被调离拉合尔，在加尔各答等待重新安排。对于这件事情，他拒绝解释，连拒绝解释的理由也不愿说明。法国驻加尔各答大使试图从他的童年里寻找答案，得知他在童年时，喜欢寄宿学校的生活，而不是家庭的温暖。在他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后，曾在前后四年的时间里，三次申请离开了巴黎，但不知为什么，又去了哪里。他的父母已经死了。他有神经质。另外，他现在的材料上有“难说”两个字。副领事本人和俱乐部经理闲聊时，只说童年，不提拉合尔。在寄宿学校时，他成绩优异，但因一段劣迹被开除。在等待来印度的日子里，他独自一人关在家里砸灯具。他很小就会弹奏“印度之歌”。在加尔各答，他时常口里吹着“印度之歌”。人人都不愿也不敢接近他，但人人都在打听他在拉合尔的事情，人人都想打听他向俱乐部经理说了些什么。他三十五岁，仍是童男子，由于不知道去爱谁，曾试图自爱。他每天早晨穿过使馆花园，都看见大使夫人在冷冷清清的网球场散步，于是平生第一次被一个女人触发了爱情，为此放弃了去孟买的打算，只求能待在她周围，像别的男人一样，即便要他保持沉默也认了。在使馆的招待会上，众人都厌恶他，他成了众目暖暖的人，恬不知耻的人，道貌岸然的人。招待会最后，他用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结束了他在加尔各答的五个星期的等待。
通过副领事这个人物，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杜拉斯是如何处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
小说的“故事”结束了。副领事给读者留下了什么样的人物形象呢？他棕色的头发，瘦瘦高高的个子，说话嘘声浓重，恐怕就只有这几点说得明明白白，因为，杜拉斯在这部小说里，放弃了对人物的塑造，她在此大胆地运用了“新小说”的原则。按照“新小说”理论，传统小说中，那种具有“逼真感”的人物形象，实则都是假象，最终只能把读者引入歧途。所以，我们不可能想象到一个完完整整、清清楚楚的副领事的形象。副领事的形象，只是他的某些特征加上可以洞悉。心灵的片言只语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组合。副领事的目光是作者提到最多的，他那个目光，无人敢正视，包括大使，实在叫人不舒服，但如何叫人不舒服？读者只能各有各的理解。他的上身微微倾斜，怎么倾斜？读者只能从自己曾经见过的形象去想象。还有他的声音，好像不是他的声音，“那是谁的声音呢？”“新小说”不在乎人物的肖像，外表，甚至人物的性格。副领事曾经是何许人也，现在又是何许人也，在“新小说”里并不重要。“新小说”只希望读者根据人物的某些特征，某些言语，某些动作，依靠读者自己的分析和独立探索，直接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招待会上，副领事向夏尔-罗塞特抒发了一番对大使夫人的迷爱，简直要“为其倾魂”，对话如下：
“你认为……是这样吗？”
“什么？”
简单的一句反问，反映出了副领事的内心活动，他又已沉湎于对大使夫人的幻想之中。这时，“副领事的笑是无声的，连续的”：把一个表面在维持着一种形象和礼节，内心正在想入非非的神经质式的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
小说的“故事”结束了，谜团仍然存在那里。副领事为什么开枪杀人？为什么吼叫？为什么拒绝解释？他曾经三次离开巴黎因为什么？等等。在传统小说中，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要向读者交待清楚的，然而，在新小说中，这些已不重要。传统小说向来注重故事情节，强调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有头有尾。然而，“新小说”认为，传统小说反映的世界不是现实中人们经历的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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