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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默默喝了一会茶,杜中宵道:“除了河曲路军中将领,内翰是第一位愿意听我讲这些废话的。”
王拱辰道:“节帅谦虚。这些话真的是废话?无人听,还是因为节帅不讲。此次我到胜州,临行时圣上交待,前次演武京城禁军大败,一定要找出原因来。特别要听节帅讲一讲,到底怎么回事。节帅有话尽管讲给我听,越细越好,我回京禀明圣上。”
杜中宵点了点头,喝了口茶,想了一会道:“既是如此,那我便讲得细一些。话语粗疏,讲个意思内翰明白就好。如何禀报圣上,内翰斟酌。”
王拱辰道:“节帅尽管请讲。回京禀报,我自会谨慎。”
杜中宵以前不讲这些,在军中布置,也很少讲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他自己水平有限。满脑子的后世的名词概念,偶尔蹦出来两个没有什么,成系体列讲出来,别人就一头雾水。今天好不容易有个愿意听自己讲,水平还足够的,杜中宵愿意讲得多一些。
喝了一会茶,理了思路,杜中宵道:“人生于天地之间,常说是乱世还是治世。所谓乱离人不如太平犬,若不是没有办法,谁不愿意天下太平呢?什么是治世?五谷丰登,家有余粮,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都算是一些表现。最根本来讲,就是天下归心,远人来投。内翰以为,是也不是?”
王拱辰默默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这是个大题目,杜中宵能提起来就不错,王拱辰也不指望他能够讲清楚。只要没有大错,那便讲下去,没必要在这个时候争论。
大宋立国,是太祖陈桥驿黄袍加身,代周而立。不管怎么美化,实际上就是大将篡国,此时的人不提不代表不这样认为。所以宋朝先天存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宋朝很多政策,如把禁军视为天子爪牙,把作战单位定在仅有数百人的营一级,实际废掉了军队的将帅一级,都与此有关。包括枢密院和帅臣用兵却不管军,军政和军令分离,都受到这一点影响。
到了这个时代,面临诸多危机,改革已经成了共识和迫在眉睫的事情。而要进行大规模改革,重新确立政权合法性,是不能回避的。不然很多事情朝臣不敢下手,皇帝不敢放心,互相牵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欧阳修为旗手和核心,开始建立新理论,为宋朝补足缺少的合法性。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是以这个时候的思想变革为基础的。六经注我,祖宗之法不可守,都由新的思想提供根基。
欧阳修首倡的,是继韩愈和柳宗元之后,从理论上刨了天命论的根。皇帝为什么是皇帝?不是因为命中为天子,而是因为能治理好天下。什么代表天命所归?天下大治。以天下的治乱,代替了神密的天命论,作为天命的依据。如果天下大乱,则意味着天命不在,皇帝不配为天子。
以治乱作为政权合法性,回避了太祖篡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大将篡权又怎么样?只要能治理好天下就是天命所归。同时,治乱理论给皇帝套上了一个紧箍咒。一旦发生动乱,合法性就受到质疑,不改朝换代,换个皇帝总是可以的,老赵家人丁兴旺,又不是只有皇帝一个姓赵。极端的表现,就是宋室南渡之后,宋高宗选太子,选了太祖之后。因为靖康惨剧,太宗一系的合法已经没有了,不选太祖之后,局面更加无法收拾。这一点不但是文臣共识,皇室同样认可,南宋换皇帝没什么心理压力。
杜中宵从治乱讲起,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欧阳修的思想开始成熟,在文人中产生影响。杜中宵为什么不抛开欧阳修,提出自己的理论?因为没那个本事。做了十几年官,杜中宵有自知之明,不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情,跳到舞台上让大家看自己的笑话。
至于前世受的教育,学到的理论,别逗,杜中宵能够还有中学水平就不错了。以为凭着中学知识就可以开宗立派,在这些以千年为尺度都是顶尖的人才面前做大师,想得太多。如果这个时代是个舞台,那样做就不是舞台上的正角,而只是小丑。
特别是,杜中宵的时代,文化领域的成绩,与这个时代完全无法相比。用那个时代的理论,来教育这个时代的人们,就跟这个时代的禁军,对着千年之后的人民军队喊他们是铁血强宋一样。
