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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军，汪兆铭主政。二是新建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建立调整国交。
三是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一定的号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四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五是关于**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红的原则下，可允许存在。
日方以《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为原则和汪兆铭进行谈判，但日方的建立政府方针和汪兆铭的建立政府设想相去甚远。和谈也陷入了困境，双方都在关键性的问题上僵持不下。
6月10日，汪兆铭首先与平沼首相会谈，但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第二天与陆军大臣板垣的会谈，是这次谈判的最主要重头戏。板垣先提出陆军不赞成汪兆铭在北京建立政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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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军方背景的板垣态度强硬：“难道除了北京，汪先生没有考虑设法在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权吗？譬如在皇军占领区以外。”
就是这一点，汪兆铭与日本军部有着巨大的分歧。
虽然处于弱势，但汪兆铭不是弱智，他对于这种事情，当然是极力反对：“原来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只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才作出还都南京的决定。”
板垣见汪兆铭态度强硬，便换了一个角度谈论：“华北已经有了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个新政府，不是好办法。”
汪兆铭温和的笑了笑：“我们不说在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说迁都北京。因为北洋军政府时期，原本的首都就在北京，现在的重庆都只是被称为陪都。迁都能使重庆方面产生一种冲击力和向心力，使国内一切爱好和平之国民思和之心凝聚于故都北京。北京和平政府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央政权，目前北平的临时政权应加以撤销，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
板垣听后，无法直接驳斥，只好拿着这个观点来反论：“分治合作是五相会议决定的原则，临时政府经过与汪先生协商可以考虑废除名义，但不能取消其内容及已形成的事实。”
汪兆铭也是不甘就此放弃，他继续据此反论：“阁下的意思似乎与五相会议提出的内政问题交给中国方面的原则有了距离，如果只废除临时这个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要我出来收拾时局实感困难。因为中央政府有名而无实，势必会发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之争。这样的中央政府实在不是我们所设想成立的独立自主政权，如果阁下要坚持，我只有退让或延期组织政府。”
最后板垣作出一些让步，说只要汪兆铭能够说服王克敏、梁鸿志自愿放弃政府，日方也不反对。
日本原指望汪兆铭在日军占领区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日力量。至于在日军占领区之内建立傀儡政府，王克敏、梁鸿志这样的人更加可靠。
平沼内阁对汪兆铭的建立政府计划很不积极，所以汪兆铭这次秘密访日并没有太大收获。他在回国后，曾走访王克敏、梁鸿志，试图说服两人同意放弃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
但王、梁两人均支支吾吾，没有表示出愿意放弃地方政府的意思，这样汪兆铭在日占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又濒临死路。
事情非常不顺，汪兆铭以及参与和谈的一众随行人员，心情都是抑郁。
一直以来，队伍中最为沉默寡言的就是刘申，他的身份本就尴尬，也不愿插手这种容易身败名裂的政治事务。但他还是在这时站了出来：“汪先生，日本不可撤兵，和谈就成了泡影。更何况是要在日本的占领区内建立政府，先生就不怕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刘申这话问得尖锐，但同样也是实在话。作为本次和谈队伍中唯一的民间人士，他只是一个到处兜售“死亡”的军火商人，的确与此事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
但是一年多相处下来，刘申早已被汪兆铭的人品、才学和气度所折服，看到事情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心中也有不忍。
汪兆铭知道刘申的真正身份，虽然不是官身，但作为有着华联深厚政治背景的武器供应商，刘申的背景和实力都让人不敢轻视。汪兆铭温声笑着：“中国现在出了这么多抗战的‘英雄’，流血的却大多是无辜百姓，总有人要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的。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
汪兆铭的学识智慧，都是上上之选，哪里不知道这件事的利害关系？就算真要做汉奸，汪兆铭又能得到什么？
刘申听了之后，垂首不语，他能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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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站在国家和政权的立场上，无论是**党还是华联，都不可能同意并且支持这种“媚日”的举动。和谈就是卖国，这是所有人都认定的一个标杆，站在大后方，自然能够慷慨激昂。
但是站在汪兆铭的立场，站在数亿沦陷区民众的立场，这种冷酷的爱国理念，是否就是正义呢？
日军占领了偌大一个中国，一开始是实行简单粗暴的军事管理，甚至发生过底层士兵和军官的失控，出现了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恶劣行径。
汪兆铭希望成立伪政府，也是为了将日本的“军管”转化成本土文官的“政管”。这样做未必能拯救中国，但是客观事实上，至少能够遏制日军在占领区内对中国百姓的直接迫害，保护了数亿百姓的生存权力。
即使这些百姓不会感恩，甚至内心还会咒骂汪兆铭等人为狗腿子，但他们还是不惜此身。
刘申继续说起：“过去就有人说《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是卖国，我看与其说是卖国，还不如说是送国。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送国却是没有代价的。今日要送国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
汪兆铭听后，宽声一笑：“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
刘申还是为汪兆铭感到惋惜，虽然彼此对爱国的理念不同，但他还是敬服于汪兆铭的胸襟：“不过我对於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
汪兆铭则不以为意的摇了摇脑袋：“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
“唉，汪先生既然主意已定，我也不好再说些什么，就此预祝先生得偿所愿。”摆了摆手，刘申便起身告辞，临出门之前，脸上还满是惋惜的神情。
在这件事情上，刘申也是知情者，华联的所作所为并不光彩。不过这也是无奈，欲成霸业，本就不可能不考虑周详。牺牲别人，始终都是最好的办法，至少到目前而言，情况也还在华联的掌控之中。
与日本政友会的暗中联络也非常顺利，但是在彻底击垮日本陆军的主力之前，这种关系都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政治无论如何变幻莫测，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军事力量上面，拳头够大够硬的人，才有道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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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主军，汪兆铭主政。二是新建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建立调整国交。
