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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角落。日本在这场危机中陷得也很深,经济政治都会有重大改变,真武如果成功把握机会,就能在日本社会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更为有利。”
“明白了,肖先生这样安排,真武太郎一定非常满意,果然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赵立德甚至有些羡慕真武太郎,在中国人心目中,官员和商人的社会地位相差太远,商而优则仕,这也是赵立德的梦想,真武可真是捞着一个大便宜。
“不用羡慕他。”肖林淡然说道:“我反复说过,日本是中国的生死大敌,早晚必有一场大战,真武打入敌国内部,哪怕他做到日本首相,也只是咱们手中的一颗棋子。”
赵立德悚然而惊,连忙答道:“是,我一定圆满完成肖先生交给的任务。”
对于这种没营养的表忠心,肖林没有理会,自己陷入了深思。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日本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各种思潮都会抬头,不过按照历史的走向,最后胜利的一定是军国主义,日本即将走上向外扩展掠夺的不归路。
这是一股祸水,在真实的历史上对中国的伤害也最大,如果能够对其加以影响,让苏联也来承担一部分压力,中国的苦难就会减少很多。
支持真武从政,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尽量增加他的影响力,将来总有用得上的时候。
想到苏联,肖林回过神,又对赵立德说道:“这次急急忙忙把你叫回来,还有一个任务给你,我们准备和苏联建立合作关系,外务上的事情,有些东西还要你来通盘掌握。”
赵立德眼珠动了动,猜测着问道:“肖先生,‘我们’指的是绥远吗?”
肖林赞许地点点头,回答道:“不错,既不是南京,也不是沈阳,而是绥远。
通过安启诺夫搭线,绿脚兵和苏联方面建立了秘密联系,在军事、经济领域寻求合作的可能。
赵立德闪了闪眼睛,应道:“苏联人是个不错的合作伙伴,能在这场危机中能独善其身,了不起。”
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但也有部分国家在这场危机中屹然不动,其中最显眼的就是红色苏联。
因为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不同,苏联没有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反而趁机全力发展经济建设,为日后成为超级大国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肖林微微一笑,刚要说话,王希来却插言道:“苏联也不算独善其身,咱们中国也没受影响,这两个月来对外贸易还增加了不少。”
“噢,为什么?”肖林来了兴趣,这个时候的中华民国可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怎么会如此坚挺?
“这个,主要还是因为金贵银贱。”王希来解释道:“经济危机发生,西方国家都产生了通货紧缩。白银价格大幅下跌,所以咱们出口上占了便宜……”
29年危机爆发初期,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对外贸易保持着相对繁荣,主要原因在于金融制度和西方国家不同。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方列强一律采用金本位金融体制,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银本位体制大国,白银占到货币总量的60%以上,国外市场的白银价格下跌带来了中国货币在对外贸易中的汇率优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货币供给增加,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增长。…,
汇率的大幅降低提高了外国商品进入中国的成本,却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销售价格,竞争能力增强,其效果等同于提高进口关税,降低出口关税,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夹缝中的发展机会。
可惜的是。当时国内内战连连。追剿红军,中原大战,消耗了国家的财力和时间,浪费了一个难得的崛起契机。
两三年后,随着西方国家危机深化,购买力不断下降。中国的出口也随之逐步疲软。1933年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开动印钞机。推行扩张型的货币改革,增加纸币供应量。以刺激经济发展,摆脱经济危机,中国就成了最大的牺牲品。
日货倾销,是当时国内经济市场的写照,在矛盾、老舍等人的著作中多有反应,西方经济渐渐复苏,中国却陷入困境不能自拔。蒋中正政府不得不在1935推出法币全力应对,同样摆脱了银本位制度,在经济上向英美考虑,和日本的矛盾愈发尖锐,这也是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既要肯定发展的方向,又要有紧迫感和危机感。”肖林不清楚其中复杂的联系,但他知道历史的大致走向,深知这个发展机会难得之至:“马上要和苏联人进行谈判,咱们好好商量商量,如何和他们进行合作……”
历史已经证明,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美英等西方列强都在袖手旁观,直到日本炸了珍珠港,美国佬才和中国人并肩作战。这些孤立主义的奉行者,靠不住。
但是只凭中国的力量对抗日本又嫌太过单薄,苏联就成了一个最佳的合作伙伴。在真实的历史上,中苏之间因为中东路战争而交恶,更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而不相往来,使得日本人失去了最后一丝忌惮,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入东北。
可惜了,北极熊力大无穷,应该利用一下,肖林有心和苏俄拉上关系,以共同对抗日本。
酒宴结束之后,肖林等人又来到书房中,畅谈直至深夜……
。。。。。。
第二天一早,肖林和邵得彪起了个大早,来到同江城外的公路上,等候迎接南京方面的和谈代表,郭泰祺。
就像在踢足球的时候,弱队中最显眼的往往都是守门员,,羸弱的民国也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外交家,在历史的天空中留下了一串长长的名字。
此时寓居国外的外交先驱陈友仁,巴黎和会中风采逼人的顾维钧,在国联会议上第一次使用中文发言的蒋作宾,为中国收回关税主权的现任外交部长王正廷,以及在济南惨案中呕心沥血,却被迫免职顶罪的前任外交部长黄郛……民国时期的外交人才数不胜数,个个都是璀璨夺目。
与不断丧权割地的满清王朝不同,民国同样处在列强环饲的条件下,但却大致保持了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统一,民国时期的外交家忍辱负重,为国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郭泰祺,北伐时期属于武汉方面的国民党左派,宁汉相争的时候主动倒戈,投入了蒋中正阵营,并出任南京政府的外交次长。不过蒋中正明显对这员降将不太放心,从日本回来重新上台之后,就解除了郭泰祺的所有职务。
失势之后,郭泰祺再次投到汪精卫门下,成为汪系重要干将,和蒋中正相斗不停。但在汪精卫叛国投敌之后,他却谨守民族气节,没有同流合污,后来成为民国政府的外交部长,驻联合国安理会首任中国代表。