如果把军队和文官群体分开,看作两个体系,他们的功绩,分成文治和武功,那就看得清楚。宋朝的军队先天不足,从立国起,一直到灭亡,除了岳飞等少数几个对外功勋赫赫的将领,这支军队从来没有得到过人民的认可。在民间语境里,军人就是下等人,是被瞧不起的。他们的表现也恰如其分,对外连战连败,把从五代十国手中统一来的土地,用数百年的时间,全部交给了异族。这支军队先天不足,后天又不奋起,所谓武功这个朝代是历史中的笑话,亡国之恨,绝大部分要由他们来承担。
文官群体,是从初立国时的旧官僚和各大将的幕僚发展而来的。太宗朝扩大科举,文人用几十年的时间,彻底淘汰了旧的文官群体,展现了出了新的面貌。与军队对外一无是处相反,宋朝的文官群体对内对外的影响巨大,后人的文化根基,很大一部分由他们奠定。在两宋文人之后,再没有一个文化群体,达到他们的高度。唐宋八大家说的是文章,其实表现的是他们的思想地位。以治乱改掉天命根基,并由此生出一整套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思想理论,这种浩大工程后人再没有做出来。
新中国建立,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军队吊民伐罪,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救民于水火,诞生的新政权。政权的根基是人民军队,文人的贡献,基本可以忽略不提。面对着一千年前,人民军队可以尽情嘲笑这个时代的军队,他们有资格。而一千年后的文人,嘲笑这个时代的文人,那就反过来了。
宋朝的大臣,许多在对面的契丹,有自己的粉丝。宋朝出使契丹,一般会以文坛久负盛名的大臣为使,他们称得上不辱使命,有时候还会遇到自己特别崇拜自己的,比如后来的苏辙。遇到刁难,大多也能够妥善化解,不会辱了国家脸面。比如连中三元的白面书生王曾出使契丹,契丹突然提出比赛射箭,要让这个书生当众出丑。王曾一箭中的,所有人都无话可说。后来的文人,有几个人做到了?出使他国被奉为坐上宾,受到崇高礼遇的,大多是军队出身。
杜中宵前世,文人没有这个自觉。说起文人的地位,就是中国古时候如何如何,说起文人对国家的民族的贡献,就尽情丑化。中国古人的思想,哪怕有那么一两点赞成的,也要加上几个定语,比如这表现了朴素的什么什么,那表现了原始的什么什么,好像自己多么高级。
为什么会这样?那个时代的文人们,扫荡了晚清文人,自诩为新文人。新在哪里?抛弃中国的文化传统,引入洋人的文化。他们特别善于砸碎一个旧世界,却没有表现出建设新世界文化的能力。他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引入洋人知识,而不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新文化。新文化运动,是以建砸碎旧文化和引入洋文化开始的,一直如此,始终如此,没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新文化。
宋朝文官出使,会遇到自己的粉丝,新时代的文人出使,以能见到偶像为荣。甚至即使见不到自己的偶像,能够踏上偶像居住的土地,那也极其的荣耀。新时代的文人们,把中国古代的文化成果,几乎全部加是朴素的、原始的、简陋的之类定语,不是因为他... -->>
两人默默喝了一会茶,杜中宵道:“除了河曲路军中将领,内翰是第一位愿意听我讲这些废话的。”
王拱辰道:“节帅谦虚。这些话真的是废话?无人听,还是因为节帅不讲。此次我到胜州,临行时圣上交待,前次演武京城禁军大败,一定要找出原因来。特别要听节帅讲一讲,到底怎么回事。节帅有话尽管讲给我听,越细越好,我回京禀明圣上。”
杜中宵点了点头,喝了口茶,想了一会道:“既是如此,那我便讲得细一些。话语粗疏,讲个意思内翰明白就好。如何禀报圣上,内翰斟酌。”
王拱辰道:“节帅尽管请讲。回京禀报,我自会谨慎。”
杜中宵以前不讲这些,在军中布置,也很少讲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他自己水平有限。满脑子的后世的名词概念,偶尔蹦出来两个没有什么,成系体列讲出来,别人就一头雾水。今天好不容易有个愿意听自己讲,水平还足够的,杜中宵愿意讲得多一些。
喝了一会茶,理了思路,杜中宵道:“人生于天地之间,常说是乱世还是治世。所谓乱离人不如太平犬,若不是没有办法,谁不愿意天下太平呢?什么是治世?五谷丰登,家有余粮,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都算是一些表现。最根本来讲,就是天下归心,远人来投。内翰以为,是也不是?”