三是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一定的号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四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五是关于**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红的原则下，可允许存在。
日方以《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为原则和汪兆铭进行谈判，但日方的建立政府方针和汪兆铭的建立政府设想相去甚远。和谈也陷入了困境，双方都在关键性的问题上僵持不下。
6月10日，汪兆铭首先与平沼首相会谈，但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第二天与陆军大臣板垣的会谈，是这次谈判的最主要重头戏。板垣先提出陆军不赞成汪兆铭在北京建立政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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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军方背景的板垣态度强硬：“难道除了北京，汪先生没有考虑设法在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权吗？譬如在皇军占领区以外。”
就是这一点，汪兆铭与日本军部有着巨大的分歧。
虽然处于弱势，但汪兆铭不是弱智，他对于这种事情，当然是极力反对：“原来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只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才作出还都南京的决定。”
板垣见汪兆铭态度强硬，便换了一个角度谈论：“华北已经有了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个新政府，不是好办法。”
汪兆铭温和的笑了笑：“我们不说在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说迁都北京。因为北洋军政府时期，原本的首都就在北京，现在的重庆都只是被称为陪都。迁都能使重庆方面产生一种冲击力和向心力，使国内一切爱好和平之国民思和之心凝聚于故都北京。北京和平政府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央政权，目前北平的临时政权应加以撤销，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
板垣听后，无法直接驳斥，只好拿着这个观点来反论：“分治合作是五相会议决定的原则，临时政府经过与汪先生协商可以考虑废除名义，但不能取消其内容及已形成的事实。”
汪兆铭也是不甘就此放弃，他继续据此反论：“阁下的意思似乎与五相会议提出的内政问题交给中国方面的原则有了距离，如果只废除临时这个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要我出来收拾时局实感困难。因为中央政府有名而无实，势必会发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之争。这样的中央政府实在不是我们所设想成立的独立自主政权，如果阁下要坚持，我只有退让或延期组织政府。”
最后板垣作出一些让步，说只要汪兆铭能够说服王克敏、梁鸿志自愿放弃政府，日方也不反对。
日本原指望汪兆铭在日军占领区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日力量。至于在日军占领区之内建立傀儡政府，王克敏、梁鸿志这样的人更加可靠。
平沼内阁对汪兆铭的建立政府计划很不积极，所以汪兆铭这次秘密访日并没有太大收获。他在回国后，曾走访王克敏、梁鸿志，试图说服两人同意放弃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
但王、梁两人均支支吾吾，没有表示出愿意放弃地方政府的意思，这样汪兆铭在日占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又濒临死路。
事情非常不顺，汪兆铭以及参与和谈的一众随行人员，心情都是抑郁。
一直以来，队伍中最为沉默寡言的就是刘申，他的身份本就尴尬，也不愿插手这种容易身败名裂的政治事务。但他还是在这时站了出来：“汪先生，日本不可撤兵，和谈就成了泡影。更何况是要在日本的占领区内建立政府，先生就不怕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刘申这话问得尖锐，但同样也是实在话。作为本次和谈队伍中唯一的民间人士，他只是一个到处兜售“死亡”的军火商人，的确与此事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
但是一年多相处下来，刘申早已被汪兆铭的人品、才学和气度所折服，看到事情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心中也有不忍。
汪兆铭知道刘申的真正身份，虽然不是官身，但作为有着华联深厚政治背景的武器供应商，刘申的背景和实力都让人不敢轻视。汪兆铭温声笑着：“中国现在出了这么多抗战的‘英雄’，流血的却大多是无辜百姓，总有人要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的。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
汪兆铭的学识智慧，都是上上之选，哪里不知道这件事的利害关系？就算真要做汉奸，汪兆铭又能得到什么？
刘申听了之后，垂首不语，他能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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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站在国家和政权的立场上，无论是**党还是华联，都不可能同意并且支持这种“媚日”的举动。和谈就是卖国，这是所有人都认定的一个标杆，站在大后方，自然能够慷慨激昂。
但是站在汪兆铭的立场，站在数亿沦陷区民众的立场，这种冷酷的爱国理念，是否就是正义呢？
日军占领了偌大一个中国，一开始是实行简单粗暴的军事管理，甚至发生过底层士兵和军官的失控，出现了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恶劣行径。
汪兆铭希望成立伪政府，也是为了将日本的“军管”转化成本土文官的“政管”。这样做未必能拯救中国，但是客观事实上，至少能够遏制日军在占领区内对中国百姓的直接迫害，保护了数亿百姓的生存权力。
即使这些百姓不会感恩，甚至内心还会咒骂汪兆铭等人为狗腿子，但他们还是不惜此身。
刘申继续说起：“过去就有人说《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是卖国，我看与其说是卖国，还不如说是送国。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送国却是没有代价的。今日要送国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
汪兆铭听后，宽声一笑：“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
刘申还是为汪兆铭感到惋惜，虽然彼此对爱国的理念不同，但他还是敬服于汪兆铭的胸襟：“不过我对於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
汪兆铭则不以为意的摇了摇脑袋：“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
“唉，汪先生既然主意已定，我也不好再说些什么，就此预祝先生得偿所愿。”摆了摆手，刘申便起身告辞，临出门之前，脸上还满是惋惜的神情。
在这件事情上，刘申也是知情者，华联的所作所为并不光彩。不过这也是无奈，欲成霸业，本就不可能不考虑周详。牺牲别人，始终都是最好的办法，至少到目前而言，情况也还在华联的掌控之中。
与日本政友会的暗中联络也非常顺利，但是在彻底击垮日本陆军的主力之前，这种关系都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政治无论如何变幻莫测，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军事力量上面，拳头够大够硬的人，才有道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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