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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却交重税，不是某一地某一时的个别现象。认识到这一点害处的人不少，前些年也曾经由郭咨主持对几个县进行过一次方田，却再没有下文。
方田不只是因为利益关系会遇到地方强大的阻力，还有技术原因，丈量田亩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用皮尺量长度，算面积，对天下耕地进行精确丈量，是后世工业社会才能做到的事，这个时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说大地主的阻挠，就是他们积极配合，也没有合适的手段和足够的人手去做。
清量地亩之所以叫方田，是因为这个年代能够做到的，就是把耕地分成一方一方，粗略地估算出一个数字来，不可能精确。比如郭谘实行的方田法，就是千步一方，立下标志，作为赋税的依据。再精确下去，耕的形状不可能方方正正，计算各种三角形、梯形的面积，根本就没多少人做到。
方田的目的不是朝廷要多收税，实际上每次方田，都是以赋税不变为前提的。查出隐田，耕地面积增加了，则此地的平均税率降低，田税的总额不变。方田的目的实际上是让账簿和实际耕地相符，让朝廷真正掌握一地的农业资源数字，让种地的人按照地多少税赋平均，所以叫均税。
这本册子，如果真能够教会大量的人清量地亩，则方田的阻力会减小很多。没地的人，或者是地少的人，凭什么替别人交税？他们明白了这一点，方田便就有了群众基础。
现在种地的地方，由于种种原因，账簿上的赋税不均，地多的人把负担转嫁到别人身上，地少的本就贫穷，却替别人交着税。这不只是富人对穷人欺压，还因为大量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种的地到底有多少面积。种着一块地，别人说一亩就是一亩，说十亩就是十亩，大字不识，数数不过百，还能自己测出来？
如果农民能够自己算面积了，就会争取自己的利益，方田就容易多了。
这些基本的数学知识不只是对农业有用，各行各业都用得着，数学是科技的基础。
苏颂自己对技术精通，一看就知道这册子的价值。里面的知识并没有多么高深，但胜在成系统，能够让人很容易地学会一些基础知识。这里面的内容也没有超过此时的数学水平，此时的数学家，基本素质超过后世初中生的大有人在，也利于对教材补充推广。
见苏颂态度跟刚才大大不同，杜中宵又递一本册子道：“这一本《会计》，专门讲如何算账的。官府招募吏人，要书算精通，但这种人很是难得。我编了这一本小册子，专门讲计账算账，不只是对衙门的官吏有用，商人也有用，甚至一般人家也用得到。”
不是会基础的数学知识就会算账的，能做数学题但不会算账的大有人在。这里面既有数学方法的问题，也有记账方式的问题，还有必要的查账覆核知识。此时官方使用的是流水账，天下衙门，包括各地税务工场，都有统一格式记账。账目记得清楚，但要算清楚可不容易。
天下账簿都会统一到三司，三司每逢闰年编《会计录》，这就是大宋的经济统计。不过三司的账簿汗牛充栋，除了少数几个天才人物做三司使，账目根本就算不清楚。编出来的《会计录》往往是照抄以前的，根本做不到反映经济的实际情况。
首相陈执中的父亲陈恕为什么被太宗、真宗两个皇帝看重，到现在朝野还念念不忘，认为是最好的三司使？就是因为他强于心算，拿着账目看一遍就能算出来，这种天才可遇不可求。丁谓为什么能够权倾天下？因为他做三司使的时候，能把账算清楚，实实在在编出来一本《会计录》，天下经济情况尽在其心中，不管怎么铺张浪费，他总能够变出钱来。
杜中宵不是天才，没有陈恕那样心算的本事，也没有丁谓那样聪明绝顶又细心肯下苦功，搞清楚账目只好用自己的办法。使用流水账，杜中宵在永城的时候连营田务和公社的账目都搞不清，他的办法是用新的记账方法，每一级都做出详实的统计，上一级只要清算复核就可以了。
复式计账并不复杂，这个年代已经有了雏形，只是不成系统，没有统一规范。这本册子，就是讲的如何记账，如何清算，如何覆核。只要按着这一套程序做，就能够账目清晰，一目了然。当然大到三司小到一州一县，到营田务，甚至各税务场务，如此复杂的系统，错漏在所难免，控制在合理范围就好。
这一套办法，苏颂接任永城知县的时候，管理营田务和永城公社的时候就接触到了，知道其中的好处。现在看见杜中宵总结出来，写成册子，颇有一种拨开云雾的感觉。
以这三本小册子做为教材，建起一些学校，培养必要的人才，营田务基本的业务就包括基中。有了人才，再有必要的制度，才能够健康地发展。
营田务设立的目的，是接加附近几处运河的纤夫。这些人来营田，第一个难处是不会种地，第二个就是文化水平低。不会种地可以教，文化水平低，不能读书认字，教起来就难了。
几个月过去，杜中宵对营田务的建设很不满意，深知其中的难处。要解决问题，按他的习惯就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赚钱，有了钱诸事好办。再一个大兴教育，教育的起点，便是这基本的三个小册子。
营田务需要的不是读书做官的人才，那有州学县学，合适的人到那里上学去。营田务的教育，是以实用为主，要培养有文化的农民，有文化的工匠，有文化的管理人员。学这些的人或许做不了官，但只要学好了，最少可以有饭碗，在营田务里过上像样的生活，做官也只是一种职业而已。