王拱辰默默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这是个大题目,杜中宵能提起来就不错,王拱辰也不指望他能够讲清楚。只要没有大错,那便讲下去,没必要在这个时候争论。
大宋立国,是太祖陈桥驿黄袍加身,代周而立。不管怎么美化,实际上就是大将篡国,此时的人不提不代表不这样认为。所以宋朝先天存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宋朝很多政策,如把禁军视为天子爪牙,把作战单位定在仅有数百人的营一级,实际废掉了军队的将帅一级,都与此有关。包括枢密院和帅臣用兵却不管军,军政和军令分离,都受到这一点影响。
到了这个时代,面临诸多危机,改革已经成了共识和迫在眉睫的事情。而要进行大规模改革,重新确立政权合法性,是不能回避的。不然很多事情朝臣不敢下手,皇帝不敢放心,互相牵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欧阳修为旗手和核心,开始建立新理论,为宋朝补足缺少的合法性。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是以这个时候的思想变革为基础的。六经注我,祖宗之法不可守,都由新的思想提供根基。
欧阳修首倡的,是继韩愈和柳宗元之后,从理论上刨了天命论的根。皇帝为什么是皇帝?不是因为命中为天子,而是因为能治理好天下。什么代表天命所归?天下大治。以天下的治乱,代替了神密的天命论,作为天命的依据。如果天下大乱,则意味着天命不在,皇帝不配为天子。
以治乱作为政权合法性,回避了太祖篡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大将篡权又怎么样?只要能治理好天下就是天命所归。同时,治乱理论给皇帝套上了一个紧箍咒。一旦发生动乱,合法性就受到质疑,不改朝换代,换个皇帝总是可以的,老赵家人丁兴旺,又不是只有皇帝一个姓赵。极端的表现,就是宋室南渡之后,宋高宗选太子,选了太祖之后。因为靖康惨剧,太宗一系的合法已经没有了,不选太祖之后,局面更加无法收拾。这一点不但是文臣共识,皇室同样认可,南宋换皇帝没什么心理压力。
杜中宵从治乱讲起,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欧阳修的思想开始成熟,在文人中产生影响。杜中宵为什么不抛开欧阳修,提出自己的理论?因为没那个本事。做了十几年官,杜中宵有自知之明,不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情,跳到舞台上让大家看自己的笑话。
至于前世受的教育,学到的理论,别逗,杜中宵能够还有中学水平就不错了。以为凭着中学知识就可以开宗立派,在这些以千年为尺度都是顶尖的人才面前做大师,想得太多。如果这个时代是个舞台,那样做就不是舞台上的正角,而只是小丑。
特别是,杜中宵的时代,文化领域的成绩,与这个时代完全无法相比。用那个时代的理论,来教育这个时代的人们,就跟这个时代的禁军,对着千年之后的人民军队喊他们是铁血强宋一样。
如果把军队和文官群体分开,看作两个体系,他们的功绩,分成文治和武功,那就看得清楚。宋朝的军队先天不足,从立国起,一直到灭亡,除了岳飞等少数几个对外功勋赫赫的将领,这支军队从来没有得到过人民的认可。在民间语境里,军人就是下等人,是被瞧不起的。他们的表现也恰如其分,对外连战连败,把从五代十国手中统一来的土地,用数百年的时间,全部交给了异族。这支军队先天不足,后天又不奋起,所谓武功这个朝代是历史中的笑话,亡国之恨,绝大部分要由他们来承担。
文官群体,是从初立国时的旧官僚和各大将的幕僚发展而来的。太宗朝扩大科举,文人用几十年的时间,彻底淘汰了旧的文官群体,展现了出了新的面貌。与军队对外一无是处相反,宋朝的文官群体对内对外的影响巨大,后人的文化根基,很大一部分由他们奠定。在两宋文人之后,再没有一个文化群体,达到他们的高度。唐宋八大家说的是文章,其实表现的是他们的思想地位。以治乱改掉天命根基,并由此生出一整套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思想理论,这种浩大工程后人再没有做出来。
新中国建立,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军队吊民伐罪,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救民于水火,诞生的新政权。政权的根基是人民军队,文人的贡献,基本可以忽略不提。面对着一千年前,人民军队可以尽情嘲笑这个时代的军队,他们有资格。而一千年后的文人,嘲笑这个时代的文人,那就反过来了。
宋朝的大臣,许多在对面的契丹,有自己的粉丝。宋朝出使契丹,一般会以文坛久负盛名的大臣为使,他们称得上不辱使命,有时候还会遇到自己特别崇拜自己的,比如后来的苏辙。遇到刁难,大多也能够妥善化解,不会辱了国家脸面。比如连中三元的白面书生王曾出使契丹,契丹突然提出比赛射箭,要让这个书生当众出丑。王曾一箭中的,所有人都无话可说。后来的文人,有几个人做到了?出使他国被奉为坐上宾,受到崇高礼遇的,大多是军队出身。
杜中宵前世,文人没有这个自觉。说起文人的地位,就是中国古时候如何如何,说起文人对国家的民族的贡献,就尽情丑化。中国古人的思想,哪怕有那么一两点赞成的,也要加上几个定语,比如这表现了朴素的什么什么,那表现了原始的什么什么,好像自己多么高级。
为什么会这样?那个时代的文人们,扫荡了晚清文人,自诩为新文人。新在哪里?抛弃中国的文化传统,引入洋人的文化。他们特别善于砸碎一个旧世界,却没有表现出建设新世界文化的能力。他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引入洋人知识,而不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新文化。新文化运动,是以建砸碎旧文化和引入洋文化开始的,一直如此,始终如此,没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新文化。
宋朝文官出使,会遇到自己的粉丝,新时代的文人出使,以能见到偶像为荣。甚至即使见不到自己的偶像,能够踏上偶像居住的土地,那也极其的荣耀。新时代的文人们,把中国古代的文化成果,几乎全部加是朴素的、原始的、简陋的之类定语,不是因为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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