此时的郭泰祺还不是外交部长,但在几个月前,郭泰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硬是说服张学良加入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东北易帜,国家统一,所以是东北军的老熟人。
马上要和苏联人签订和平协定,南京政府当然要派人出席,郭泰祺责无旁贷,来到了冰天雪地的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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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角落。日本在这场危机中陷得也很深,经济政治都会有重大改变,真武如果成功把握机会,就能在日本社会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更为有利。”
“明白了,肖先生这样安排,真武太郎一定非常满意,果然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赵立德甚至有些羡慕真武太郎,在中国人心目中,官员和商人的社会地位相差太远,商而优则仕,这也是赵立德的梦想,真武可真是捞着一个大便宜。
“不用羡慕他。”肖林淡然说道:“我反复说过,日本是中国的生死大敌,早晚必有一场大战,真武打入敌国内部,哪怕他做到日本首相,也只是咱们手中的一颗棋子。”
赵立德悚然而惊,连忙答道:“是,我一定圆满完成肖先生交给的任务。”
对于这种没营养的表忠心,肖林没有理会,自己陷入了深思。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日本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各种思潮都会抬头,不过按照历史的走向,最后胜利的一定是军国主义,日本即将走上向外扩展掠夺的不归路。
这是一股祸水,在真实的历史上对中国的伤害也最大,如果能够对其加以影响,让苏联也来承担一部分压力,中国的苦难就会减少很多。
支持真武从政,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尽量增加他的影响力,将来总有用得上的时候。
想到苏联,肖林回过神,又对赵立德说道:“这次急急忙忙把你叫回来,还有一个任务给你,我们准备和苏联建立合作关系,外务上的事情,有些东西还要你来通盘掌握。”
赵立德眼珠动了动,猜测着问道:“肖先生,‘我们’指的是绥远吗?”
肖林赞许地点点头,回答道:“不错,既不是南京,也不是沈阳,而是绥远。
通过安启诺夫搭线,绿脚兵和苏联方面建立了秘密联系,在军事、经济领域寻求合作的可能。
赵立德闪了闪眼睛,应道:“苏联人是个不错的合作伙伴,能在这场危机中能独善其身,了不起。”
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但也有部分国家在这场危机中屹然不动,其中最显眼的就是红色苏联。
因为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不同,苏联没有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反而趁机全力发展经济建设,为日后成为超级大国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肖林微微一笑,刚要说话,王希来却插言道:“苏联也不算独善其身,咱们中国也没受影响,这两个月来对外贸易还增加了不少。”
“噢,为什么?”肖林来了兴趣,这个时候的中华民国可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怎么会如此坚挺?
“这个,主要还是因为金贵银贱。”王希来解释道:“经济危机发生,西方国家都产生了通货紧缩。白银价格大幅下跌,所以咱们出口上占了便宜……”
29年危机爆发初期,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对外贸易保持着相对繁荣,主要原因在于金融制度和西方国家不同。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方列强一律采用金本位金融体制,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银本位体制大国,白银占到货币总量的60%以上,国外市场的白银价格下跌带来了中国货币在对外贸易中的汇率优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货币供给增加,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增长。…,
汇率的大幅降低提高了外国商品进入中国的成本,却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销售价格,竞争能力增强,其效果等同于提高进口关税,降低出口关税,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夹缝中的发展机会。
可惜的是。当时国内内战连连。追剿红军,中原大战,消耗了国家的财力和时间,浪费了一个难得的崛起契机。
两三年后,随着西方国家危机深化,购买力不断下降。中国的出口也随之逐步疲软。1933年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开动印钞机。推行扩张型的货币改革,增加纸币供应量。以刺激经济发展,摆脱经济危机,中国就成了最大的牺牲品。
日货倾销,是当时国内经济市场的写照,在矛盾、老舍等人的著作中多有反应,西方经济渐渐复苏,中国却陷入困境不能自拔。蒋中正政府不得不在1935推出法币全力应对,同样摆脱了银本位制度,在经济上向英美考虑,和日本的矛盾愈发尖锐,这也是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既要肯定发展的方向,又要有紧迫感和危机感。”肖林不清楚其中复杂的联系,但他知道历史的大致走向,深知这个发展机会难得之至:“马上要和苏联人进行谈判,咱们好好商量商量,如何和他们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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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寓居国外的外交先驱陈友仁,巴黎和会中风采逼人的顾维钧,在国联会议上第一次使用中文发言的蒋作宾,为中国收回关税主权的现任外交部长王正廷,以及在济南惨案中呕心沥血,却被迫免职顶罪的前任外交部长黄郛……民国时期的外交人才数不胜数,个个都是璀璨夺目。
与不断丧权割地的满清王朝不同,民国同样处在列强环饲的条件下,但却大致保持了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统一,民国时期的外交家忍辱负重,为国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郭泰祺,北伐时期属于武汉方面的国民党左派,宁汉相争的时候主动倒戈,投入了蒋中正阵营,并出任南京政府的外交次长。不过蒋中正明显对这员降将不太放心,从日本回来重新上台之后,就解除了郭泰祺的所有职务。
失势之后,郭泰祺再次投到汪精卫门下,成为汪系重要干将,和蒋中正相斗不停。但在汪精卫叛国投敌之后,他却谨守民族气节,没有同流合污,后来成为民国政府的外交部长,驻联合国安理会首任中国代表。
此时的郭泰祺还不是外交部长,但在几个月前,郭泰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硬是说服张学良加入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东北易帜,国家统一,所以是东北军的老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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