地的却交重税，不是某一地某一时的个别现象。认识到这一点害处的人不少，前些年也曾经由郭咨主持对几个县进行过一次方田，却再没有下文。
方田不只是因为利益关系会遇到地方强大的阻力，还有技术原因，丈量田亩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用皮尺量长度，算面积，对天下耕地进行精确丈量，是后世工业社会才能做到的事，这个时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说大地主的阻挠，就是他们积极配合，也没有合适的手段和足够的人手去做。
清量地亩之所以叫方田，是因为这个年代能够做到的，就是把耕地分成一方一方，粗略地估算出一个数字来，不可能精确。比如郭谘实行的方田法，就是千步一方，立下标志，作为赋税的依据。再精确下去，耕的形状不可能方方正正，计算各种三角形、梯形的面积，根本就没多少人做到。
方田的目的不是朝廷要多收税，实际上每次方田，都是以赋税不变为前提的。查出隐田，耕地面积增加了，则此地的平均税率降低，田税的总额不变。方田的目的实际上是让账簿和实际耕地相符，让朝廷真正掌握一地的农业资源数字，让种地的人按照地多少税赋平均，所以叫均税。
这本册子，如果真能够教会大量的人清量地亩，则方田的阻力会减小很多。没地的人，或者是地少的人，凭什么替别人交税？他们明白了这一点，方田便就有了群众基础。
现在种地的地方，由于种种原因，账簿上的赋税不均，地多的人把负担转嫁到别人身上，地少的本就贫穷，却替别人交着税。这不只是富人对穷人欺压，还因为大量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种的地到底有多少面积。种着一块地，别人说一亩就是一亩，说十亩就是十亩，大字不识，数数不过百，还能自己测出来？
如果农民能够自己算面积了，就会争取自己的利益，方田就容易多了。
这些基本的数学知识不只是对农业有用，各行各业都用得着，数学是科技的基础。
苏颂自己对技术精通，一看就知道这册子的价值。里面的知识并没有多么高深，但胜在成系统，能够让人很容易地学会一些基础知识。这里面的内容也没有超过此时的数学水平，此时的数学家，基本素质超过后世初中生的大有人在，也利于对教材补充推广。
见苏颂态度跟刚才大大不同，杜中宵又递一本册子道：“这一本《会计》，专门讲如何算账的。官府招募吏人，要书算精通，但这种人很是难得。我编了这一本小册子，专门讲计账算账，不只是对衙门的官吏有用，商人也有用，甚至一般人家也用得到。”
不是会基础的数学知识就会算账的，能做数学题但不会算账的大有人在。这里面既有数学方法的问题，也有记账方式的问题，还有必要的查账覆核知识。此时官方使用的是流水账，天下衙门，包括各地税务工场，都有统一格式记账。账目记得清楚，但要算清楚可不容易。
天下账簿都会统一到三司，三司每逢闰年编《会计录》，这就是大宋的经济统计。不过三司的账簿汗牛充栋，除了少数几个天才人物做三司使，账目根本就算不清楚。编出来的《会计录》往往是照抄以前的，根本做不到反映经济的实际情况。
首相陈执中的父亲陈恕为什么被太宗、真宗两个皇帝看重，到现在朝野还念念不忘，认为是最好的三司使？就是因为他强于心算，拿着账目看一遍就能算出来，这种天才可遇不可求。丁谓为什么能够权倾天下？因为他做三司使的时候，能把账算清楚，实实在在编出来一本《会计录》，天下经济情况尽在其心中，不管怎么铺张浪费，他总能够变出钱来。
杜中宵不是天才，没有陈恕那样心算的本事，也没有丁谓那样聪明绝顶又细心肯下苦功，搞清楚账目只好用自己的办法。使用流水账，杜中宵在永城的时候连营田务和公社的账目都搞不清，他的办法是用新的记账方法，每一级都做出详实的统计，上一级只要清算复核就可以了。
复式计账并不复杂，这个年代已经有了雏形，只是不成系统，没有统一规范。这本册子，就是讲的如何记账，如何清算，如何覆核。只要按着这一套程序做，就能够账目清晰，一目了然。当然大到三司小到一州一县，到营田务，甚至各税务场务，如此复杂的系统，错漏在所难免，控制在合理范围就好。
这一套办法，苏颂接任永城知县的时候，管理营田务和永城公社的时候就接触到了，知道其中的好处。现在看见杜中宵总结出来，写成册子，颇有一种拨开云雾的感觉。
以这三本小册子做为教材，建起一些学校，培养必要的人才，营田务基本的业务就包括基中。有了人才，再有必要的制度，才能够健康地发展。
营田务设立的目的，是接加附近几处运河的纤夫。这些人来营田，第一个难处是不会种地，第二个就是文化水平低。不会种地可以教，文化水平低，不能读书认字，教起来就难了。
几个月过去，杜中宵对营田务的建设很不满意，深知其中的难处。要解决问题，按他的习惯就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赚钱，有了钱诸事好办。再一个大兴教育，教育的起点，便是这基本的三个小册子。
营田务需要的不是读书做官的人才，那有州学县学，合适的人到那里上学去。营田务的教育，是以实用为主，要培养有文化的农民，有文化的工匠，有文化的管理人员。学这些的人或许做不了官，但只要学好了，最少可以有饭碗，在营田务里过上像样的生活，做官也只是一种职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