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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有多大，岂止勾销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甚至要千夫所指、万人痛骂，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汪兆铭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还是毅然决然的作出了选择：“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战局的形势有三种看法。
一是快胜论，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可以在“三个月内解决支那问题”。二是持久战论，认为中国国土辽阔，战场的纵深太大，日军只能占据一些军事据点，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个中国。中国政府如果坚持不降，中日战争将成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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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则是外国干涉论，认为中日战争将导致第三国的武装干涉，日本会在外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被迫退出中国。
随着战局的发展，证明“快胜论”的预言是错误的，但外国也没有积极干预中日战争，所以“持久战”的预言成为现实。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战，持久战拖得越久，对人口资源丰富的中国就越有利，日本将在消耗战中拖垮。
到198年底，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增至4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税收加重，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尽快解决战争的呼声。
在198年初，日本还寄希望于用高压手段迫降中国政府，198年1月16日近卫首相发表了《不以**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
198年10月，日军本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中国**政府也迁都重庆，使日本通过武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
此后，日本政府内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198年11月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公开发表和谈言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198年1月6日，陆军省参谋部公布《198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决定今后的对华总方针：“以攻占汉口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
因为华联目前军力强盛，日军奈何不得，只能退而求其次，想要先行解决**政府的问题，再来用人口和资源优势，压垮华联。
对华总方针还规定军事上“以不扩大占领区”为宗旨，确定新黄河、合肥、芜湖一线以东的占领区为治安地区，以西为作战地区。在不扩大占领区的原则下，对**党军实施有限的局部进攻，同时加强航空作战，轰炸重庆**政府大后方及中国国际补给线，打击中国的抗日意志，促使**政府崩溃。
198年底以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
198年11月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战争。199年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公开表示说∶“姜瑞元将军与其领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准备与之进行中止敌对行动的谈判”。
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和放出和平的气球，这正好与汪兆铭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党内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
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
在此情况下，汪兆铭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不过姜瑞元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兆铭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
身为党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姜瑞元，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兆铭的“和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8年11月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只要**政府更变人事组织，日本就可以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日本所说的“更变人事组织”，就是指姜瑞元下野。
11月16日，汪兆铭和姜瑞元一同吃饭时，劝对方下野以促成中日和谈。他在饭局中温声劝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党的责任，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b></b>
想做一代英主的姜瑞元，自是无法答应这种条件，他板着脸反问：“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两人进行了激烈地争辩，最后姜瑞元还是不肯答应：“说什么都是一样，我们不必再争论了。我已经困了，要睡觉去了”。
于是他将汪兆铭一个人弃置不顾，自己回去睡觉了，这也促使汪兆铭最后下定离开重庆的决心。
汪兆铭和平计划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得到云南政府主席“云南王”龙云的支持。他派妻子陈璧君找龙云秘密商谈和平计划，龙云对姜瑞元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质，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
龙云对陈璧君下了承诺：“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姜瑞元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红门和冯焕章等少数赤化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有了龙云支持和平运动的许诺，下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是否承诺宽大的和平条件。198年11月1日，汪兆铭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日本派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最后谈判，双方经过8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
这个协议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红门，因为双方约定在内蒙建立防红区，并且同意日本在那里驻兵，以应对来自苏俄的威胁。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军方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战略。日本军方感到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最好的消除中国威胁方法就是把中国分为数个国家“分而治之”。
日军先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又于197年1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198年4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要不是被华军收复了南京，现在这个为政府还可能继续存在着。
日方本来计划汪兆铭出面建立一个局限于云南两广的地方政府，而汪精卫坚持必须撤销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兆铭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中国。由于他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日方最后让步同意汪兆铭的新政府统一领导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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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代价有多大，岂止勾销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甚至要千夫所指、万人痛骂，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汪兆铭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还是毅然决然的作出了选择：“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战局的形势有三种看法。
一是快胜论，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可以在“三个月内解决支那问题”。二是持久战论，认为中国国土辽阔，战场的纵深太大，日军只能占据一些军事据点，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个中国。中国政府如果坚持不降，中日战争将成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
<b></b>
三则是外国干涉论，认为中日战争将导致第三国的武装干涉，日本会在外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被迫退出中国。
随着战局的发展，证明“快胜论”的预言是错误的，但外国也没有积极干预中日战争，所以“持久战”的预言成为现实。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战，持久战拖得越久，对人口资源丰富的中国就越有利，日本将在消耗战中拖垮。
到198年底，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增至4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税收加重，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尽快解决战争的呼声。
在198年初，日本还寄希望于用高压手段迫降中国政府，198年1月16日近卫首相发表了《不以**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
198年10月，日军本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中国**政府也迁都重庆，使日本通过武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
此后，日本政府内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198年11月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公开发表和谈言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198年1月6日，陆军省参谋部公布《198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决定今后的对华总方针：“以攻占汉口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
因为华联目前军力强盛，日军奈何不得，只能退而求其次，想要先行解决**政府的问题，再来用人口和资源优势，压垮华联。
对华总方针还规定军事上“以不扩大占领区”为宗旨，确定新黄河、合肥、芜湖一线以东的占领区为治安地区，以西为作战地区。在不扩大占领区的原则下，对**党军实施有限的局部进攻，同时加强航空作战，轰炸重庆**政府大后方及中国国际补给线，打击中国的抗日意志，促使**政府崩溃。
198年底以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
198年11月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战争。199年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公开表示说∶“姜瑞元将军与其领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准备与之进行中止敌对行动的谈判”。
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和放出和平的气球，这正好与汪兆铭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党内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
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
在此情况下，汪兆铭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不过姜瑞元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兆铭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
身为党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姜瑞元，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兆铭的“和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8年11月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只要**政府更变人事组织，日本就可以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日本所说的“更变人事组织”，就是指姜瑞元下野。
11月16日，汪兆铭和姜瑞元一同吃饭时，劝对方下野以促成中日和谈。他在饭局中温声劝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党的责任，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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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做一代英主的姜瑞元，自是无法答应这种条件，他板着脸反问：“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两人进行了激烈地争辩，最后姜瑞元还是不肯答应：“说什么都是一样，我们不必再争论了。我已经困了，要睡觉去了”。
于是他将汪兆铭一个人弃置不顾，自己回去睡觉了，这也促使汪兆铭最后下定离开重庆的决心。
汪兆铭和平计划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得到云南政府主席“云南王”龙云的支持。他派妻子陈璧君找龙云秘密商谈和平计划，龙云对姜瑞元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质，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
龙云对陈璧君下了承诺：“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姜瑞元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红门和冯焕章等少数赤化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有了龙云支持和平运动的许诺，下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是否承诺宽大的和平条件。198年11月1日，汪兆铭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日本派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最后谈判，双方经过8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
这个协议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红门，因为双方约定在内蒙建立防红区，并且同意日本在那里驻兵，以应对来自苏俄的威胁。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军方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战略。日本军方感到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最好的消除中国威胁方法就是把中国分为数个国家“分而治之”。
日军先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又于197年1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198年4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要不是被华军收复了南京，现在这个为政府还可能继续存在着。
日方本来计划汪兆铭出面建立一个局限于云南两广的地方政府，而汪精卫坚持必须撤销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兆铭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中国。由于他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日方最后让步同意汪兆铭的新政府统一领导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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